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的舅舅贝恩（B.克拉德，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在生活中面临危机时，让我看一幅查尔斯·亚当斯画的漫画。那是一幅普普通通的漫画，算得上不坏的笑料。然而舅舅却不仅对画入了迷，还要就此认真地讨论一番。我可不想对漫画进行什么分析，可他坚持己见，不时地将话题扯到这幅画上。我厌烦透了，便想干脆给这幅画配上画框，作为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把画往墙上一挂，便可万事大吉，我心中暗自思忖。贝恩舅舅犹如一个在生活中占有特殊位置的人那样，有时会搅得我心烦意乱。毋庸置疑，他在我的生活中确实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我钟爱我的舅舅。
奇怪而又值得注意的是，我舅舅并不怎么喜欢亚当斯的其他作品。翻阅亚当斯那一册题为《怪物集锦》的厚厚的作品集，最后会使他感到沮丧。其主题的千篇一律，牵强附会的黑色幽默，着实乏味。唯有那一幅漫画深深打动了他。画上是一对情人——世上随时可见的一对凄楚的沦落人，其背景是典型的墓碑和浆果紫杉树。那男子一脸凶相，女的披着长发（我估摸着漫画迷称她为莫蒂莎），身穿巫婆的袍子。两人握着手坐在墓地的长椅上。画的解说词十分简单：
“你不快活吗，亲爱的？”
“噢，是呀，是呀！一点也不快活。”
“我为什么会迷上这幅画呢？”舅舅对我说。
“是啊，我也很纳闷。”
他向我道歉说：“我每天三番五次地提起这幅画，你一定厌烦透了。实在对不起，肯尼思。”
“考虑到你的处境，我可以表示同情。不过对别人着了迷的事，我依旧会无动于衷的。眼下的情况我可以容忍一阵子。但是如果你需要的是讽刺或挖苦的话，你怎么不对杜米埃或戈雅等大师的作品着迷？”
“人未必都有选择的余地。我没有你那样的文化教养。在中西部，人的大脑不那么灵敏。我明白亚当斯算不上大画家，可他的作品触及当代的主题。另外，我喜欢他描绘爱情时所运用的疯狂手法。他并不支配人。他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不一样。”舅舅一向憎恶希区柯克。“希区柯克提供的是一种机械的产品；亚当斯则从自己的苦难经历出发进行创作。”
“多少世纪以来，爱情使我们都成了傻瓜，所以爱情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苦难经历。”
舅舅默默地弓着厚实的双肩。他不同意我的话。这副模样便是他不同意的表示。他说：“即使有机会，我也不想与希区柯克对话，谈两分钟都不愿意；亚当斯则不同，我想我可以和他进行严肃的谈话。”
“我表示怀疑。他不会作任何反应的。”
“尽管你比我年轻几十岁，可你见的世面比我多，”舅舅说，“这一点我承认。”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我生在法国，长在法国。他向人介绍时，常常把我称作“我的巴黎外甥”。而对他自己的处世本领则乐于一概否认。他自然见多识广，只是他也许不曾认真观察世态，或者不曾带着实用的观点观察过。
我说：“你得向亚当斯承认，你就喜欢他这一幅画。”
“不错，就这一幅画。但这幅画抓住了事物的本质。”
接着，贝恩像一个危机临头的人那样，开始对我讲述他对事物的本质的理解。烦恼——婚姻不幸给他带来的烦恼——很使他分心，因而他的思路变得极不清晰。
“每个人在生活中各有自己突出而基本的难处，”他说，“同一个主题所取的形式千差万别。多种差别，差别多样，直到你希望自己一了百了为止。我认为着迷二字并不是最确切的字眼。我也不喜欢‘反复逼迫’这种提法，尽管我对弗洛伊德怀着极大的敬意。甚至‘固定思想’的提法也不对。因为‘固定思想’可以用来掩盖或伪装那些羞于披露的丑事。有时我暗自思忖自己的主题是否与植物形态学有关。但也许职业是不相干的。如果我是一个花卉研究专家，或者像我母亲所希望的那样是一名药剂师，我仍然会听到那同样的催命声响：嘣、嘣、蹦！……在你的生命终止之前，你似乎需要填写一份痛苦时刻表——像联邦政府文件那样长长的一列时刻表，所不同的是，这是你个人的痛苦时刻表。表中有许多类别：首先是身体方面的原因，如关节炎，胆结石，痛经；其次是虚荣心受到伤害，背叛，欺骗，不公正。不过，所有项目中最难处理的是爱情。有人会问，那么为什么人人都对它那么执着？如果爱情伤了人们的心——你到处可以看到爱情造成的苦难，为什么人们不明智一点，趁早死了这心呢？”
“因为人们怀着永无止境的欲望，”我说，“或者说只是希冀自己成为爱情的幸运儿。”
舅舅向来主张进行一本正经的讨论，与他谈话得小心才行。含混不清的推测只会增加他的不快。我自己也得多提防着点，因为我有跟他类似的弱点，并想弄清事情的是非曲直，而我也知道经常不断地这般苛求将会徒劳无益。然而，在他最近这次危机中，我得对他的自我审视抱宽容的态度。我的任务——我明摆着的义务——是让他抬起头来。他错在什么地方，我心中一清二楚。我能够向他指出来。这样做增加了我心中的自负。我娓娓道出他的失误之处，竟觉得自己活像我的父亲——手势，语调，态度和蔼却又显示出优越感，对弥补一切缺陷，以至充斥整个行星宇宙有绝对把握等。发觉自己讲起话来像父亲这一点使我不由大为震惊。父亲是个极好的人，有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可是我立志超过他。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是一块更好的材料，比父亲更为精明，属于另一个范畴。他确有比我强的地方：网球，战争经历（我在这方面是个空白），性生活，谈话，相貌等。但是在有些领域（这里我是指层次更高的领域），他却没有什么地位，远远落在我的后面。然而，在对待舅舅方面，听到我父亲说话的口音，包括他为了帮助人们弄清是非曲直而选用的法语词汇（相比之下英语不够细腻），对我的生活目标来说是致命的障碍。我最好还是再检查一遍我的那些领域，确保它们算得上领域，而不是肥皂泡。不管怎么说，舅舅栽跟头的话，我也会跟着倒霉的。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想我应当随时准备着。结果我果真跟着倒了霉，不过事先没有预见到罢了。
贝恩的专业是植物解剖学和植物形态学。专家的标准就是他熟知本专业的所有知识，无须任何进一步的说明。比如：“油表仪是我修理的，别用自动计程表来找我的麻烦。”或者像俏皮话常说的那样：“我不给别人刮脸，我专管抹肥皂。要刮脸到马路对面去。”不难理解，有些专业要求更严，让你远离尘世；它们使人有权脱离大众。我通过贝恩认识了一些纯学术人士，他们的乖僻带有特权的色彩。贝恩从来不声张自己拥有这种远离尘世的特权。如果他割断自己所有和“外界的联系”的话，他本可以不致尝到女士们带给他的这许多悲哀的。我接下来可以举一个此类割断联系现象的例子。我们正和一位一流专家在教职员俱乐部用午餐。侍者——一位实习侍者前来让我们点菜。贝恩的同事对那小伙子说：“给我来一客宫廷鸡吧。”小伙子说：“你已经一连三天都吃宫廷鸡了，大叔。干吗不尝尝辣味肉末浓汤？”
过了好一阵子，那小伙子从容自如地处置了这件事。在座的人都微微一笑，我倒是笑出了声。这种时刻是一种殊荣。我正笑着，似乎蓦地看到自己的侧影像一个真人般大小的活动扳手，下颚张开着。我常常会产生这种不自觉的幻影。这叫人不敢恭维的幻影的产生也许与我身旁的这位态度生硬的伙伴有关。
他这种极端的心不在焉的神态没有给那位科学家朋友和他的同事带来任何坏处。这意味着他正在他那一学科领域的边陲进行工作，远离所有的亲戚朋友。一流科学家是皇亲国戚一般的社会等级。毕竟，他们是处于两个超级大国的最深层的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俄国人有他们的佼佼者，我们有我们的佼佼者。这的确是一种难得的特权。
哦，对于心不在焉实际上不必小题大做。人人都懂得，在驾驭自然的过程中，人们有权把凡夫俗子抛在一边，这些人靠着自己是办不了什么大事的；我们现在观察的是有史以来的特权阶层，如此等等。在这一点上以及在其他方面，舅舅却与众不同。他并不要求免受生存的考验。他显然没有提出这种要求。就此而言，他也许被专家同道看作是个智力不健全的人。甚至我本人有时也这样认为，觉得他比许多智力一般的人糊涂一些。不过谁也没有指责过他呆头呆脑。就他的专业而言，他的才华是人们公认的。除此以外，他洞察力强，博览群书——像恺撒说起卡西乌那样，他“完全看透了人的作为”，倘若让我扮演恺撒的角色，我会以讥讽的口吻说这句话的。对于伟大的恺撒来说，常人感到骄傲的成就正是他嗤之以鼻的，因为恺撒本人智力超群。然而，明摆着的是，舅舅未能看透女人的作为。否则，如果他努力的话，他的判断是可以差不离的。
因此，当他谈及生存的复杂性时最好——为了他起见——不要鼓励他借题发挥。尽管他可以称得上植物王国的天才，但他的高度的严肃性却可以使人大伤脑筋。有时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蹩脚的司机，无法将车子倒入停车场——一连试了十次，可没有一次成功，你恨不得一把从他手中夺过方向盘。但是，待他收起“分析”的眼光，停止转动思维机器时，他会叫你大吃一惊的。他有非凡的直接自我描绘的天赋。他能够言简意赅地向你讲述自我感受。例如，服用阿司匹林后对他的影响如何，后颈和口腔内的感觉又是怎样。我对此颇感新奇，因为许多人对自己体内的感觉是一辈子也说不上什么来的。酗酒者和吸毒者神志迷迷糊糊，疑病症患者自己吓唬自己；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只知自己体内进行着新陈代谢。唔，物质正在体内，在有机体的回旋加速器内分解。倘若舅舅用β阻滞剂测定自己的血压，他定能详细描述自己肉体与情感上的反应，即讲述他自己的情绪是怎么变得沮丧起来的。如果你悄悄地等待时机来临，他最终会将自己最隐秘的感受告诉你。不错，我常常得帮他找到这些感受；但是，一旦他找到了，他将十分乐于向人披露。
就身材而言，他是个大高个子。上苍赐给他的体形常被人作为取笑的对象。我的父亲并不具备他自以为有的那种幽默感，却也喜欢说他的小舅子长得像座俄国教堂——呈圆顶状。舅舅是俄籍犹太人（原籍），长着一张典型的俄国人的脸：短鼻子、蓝眼睛，稀松的头发呈淡黄色。假若他的双手再大一些，他或许可以冒充钢琴家斯维奥陀斯拉夫·里契德呢。里契德的那双重重的手在钢琴上弹奏时，将他的两臂从燕尾服的袖筒里往外拉曳，结果手臂下垂时双手可以摸到膝盖之下几寸光景。但在我舅舅身上，惹人注目的不是他的双手，而是他的眼睛。其颜色难以确定：它们呈蓝色——海蓝色，最标准的海蓝色（其色料是由粉状的天青石调配而成）。比颜色更令人惊异的是在他认真端详一个人时，他那双眼睛凝视的神态。有时你甚至会感受到那眼光用来注视你时的威力。那双眼窝酷似横写的阿拉伯数字“8”，这模样便偶尔会使人的思想处于混乱状态，头脑中随着生出些古怪的念头来——诸如，这就是“看”的功能，是看自己的功能，人脑袋上长着眼睛为的就是这个。或者，光线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才从人的身上挖出这对器官。人们当然不能指望光线的力量会对自己冷落。因此，在舅舅侃侃谈及生存的复杂性和大谈“社会的决定因素”时，你并不把他当一回事，因为他向你发起劈头盖脸的进攻时，你所看到的并不是由“社会的决定因素”构成的那个人的那种凝视。不过，他并不经常向人发起进攻。他喜欢显得天真无邪——天真无邪而又迷惑不解，甚至还有点呆头呆脑。这种表情对一切有关的人都有好处。这种有意无意的“天真无邪”有点奇怪，不过我不打算就此发表议论。
很明显，我密切地观察着他。保护着他。监视他，研究他的需要，为他排除威胁。他身为奇才，却需要特殊照顾。奇人有奇人的需要，我的任务就是维护他那宝贵的奇异之处。我千里迢迢从欧洲前来，为的就是这个，就是要接近他。我们两人过往甚密，关系十分融洽。我们俩除了彼此没有其他挚友可言，我不能失去他。他性格独立不羁，举止平凡，貌不惊人，同时他不爱自作高贵。即便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定律”也无法禁止他这样做。他这人在谈话中从不提起“科学的世界观”。我从未听他讲过这方面的事。他往往避免炫耀他那些被我称之为“可贵的怪癖”，他也不喜欢别人的监视和监督。他常说：“我可不是杂耍中常见的那种稍纵即逝的颓废派。”一语道出了他的特点。狂欢节杂耍中的小丑，戴胡须的妇人，有着赛马般嘴唇的伏班吉人，这些特征在他身上早已消失。有些时候我怀疑它们只是转入了地下，在私生活中，会以“心理现象”重新出现。
据他的一位同事说（一般说来，同事往往最不愿意这样说），贝恩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植物学家。但我想这评价多数人听了不会觉得怎么样。他们干吗要对树叶的组织和非遗传根产生兴趣呢？要不是因为舅舅，连我也会无心问津的。对于科学家，除了那些在做癌症研究或者像卡尔·萨根那样在电视屏幕上领着你在太空遨游的人以外，谁还将他们放在心上呢？公众需要的是心脏移植，是治疗艾滋病的新药，是返老还童。他们对植物结构没有一丁点儿兴趣，他们干吗要感兴趣呢？当然，公众可以容忍研究植物结构的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总是能够允许少数几个这样的人存在。相对来说，这些人花不了多少钱。在斯特茨维尔市，监禁两名犯人所需要的费用超过养活一位植物学家。然而，罪犯给人们带来的刺激比科学家大得多——狱中的骚乱或纵火，用绳子勒死狱警，将木棒捅进看守的脑壳等。
诚然，当一名美国学者也真了不起。在这一点上你完全可以相信我，因为我自己就是一名学者。我并不是说自己相信当一名学者有什么好处，而是说，在目前我勉强算得上一名学者——苏联文学助理教授。这头衔于我自然够激动一阵子了。可是，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卡扎菲上校或者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相比，那自然又成了不起眼的人啦。又有多少人会对这门学科产生兴趣呢？我和贝恩舅舅在同一所大学任教。不错，他确实凭借自己的影响使我受聘。可是，我并不真正适合在大学工作。从“象牙塔”所含的通常、传统的词义来说，这样的人已不复存在。诚然，大学里有知识渊博的学者，不过他们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大学的部分任务在于帮助人们“提高认识水平”。所谓提高认识的含义，是指有些惰性必须摒弃。随着原有的惰性逐渐消除，人们就可能开始更有意义的生活。举例说吧，黑人们长期的惰性以民权运动告终，随后，他们被吸收到有觉悟人群的行列，在这里他们必须创造出一种“观念语言”。没有观念就无法推进和宣传自己的志趣。这样，大学便成了必不可少的术语的主要发源地。这些术语通过各种渠道在公众中得以传播。这些渠道包括法庭、讲坛、家庭咨询、犯罪学、电视网等。这还仅仅是一个侧面。各种巨大的权力从大学源源流入政府——国防部、国务院、财政部、联邦储备局、情报机关和白宫。现代大学还是生物工程、能源生产、电子技术研究的基地。学者们为复印机极化光线，从亨尼威尔、密尔斯通用公司和通用电话电气公司等大公司获得投机资本。这时，他们成了一言九鼎的集团企业家——他们是顾问，是一流的权威，他们作为技术专家出席国会军备控制或者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连我有时也以俄国问题专家身份参与其事。
然而，作为一名知识渊博的学者，我舅舅却与这一切离得远远的。对玩弄权势和肆意挥霍的人们，对工程师和商学院的人们的各种活动，他几乎一无所知。他代表着（似乎代表着）在众多的惰性被克服之前的旧式的天真无邪的书生。在此我只需指出一点：他所献身的是植物学的研究。除了要获得与植物学有关的成功之外，他也想得到常人的某些满足，即天伦之乐。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不过接踵而至的是一个个痛苦的记录。稍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便可以将此说得一清二楚。他鳏居了十五年之后重新结婚。他的第二个妻子非同一般：比他的前妻漂亮，但更难相处，这于他是一种难堪的折磨。她本人自然不这样看待自己，可这是事实。她是个美人儿。她的美貌和魅力让人一见倾倒。可谁也不能透过她迷人的外表窥见其他。舅舅十分乐意看到她本人希望他看到的东西。他的唯一企求是能过上平平静静的日子。两人相亲相爱，情意缱绻。这常人的家庭之乐本不难实现。不管怎么说，在西方，人们还在尝试着做到这一点，以使婚后共享的无数利益获得圆满结局。我在此不能谈及其他地区的情况，因为那里的人们尚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生活不啻是一种拼搏。
舅舅被“盲目的激情和引力”——这是词典上解释“迷恋”一词的第二条词义——所吸引。第一条词义为“使冲昏头脑；弄得神魂颠倒”。他把自己的新娘比作埃德加·爱伦·坡诗中的“可爱的人儿”，诗中曰：“你那紫蓝色的秀发/你那姣美的面庞”。我初次听他这样描绘她时，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的反应只能用四个字来说明：瞠目结舌。我那一阵子正在国外探望双亲，他利用我不在身边的机会，事先不向我征求一下意见便与那女人结为伉俪。他心里十分明白，他应当先跟我讨论一下这件事的。我们两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当时他刚向我讲完这一新闻——这无异于当面给我一记耳光——便迫不及待地抛出那些溢美之词：“紫蓝色的秀发”和“姣美的面庞”，以表白他对她的爱情，并想获得我的同情！天哪，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想用这些词藻来说服我，我可受不了，我真是恼火透了。我从不阻止人们表露自己的感情。让他们表露吧！他知道我奉行的一条原则是尊重别人的感情。当某种更强大的感情占了上风时，即使最聪明的人也会陷入尴尬和鄙俗的境地，对此我也总能谅解。即便一位四星将军，或一个极受同行们敬重的北约组织中的要人，当他沉湎在柔情绵绵的爱情之中时，也会哼起平·克劳斯贝的叠句“波——波——波——波”来的。最能表达这种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伟绩与平庸愚蠢之间差别的是“未开化”三字！舅舅将爱伦·坡笔下的海伦形象送到我面前：（《致海伦》）“你的美貌对于我/就像古老的尼色安帆船……”他想借此对我进行抚慰。我倒甘愿倾听平·克劳斯贝的叠句。我简直沮丧、生气到了极点。因为我碰巧认得他的这位新娘：她叫玛蒂尔达·拉亚蒙。我想你得承认她有着一张姣好的面庞。作为研究植物的人，我舅舅自然十分称颂紫蓝色的头发。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华兹华斯，他居然在母亲的坟头上研究起植物学来，真是一位铁石心肠的科学家。我不由得纳闷：难道这些人一旦停止在坟头研究植物，他们的心恢复到正常状态，便会出现这种傻乎劲儿吗？
真的，将舅舅归入上述一类人并不公平。他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在当今世界上，若想保持原始的感情——一位中国圣人称作“初心”——实非易事，这一点任何一个有经验的成年人都明白。倘若人们的“初心”没有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话，它一定是被投进了“自我”的熔炉，使你永远不忘自己的实用主义需求。然而，舅舅确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尤其是一个热爱家庭、尊敬父母的人。有一次，他找借口将我掳到墓地，自己一人在墓旁哭了一场。他亲自挑选一种植物——大拇指形状的深绿色的仙人掌——将它种在墓地的四周，他还说挑选此种植物并不出于什么特别的科学上的考虑。他说的是一句离题的话，他也不过顺便提了一下，任何一种植物都可能引出他的一场评论。我甚至认为这些仙人掌于他是一种媒介物，从他的先辈那里捎给他某种信息。
我被迫暗自寻思：倘若我的父母先于我亡故，我是否会在父母的坟前掉一滴眼泪呢。我的体质不怎么样，而我父亲则身强力壮，加上外表潇洒英俊，都六十来岁了，对女人仍颇有魅力。十二年前他曾就此自娱说，那首伤感的旧民谣唱道：“在十二月里你还能像五月里那么热烈地爱我吗？”于他这种情况，字句应改作：“在十二月里你能像十一月里那么热烈地爱我吗？”他素来不善言辞，缺乏幽默，但是偶尔他也会说出几句逗人的话来。至于我母亲，她显得年迈，甚至看似超过实际年龄。她身体欠佳，一点也不硬朗。她比她弟弟约年长十岁，两人竟无一点相像之处。
现在，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我去见我舅舅时，心里想到的是现在每个人需要新的经验模式。大家把这作为一种权利提出来，属于人权范畴。“给我一种新的经验模式吧，要不我会绝望的。”这种观念在个人心理上可算作一个大课题……请别误解我的意思。我对理论的兴趣极微，我并不打算倾盆大雨似的把各种观念向你灌输。我自己过去倒常接受各种观念。但是我发现如果你不加分析地接受一切观念，那么这些观念就只能给你带来麻烦。把我们所探讨的问题理论化是于事无补的。诚然，人们不应错过了解鼻子底下所发生的一切的机会，否则就不可能知道那些自己熟悉的经验已经变得多么令人失望。
直截了当地说，所有这一切是指我们人类突然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衰落的境地。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或者说为了给我们以补偿，有人端出了大量假造的事件。这些事件常被当作“信息”传递，实则却是一种幌子，用以掩盖拙劣透顶的排遣。死，如果你从一了百了这一观点出发的话，也是一种排遣，正好与罗马帝国或者一七九三年法国革命一样。现在萨达特已被谋杀，英迪拉·甘地也遭到暗害，教皇本人则在圣彼得广场遭到枪击，尽管你自己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你活着会看到这种事日复一日地重演，经过许多次延缓之后，死亡终于降临到你的头上。负责训练跳伞的教官就这么说：“下一个该轮到你往下跳。”
我带着好奇心对舅舅说：“舅舅，你想象中的死是怎么样的——你对死的最坏打算是什么？”
“唔，打一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内在的和外在的。”他说，“对我来说，最坏的是一切想象突然消失，不复存在。”
舅舅并不担忧新的经验模式，因为对于经验他一向有自己的解释，他提供自己的想象。
不妨就这段题外话多说上几句。世间万事纷杂，但对每个人来说，容纳世事的空间却极其有限（后者便是“哀落的境地”的含义所在）。一位深知艾森豪威尔将军为人的观察家认为，艾克[3]组织和监督实施的进军欧洲的计划对他个人来说是一桩外在事件。在他心中是找不到相应的血肉横飞的欧洲战场的。对丘吉尔本人来说，也许为欧洲生存所进行的斗争算不了什么，戴高乐也可能认为他本人能够胜任这一重任——他的身心能容纳得下整个人类文明，抑或他就是文明史特别喜爱的盛器。斯大林对这一切都毫无兴趣。对他来说，自己想干掉谁就可以下命令干掉谁，这已经足矣。
现在让我们结束理论化的谈话吧——理论化犹如一例小小的麻风病症：病人每过一段时期失去一只脚趾，身体的主要部位则未必受影响。
我向各位推荐伯德将军[4]的回忆录，该书可作为这一重要的现代题材的入门读物。我指的是《孤身一人》一书，一部神秘的著作。我之所以读这本书是因为我舅舅在南极待过，他坚持让我读这本书。伯德谈到在南极度过漫漫长夜的那些孤单人群时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并不需要多少时间便可相互了解。他们能迅速了解的是什么？“一旦人们心中已无隐秘可言，一旦人们尚未成形的思想也在意料之中时，那么他们那些珍贵的主意便成了多余的废话。”请回忆一下电影《淘金热》中的查理·卓别林。他和伙伴两人被大雪围困，腹中空空，这时查理在他伙伴的幻觉中成了一只小鸡。这当然是一种喜剧性的幻想。然而，严峻的现实是无情的，伯德直截了当地写道：“这是一种你怎么也躲避不了的情景。自己的无能，同伴们的压力，使你置身于重重包围之中。”于是，在地球表面最寒冷的地方，X光机像是被打开了，将文明人的扭曲、变形和种种弊端以灰白两种颜色显露出来，你本人则置于图像的正中。假如你不得不独自一人在月亮的背面待上半年时间，去搜索枯肠，你看自己会提供何等宝贵的材料啊！
俄国人对这类事的说法在重点上略有不同，这是我，一个苏俄文学狂热爱好者，从沙拉莫夫写的小说《科雷马》等一类书中看来的。科雷马是苏联最北部的集中营之一。集中营看守给囚犯们玩的是一种奇怪的把戏，他们将囚犯随时置于死亡的边缘。两名囚犯爬到一个冰封的坟旁，墓中葬着一位刚去世的官员，两人剥走了死尸身上穿着的袜子和内裤。死者只是一具僵尸，彻里彻外都变成了坚冰。从他身上取下的衣物可以用来换取面包，使两名囚犯苟延残喘数日。集中营当局的原则是让囚犯仅仅维持生命，不致饿死。因此对你提出的挑战是为自己希望活下来提出形而上学的解释。究竟为什么活着？有时连你自己也弄不明白你是否真的活着。如果要求你发誓证明，你甚至不能信心十足地说你自己实实在在地活着。由于这是苏维埃制度本身的产物，一切罪恶都由有关当局一手造成，因此集中营中的服役者对自己是无可指责的。被流放和受奴役的是他处于外部世界的肉体。在西方，人们头枕羽绒枕，躺在密织床单上，他们在温柔之乡面临的是另一番劫难。
我说不准大家是否真的值得去读我由于专业需要曾经拜读过的那些俄国作品。这不由我来下断语。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些东西有时给你观察世界提供某些新奇的角度。我此刻想到了斯大林的一个伙伴潘·波诺马连科在非正式场合讲过的一些话，他至今仍是一个辩护人。他说，政府的任务就像堆积如山的垃圾压在革命的继承者身上；社会上充斥着残忍和卑鄙的行为，犯罪活动也极为嚣张，因此领导人必须保护群众，不使他们接触肮脏的东西。这便是许多清洗必须被封锁起来的原因。让百姓们了解那些“公开的”事实，目的在于使他们心满意足地生活在慈爱的幻想之中，宛如森尼布鲁克农场中的丽贝卡。官僚机构所作的牺牲在于肩负起神父般的严守秘密的重任。这样，群众受到“保护”，他们对真情实况一无所知，反倒显得天真、快活。大凡政府，几乎都与此相似——他们是保护懦民的宗教法庭庭长。（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残杀过本国的无辜民众。）这便是“为了民众自己的利益而使他们不明真相”，这便是将俄国人与外界完全隔绝起来的原因。一边无情地愚弄人民，一边多愁善感地发些议论，这是各国政客惯用的伎俩。很可能谁都不是无知之辈，民众与其统治者一样能够愤世嫉俗。精明的头脑人皆有之。外界的力量注入我们体内，渗透到神经系统。一个人发觉外界力量进入自己的头脑时，他会觉得这些力量的出现十分自然，它们所表达的意思也完全能为他所理解，正好比希特勒与德国民众同讲一种语言一样。人的声音，不管是直接的，还是录了音的，从空气中传到你的耳朵里。这些声音是对着你说的或为你而说的。这些声音若让人在绝对孤独的情况下听来便带着特殊的意义。好比心情忧郁时，你拨到某个电话号码，让一个声音跟你谈话，最后你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或者那声音给你背诵祷词，或使你达到性欲的兴奋点。许多家报纸都登有这些电话号码。这类声音可以根据你特殊的性欲要求，给你以诱惑，向你的耳朵灌输甜言蜜语，给你讲脏话，使你大为兴奋，直至你心头如释重负。你只需将自己的签证或证券交易所号码报给对方，你每个月便会收到账单，与其他服务项目的账单一样。你只需手握器具——无线电话机——在床上躺着，就好像重新回到“自然之国”，一切从头开始。这多少会使你回想起霍布斯[5]和洛克[6]来，只是霍布斯从未想到自己处于新的孤寂之中时可以打哪些电话号码。
我心中感到一阵安慰，便取下舅舅的一本书，打开读了起来。我看到了石松和扁叶石松植物的异同，舌状叶或多柱茎，或者雌性配子体如何从储存在大孢子里的物质吸取营养等。此时此刻，我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纯粹、纯粹又纯粹的世界！但是关于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我还有一件紧急的事需要处理。
我舅舅在南极度过了三个月，对伯德将军怀有崇高的敬意。伯德的著作改变了舅舅对海军的看法，他原先以为海军代表着水上的尖端技术。不管怎么说，南极使舅舅心境平和，身心受益，因为四周几乎看不见植物的影子。植物繁茂会激发他的想象力，使他劳神费劲，影响他的判断。但是你在南极得始终留神，一不小心就可能冻掉手指或冻坏鼻子，因此尽管环境壮观，似梦非梦，然而气候严寒，你无法产生任何幻觉。在那里你所看到的地球与别处完全不一样，形态和颜色都是那么美好无瑕。一次贝恩乘坐直升机采集埃里伯斯峰上的苔藓——他说成块的苔藓在白雪的衬托下熠熠发光。我有一张直升机着陆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像科幻小说中的人物或像登月的宇航员那样裹着绝缘的厚衣裤。真可惜，苔藓的颜色在照片上没有显示出来。
在孩提时代，我心目中的舅舅是个奇妙的人物，不知怎的，至今依然如故。在我父亲看来他是一位傻乎乎的科学家。父亲偶尔在家吃晚饭时，常常滑稽地模仿舅舅的姿势，大拇指一翘表示不同意别人的反对意见，还翻开外衣查看衬衣是否已塞进长裤里。父亲的模仿并不高明，不过是给全家人逗逗趣。我当然跟着大家一起笑，然后回到自己房中，在自己从中学读书时便开始记的秘密日记本上用墨汁画上一道杠，这道杠表示背叛。有时母亲会抗议说：“这不公道。你把他描绘得太怪异了，他的腿事实上并不向外叉开。”不过，她也喜欢这种玩笑，她的抗议并不十分强烈。父亲的滑稽表演反而增加了我对舅舅的忠诚。舅舅对于我有着人们所说的魅力。我并非真的相信这个词，这词的写法似与鬼魂有关。“那人患什么病死的？”“我想是让鬼魂缠了身了。”听起来简直跟艾滋病一样凶险——凑巧的是，舅舅坚持不懈地以科学态度去获得有关疱疹、艾滋病或性病的知识，并把这看作自己的一桩正业。他俨然用医生的口气骇人听闻地谈论直肠和咽动脉出血，肠道传导的原生虫感染以及同性恋者常有的将拳头伸入伙伴肛门的做法。他有时还说，你可以根据疾病的性质来评价一个时代——艾滋病引起的死亡类似于伯德所报道的对人类无能的裁决，它是这一裁决骇人听闻地体现在有机体上的象征。我提及临床医学方面的兴趣，是因为它预示着舅舅日后唯一的关注正是性欲这一恶魔上。他的结婚只是为了逃脱这一恶魔的纠缠。
我衡量自己所熟悉的人，以发现其中的哪一个可能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恋爱，结果我认定舅舅是最有资格的人之一。他生来具有这种能力——一种日益罕见的本领。我认为，他能真的堕入情网。在我眼里，他具有“魔法”。我用这两个字眼代替“魅力”。亨利·詹姆斯喜欢“魔法”一词。它和“多数人”这个词一样，我没见其他作家使用过。对我来说，舅舅具有魔法。父亲的嘲笑只是增加了它的光彩。
父亲从前是，现在也还是一个花花公子。我不可避免地有点像他。儿子往往难免继承父亲的举止仪态。我不知不觉地模仿起他的谈话艺术和仪表来。读者看了下面的文字会以为我在取笑他。不承认是不行的。一个人身上除了美好的感情之外，始终可以找到几只毒囊，所以，我们不必企望上天摘月。父亲是个亲法的美国人，在印第安纳州瓦尔帕莱索市出生，却决意做个巴黎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推迟了他的赴法计划，但是战争一结束他便迫不及待地前往该地。他一从海军退役，德国人刚被赶走，便成了一名巴黎人。我母亲只要能继续雇到仆人，在巴黎也过得十分惬意。依我之见，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巴黎人也同样地自由：他们可以成为纽约人或者波士顿人。朝鲜人也好，柬埔寨人也好，也是一样。美国人选择在法国定居是合乎情理之举。据说仅在罗马定居的美国人即达八万。有些巴黎人会对你说，离开巴黎即使算不上自寻绝路的话，也可算作流放他乡；然而，许多巴黎人在纽约却生活得好好的。我父亲赴法的动机具有浪漫色彩，或者说是由于一时冲动。作为学习法国文学和法国政治的学生，他可能过于认真地看待法国人的反犹太主义心理，或者因为他回想了德莱福斯案件[7]所引起的骚乱，这一案件是由《自由论坛》的特鲁蒙为反对“犹太人毒害法国”而提出的。公正地说，吸引他赴法的不是特鲁蒙，而是司汤达和普鲁斯特。此外，还有塞纳河、餐馆和女人。
虽然我舅舅的一些魔法还有待叙述，但父亲也有他自己的几招。假如我选择贝恩的道路，这可不全是力量的抉择。在体魄上我像父亲。我身材修长，像特拉奇登伯格家的人一样狭脸形，黑头发，总之，我属于长脑袋形。贝恩属圆脸形，身材宽阔。父亲在风华正茂的年纪是个高视阔步者。他展现自己男性美的方式如同动物世界的影片中所见到的，和追寻配偶的雄火鸡或其他有腿鸟类一般——雄鹳卡嗒嗒地鼓动嘴巴来吸引雌鹳。父亲很受女人们的青睐。我虽然不如他，但也经受过同样的感情。我和他一样，喜欢时髦的衬衣和奢华的领带，尤其偏爱红色生丝领带。我的身高可以成为我佩戴高级领带的理由。如果换个身材矮小的男子，不是领带结得鼓鼓囊囊，便是半截领带拖到皮带之下。今人的平均身高已比过去有所提高，可是我的身材过高，与我的性格不匹配。我的性格并不需要如此修长的身材，这种不协调使我成了一个羞怯的人。前面我曾把自己比作和真人一般大小的一把扳手——我对于幻想并不怎么反感。不过，时常有人说我很像演员约翰·凯勒迪恩。在美国西部，他早先经常出演有教养、患肺病的男主角。在过去的岁月里，人们相信怀俄明州或亚利桑那州的空气能治愈来自东部的气喘病和肺病患者，使你健康得可以当总统。然而，瘦削的凯勒迪恩总是无法长寿，他形同半具骷髅，总是在枪战中饮弹身亡。一句话，他体质孱弱。其实仔细比较的话，我们俩并无许多相似之处。不过我的头发确像他那样：长长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向两边垂挂下去，两人一般瘦削，微驼着背。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法语——我的母语——因为常发唇音，使我的嘴部肌肉颇为发达，因此你只需设想一下法国化了的约翰·凯勒迪恩便够了。我的相貌可能更适合一位与我志趣相投的男子，我的志趣又与贝恩舅舅十分相近。此外，我绝不是演员。贝恩的体形更适合于他的气质。
我已说过，舅舅身上有着一种俄国人的情调，正如许多俄籍犹太人一样。应该有人来撰写有关犹太人的专题文章，描写一下他们被流放到各国后的情况，包括使他们心胸开阔的国家以及对他们来说格格不入的国家。德国对犹太人越无礼，犹太人却越渴望使自己德国化。俄国特别令人讨厌，而犹太人倒被俄国人深深地吸引住了。斯拉夫观点多少有点合舅舅的意。况且他那宽宽的后背圆鼓鼓的，在俄国人中也十分常见。他那有趣的弓背跟他做学问的习惯没有什么关联。因为据我的观察，许多从来不翻书的斯拉夫人也有这样的后背。他们看起来似乎在外衣里面背了一个翅芽似的。此外还有那种怯生生的神气，这种神气是那些有某种潜在能耐而又不想让人发觉的人最合适的伪装。小时候在巴黎，俄国人对我很有吸引力，我设法与他们交往。我利用父亲的关系，常去访问鲍里斯·苏凡林，他是为斯大林写传记的大作家。要学习一门学科，最快的办法是与该学科的行家里手建立密切的私人联系，让他讲个不停。苏联的黑格尔专家亚历山大·考基夫也常到这屋子里来。伟人们的谈话使我受益匪浅。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接受教育，而只是对俄国感兴趣。我自学俄语，长大后成了一名专家。我在舅舅的大学里任教，最后移居中西部，我的父母对此极为气恼，他们早先渴望离开的正是那块地方。我显得反常，好像他们的独生子跟他们崇拜的欧洲作对似的。我母亲和舅舅出生在这个城市，我那移民的外祖父也埋葬在此，我的舅公维里茨是民主党的上层人士。如此一个典型的美国城市，初来乍到之时，我却有一种明显的异国他乡之感。实际上，这儿有伊朗人在开出租车，朝鲜人和叙利亚人经营蔬菜市场，墨西哥人在当餐厅侍者。给我修理电视机的是一位埃及人，听我俄文课的是日本学生。那么意大利人呢？他们移居这儿已有整整五代。亨利·詹姆斯在意大利时看见意大利人会感动得欣喜若狂，但他在康涅狄格州遇见意大利人时却深感沮丧。美国把这一切都倒转了过来，赋予异国概念以新的含义，其最终形式就是死亡。
不管怎么说，贝恩舅舅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没有人比他更亲近了，事实上他是我唯一的挚友。在我们这一代，家庭成员之间如此亲密无间已不多见。舅舅也罢，婶婶也罢，乃至父母，都像旧圣诞卡片一样摆在壁炉上，积满了灰尘。你若在七月里见了这些卡片，会对自己说，是该将它们丢掉了，但是你却舍不得这么干。最后，圣诞卡陈旧了，颜色泛黄，于是朝火炉中一丢了事。对我舅舅和我来说，又另当别论，个中原因待以后再说。我俩的情谊是真诚的，我得说，是极为深厚的。
“叶绿素教授”是我小时候对他的称呼，我认为他的职业是天经地义的。而现在我却感到不那么简单，因为我认识到他是一位真正的植物学家，还认识到植物是非常古怪的东西（这一认识也得益于他）。在他降生前后，与他同时出世的本城新移民的后代超过一百万，他们当中只有他一人成了植物形态学教授。其他人有的当了酒商，有的销售旧汽车，有的经营家用电器，有的在街道给排水局干活。往好里说，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这一点对我产生了影响。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全都倾注到对植物的研究上。我们还是不要再提什么舅舅了——让我们这样描述他吧：我最亲密的同伴、我心中的挚友是一位犹太人植物学家。他研究的领域不是“实用科学”，不是农艺学，也不是基因。远在内格夫[8]地区，有人正在进行高蛋白海藻的试验。海藻看起来像长在泥洼里的一种黏液，但它也许可以使乍得和印度农村中成千上万的饥民得以活命。舅舅的工作与实用价值无缘。如果你不将他的富有想象力的活动考虑在内的话，那么他在植物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不应就事论事地看待的。你必须考虑的是，有那么一位犹太人进入了植物王国，潜心研究叶子、树皮和树根，研究心材、边材和花朵。这件事似乎带点占卜的成分。当然啰，他并不崇拜植物，他只是对着它们沉思默想。沉思默想也需要具有一定的资格——他能够看穿植物，透视植物。他把植物视为自己的机密。机密不是一般的秘密；你想在自己的追求中有所发现，有所建树，并为心灵秘密的沟通作准备（请原谅我的用词，我写得很匆忙，来不及精心选词择语），你就必须掌握机密。假如我是一位画家——我将不得不是与D.亨利·卢梭相类似的尚古主义者——那我应该将舅舅与树画在一起，将他俩画成一对，让他们互为伙伴或弟兄。画面上静悄悄的，一个绿色圆圈，森林中的一个开阔处，背景是齐腰高的蕨类植物，背景处站着一位壮实的汉子（作为稳健的形象，尽管事实上此人很不稳重），一旁长着一棵大树，就算一棵枫树吧——古老而粗壮，长满了节疤，树干就像粗大的管道，一直延伸到树冠部，煞似一位老态龙钟的雅士，沉甸甸的似乎要将自己压断似的，却还能不断长出无数枝叶来。我这幅现代色彩的伊甸园画将把和平、永恒或完美跟二十世纪的不稳定状态糅合在一起——它将标志来自绿色僻静处四周的没落世界的冲动。
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这种“衰落”现象纯属废话，性格坚强的人偶尔可以容忍这类宗教色彩的东西。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将同政府、市场、计算机、法律、战争、强有力的活动——首先当然是同公共生活和政治——发生瓜葛。政治包括超级大国的武装实力，斯大林继承者的野心，中东局势，中央情报局以及最高法院等。或者是这类东西的金钱对等物或性欲对等物，即与超级大国政治相匹配的色情主义。头脑成熟的人会注意到，在我刚才描绘的伊甸园画面上没有女人，有的只是我那沉思默想的舅舅，而在卢梭的那幅名画里，树林开阔地中央却有一位躺在沙发上的裸体女子，几只流露着欲望的老虎正直愣愣地望着她。这是一种隐秘的幻觉，但却更接近真实。
正是这么回事，这就是我的主题。
现在再来谈我的舅舅，前面我曾谈到一种有影响的不规则性，现在我要对此进行解释。我们从童年讲起吧。假定你是一个在穷人生活区居住的孩子，父母是移民，你只能在后门廊玩牛奶瓶，要不就坐在石块上研究尘埃的美学。渐渐地你便做出了长大以后当这当那的决定。我指的不是当医师或电气工程师，甚至也不是在街道给排水局干活，而是非凡的抉择。你决定去干某种非凡的行当，后来真的干成了。就那么回事，你怎么知道干这个会有前途？你并不知道。但是，这就是鲍帕教授所说的“开放社会”，在“开放社会”中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你呢？唯有正规化的观念。随着你年岁的增长，随着你日趋世故，这些观念在你的头脑里占了上风。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只有特殊癖好的小孩呢？连宇宙中的塞缪尔[9]也认不出是上帝在召唤他，他还只当是大神父夜里嚷着要喝水呢。哦，先知们因有上帝而获得安全。而我们的时代则险象丛生。好冒险的孩子如同宇宙中的行走者，和宇宙飞船相连的绳索随时可能扯断。倘若果真断了，他就将被吸入外层空间。但是三十年过去了。那个顶认真的学生埋头于植物脱毛症、植物关节炎和植物翼羽的研究。他非但没有被轰出月亮，反而稳坐在大学教授的交椅上。也许他不应该幸存下来。只是因为交了好运，才活了命。
古怪的思想家们争辩说，这是资本主义的一项成就。讲这话等于说，雅典造就了阿尔西比亚德斯。这位将军关心雅典倒是一点不假。但他为了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会毫不犹豫地用它来换取斯巴达或波斯。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移居中西部的做法被父亲看作是一种“拒绝”（请原谅我使用行话，其含义十分含混不清）。我母亲在进行多年威胁之后也愤然离去，这件事便成了双重拒绝。用我父亲的话来说便是：“抛弃了我”。他从来也不怨天尤人，于是，他便一个人在波拿巴路住了下来——这地方好叫人羡慕。母亲的出走是为了抗议父亲使她的生活变了样。但是，说我父亲孑然一身则与事实不甚相符。他领有一份丰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退休金，此外他手中持有一家匹兹堡公司的股票。那个地区的政府官员凡是在法国接受教育的，都渴望有机会畅谈加缪的最新剧作或格诺的作品《地铁姑娘扎姬》。天哪，他们日盼夜思的是文人雅士式的闲聊，而父亲正擅长于此，他天生聪明，温文尔雅，从不愤世嫉俗。非洲和东南亚的许多亲王和军事独裁者是他的朋友。这些域外的关系使他高兴。由于心情愉快，他给同他相处的大多数人带来快乐。我不能说没有人贬低他。实际上时常有人用话损他，说他是个好色之徒，爱寻花问柳。然而，他可不是浅薄之徒，“浪荡子”之类的老套话于他可一点也不适用。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都跟不计其数的女人有瓜葛。不管怎么说，他有他的养老金，日子过得不错。你不能将他鲁迪·特拉奇登伯格从巴黎及其好客的大街上轰走。他有一伙朋友，还有许许多多的女友，四十年来所交的朋友——这是一个宽大为怀的社会，一个崇拜者俱乐部和一个退役军人组织。
母亲所在的志愿医护人员小组驻在吉布提附近，那里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饥民饿死。她穿着用廉价的斜纹棉布织成的中国裙子，只要有可能，她尽量穿接近麻袋布式的衣料。不再穿时髦的开司米和丝绸衣料，不再去女式时装商店，也不再按巴黎的传统做法跟父亲的女友们一起参加茶会。她在从索马里写来的信中，常让我代她问候她的弟弟，但是她回避问及他的详细生活状况——是否一心扑在植物上，还是沉湎于女色。如果那些女人有心要摆布他，他是会束手就擒的。父亲也常有信来，谈些住在巴黎的俄国不同政见者的情况，想诱使我回到法国去。要不就在信中罗列许多老住户的名字。假若我打算继续研究勃洛克、别雷和茨维塔耶娃的话，这些名字大有可能成为研究资料的源泉。他可以带我去见那个强迫茨维塔耶娃的丈夫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效劳的特务。那人住在塞瓦斯托波尔林荫大道后面的一条僻静的小街上，人已经老得行将就木。“你若想采访他，得赶紧才是。”（我可以想象出一幅自己如何折磨这个弥留之际的老特务的情景：脑袋紧贴在他的胸口，以听清他临终的表白。）父亲本人并不喜欢这些俄国佬，不过他可以为我安排与他们会面。也许他还可以为我获得某一基金会的资助，让我到国外待上一年。我为什么会想到去中西部生活呢？这是一种文化返祖现象，对其本身的市侩习气并无认识。“那儿的人连玛门[10]的名字都不会写，玛门所喜欢的正是这一点。”我在回信中说，一旦市侩习气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一个晚上便可赶回巴黎去。倘若帕拉特·惠特尼发动机的金属疲劳症没有使你丧命，倘若阿拉伯恐怖主义分子没有在停机坪上用枪扫死你，或者锡克教徒的炸弹没有将你炸入爱尔兰海中去的话，旅行是不成问题的。
忙，时间表排得满满的，大脑总机日夜忙着接线，在一定的圈子里这对保持自尊似乎是必要的。我的兴趣如此广泛，纵然有三头六臂，也不敷应用。跟父亲一样，我经常外出旅行。但与舅舅相比则相形见绌，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旅行家，不过跑得实在太多了。对苏联的了解会使人热衷于政治（从阴暗面来说），假如你喜欢思考，那你就会懂得幕后的活动。那么多的学院、情报和咨询机关。要是我愿意的话，我每周可以参加一个会议。童年时代知道伟大的苏瓦林和梅尼斯·施佩贝尔等人并没有什么坏处。尽管我不是一名克里姆林宫学者或其他类似的专家，我却十分自然地关注着斯大林继任者所推行的政治等等。因我与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团体相熟，便常有人要我提供背景材料。我经常阅读《大陆》和《系统安排》这两份杂志，对于索尔仁尼琴、马克西莫夫、辛亚夫斯基和列夫·纳夫罗佐夫等人的活动也十分关注，他们之中有的是左右一切的领导人物，有的是天才。我也随时了解苏联右派的情况：狂热分子、法西斯分子，偶尔还有双重特务（究竟忠于哪一方？不忠于哪一方？）。上面所提及的一切都不是我最关心的事，它们只能算作我第二位的“专业活动”，使我整天忙忙碌碌。贝恩舅舅常常旅行，而且出门的时间比我长得多。他坐飞机四处漫游，可他的思想却始终跟不上趟——我是指他的个人兴趣与火热的当代生活之间的鸿沟——他不如索性骑驴沿着死海走一圈好了。要不是他经常外出旅行，那么我在家待着的日子也会多一些——因为有那么多严肃的事要同他讨论啊！我外出不过是去华盛顿或纽约过一夜，而他则往往长途跋涉。我是为着待在他近旁才从欧洲迁居到美国的腹地，即宾夕法尼亚州与太平洋之间的辽阔的陆地来的。我偶尔感到很委屈，因为我作出的牺牲遭到了他的怠慢。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而去。他干吗不可以在家待着呢？
不过他有他的理由。十五年前当他的第一个妻子列娜去世之时，他开始周游世界（世界犹如静电场，一台为他的粒子供应能量的回旋加速器）。
一次吃中饭时，在他探身到桌子的另一边去取花卷的当儿，我发现他的口袋里插着一张印航的机票。
“又要出游啦，舅舅？这一回又要到什么鬼地方去啦！”
皱纹从他湛蓝色的眼睛上方升起，似乎在向我解释。他正准备以一个体面的答复来制服我。“噢……去年秋天，我不知怎么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人家的邀请。事后也就忘了。没想到几天前收到了这张预先付款的机票。”
人们需要他，这使他受宠若惊。他外出旅行并没有多少科学方面的理由。一些别的专家比他更适合这样做。连他自己也承认第三世界的同行准是将他当作记忆异常现象的代表人物而向他发出邀请的，“眼见为实”嘛。如果有人提出要求，他可以闭上双目一口气讲出某一植物的储存器官的所有组成部分的名称，连毛细血管组织也不漏。在西里伯斯或波哥大的一次午餐会上，他显示了这一才能，当时在餐桌上就座的人正相互传阅一册教科书。他的记忆居然比教科书还完整！他所在的系对他旅程中的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说不是正经活儿。他若能常年坚持在教室和实验室该有多好。然而他写了不少书和文章，其中有的很有分量，有的则十分神秘，所以他名满天下。他与世界上的怪人保持通信联系，这些人都以为他对他们的理论深感同情。乘坐飞机去澳大利亚或南极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他的确拥有关于苔藓方面的真知灼见：包括对苔藓、海藻和菌类等的了解。
我唯一的目的是保护他那倒霉的生活。他正处于险途。每次传来波音747飞机坠落的消息，我便赶紧去查对乘客名单。我的期望，我对意义重大的结尾的希冀，都受到了威胁。我和他手头正进行着一项关键的工程。他不在身边对于我是一种双重的剥夺：一则工作受到延误，二则我本人受到冷淡。他也想念我，他从西里伯斯，甚至远如巴塔哥尼亚的地点给我打长途电话。不错，他有一次从巴塔哥尼亚打电话给我，我对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这儿需要你，我在等着你呢。”
一个到了“而立”之年的人还显露出这么大的依赖性真不应该。也许，穿云破雾、漫步机场有利于舅舅思考那些静静地坐着时无法思考的问题。也许他正是为了逃避我才出门去的。如是，我也该承受得起。我该立足于依靠自己。我对自己说：“为什么柯勒律治的信天翁非要追随那条该死的船呢？它应该满足于暴风雨中的孤寂。为什么它不能只吃海鲜呢？正是那些给它带来劣质英国饼干的海员使它一命呜呼。是啊，追求人类的陪伴可以成为致命的错误。”由此可见，我担心的不仅是旅行中的危险，还有舅舅的基本判断。我担心他失足，在他人的唆使下“鲁莽行事”。更坦率地说，担心我不在场时他伤害了自己。
他则从巴塔哥尼亚对我大声喊叫——我似乎听到了时断时续的波涛声，“等着吧，肯尼思。我星期六飞回来。”每次会面总是大大庆祝一番。两人一起去他最喜欢的意大利餐馆，喝酒到夜半时分，早晨醒来第一件事便是在电话里继续聊天，接着去吃午饭，在饭店里泡上几个小时。有那么多事要谈啊！这些谈话于我不啻像过假日那样愉快，也是我精神生活的支柱。
贝恩没有孩子，周末可以自由支配。我有个小女儿，我原先总跟她一起消度周六下午，后来她母亲忽然想到移居西雅图，打那以后，我除了负担那孩子的费用之外，一无责任，二无乐趣可言——我承认这一情况使我喜忧参半。身边再也没有小女孩需要我带到动物园去看狗熊和老虎了。动物园的动物自然不知这种变化，然而，它们却是离婚家庭的组成部分。
其实并没有什么离婚，因为我跟特丽基根本没有结过婚。她曾向我提起去市中心领取结婚证书，但从未真的这么做过。久而久之，她开始抱怨我们住的城市，以便找到迁居外地的借口：这里的道德每况愈下啦，人们举止粗野啦，等等。你每天打开报纸，各类桃色事件便映入眼帘，如：年轻女子被绑架，或遭奸污，或遭枪击，或被浇上汽油付之一炬。西雅图的日子肯定要比这儿好。
因此，在中西部，除了维里茨舅公一家——这一家子都自视清高——我和贝恩便是最亲的亲戚了。
还不仅如此，由贝恩主持的那项“关键”的工程十分奇特、别致，无法用一纸声明讲清。我暗自思忖，舅舅给植物世界带来的一切也能带给人类世界吗？此工程由他亲自提议。他常说：“假若我与人相处的本领跟我在植物世界的本领一样大的话，又将如何？”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将会是一个混乱不堪的人。”他说。某种混乱明显地存在着，所以假若他摆出刚刚脱离险境的样子的话，他那如释重负的心情将为人们所理解。那么，他在此工程中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他在植物世界中是一位天才，别人自然可以成为其他领域的天才。消除意识上的幽闭恐惧症（伯德将军的下属曾是此症患者）：这是现代世界向人们提出的典型挑战。假若你作此设想，你便已经融于其中。设想本身使你成为取得这一成就的候选人。成就的获得将不得不有赖于生命之力。单凭推算、精心测量都无济于事。我在舅舅身上每天都可以看到那种生命之力，我希望在他的影响下逐渐获得这种力量，这便是我到这儿来的目的。
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已成了我父亲。母亲似乎早已立志受穷。父亲过去常常让她打扮得艳丽又华贵，以此来弥补自己对她关心不够。母亲胸脯扁平，可她的服饰漂亮而又合身——她乐于穿丝绸和羊毛制品。上了年纪以后她无法再如此穿戴，便成了特蕾莎修女。我不忍心指责她。小时候母亲带我上马波大街成衣店的情景记忆犹新。那一天父亲刚好接到祖父去世的噩耗。特拉奇登伯格祖父的葬礼定于中部地区标准时间十一时举行。母亲说：“我们得让鲁迪快活起来，我们带他到一家高级餐厅去吧。”她让他饱餐了一顿，给他点了他最喜欢的牡——贝隆优质牡，外加好酒。然后我们一起去女式服装店试装。一到那里，父亲便摆出妇女时装权威的样子用普鲁斯特的口吻发表意见，一切都得听他的了。他像一位真正的法国人那样提到了母亲的胸脯问题，一边又跟一些姑娘眉来眼去。他是个专讨女人欢心的男子，是个追逐能手。他极具魅力，又恪守诺言。和他调情的女子是不会感到遗憾的，甚至不会后悔最终回到自己丈夫的身旁，因为聪明人都明白，和我父亲调情都不过是一时兴起，人走茶凉，像《圣经》中堕落的亚当或诺亚方舟那样。他不善交谈，但是谈话的题材颇能为一己之目的服务。他在一艘驱逐舰上服过役，还在咫尺之间见过罗斯福、哈里·霍普金斯、丘吉尔和蒙哥马利。舰艇抵达红海时，易卜·萨特国王和他的大臣们曾登上该舰，在船尾的天篷下烤羊，喝咖啡，将喝剩的咖啡脚倒在高档的地毯上。父亲有一次还与伊斯兰教大穆夫提[11]谈过话，大穆夫提暗示他打算微服私访奥斯维辛集中营，查看毒气室。父亲在巴黎曾与马尔罗多次见面。萨特曾指控我父亲是美国特务，因为他的法语说得太棒了。我并不想谈论我父亲，可是若要理解我对舅舅的钟爱，则不能不谈他。有时连贝恩谈到父亲时也不免流露出忌妒之情，因为他与女人交往如此成功。贝恩喜欢描述或模仿父亲走进餐馆时的模样（他们两人相互模仿，姿势同样拙劣），他与餐馆饮料总管的谈话以及他给大厨传送的信息。假若父亲请普鲁斯特吃饭，他给客人带来的欢乐定能使人难以忘怀。
我父亲——但愿他自己不要读到这一段——是舞池中的明星。他的舞步优美，让人倾倒，连最早的狐步舞和查尔斯顿舞也一样。华尔兹、伦巴、康茄、探戈舞等——只要他向一位女子张开双臂，对方便会有一种舒适自如的感觉。他向对方呈现的姿态使人叹为观止，犹如一个在茫茫荒原上度过漫长岁月的人找到了泉水一般，会情不自禁地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在男人眼里，父亲的行为以及接触女性的模样令人作呕。然而，女性并不关心这类行为或者相互接触需要多少艺术性。他显然自成一体，我望尘莫及，无法仿效他的模样。我生来不受女性青睐，二十多岁时我曾奋力一试。但我失败了，未能说服姑娘们采纳我的“性十二音阶”——这是我父亲的用语。顺便提一下，他谈论男女之交用词文雅干净，不带恼人的字眼，也从不细述性行为。不错，偶尔也会冒出私通者的陈词滥调：“她的欢叫声是我的本意”，或“像是一次宗教的经历”，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他没有表达的天赋。可是，女人们在遇到鲁迪·特拉奇登伯格以后便变了样，而女人们与我分手时却依然故我，毫无改变……难怪我女儿的母亲不肯跟我结婚。她会拒绝我父亲吗？
我曾提及我学会了父亲的不少姿势，这些是相当复杂的姿势。我做时开始还可以，却很难做到底。这些姿势经我一做其含义都走了样。好像我不是让姑娘们投入我的怀抱，而是乞求她们走时把我带上似的。
父亲最后并没有身败名裂，也没有像人们所描绘的好色之徒那样口臭难挡，性病缠身，体虚多病。他十分康健，倒是我的身体受了影响。
我那老头子始终没认识到他主要是为女人而活着的。他把自己看作一个对姑娘颇感兴趣的常人。他并不把女性挂在嘴上。他博览群书，与人广泛地讨论当今一切主要问题。出类拔萃的人待他异常认真。多年前，凯诺常到我们家来。我们家里有从陆军消费合作社买来的美国威士忌，那时候这东西很难到手。凯诺十分喜爱这酒，但他来我家的目的自然不是专为喝美国的威士忌。那时我家的常客中还有亚历山大·考基夫，他也不会愿意与傻瓜一起用餐。我提到考基夫是因为他曾在书中写到黑格尔在恰当的历史时刻完成了《现象学》一书。当时正值耶拿之战，隆隆炮声近在咫尺，战争以拿破仑获胜告终。《现象学》一书的完成标志着这一时代修成了宇宙历史大厦。绝对知识——这只有今天才能获得——可以从这座大厦观察全人类。
我们家饭厅里所进行的讨论可举例如下：人类在历史终止时是否将仅仅作为动物而生存下去；是否到那时候人应该返璞归真——又成了自然的人。诸如此类的讨论常穿插着无数迷宫般的事例。我在成长过程中曾听说过欧洲被希特勒和斯大林分割，接着又被斯大林和西方大国所分割，听说过华沙的犹太人居住区和俄国人占领华沙，还听说过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欧洲的吉卜赛人被纳粹分子像烤咖啡豆似的烘烤”；听说过特雷布林卡和“古拉格群岛”[12]等许多使人毛骨悚然的地名。大家经常谈论的一个题目，是“人类时代”的终结和自由的“历史个人”的创造是否即将来临。所谈的全是清一色的极其严肃的主题。色情、虐待狂、鸡奸等话题从不出现在餐桌上。除非你的思想是从正确的历史观念推演而来的，除非你生活在当今时代，否则你的思考只能使自己变得稀里糊涂——使你发愣。思维过于活跃，却又缺少重点，其可怕后果之一正是我们走下坡路。
你应该这样看待问题，受《现象学》一书启发的人是一个将宇宙人融于自身的微观世界，他接受的附带条件是把自己置身于宇宙知识大厦的顶点。不言而喻，在这一点上我本人无法身体力行。然而，你如果不了解黑格尔的观点，那么你将永远不可能正确判断我们所处的变异的时代。
现在让我们来假设一下，你有的是女人而不是拿破仑的军队，你有的是卧室而不是耶拿，你有的是人人心中明白的那样东西而不是大炮——这样你便可以对我父亲的一生看得十分真切。千百万性欲旺盛的男子努力实践并不断修正的那桩历史性的营生，我父亲干起来是那么得心应手，犹如一位常胜将军。你的败北是因为你没有精确地读出历史罗盘上的指针度数。爱神厄洛斯是固定的极点。父亲的天赋就是能代表厄洛斯神。母亲对此大为不满，不过她明白有父亲这样的人做丈夫，婚姻和家庭生活不可能总那么圆满、如意。他态度从不粗暴，也不骂人，为人大方，周到细心，此外他热情，知道疼爱儿子。但是，我想你读到这里可以明白我离开巴黎的原因，因为他与众不同，是一个少有的例外。他不必像其他人那样去“寻找”灵魂。他的灵魂已由特殊的力量为他塑造成功。我的灵魂则尚处于形成阶段，所以我不得不专程赴美。这一点现在一时还讲不明白，但我保证日后可以使你明白。
在此同时，考基夫在我们家的餐室里阐述他的理论：苏联、中国和其他与之相关的共产主义国家不过是美国的不甚清晰的复印副本。在美国，现代人的物质愿望正在得到满足，远远超出马克思或者启蒙运动哲学家们的梦想，倒是十月革命的胜利者把这件事弄得很糟。我想考基夫已觉察到我父亲的真正兴趣不在这一方面，尽管他天资聪明，知识渊博。此外，我母亲做得一手好菜。家中像是做起了烹饪弥撒，祭坛上供着牛腰。只是我受不了腰子的尿臊味，酒量也不大。考基夫的胃口很好，跟他身上的其他一切一样，他在特拉奇登伯格家吃得津津有味。很自然，他无论在哪里都将受到欢迎。我们毕竟是在谈论巴黎，一位天才在这个城市里依然挺有地位。巴黎已不是世界活动的中心，但它却有权评价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一切。巴黎的语言几乎世界通用。它和伦敦、罗马一样正处于廷塔杰尔[13]的发展阶段，等待着亚瑟王再次造访，等待着黄金时代第三次降临。
去年圣诞节我在法国——又回到了波拿巴路，这条街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父亲一边说话，一边踱着步，他要强调什么东西时两手不时挥动着。他并不壮实，但个头大；他兴之所至侃侃而谈时，你不忍打断他。他说：“你对舅舅亲热，我不持任何异议。我想他在自己的领域里的确是个拔尖人物，但在其他方面却脱不了阿乡气。不过我从来不想干预你的生活。”
在某种意义上看来，这话不假。但父亲又总是屡屡抑制不住自己，爱给别人的事儿横插一杠子。
说到这儿他打住话题，盯着我看了老半天。作为他的儿子，似乎我在他眼里显得模模糊糊，难以理解，活像一幅旅游者所拍摄的蓄着长发的中国中部人的照片。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他的“儿子”呢？只需看一看我的发展过程便清楚了：我原来像一只真人般大小的扳手，后来又变成了中国十亿多人口的一员。父亲心中对于人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及界限。我尚在变化之中。“我弄不懂你为什么把自己埋藏在美国中西部。巴黎即使毫无生气，依旧是巴黎。不错，巴黎偶尔会发生爆炸事件，同阿拉伯之间也会发生麻烦。但是你现在居住的地方又野蛮又混乱。我的一个年轻又标致的表妹被强盗在近处枪击。幸亏只是脸上擦破了点皮，她脸上本来就有香粉过敏造成的疙瘩。那抢劫她的年轻无赖毫不考虑自己在姑娘脸上作下的孽。这些无赖在衔上专挑只身行走的姑娘下手，几乎每天都有这类事发生。”
“不错，爸爸，确实如此。”
请别介意出现在他眼前的儿子那踌躇、瘦削的形象，那是他本人的蹩脚复制品。他依然喜欢我在他的身边，因为他被我母亲抛弃了。他至今仍以自己的方式爱着母亲。这可全然不是什么幻想。他始终关心着她的生活。这并非出于自己上了年纪，一旦中风无人照料的担心。他是不会中风的。他至今仍有不计其数的女朋友。如果他需要护理，她们会照看他的。即便他害上老年痴呆症，她们也不会让他上医院去。不过她们终究不是家里人。我看得出父亲对此是如何考虑的，我也可以亲切地想象到他为这桩事陷入沉思时的神态。在他年老体衰之际（尽管他本人并不怎么感到衰老），他的妻儿应该成为他生活中的金色中心。然而事实与此相反，他们各有自己的奇思异想，离他又都远远的。但是，父亲，生活从来就是这样。你的成就越大，你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就越不美满。多少总统的妻子、孩子、兄弟或其他亲人和助手中不乏醉汉、吸毒者、同性恋者、骗子和精神变态者。我不想多谈那些偶尔不幸披露的内幕丑闻，也不想提及在广告牌背后的草丛里发生的一切……还有在查帕奎迪克岛[14]的小溪中丢下自己女友的参议员和高级官员们。有关他们私生活的事实往往是卑鄙的。那个不认自己儿子的科学家，那端盘子的男学生已和另一位男大学生共同管理家务。不必介意他的性爱好——这是漠不关心的好处之一——私生活几乎一向是一大串以琐事或糟粕构成的创伤。因此，父亲继续与女友来往，儿子在美国中西部定居，妻子在非洲东部从事救济工作，这样的家庭蛮不错。在父亲看来，索马里比美国中西部来得重要，因为索马里至少与“世界政治”有关——成千上万的埃塞俄比亚部落人正被处死或被用卡车运往别处“重新安家”，这些卡车是西方为了分发粮食而捐赠的。无论我和舅舅在本国领土上干的是什么工作，自然比不上这样的事受到父亲的喜爱。
在父亲眼里，舅舅是个笨蛋，属于无能之辈。他的败绩，他与女人的纠葛，使他在宽厚者之中也成了笑料。他究竟想干什么？父亲说，他说是为了植物研究的发展作环球旅行，但到了空中他却结识一个又一个女人。这些人无法解释自己在三万五千英尺高、地面时速为每小时六百五十英里的空中究竟干些什么事。听父亲绘声绘色的介绍，这事儿还真有好笑的一面；贝恩确实也好笑。同时他又出类拔萃，可这一点我父亲却视而不见。他未能发现贝恩胸怀坦荡。胸怀坦荡和身强力壮是古希腊文明中的两大要素。如今衡量脑力可以用智商和学术能力测试。在健康俱乐部，通过供气操练、慢跑练习和普里梯京饮食疗法，他那本来令人羡慕的体魄变得更加强壮。经由邮局寄来的《健美》目录册上充塞着各种锻炼大腿、腹部、二头肌和胸肌的器具——每件器具定价高达上千美元。这些器具能帮你炼出让人羡慕的体魄。伟大的贝恩在旅途中随身带着一吨半重的钢制器材，一到旅馆的套房，他便孜孜不倦地练习起来。简言之，天使——只是如今并不长翅膀——的美，获得了物质的表述。
父亲一想起我一口道地的法语在美国毫无用武之地，便深感扫兴。在那儿跟谁去聊天呢——不管用什么语言，又有谁等我去拜访呢——家人吗？维里茨舅公吗？我仅在报纸上读到有关舅公哈罗德·维里茨的消息，他或他的一家我都很少去拜访。这位老牌的政客、骗子和机器一般的市参议员要多狡猾有多狡猾。大陪审团抓不到他的什么把柄，尽管他们经常设法这样做。说由他左右的官员可以坐满一个主要棒球队球场的露天看台，此话一点也不夸大。我试着把舅公的一些作为讲给父亲听，以为他听后可能会开心的。不料，他对我的讲述十分冷漠。与雅克·希拉克相比，维里茨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个粗鲁的美国佬罢了。
我们家和维里茨吵翻过。母亲在法院对他提出起诉，贝恩舅舅也是原告之一，但那时他远在阿萨姆，所以没有参加过一次庭审，实际上他对这场官司毫无兴趣。维里茨这头野牛是克拉德外祖母的弟弟。她在遗嘱中指定他为遗嘱执行人，他却携带部分财产跑了。后来他又发现这部分财产十分珍贵。因此，问我是否见过维里茨是个极大的讽刺。父亲对我建议，在我回到衰落的地区以后，我只能在胡思乱想的知识分子和那个无知无识、对自己的亲属进行欺诈的畜生中间进行选择。
尽管我使父亲感到伤心，我们两人之间还是情笃意深的。父亲自然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沿着自己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我怀疑他觉得我在性生活方面是一个阴阳人。倘若我们俩把全部衣服脱下（我在脑中作此设想）。我将相形见绌，会感到脸上无光。为了保持平衡，我设法增强自己的思维能力，培养他所缺乏的感情。这说明我们已经远远落在古典的希腊标准的后面。我们已将事物一分为二，把体力与脑力相互分开。在巴黎，我父亲的生殖器特别发达，世上罕见；在美国，我的舅舅天资聪颖，智慧过人。父亲常常说起我和特丽基所生的女儿。他对自己唯一的孙女颇有感情。也许他想弄明白我怎么会有这个孩子的。他问我跟特丽基为什么不结婚。“她不愿意。”我告诉他说。他听后摇摇头，不愿直截了当地询问我在床上活跃到什么程度。对一个老于世故的人来说，一个私生子算不了什么。他若是没有一两个私生子，我倒反而会感到奇怪，尤其是考虑到贵族法国（那古老的国家）对他意味着什么。他提出要阅读特丽基的来信。在这方面，她对我并不冷淡：常有信给我。父亲说：“看过她写的信以后，有关她的许多事我可能会知道的。”据我猜想，父亲的动机是要将我从舅舅身边拉走。如果我既做父亲又做丈夫，我对舅舅的依赖就会减少。
母亲不喜欢谈论我对贝恩的依恋，然而父亲却刨根究底，总想知道我的动机。他说，“肯尼思，你属于那种愿意接受进一步教育的类型，你以为贝恩还有东西可以教给你。反过来，你必须照顾他，正如阿里斯托芬所说的那样，他的脑袋长在屁股上。”（父亲厌恶粗俗的字眼，难得用上一回时总能找到一个可敬的人作后盾。）“你为他所做的一切应该为你的妻子和女儿做才是。”
这话是说给年轻人听的。倘若父亲家庭观念这么强，他便不会去勾引那么多他人的妻子了。难道那些有夫之妇也与他持类似的看法吗？当今世界上每个人都拿世界危机来作为掩盖自己纵欲和淫荡（人们不常用的两个小词）的遮羞布。
说到旁系亲属，家庭感情相当淡薄。就维里茨舅公而言，这种感情并无多少分量。他常来我们校园，应邀在市政府的讨论会上就腐化问题发表演讲。他对学生说，腐化已成为历史。许多纳税人已逃迁郊区居住。联邦政府的许多拨款受到严密监督，因此贪污公款既困难又危险。国家机器已经失去其作为保护人的作用。我曾藏身一隅，听过他一次演讲。他根本不会知道我——他的亲姐姐的外孙——会在场，纵然知道了也不会怎么在意。我真想问他，联邦调查局怎么会搞那么多得罪人的活动，又怎么偷偷摄制那些受贿赂的市参议员和其他官员的电影的呢？司法部现在正动用国家机器追捕形形色色的维里茨们。这样做具有一定的魅力。共和党执政时，民主党人无论大小都是最好的猎物。至于大学生，他们爱听他的无稽之谈，因为他是个可爱的硬汉。皮肤晒得黝黑的他，脸上满是智慧疙瘩，一头白发梳理得熨帖齐整，拖至前额，在额部向里鬈曲，如同罗马帝国时期的发型。年轻时他像扛煤工那样结实，如今仍很壮健。身板虽不如昔日笔挺，横向发展却很快。只是由于心脏不好，体力已远不如前。可是他那双蓝眼睛仍然可以盯得你心里发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之前，他与流氓略有牵连，是个铁腕式的人物。他在家中的外号叫“红炭”。据传，一次他把一个人带到地下室木工厂里，将他的头搁在大铁钳里。那人听到自己的头盖骨开始格格作响，于是只得把“红炭”逼他讲的秘密吐露出来。
他到校园里来时，既不找他的外甥，也不找他的表外孙。母亲的起诉使他积怨甚深。一次他正要弯腰坐进自己那辆装有茶色玻璃窗的超长轿车时，忽然撞见了贝恩。贝恩向他打招呼。“红炭”却说：“我跟你已没有关系。”说着把上嘴唇往里一缩，如同他的额发一样。
“你怎么回答他？”
“没吭声。你这人伶牙俐齿——你会怎么回敬他？”
“我会给他送上一箱麦克白夫人牌洗手皂。”
舅舅把我讲的玩笑说给同事听。他对我的俏皮话备加赞赏。反正维里茨在这之前没有听说过麦克白夫人。
“他是不是告诉你甭想从他那里继承一个子儿的遗产？”
“噢，算了吧。我怎么可能继承呢？他有自己的家庭。”
“大儿子已经和他脱离关系。”
“不错，费希尔已无权继承遗产。费希尔太精明。他爸爸将他在思想上与我联系在一起。不过另外他还有好几个孩子呢。他们有的做自动售货机生意，有的从事城市保险。这是沿用旧的分赃制度，孩子成了偷窃的借口。若有必要，政客们总会解释说：‘我为什么行窃呢？这个问题无须回答。我是为了养活孩子才干的。’”
“他从你和我妈那儿偷去的东西不算少。”
“外甥或外甥女是另一回事。如果外甥要求做某选区的管事或者在公园领薪金，那是合法的。可是美钞现金是留给自己的亲骨肉的。他对我们产生恶感，是因为我们对他出售我们从你外祖母那儿继承来的财产提出质问。既然我和希尔达得了不少钱，我们应当感激才是。我们的起诉使他暴跳如雷。他打电话对我说：‘我要给你颜色看！’”
我说：“对于出身这种家庭的人，我不想责怪你偏爱植物。”
“慢着，我可从来没有说过我偏爱植物。我还分得出什么是树液，什么是血液。”舅舅忙说。
这可怜的人哪，他对血缘关系显然十分看重。有时候这似乎成了一种愚蠢的弱点。我相信他与玛蒂尔达结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有个家庭。他还想把我拉入他的家庭圈子，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此外，拉亚蒙一家怎么也不会要我的。玛蒂尔达告诉舅舅说我这个人很狡猾。这话基本上说错了。我认为自己基本上是个坦率的人。然而，讲句公平话，说我脸型瘦长，目光显得有点狡黠，倒还有点道理。有些人跟我在一起会感到不自在，总觉得我盯着他们看。他们怀疑我疑神疑鬼。为了不使贝恩感到为难，我便说：“她并不是指责我的第一个人，连我自己也常常想着这点。我这人‘既狡黠又坦率’，或者说，我脸上的表情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种矛盾。”
从感情上来说，贝恩永远显得那么率真。许多人会把这种情况斥为个人性格发展中的缺陷。（这家伙挑了什么好时候，感情上还如此率真！）我本人对此也不以为然，但是后来我只得承认这种率真的精神对我很有感染力。通过我父母的那些高层次的关系，我本来尽可以在巴黎飞黄腾达，这些日子巴黎正在起着变化——正在恢复理智，人们抛弃了战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也不再咒骂野蛮的美国。但我为了与舅舅待在一起放弃了一切。他就是我的家。出于同一动机，我仍每个月飞一次西雅图去看我的女儿南希。
但是我得向你承认，要为人与人之间持久的联系讲出道理实在困难。每个人都担心自己受感情的欺骗，尽管玩世不恭的人口头上继续谈论感情，如斯大林的马屁精波诺马连科朝“无辜的群众”点头哈腰那样。在这一点上，文学试图维持自己原有的地位。倍受尊敬的诗人菲利普·拉金写道：“每个人身上蕴藏着一种与爱情相应的生命之感。”然而，这种感觉却只是蕴藏着。诗人又说，人们常梦想自己“若得到爱情，便能完成自己想做的一切”。这种心病无药可医。这话似乎很对，尽管这与艾克的情况颇为类似——他的心中找不到与欧洲战争相应的所在。可供爱情发挥作用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呢？如果将拉金的观点和与其相悖的看法进行对比，情况并不怎么令人鼓舞。持这些看法的人为数众多，他们放弃爱情，我行我素——他们强壮、健康、理智，虽然令人厌恶，却又合乎情理或者至少“并不多愁善感”，他们一般比其他人要清醒，除掉忧伤的场合。人们现在很少听到关于爱情的谈话。最近在悼念黑人歌手比莉·哈乐黛的颂词里，追悼者说：“她的降生是爱情的结晶，她唱的每一首歌都是关于爱情。但她一生中却缺少爱情。”比莉死于吸毒和酗酒，临终前在病榻上遭逮捕，守候在医院病房里的是警察。
让我们回过头来谈维里茨吧，他是克拉德外婆地产的指定遗嘱执行人。他通过一家买空卖空的公司向贝恩舅舅和我母亲买去了外婆的地产，后来又转手卖给日环食电子公司。该公司在这块地皮上造起了全市最高的摩天大楼，其高度几乎与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相当。他从这笔买卖中发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大财。母亲和贝恩舅舅从中共获得三十万美元。“哈罗德让我们吃了大亏。”母亲说。她原来打算用自己的那份钱在圣路易斯岛买一幢房子。多年前，在他们之间产生矛盾之前，舅公维里茨曾去过巴黎。当时母亲带他去看那房子。他说：“你要这种又陈旧又难看的房子干什么？花一半钱便可以买到既干净又时兴的房子。我可不会住在这种叫人心中发毛的地方。至少要买一幢有现代化卫生设施、厨房里有窗户的房子。”
母亲和舅舅对哈罗德舅公起诉简直是疯啦。他的法官朋友多得数不胜数。他还常常跟那些并不由他雇用的中间人打高尔夫球。
我对舅舅说：“跟他作对简直愚蠢透顶。”
“你对于这类事很清楚，”舅舅说，“我想那件事确实做得愚蠢。”
“我来告诉你这件事稀奇在哪里：因为他是你的近亲，你现在一提他还会动感情。”
“我原来确实喜欢过他。”
我一听他说这话，头脑里便闪过一个影子。这是那些该死的千奇百怪的影子之一。它们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他至今仍喜欢哈罗德·维里茨，他对我（或任何其他人）的感情将多少有点贬值。
贝恩接着又说：“一九四六年哈罗德打完仗回来。他是因为对希特勒恨之入骨才志愿超龄从军的。希特勒在暗堡将自己炸死时，哈罗德远在意大利。复员之前他在那不列勒斯挣了些钱。那不勒斯人擅长买卖。他贩卖军队的剩余物资。东西经他一搭手，就成了剩余物资。后来回到老家，常穿上军装在厨房里坐着，谈笑风生。不久之后，他出门上街到闹市区，押宝，收买警察。作为一个赌注登记人，他在赛马场上可谓财运亨通。一次，他输了一大笔钱，警察们凑了五万美元供他继续押注。他们这样做是上算。不久他便入了政界。”
“这一切好像都只是你的一厢情愿。他的情况究竟如何？”
“我不能说哈罗德那时候是个感情冷漠的舅舅。他给我说过，桑果可以食用，当时我们家后院有两棵桑树。我想我还对你说过……”
“不止一次了。”
“日环食电子公司现今的所在地。”
“不错，正是。”我说。我虽有哲学头脑，但对于舅舅提供的各种细节却没有多大兴趣。他十分强调细节，我偶尔对他的做法很不耐烦。但即使这样，我也时常怀疑，我的注重抽象比之于他的注重具体也许更使人讨厌。
“桑果味道鲜美，我和舅舅下午常去采摘。我俩‘嘘、嘘’地赶走鹩哥鸟。他还请我到闹市区吃饭。我们还去看杂耍歌舞——去看吉米·萨沃，苏菲·塔克，杂耍师，魔术师，驯狗，等等。变魔术和驯狗两个项目他都喜欢。我想他是要使我常去这些地方，使我习惯于这些东西。我们有时也到赌窝去，去参加掷骰赌博，也上电影院去。我当然一个子儿也没有，全是舅舅掏腰包。有一回，我们看了一部异常出色的电影——一出超现实主义的话剧，描写一个荒唐、疯狂的伯班克式的人物，他从茄子里真的取出煮得很老的鸡蛋[15]来。战争年代，哈罗德的妻子带着孩子迁到加利福尼亚，同她的父母亲住在一起。他在家里等他们回来的那一段时间，就像父亲一般待我。”
“结果几个星期下来你对他产生了深深的依恋之情……？”
“那当然。早在这以前，我爱自己的父母，爱姐姐，总想跟他们谈天。八岁那年，一天早晨我钻到了希尔达的床上，因为我爱她。那时你妈妈正在发育之中，快长成大姑娘了。她刮了我二十来个耳光，教训我乱伦，尽管我当时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他一边回忆一边微笑。“这一切听起来多么美，”我说，“即使我母亲对你发脾气，听起来也挺有趣。舅舅，你告诉过我，你小时候爱读童话，安德鲁·朗的童话集全看过，不管封皮是绿色的、黄色的还是蓝色的。让我告诉你，我是怎么看待你的所作所为的——童话故事对于你的童年生活正如过去的好日子对于你的今天一般。对所有那些王子、灰姑娘、睡美人，那些狠毒的后母，在你成为一个上了年岁的公民之前，难道不该重新思考这一切吗？”
我并不是取笑他，我脸上充满着同情，说话的声音也不高。在我看来，不知怎的他逃脱了我们多数人所经历过的命运的摆布。舅舅懒得（或者说不屑）进行自我保护，这一情况实难与当代生活的现实情况（或者说暴行）相一致。姐姐打他耳光时，他没有进行自卫。我提及这一点是因为他后来成为众多女人注目的人物，在她们以直接的、肉体的方式来表示这种兴趣时，他往往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些时候我认为她们在他身上引起的好奇心达到了危险而天真的程度。他对她们的反应使我想起了一首旧儿歌：
娶了妻子的男人很快发现
她的双臂和两腿是否只是用
胶粘合在一块。
然而，他的天真当然不是在世人看来异常可恶的意义上说的。好像“世事”并不是一个又一个的幻觉，在人们“成长”过程中像服装那样不断更换。
但是我关于家庭感情犹如童话的说法，却并不全错。他经常——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该说过于经常——回想他的童年时代。“七八岁时，我每次从街上回到家里，心里总急着要告诉家人街上看到的奇事。要报告的趣事这么多，我兴奋极了。可是家里的人都忙碌着。肉和马铃薯得摆到桌子上，所以他们让我把嘴闭上。一般说来他们对我挺好，可是他们没有时间。到后来我才明白自己在外面所看到的一切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老一套，因此我便作罢，不再要他们来听我的话了。母亲认为我人虽小却常常撒谎，实在可怕，这是她后来告诉我的。”
“后来你把兴趣转向植物，就是这个原因吗？”
“我不想这么说。我们在家里不用同一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我们相亲相爱，互相接吻，眼光里充满热情。甚至我那严厉的姐姐在一般情况下也显得和蔼可亲。所缺少的只是话语。”
贝恩认为我是家庭中唯一可以用高级形式进行思想交流的人。这也许是我半聋的耳朵使然。我蓄着长发，以盖住助听器。耳朵不好的人听人说话时必须加倍聚精会神，不少人一边听一边观察说话人的嘴唇。这种全神贯注也许被看作是同意的表示。总的来说，我可以听懂他讲话的大意。我们读过相同的基础书籍。在汽船退出航行界之前，贝恩舅舅和列娜舅母每年都漂洋过海，每每用篮子给我带回许多书：最初是童话，后来则有皮袜子故事集，马克·吐温和狄更斯的作品。等我长到一定年纪时，他们便给我送来巴尔扎克的作品。胖乎乎的列娜舅母脸上透着灵气，黝黑的皮肤上罩着幽香，她是个巴尔扎克迷。她最喜欢清醒时的巴尔扎克，他用喧嚣的众生撞击着德行和罪恶的琴键。皮埃尔·高里奥老爹[16]的葬礼；看门的母老虎抢劫弥留之际的乐师邦斯[17]，而就在那时，在楼下门房里那个对她垂涎三尺的狠毒的奥弗涅人正在给她的丈夫下毒药。
谁能想到像列娜这样的矮胖子会酷爱如此复杂纷繁的作品呢？然而她却说：“一个人不读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懂得生活和人际关系，就不会懂得社会。”最后她还会加上一句：“要想读懂巴尔扎克，先要对斯威登堡[18]研究一番。可以先读巴尔扎克的《塞拉菲塔》，然后阅读《婚爱》。”
贝恩显然没有读斯威登堡论爱情的作品。他把那本书留给我作纪念（我读了全书）。不过他同意列娜对巴尔扎克的看法。他说：“假若她没有让我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我将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至于那些没有读过《邦斯舅舅》和《贝姨》的人，我不明白他们用什么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如果有人让他们上当的话，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受骗的。假如没有读过《贝姨》，我准会茫然若失。”
他常常感到茫然若失。他倘若认真读过《邦斯舅舅》的话，就不会与玛蒂尔达·拉亚蒙结婚。她的父母家缠万贯，巴尔扎克非常明确地告诉读者：富人家的独生女是十分危险的妻子。书本在这方面常捉弄人。读过有关庸人的小说，你就往往以为自己绝不会成为庸人。这自然荒诞至极。读书时，你会不知不觉地发起一种莫名的高烧来，接受毒素的侵蚀；要不，内心会掀起阵阵波澜，却只因有书保护着，而毫不察觉。舅舅是一个易受书本影响的读者，读书入了迷，甚至会产生幻觉。他热情地向我推荐书籍就证实了这一点。在推荐伯德将军所写的《孤身一人》这本书上，他完全正确。可是他又要我去读《一位瑜伽师的自传》。此书确有一定的魅力，但是你先得克服自己对身体飘浮和体外锻炼这两种做法的怀疑才行。瑜伽师的妻子走进卧室时，发现他的身体并不是躺在她离开时他躺着的垫子上，而是飘浮在空中，离天花板仅咫尺之遥。对于这些文学作品，舅舅怀着不求甚解的态度，也就是我不喜欢的纯消遣态度。
弄清舅舅的爱好之后，我便能唤起他对宣扬神秘观念、不可知论和炼丹术的作品的兴趣，或者对索洛维约夫和费奥多罗夫等作家的兴趣。我在研究俄国象征主义时，曾把这两位作家的著作作为背景性材料专心攻读过。舅舅看来十分稳健，所以我就请他评价我所提出的一些不太有把握的意见。我年纪很小时曾将他比作老式地堡的一个角落。我父亲说他自己长得像一座俄国教堂，我跟他一样喜欢将人与建筑物相比。这些古老的砖石建筑在现代的爆破物和导弹系统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对于舅舅与之联姻的拉亚蒙一家，这种建筑也是算不了什么的。）舅舅不知怎的喜欢上了费奥多罗夫，该作家认为死亡是人类一切问题的根源。地球是一块大墓地，人类的唯一工程是开垦这一墓地，让自己生存下来。我们的亲人得消失在永恒之中，这是人们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怀着怯懦之心接受这一点。必须从直系亲属起建立一个开端。儿女应当使给自己生命的人起死回生，即便这意味着走上月亮。我们必须将死者的一切取回。死者和生者构成一个整体。我并不喜欢为恢复肉体而开展的这场斗争。可是我不断对舅舅进行引导，使他懂得其中的真谛。他一边读一边心中暗自高兴，并且全盘接受书中的观点。形象地打个比方，有时候像是他自己的身体朝天花板升去。我本不该让他读这些书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可以期待他对于我感兴趣的每一个题目发表新奇的评论。
有魅力的舅舅是一大财富。请注意，我不是指有魅力的老舅舅。不幸得很，他还没有老得不受女人的纠缠。跟列娜舅母共同生活时，他一直都很坦率——从不欺骗。她在世时，他连看都不看姑娘们一眼——唔，他看倒是看的，不过并不寻花问柳。几年过去了，他忠实如初，人们不由得对他的性欲产生怀疑。他叫我看达尔文的《自传》（他思想上向来与一流学者为伴，从不迟疑），要我看其中的有些段落。达尔文在这些段落中承认自己年轻时曾被诗歌和音乐所打动，但后来这二者却使他大倒胃口。他解释说，这种情况系他忽视自己的反馈功能所致，长期搁置不用，终于长了锈。科学研究，对细枝末节的钻研，全神贯注于生物组织的细小区别，所有这些使他失去了人类更重要的感情（我的猜想是，达尔文早已开始失去这种感情，正是因为他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才投身于研究工作）。列娜舅母性格温和，臀部和大腿上稍微多长了点肉，黑皮肤，全身散发出幽香，乌黑的双眸好似嵌在脸上。我曾想打听（这是一种到处可见的男性怪癖）：贝恩是如
何与她过日子的。他极力保护她，这是真的。此外，还有斯威登堡的影响。她未能说服贝恩阅读那位伟大的幻想家的作品，但是他关于两性之爱的观点对贝恩来说并不陌生。女人的意志力更强，在斯威登堡看来，这种意志力便是恩爱之情。男人的倾向较为抽象。男人和女人之间产生交换。依照上帝的安排，爱情和思想在夫妇之间互相补充，得到完善，两人间发生了灵魂的互换。可是，贝恩依旧担心达尔文式的“长期搁置不用”，担心这种情况对自己情欲的冲动产生影响。这件事一直萦绕在他脑际，他终于拐弯抹角地向列娜说了。列娜并不反对谈论此事。
贝恩长得粗笨，丧偶之后，不像一个能与女人发生风流韵事的单身汉。但是在第二次结婚前的若干年里，他一直没有停止与女人发生瓜葛：如调情、追求、渴望、入迷、遗弃、侮辱、折磨、性奴役等。从狂喜到崩溃全都经历过，无一遗漏。重新结婚是为了结束这些情况对自己的折磨。
“至少我可以结束在地球上四处流浪的日子了。”他说道，目的则在于为自己的谎话寻找依据——因为我并不怎么赞成他的婚姻，他应该预先通知我一声。
可他为什么要到处跑呢？印度的森林，中国的山川，巴西的原始森林，还有南极。他承认自己的不安分有着色情方面的原因，但如何解释这一原因，他始终打不定主意。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欲望在起作用。在当今的时代里，爱情和死神各据一方，处在等待裁决的争斗中，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打点行李，前往机场，而不要站着等待结果。活动比静等是否好些？四处跑动以保持性欲旺盛？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在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身上。请想一想巴尔扎克笔下的霍罗男爵，八旬老人，在圣洁的妻子弥留之际，向一个年轻女佣提出下流的要求，而他的妻子却还能听到一切。斯特拉温斯基的祖父的例子也同样稀奇：一百一十岁的老头，一天半夜里翻墙越栅，去和情人幽会，结果将脖子摔断了。舅舅甚至不属于那一类人：那些愤怒的老叶芝们，即那些在二十年代常到瑞士去作猴腺移植的人。不，十五年来他一直是忠实的丈夫。他就是这样的人。对于那些要求过度，压迫男子的女性，他是无法对付的。
不错，他确有性机能方面的问题，并不是性功能不健全——他身上贮存着尚未被人发现的性欲。就性生活而言，要是有一个具备洞察力和同情心的精明女子给这些混杂的怪癖带来条理，她就能给自己带来大笔财富。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他被迫孤注一掷与玛蒂尔达·拉亚蒙结婚，连我自己现在还感到惶惑不解。倘若根据麦考莱和温斯顿·丘吉尔的说法，大英帝国是在一阵心不在焉中获得的话，那么贝恩舅舅的第二位妻子也是这样得来的。在前一个重要事例中，帝国的意志是渐渐形成的；而在后一个次要事例中，一个男人的自我看法、自我判断是用言语表达的。但是我不想深入探究他的动机。我越来越不相信心理学了。我把它看作是现代意识的不安定性或左右摇摆所制造的一种低层次的副产品。我们把它捧为“洞察力”，实际上却是一种可怕的焦虑情绪。我们不妨这样说吧，舅舅在把戒指套在玛蒂尔达的手指上，嘴里说着“我愿意”的时候，他自己懂得这桩婚姻该是多么的不合情理。难道围绕他而发生的失败的婚姻，罹难的爱情还不够多吗？到后来我们两人细谈这件事时，他十分坦率地提到了“性生活场面”。所有同床共衾的疯男人和疯女人，同盖一床被子的两个精神变态者，你们知道躺在自己身边的究竟是谁吗？知道在“周到细心”掩盖下的真实思想是什么吗？恒温器一闪，火热的爱情即刻爆炸，燃烧弹便将你葬身火海之中。在你飞离自己的骨灰，冉冉升入太虚幻境之中时，你会听到毁灭你的人所发出的悲凉的抽泣声。对此，请你不要感到吃惊。
但是我这些话最好还是说得不要过于激烈，不要向自己的致命弱点让步。
让我平心静气地继续往下说吧：我明白结婚对他来说为什么那么诱人。贝恩几乎全身心地扑在植物上——研究树叶的组织发生等；实际上我倒是把他看作某种神秘的植物——不过除此以外他还是挺有感情的。像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干他这一行的人往往都是秃顶——由感情引起的秃顶，没有人把这件事往坏处想。他还不想仿效达尔文，心甘情愿地让自己全身萎缩下去。他常说：“我变得过于自给自足了。”也许你想说服我，说他已经厌倦于自己照顾自己。实际上料理家务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负担。他倒是喜欢家务的。他在厕所里倒蓝色的凡尼斯去臭剂。他最喜欢409牌的厨房清洁剂。洗袜子则用乌里特洗洁精。一些令男人头痛的活计，诸如：剥马铃薯皮，擦洗奶酪磨，清洗烧煳的平底锅，跪着擦地板，等等，他一点都无所谓。他从未想到干这些活有点屈尊，不认为对一位修正了植物生态学某些概念的学者尤为不适。在我父亲看来，愿意干女用人干的杂活是一种内在的、天生迟钝的标志——父亲自己倒有点被宠坏了，作为在欧洲的美国人一直过着惬意的日子。没有一个欧洲人能够在欧洲生活得如此成功。希特勒之后的欧洲本身就是一种耻辱。传统特权所剩下的那一点东西已经荡然无存。在雇用女仆的时代，厨房里龌龊不堪。在家庭主妇不得不自己做家务时，家里安装了美国式或西德式的现代装置。然而，特拉奇登伯格家向来雇用一名女仆。知识分子是不擦地板的。唯独舅舅不在乎自己洗衣、熨衣、钉纽扣和擦地板。他的实验室始终保持着清洁。父亲说：“透过他摆出的架势，你看得出他不过是个老妈子。”错了。舅舅自己常这样说：“我并不比你们高明。”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平等。依我之见，他做得有点过分。这种态度多少有点，如一个巴黎朋友所暗示的那样，过于客气。他告诉我说，马赛尔·普鲁斯特——他正研究的对象之一——会在饭桌上屈尊回答一位讲悄悄话的女人的问题。他的答复不厌其烦，既完整又详尽，虽然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人期待他这样做。这位俊美、倦怠、葫芦脸的用餐者向人们大量提供各种多余的消息。你听了简直会厌烦到极点。这一切都出自一位宣扬平等（抑或是主观假设的平等？）的人的殷勤。
从平等主义的动机出发，信任那些不该获得信任的人（即信任那些思想方法与你本人相悖的人），不管某人是否具有某些优点，便对他大加赞誉——就像上帝对一个沉寂了好几百年的死火山的山神进行安抚一样。他连这些也做不到。他面对着一大串火山（例如凯悦大厦），他正忙于处理这些火山，这些活火山。
最好请各位记住，舅舅的弦一直绷得紧紧的，正因为这样，有时它会自己鸣奏起来；上得紧紧的弦，自动鸣奏是不可避免的。好在他十分谦虚，缓和了他强加于别人（即他的听众）身上的东西。像他这般聪明过人，充满活力，往往并不讨人喜欢。一天，他正拆开一包维生素片，同桌吃饭的一位女士问他那是什么。他立即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从纽约瓦尔阿拉进行的高深的癌症研究讲到“自由原子团”理论——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分解出来的危险中子可能导致恶性肿瘤。这些有奇异功效的维生素使前列腺的毛细管扩张，防止其肿大。维生素医好了他开裂了多年的一只手指甲（他打算把那手指甲给她看，可惜烛光昏暗，无法看清）。他又接着说，这药有一种奇怪的副作用，即激发肠内细菌的生长，引起局部肿块。对付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仿效消化道跟人类十分相似的高级灵长目动物，以食植物纤维为主，保持大肠清洁……那位女士说了声抱歉，便开始等待这位兴奋的唠叨者停止说教。他的一次主动介绍又成了多余之举。
话说，我们还是回到老话题吧，舅舅并不在乎自己动手干活。如果有人出于好意肯为他刷盘子，那自然是好事，也可作为一种调节。那么，他干吗要娶玛蒂尔达·拉亚蒙呢？真正的原因是要建立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主人之所以成为主人是因为他即便面对死亡也准备维护主人的特权。奴才则不愿冒生命之险……我们不必在此深究，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贝恩舅舅不羞于自己洗刷盘碗。可是我不禁想起二十年代初期在莫斯科时，象征派诗人安德烈·别雷在一次公共集会上大发雷霆，因为要他排长队去领取一盘鱼。诗人要吃的鱼应当放在干净的盘子里送到他面前！临终前不久，他在谈到自己相识的女人时说：“她们中没有一个人配得上我。”我无法设想贝恩会说出同样的话来。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简直不可想象。然而，他真的说这样的话，或许我又会认为言之有理。众多的现代思想家认为，“评价过高”是爱情的秘密所在。对卢梭来说，这也是自由社会必不可少的幻想。所有这一切的根缘，还是伯德将军在南极的发现：人们在那里认识了相互的真面目。眼下简单地提一下这一点就行了，不必过于强调。
如果内中有自我欺骗的成分，舅舅肯定会意识到的。他不是笨蛋。他有真才实学，受到人们广泛的钦佩。人们佩服他知识的准确，佩服他记忆力的非同一般。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要说这类能力来自上天，来自高处。“科学的世界观”对我的看法肯定会嗤之以鼻，那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不是什么争论，这是一颗赤裸裸的心的自白。来自世间常识的任何普通解释将永远不会使我满足。在我眼里，他是个奇才，具有“魔力”。这种不求而得的天赋正在为人类的完善进行探索。可是，人们需要多大程度的完善呢？难道非要尽善尽美不可吗？大致的完美行吗？是的，对那些因感情丰富而秃头的人来说，是要尽善尽美才行。我舅舅那样重感情、讲仁慈的人，精力特别旺盛的人，易激动的人，穷困的人，贪婪的人——他们不明白天分高的人为什么不接二连三地蜂拥而来。所以他要求一个能分享感情的人，一个迷人的女子，正如斯威登堡所描写的女子——上帝创造她去指导男人，引导他进行灵魂交换。也许是为了对他进行教育，如蒂奥梯玛教给苏格拉底以爱情一般。
总的说来，回顾全部事实，我们会发现舅舅已受过很大的挫折。现在，他觉得自己（还得重提爱伦·坡的那首该死的诗）是一个风尘仆仆、劳累不堪的漂泊者。依我之见，他是个性欲过旺的人。在报端，这一用语是专用来描写孩童的，将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纳入这一范畴也许并不得体。幼儿园里挤进一个著名的中年植物学家——你给我们讲的什么故事？然而，遭人殴打的男人总是有的。打人者也遭别人殴打。在我的书中，舅舅就是一位遭女人殴打的男人。你会问：“像他那样壮实的男人吗？”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情况正是如此。“他正在寻求保护。在任何连字游戏中，美国人一看到‘保护’一词，便自然想到‘讹诈’，亦即‘敲诈’。”
不完全清楚的是，贝恩舅舅果真知之甚多的话，为什么在打骂面前显得那么被动。全部秘密就在这儿。对此我细细琢磨，正如一个人细细琢磨抽象画以捕捉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一般。（那是花瓶吗？那是一门古老的炮吗？是做标花蛋糕用的软管吗？）我在背景处看到了贝恩，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个子高大，体重超常，脸色苍白，像俄罗斯人那样弓着背。走起路来不紧不慢，上半身十分稳重。圆圆的脑袋，丰满的脸庞，一双眼睛就像横写的阿拉伯数字“8”。我熟悉的一位俄国哲学家说过：人的眼睛分两类，一类为接受型；另一类为意志散发型。有的眼睛瞪大以反射光线，有的眼睛则打量着一切事物，以捕捉猎物；对于第一类眼睛，世界是伊甸园，是永恒的现在；从第二类眼睛里则不断地倾泻出使人兴奋的意志洪流。舅舅当然属于第一类。人，取决于他对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像德国自由主义狂人费尔巴哈所坚持的那样，取决于他所吃的食物。你怎么看自己，你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除此之外，舅舅的眼睛还能代表什么呢？他脑袋的形状适合他的职业，是一座植物观察所。因此属于第二类的人，那些精力充沛的人和能干而有进取心的人，尽可以把他看成洋盘，看成一种记号。对于他们来说，第一类人是命中注定为他们服务的（是他们的仆人、猎物和午餐）。
但是在他性格的某些方面，舅舅也显得相当精明。事情发生以后，他确实精明，能够发现自己错在何处，是怎么打败仗的，自己又是怎么和机灵鬼与强盗打交道的。不过这都在事情发生以后。他看起来十分稳健，不过这只是一种外表。他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个真正的例外。由于担心产生特权思想——这是何等使人憋气的迷信！——我们要求自己不去理睬这些例外。
请设想一下：这些例外是我们解脱的唯一希望，但是我们却不屑一顾。
我常问舅舅，为什么一个年幼时常在杰弗逊大街人行道上玩耍的孩子长大以后会对植物着迷呢。如果你不将牛蒡和豚草，矮苦花烛草及长在货场场院里的其他杂草计算在内的话，那个贫民区里就别无植物可言。我的外祖父克拉德连莴苣都不吃。外祖母每次上这个菜时他都不高兴。他那张知识分子的脸因固有的偏见和狠毒的讥讽而变得咄咄逼人。他会抬起头说：“拿去喂猪。”老人虽然教希伯来文，但他并不遵守犹太人的规矩。对于神秘的传统他倒是确实感兴趣的，常喜欢与人谈论“生命之树”和“智慧之树”。奇怪的是，（以科学的形式）拥有“智慧之树”的都是非犹太人；“生命之树”则百分之百是犹太人的财富。科学和生命最终将结合在一起。我问过他，这些树是否影响了舅舅对职业的选择。他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哦，舅舅并不喜欢显得神秘。他不愿谈论或考虑自己的天赋。他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上天的赋予，至于其他一切，他则闭口不提。就我而言，我不得不考虑这些神秘之处，因为它们给我以极大的影响。我追问他有关生命之树的情况时，他仅告诉我，他的父亲有一本关于这一题目的希伯来神秘哲学著作，书的作者为十六世纪神秘论者海姆·维特尔。我没有时间去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要办的事实在太多——可是我得仔细琢磨这一情况，因为归根结蒂，是这本书使我做出了来到中西部的决定。我还不打算抛弃自己的使命。也许我可以将它抛开，但我不会简单地一抛了事。因此，我常常自问为什么不继承考基夫的衣钵。在巴黎我家的餐室里听他谈话时，我有时想象自己瞧见光柱径直从考基夫的头里迸发出来。他使我觉得自己精神上仅是一个少女。他口若悬河地谈论精灵和自然界，论及历史就像洗纸牌那样自如。我简直喜不自禁。真有他的！此外，我还注意到自己心中的怀疑正在不断增加。我是那么年轻，正在准备通过硕士学位的考试，然而，我对于他无比丰富的思想的钦佩由于怀疑而变得越来越淡薄。我在头脑中将他比作在特拉贡路教我俄语口语的老师：寒气逼人的屋里摆着圣像和小块布哈拉地毯，他的头部已经谢顶，讲话细声细气。他用使人难以理解的俄语要我警惕思想的迷惑，警惕追求一己私利的知识，他又把这些东西的结构和组成告诉我，向我指出它们均与生命力相背离。他还说世间有两种真理，一种以智慧之树为象征，另一种以生命之树为象征，前者是争上游的真理，后者是接受、容纳的真理。脱离生活的知识等于害病。舅舅拥有关于植物的大量知识，然而他的知识多少是不自觉的。
“那么，舅舅，那本书在哪儿呢？”
“关于生命之树的书吗？你去寻找吧。八成在房子被推倒时给埋在下面了。老头子常念给我听，还加上他自己的评语。我自己从未钻研过。”
“那你自己看什么书来着？”
“我用一枚镍币从废品商手里买回一本书，书名叫《原始大森林》，作者是阿梯列奥·盖提。此书肯定是从浴缸里捞出来之后在太阳下晒干的，因为书已泡胀，而且还有水迹。此书使我惊醒。我也喜欢巴特姆的书。两百多年前，他曾独自在未遭人类糟蹋的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漫游，采集稀有植物。他睡的地方就是旷野。”
在巴黎时，我曾听人提出过一种聪明的意见：犹太人集居地是朱丁沙漠的翻版；犹太人由于缺少植物成分而避免了堕落。他们的生存并不依赖树液，因此他们也不会萎缩。犹太人集居地并不像法国知识分子的头脑那样贫瘠，是这些知识分子提出了乍看富有同情心的意见。这类事是把我赶出巴黎的原因之一。几个世纪以来，贫民区歪歪斜斜的犹太教堂里，犹太人为了雨露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祈祷词。不过，我讲这段话只是因为它与舅舅的职业有关。
“那么，是这些异乎寻常的书使你云游世界的吗？”
“我不这样认为。到处有波音747飞机等着把人载往各地。人们随时可以进行短期休假。还有五花八门的基金加上优惠汇率。有时天气反常——一连下了十天冰雹——你闷闷不乐，情绪忧郁。静静坐着是个笨办法，而且对你的大脑也有害。于是你在书桌上到处查找，终于找出一摞尚未回复的邀请书来。你会想，干吗不去一次印度？眼下这季节正合适。此外，马德拉斯有一位乐于助人的大个子黑女人，她见到你总是十分高兴。她是一位出色的伙伴。”
他指的是拉查希瓦利，一位图书馆管理员，她还是声音深沉、大腹便便的印度吉他的著名演奏者。安纳马莱大学离她的住处不远。该大学有闻名遐迩的植物学系，那里的辛格博士进行过一种试验，对含羞草属植物唱小夜曲，结果这些植物的气孔数明显增多——不过舅舅一点也不相信辛格所提供的数据。
“可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谈杰弗逊街上的那个孩子吧，”他说，“使他爱上植物的并不是那本《原始大森林》，不是巴特姆的魅力，也不是那些亚热带夜晚散发的幽香。我的体内似乎另有一人；他经常进行干预，并代替我的行动。是他要我把一枚镍币交给那位废品商。是他一直在等待时机，植物学一出现，便跳将出来，把它整个儿吞下去。如果是原先的我，那就一定会在这种情况下细细斟酌，像神经质的胆小鬼那样犹豫不决。有些决定简直要我的命……”
“那么问题在于，你体内的两人或多人中的哪一个为你做出决定的？如果说是个妖精、魔鬼或鬼魂，是不是更好些呢？”
我并不期望他回答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