初遇马里厄斯，差点“一见倾命”。远远地看见他高高的身影，双手插在兜里，溜达在通往村里的大路中央。听到引擎声，他转身往后看，因此他是知道有车过来的。但是我在这个路段有过一两次心惊胆颤的经历，明白不能过分相信路人、自行车骑士、拖拉机司机，以及小狗和糊涂的鸡群，天晓得他们会跑向哪里。于是，我放慢车速。幸亏如此：我的脚还踩在刹车板上，就见这家伙窜上前来，张开双臂，好像要和车子来个拥抱。刹住的车子，离他仅仅十八英寸。
他冲我点点头，然后绕过车头，拉开副驾驶一侧的车门坐进来。“你好，”他操着熟悉的南方口音，“你要进村去是吧，我的电动自行车拿去修理了。”
他让我把他载到咖啡馆，可到了咖啡馆却没有要下车的意思，倒是被变速杆旁边托盘里的大小硬币迷住了，那是我用来投放停车计时器的。
“你有十法郎吧？我得打个电话。”
我指指托盘。他仔细地翻腾一遍硬币，挑出一个十法郎的，冲我展颜一笑，然后消失在咖啡馆里。经过投币电话时，他甚至懒得敷衍地瞥上一眼。
接下来几周，同样的情形频频出现。马里厄斯远远地晃荡着，不是在路上踱步，就是在村里闲逛，双臂大张请求搭车。他的那辆电动自行车还在修理，他每次还是要打个电话。一段日子之后，我们干脆省却了那套烦琐的礼节。我专门在托盘里预备两个十法郎硬币，马里厄斯则径直将硬币装进口袋。这种高效又文明的做法让我俩都觉得合意，我们可都不喜欢把钱挂在嘴上。
大概两三个月后，我和马里厄斯之间逐渐超越了初级的经济关系，发展出某种交情。一天上午我去邮局，碰巧看到马里厄斯拿着一张纸片和柜台后面的女营业员推推送送地交涉。营业员频频摇头，将纸片挡了回来。双方多次耸肩，最后以撅嘴声告终——气流从下撇的嘴唇里轻蔑地挤出来——法国人喜欢用这种方式表示“不赞成”或“不同意”。接下来便是沉默，交涉显然无法继续。
营业员见我到来，趁机结束交涉，绕过马里厄斯向我问了声早上好。马里厄斯转身看见我，满脸怒气瞬间化作微笑，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到外面等你。”
后来他向我解释了问题所在，原来他口中那位刻板乖戾、不愿助人的女营业员拒绝兑现他那张五百法郎的支票。有效的票据啊，他说着举起支票细细看了看。
马里厄斯把支票递给我，风吹得支票凄然抖索。我猜这可能是一张合法的票据，可眼下这副皱巴巴、脏兮兮的样子，连上面的字母和数字都退色得几乎无法识别。要用现钱换来这么一张破旧不堪、令人生疑的老古董，也未免太过乐观了。再说，我身上可没揣着五百法郎，我就这样跟马里厄斯直话直说。
“那真遗憾，”他说，“这样吧，你请我喝杯酒。”
我发现自己很难拒绝这种可爱的厚脸皮，也许是因为我脸皮薄，因此两分钟之后，我和马里厄斯已经在咖啡馆深处就座。此前我们都是在车里会面，我得盯着马路，还从来没有这般近距离地正面打量过马里厄斯。
他的脸耐人寻味，一定经历了太多的风吹日晒雨淋：面容有如去皮的肉，在别人长皱纹的地方长出深沟，在别人光滑的部分长出褶子。不过双眼明亮有神，灰色的短发浓密粗硬。我猜他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他从军用夹克的外兜里拿出一大盒厨房用火柴，点燃一根香烟。我发现他的左手食指少了一个骨节，也许是修剪葡萄藤时不留神削掉的。
第一口葡萄酒下肚，他一阵轻颤，表示很满意，然后开始发问。他说我讲法语的样子像德国人。我告诉他自己是英国人，他大为诧异，因为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在国外喜欢待在英语地区，这样的话，只要抬高嗓门就可以克服与当地人沟通的障碍。马里厄斯双手举至耳边，咧嘴大笑，脸上堆起密密的皱纹。
一个英国人大冬天来这里做什么？我靠什么谋生？我经常被问到这问题，而我的回答总是会引发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遗憾，因为写作是典型的朝不保夕的职业；另一种是好奇，有时甚至夹带一点敬意，因为法国人对于在艺术领域耕耘的人仍然怀有敬仰之心。马里厄斯属于后者。
“啊，”他说，“搞文学的人，但你肯定不穷。”他轻敲空了的酒杯。
酒杯重新斟满，问题继续。我告诉马里厄斯我喜欢写什么，他探身向前，眯缝着眼，看着香烟烟雾，一副要抖出猛料的样子。“我可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他随便一挥手臂示意出生地，也就是咖啡馆外的某个地方，“我有一些故事可以讲给你听，不过今天不行，下次吧。”
马里厄斯当天另有安排。村里好像要举行葬礼，而他逢葬礼必参加。他喜欢葬礼仪式的井然有序，喜欢庄严的氛围和哀痛的音乐，还喜欢看那些穿着体面、足蹬高跟鞋的送葬女人。倘若死者是他的老对头，他更加欢喜。他把这叫做“最后的胜利”，是他命更长的明证。他一把抓起我的手腕看看表。该走了，故事可以以后再讲。
我很失望。要知道，听一个口才高超的普罗旺斯人讲轶事趣闻，简直就像欣赏一位口技大师的华丽表演，他们可是吊人胃口的高手，一会儿故作惊诧，一会儿捧腹大笑。故事大多出自至为凡俗的日常生活——修车的经历，杀鸡除内脏的乐子，发现檐下蜂巢的趣事。遇到会讲故事的人，你会发现这些小场景的戏剧效果令人如同置身于法国大剧院，浑然不觉是在乡村小酒吧。我总是为这些故事深深着迷。
我再次在路上遇到马里厄斯的时候，他正趴在他的电动自行车上，眼睛死盯着油箱，脑袋侧歪着聆听，那姿势仿佛是在等待油箱跟他私语。“干得像七月的岩石。”他说着蜷身坐进我的车里，接着问我能否载他到加油站买箱油，顺便再请他喝一杯，“这该死的一上午。”马里厄斯一向如此自信，任何时候都觉得我不会有什么急事，临时做做他的私人司机准没问题。
我们在咖啡馆里坐下来，我问他上次的葬礼是否好玩。
“还行，”他说，“走的是老费尔南德。”他轻拍鼻翼，“知道吗，大家都说他是五丈夫之一。你一定听过这个故事了。”
我摇头的工夫，马里厄斯已经转头要了一瓶葡萄酒，然后开始讲起来。他时不时地瞥我一眼，一则表示强调，二来看我是否听懂了，不过多数时候他都凝视着远处，好像在仔细回忆。
他说，出于某种原因，肉贩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比较亲近，远非买肉和卖肉的生意关系那么简单。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鲜肉的样子，那粉嫩的颜色，那摔打在案板上的响声，还有切块好肉的小恩小惠什么的。不管原因怎样，肉贩和女顾客之间产生某种亲密关系不算稀奇。假如肉贩是个帅气的小伙子，买小羊排时还多了调情的乐趣。一般来说这很正常，一两次无伤大雅的接触，一两点溅开在操持家事的女人们眼里的火花。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这个叫阿诺德的肉贩的故事。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初来乍到，接替了村里那个退休回家的老肉贩。老肉贩是个性情沉闷、不苟言笑的人，生意做得十分小气。村里的女人从来不会轻易发表看法，不过她们渐渐喜欢上了阿诺德，在电话里口耳相传着他的事情。他将小肉店改造一新——重新粉刷四壁，更换老旧的设备，安装时髦的灯具。整修完毕的小店是个舒服的去处，迎面是铮亮的钢窗和透明的玻璃，清新的地板锯木香味，年轻店主的笑脸。
阿诺德一头闪亮的黑发，棕褐色的眼睛，比以前的肉贩好多了。他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牙齿。那个年代，乡下牙医少之又少，论技术更多是拔牙而不会补牙。结果，很难看到哪个成年人是牙齿齐全的，总会缺那么一两颗，而存留下来的牙齿则丑得要命——东倒西歪，参差不齐，沾满酒渍和烟渍。然而，阿诺德的牙齿好得惊人，雪白整齐、颗颗健全。初次见他的女人，离开时都会迷惑不解，自问这么帅气的小伙子为何没结婚。
阿诺德不是不知道自己对女顾客的吸引力（事实上，后来的调查发现，他之所以被迫离开先前的村子来这里谋生，就是因为跟村长的老婆关系暧昧）。但他是个生意人，假如朝顾客笑笑就能多赚钱，干吗不笑？这很正常。
不得不说，阿诺德是个好肉贩。肉条挂得规规整整，血肠和香肠灌得圆圆滚滚，肉馅做得厚厚实实。他下刀慷慨大方，总会多割一点，从不缺斤少两；甚至白送髓骨，白送啊！而且他把肉递给顾客时总会粲然一笑，那肉用粉红色的蜡纸包得整整齐齐，纸上印有他的名字和一只快乐的小牛。
冬去春来，阿诺德在当地深得人心。村里的男人发现他们吃的肉比老肉贩在的时候多很多，而且那肉也更好吃。他们提起这事的时候，妻子们都会点头，“是啊，肉店改观可真大，村里有这样的肉贩真是走运。”有些妻子看着餐桌对面的丈夫，不由自主地作着比较，发现自己心里想的东西跟阿诺德的贩肉技巧毫无关系。那臂膀！那牙齿！
六月底，暑热来临，麻烦随之而至。这个村子坐落在山丘上，朝南的石屋白天吸足了热气，整夜闷热难耐。自家房屋还好办，只要拉上百叶窗就可以抵挡暴烈的日晒和持续的高温，不过商铺的日子就没这么好过了。展柜橱窗不但吸热，而且增热。因此，阿诺德为了适应天气只好调整经营方法。他撤掉橱窗里容易变质的食品，将香肠和切好的肉条都转移到店铺后面的冷库里，并在橱窗上贴了一张告示。
自然，肉贩阿诺德自己也需要避热取凉，七月初的时候他已经脱下常穿的粗帆布长裤和棉质运动衫，换上了更适合热天穿的工作服。他仍旧系着白色的长围裙（虽然常常血迹斑斑），从胸口遮至小腿，但在围裙底下只穿了一条黑色的旧运动短裤，紧裹住腰臀，脚上蹬着一双橡胶底木屐。
肉店的生意本来就好，这段时间更加火爆。挂在柜台后面的肉突然变得供不应求，因为阿诺德取肉时必须伸展躯体，此时他那肌肉结实的后背和大腿就暴露在等候的女顾客眼里。大家也喜欢跑到店铺后面的冷库区去买肉，借机亲近这位迷人的、近乎全裸的小伙子。
阿诺德的顾客们在穿着打扮上也起了变化。以往是平常的便服和粗糙的面容，现在则是清凉的裙装和精细的妆容，甚至还有香水。当地的理发师异乎寻常地忙碌起来。外来的观光客在小街上看到这些女人，以为她们是赶着赴宴，这种误会也不足为怪。至于丈夫们——嗯，注意到变化的丈夫们，则认为是天气的原因。不管怎么说，妻子对他们照顾周全，甚至因为那一丝丝内疚格外地殷勤，把他们当职业拳击手来伺候吃喝。丈夫们没什么可抱怨的。
七月烈日连连，不见雨水，依旧热得像个烤箱。狗和猫和平共处，共享阴凉，呆呆的懒得争斗。地里的甜瓜快熟了，汁液异常饱满。藤架上的葡萄晒得烫手。伏卧在山顶的村落，仿佛窒息在闷热无风的蚕茧里。
这样的日子里，尽管生意红火，年轻的肉贩也备觉煎熬。他发现这里的生活圈子又小又封闭，结交朋友是件缓慢而谨慎的事情。一个新来者——即便是从仅仅十六英里远的地方来的新来者——在街邻当中得到礼遇也遭遇戒备，没法融入他们的生活。他得经受考验，常常一考验就是好几年。阿诺德不过是个外来户，一个孤独的外来户。
更加麻烦的是，生意的红火让他几乎不得空闲，连去阿维尼翁转转的空当都没有，那里灯火更加通亮，社交机会更多。他每天黎明即起，从肉店楼上的狭小卧室下来，擦地板，撒新鲜木屑，清除窗户上的死苍蝇，摆好肉块，磨利屠刀，赶在老顾客也是第一批顾客八点到来之前迅速吞杯咖啡。正午至午后两点的休息时段，世界一片安静，他却要出去补货。街道狭窄，货车开不进来，批发商拒绝送货上门。然后是漫长的下午，直至最为忙碌的傍晚，少有在七点之前能关上店门的时候。接下来还有枯燥烦人的文书工作：一天的流水单，供应商的发货单，政府要求填写的卫生监督表，银行啰唆贷款的信件。一个人应付这么多工作，委实疲惫不堪。阿诺德常常告诉自己，他需要一个妻子了。
八月初的时候他有了一个妻子，可惜是别人的。
她比大多数女顾客年轻，也足足比她丈夫小十五岁。这段婚姻，即便不算包办的，也是双方父母大力促成的，谁让两家的葡萄园在村子下面的山坡上连在一起呢！还有什么比血脉和土壤、家族和地产的联姻更美满呢？两户人家各自打着小算盘，拖拉机、肥料、葡萄酒、劳动力这些方面能节省多少，一清二楚。大婚的日子定了下来，两个主角在这般撺掇下成了情侣。
新郎性情平和，志向不大，人到中年觉得这桩婚姻很适合自己。他不必再依赖母亲了，有人为他做饭缝衣，为他寒夜暖床。将来他会继承两家的葡萄园，会有几个孩子。生活美满幸福，他心满意足。
然而那位年轻的新娘，在经历了新婚燕尔的激情过后，迎来现实无比的日常生活，难免产生失落感，渐渐心生怨恨。原本是家中娇生惯养的独生女，如今成了人家的妻子，担负起妻子的责任：料理家事，精打细算，而在田间劳累一天的丈夫饥肠辘辘、满身尘土地回到家里，只管把鞋子一脱，整晚快活地读他的报纸。幸福的时光慢慢暗淡，她展望未来，看到的是一生的操劳和无趣。
因此毫不奇怪，她开始去肉店寻找快乐。她总是算好下午可能只有肉贩一个人的时候去。他成了她生活里的一个亮点，总是面带微笑，而她总是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他那简短夏日制服下的男人体魄：身材健壮，不像她那骨瘦如柴的丈夫；皮肤闪闪放光，围裙的领口露出一丛浓黑的胸毛。
一天下午，事情突然就发生了，什么都不用多说。前一分钟阿诺德还在包猪排，两人并肩而立，彼此近得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后一分钟就上楼进了小卧室，汗水淋淋，衣服脱了一地。
事后她很不情愿地离开了肉店，满脸红晕，心慌意乱，连柜台上的肉也忘记拿走。
村里的人本来就喜欢捕风捉影，流言飞语无孔不入，像阳光穿透薄雾一样渗入人们的心里。天下没有永远的秘密，女人们总是最早知道的。阿诺德与那个年轻的妻子勾搭上之后，接下来的几周发现女顾客们越来越活跃，越发和他亲近。原本一手钱一手货的事情，那手却要借机盘桓一会儿，若有若无地扫过他的手指。那位年轻的妻子定时在午后两点造访肉店，随手翻过“暂停营业”的牌子，关上店门。其他女人也如此效仿，选好自己的时间。阿诺德体重渐轻，却是容光焕发的样子。
不知是谁最先点醒丈夫们的，可能是村里某位年长的老太太，她生活里的一大乐趣就是揭露落到她眼里的伤风败俗之举；也可能是某个落寞的妻子，她没能进入那间幽暗的、膻味弥漫的卧室。不可避免地，闲话和猜忌开始滋长，最后连丈夫们也有所耳闻。责问在床笫之间展开，丈夫根本不相信妻子的否认。最终，丈夫们彼此吐露秘密，发现他们竟然同属一个悲惨俱乐部。
一个傍晚，其中五位丈夫聚在咖啡馆里：三个农民，一个邮递员，一个经常上夜班的保险公司职员。他们选了一张远离吧台的桌子，以打牌掩盖见面的真实原因。低沉而苦涩的嗓音，讲述着大致相同的故事：她变了，不再是我娶的那个女人；那个小浑蛋，用油滑的微笑和下流的短裤毁了我们的生活。五个人坐在那里，忘记了面前的道具牌，火气借着酒劲越燃越旺，嗓门也越来越粗大。邮递员还算头脑清醒，提议改天另找一个隐秘的地方再聚，商讨下一步的行动。
这时快到九月底，狩猎季节开始了。五位难友约好周日一早在山里见面，带上枪牵上猎狗打野猪，野猪每年秋天都闯进葡萄园搞破坏。
周日这天早上，旭日初升，天就热了起来，不像是九月倒像是七月。五个男人爬到吕贝隆山顶，肩头扛着沉沉的猎枪和子弹夹，肺里像烧火一样。他们在一棵大柏树下找到阴凉的地方，卸下肩上的重负，你一口我一口地传递着酒瓶喝起来。猎狗在草丛里嗅嗅闻闻，沿着迂回曲折的隐秘路线搜寻，仿佛被绳子一下一下地拽着，脖子上的铃铛声打破了空气中的沉寂。此外再没有别的声音，也没有别的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
惩罚妻子，还是惩罚肉贩呢？
其中一位丈夫建议：揍他一顿，打断他的骨头，砸烂他的肉店，给他一点教训尝尝。不过，这家伙肯定能认出袭击自己的人，把警察喊来。这样麻烦就大了，保不准得蹲监狱。再说，揍他一顿就能阻止他吗？男人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只怕还会赢得女人们的同情，重新干起那勾当来。酒瓶在沉默之中传递着，五个人都在想象几个月甚至更为长久的牢狱之灾。妻子们现在都能对他们瞒天过海，一旦独自生活，岂不更加没有顾忌？最后，其中一人说出了众人的心声：得找个一劳永逸的法子。无论如何，肉贩必须离开村子。只有这样，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生活才会回归从前的样子，回归这个小色鬼不曾令他们蒙羞时的样子。
邮递员一直是五人之中最理智的一个，主张找肉贩谈谈，说不定他能听从劝告离开。其余四人都摇头反对。这算什么惩罚？这算什么雪耻？正义何在？全村的人都会笑话他们，他们一辈子都会成为笑柄，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窃窃私议当中。五个窝囊废，眼见自己的妻子跟别的男人鬼混却束手无策。五个大男人，光知道戴绿帽却没有丝毫胆量。
酒喝光了，其中一个站起身来，将酒瓶立在岩石上，转身拿起猎枪，推入子弹。“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他说着瞄准目标，一枪将酒瓶击得粉碎。再低头看看其他人，耸耸肩：“瞧，就这样。”
最后，他们同意通过抓阄来决定由谁执行死刑。确定人选后，五人便下山和妻子共进周日午餐。
行刑者十分审慎地挑选下手的时机，等到月色暗淡、夜色最浓的时候方离开家门。为了确保不会失手，他装了两筒弹药。其实，一颗大号铅弹就能打倒一头大象，更别说一臂之远的人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在空寂无人的街上，朝着肉铺走去，心里肯定在想另外那四人是否正在床上辗转难眠。他砰砰砰地连声敲门，等着肉贩下楼开门，心里一定在骂时间怎么过得那么慢。
他用两个枪筒顶住肉贩的胸膛，没等看到对方倒地就跑了。四邻八舍的灯光亮起，这时他已跑进村子下面的田地，跌跌撞撞地穿过葡萄园往家里去。
天还没亮，来了第一个警察，他是被村里少数几部电话中的一部叫下床的。肉店外面已经有五六个人，站在店内透出的灯光里，又惊恐又好奇，眼睛直盯着门内血淋淋的尸体。之后不到一小时，阿维尼翁的一支刑警分队赶到，驱散了围观的人群，挪走了尸体，并在村公所设立了调查办公室，开始了全村范围内的漫长问询。
对那五位丈夫来说，这是一段难熬的时间，考验着他们之间的忠诚与友谊。他们在一个周日的上午又去了森林里会面，互相提醒要保持沉默，唯有彻底的沉默才是保全之策。正如其中一位所说，“自己不声张，谁都不知道。警察会认为肉贩以前在别处结仇了，仇人来找他清算旧账。”他们传递着酒瓶相互安慰，发誓决不泄密。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然后一周一周也过去了。没人自首，也没有任何线索，谁都说不了解情况。再说，村民都不愿意跟穿警服的外来人讨论村里的事情。警察唯一能确认的只有死亡的大概时间，当然，还有谋杀者使用的是猎枪这一事实。村里所有拥有猎枪的男人都被找来询问，每一支猎枪都被仔细检查。可惜，大号铅弹不像子弹，不会留下明确的痕迹。这么多支猎枪，哪一支都有可能犯案。调查磕磕绊绊，最终不了了之，成了又一份卷宗。村民们回到田间采收葡萄，都认为经过一个干燥温热的秋天，这一年的葡萄格外丰盈。
后来，村里又有了一位肉贩，来自阿尔岱雪，年纪稍长，已经成家。他高高兴兴地接收了装修完备的肉店，连砍肉刀也包括在内。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在村里的男人中间深受欢迎，他们对他异常友好。
“故事讲完了。”马里厄斯说，“应该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了。”
我问他凶手的身份是否暴露过，毕竟至少有五个人知情，而且马里厄斯自己也说过，让村民守住秘密就如同用手盛水。马里厄斯只是笑着摇摇头。
“不过我倒是可以告诉你，”他说，“肉贩下葬的那天，全村人都去了，各怀心事吧。”他喝掉杯中酒，在椅子里伸了个懒腰，“哦，那可是个热闹的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