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 千秋功罪
初识溪口
载着张学良一行的飞机穿云破雾，直向东南方向的宁波飞去。
从南京到奉化，飞机只能在宁波机场降落。由此再往南，须乘大约四个小时的汽车，才可到达蒋介石的老家溪口镇。
张学良从没去过奉化，没见过蒋家的风水运脉。在飞机上，他一直微闭着眼，在想蒋介石家乡的风物究竟是什么模样。他曾听人不止一次说过，蒋介石的故居前有大泽，后有名山，是典型的风水宝地。张学良不大信这个，每次听了都一笑置之。现在想起来，他不免有些黯然。如果溪口真是他蒋家发迹腾达的助运之地，那对他张学良，是不是就是蒋氏降他败他的落凤坡、伏虎岭呢？
他微微睁眼，向机窗外瞟了一眼。西天无垠，唯有白云悠悠。
飞机在宁波顺利降落，张学良在戴笠等人陪同下走下飞机，走向候机室。在候机室门外，早已停候着十几辆汽车，准备将张学良一行送往奉化溪口。
机场上空空荡荡。一阵寒风吹来，卷起水泥路上的几张纸屑和几缕黄尘。张学良紧了紧身上的灰棉大衣，又将领子高高翻起，遮住微微缩进的头。模样显得有些寒碜。
身后，一大帮卫士紧紧跟随。候机室内外，军警特务林立，远远地盯着张学良。
张学良扫视一眼，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走进候机室，一行人正略事休息，张学良却突然见到立于座位边上的张钫。他顿时驻足，大声问：“你好啊，张先生！你几时来的？”
“啊，汉卿。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张钫的面色有些尴尬，没有正面回答张学良的问话。一见张钫这模样，张学良立即明白过来，他一定是刚从溪口领受了蒋介石的命令。
“啊，委员长是让你去陕西吧？”
张学良这么爽直的提问，令张钫实在难于开口。他望望旁边的戴笠，又看看四下里的卫兵，支支吾吾竟答不出话来。
张学良果然没有猜错。张钫是西安人，曾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后又任第二十路军总指挥。西安事变期间，他和于右任被派作宣慰使前往西安，却被杨虎城的部队阻在潼关，连西安的门也未望见。两天前，他突然接到奉化拍来的电报，要他赶往溪口，蒋介石要对他面授机宜。
自从月初回到故土之后，蒋介石名为休息养伤，其实仍无时不在控制着南京的一举一动。对于西安方面不战不和的状态，政府内外已颇有微词。若强行进攻，他势必承担挑起内战的罪名，引起抗日军民的愤怒；若是接受西安方面的条件，则又损了他蒋某人和南京的面子，发展下去局面难以收拾。苦思冥想之后，他决定在通过张学良向西安转达他的意向之外，再直接派人向杨虎城传话，施加压力，迫使西安在他提出的甲、乙两案中，立即进行选择，同时再让集结于潼关一带的中央军向前推进，形成包围进攻的态势。
蒋介石把这几个步骤称作“三管齐下”。
在派谁去西安的问题上，蒋介石颇费了一番心思。此人要能代表政府，又同西安有良好关系；既能表现出南京方面的强硬，又能使西安方面能够接受。在他软硬兼施的策略中，去西安的这个人必须既是传声筒，又是说客。
蒋介石最终选中了张钫。
在溪口蒋母坟庄庐舍内，蒋介石同张钫的谈话，前后不到一个小时。谈完张钫便匆匆离去，赶往宁波机场，准备由南京再去西安。没想到，在这里竟然碰上了赶往溪口的张学良。
见张钫这副欲言又止、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话的模样，张学良突然笑了。大声说：“算了，张先生不便说，我也就不问了。不过我料得到，张先生去了西安，也就是表示我张学良回不去了。”
一听这话，张钫有些紧张，感到张学良不回西安的责任都被推到他头上了，忙说：“副司令，话可不能这么说。”
张学良没理会张钫，望着候机室外那一排汽车，顾自说：“离陕之际，我对虎城说，过三五天就回西安。现在都快二十天了，却又身负管束赶往奉化。你说，”他收回目光望着张钫，“要是我能回西安，委员长他还会费心让你这么折腾一趟吗？”
张钫望望边上的戴笠，见他正招呼卫兵准备开车，便凑过身，低声对张学良说：“那天你把委员长送到洛阳，怎么没想到马上就回西安呢？”
张学良微微一怔，随即脸上浮出苦笑。他摇摇头，伸手向张钫告别：“算了，不说了，张先生。”他转头望了望边上的戴笠和一班卫兵，意味深长地说：“你这趟，责任重大啊。我回不了西安，那边要是打起来可不妙哦！”
汽车开出宁波，向南疾驶，不一会儿，便进入了层峦叠嶂中的山路。
张学良生在东北，逢到冬季，满眼皆是雪原。后到了西北，那里冬天除了严寒，似乎还有一种干燥和肃杀的气氛，加之风沙狂舞，令他很难习惯。此时置身于江南，虽然寒气未尽，可是远近的山峰上，却有未褪绿意的树丛和灌木，间或甚至可以见到星星点点的野花在风中摇曳。江南地区，湖河港汊纵横，山间亦有缓缓流淌的溪水，顺峰弯而下，在冬季也溅出几分生动来。张学良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又出洋游历过欧洲的山河，可此时，仍不免感叹江南冬季里的清爽与诗意。
车行了大约三个多小时，速度明显减缓下来。张学良一望，只见前方山势平缓，古树参天，一片房舍立于山脚下的树丛之中，四周是环绕蜿蜒的青瓦灰墙。
“怎么，到了？”张学良问身旁的戴笠。
戴笠点点头，指着那片房舍说：“这儿离溪口镇还有几里路，委员长的住地离这儿不远。由于给副司令准备的房屋还未收拾妥当，今天就暂时住这儿了。”
车在山脚下停住，张学良走下车来，见这儿视野开阔，环境安静，有些满意地点了点头。待他目光转向不远处的山口时，脸上却有些不悦，向戴笠皱了皱眉。
山口处，兵士散布，如临大敌。那片红墙边，便站有大约一排人。
戴笠讨好地笑笑，说：“这儿是委员长故居，现在副司令又来了，不得不加强安全防卫。负责副司令驻地保卫的是宪兵连的陆连长。另外，”他手指着站于身后的军统局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又说，“乙光在这儿，专门负责副司令的内卫，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他。”说完，向刘乙光招了招手。“乙光，副司令的安全，今后就交给你了，要是有了什么差错，别说是你，就是我戴笠也担待不起哟！”
“请局座放心，乙光将全力而为！”刘乙光向戴笠敬了个礼，手未从帽檐上放下，又转向张学良道：“副司令日后有何差遣，尽请吩咐，乙光将尽心为之！”
张学良朝刘乙光瞟了一眼，见其个头不高，大约三十七八的年纪，军阶是中校。他有些淡漠地挥了下手，口里“嗯”了一声。
此时的张学良绝没想到，就是这个刘乙光，将从此陪伴他几十年的幽禁岁月，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在踏上台阶、走进红墙之时，戴笠向张学良介绍说：“这座山叫武岭，这儿叫武岭门，”他用手指着一座宽大的黑漆牌坊，上面有“武岭门”三个金粉大字。“副司令下榻的地方，叫文昌阁，以前做过学校，环境倒还是蛮好的。”
张学良没有答话，来到了门口，才停下脚步，望着悬于屋顶上的“文昌阁”三个字，似乎略有所思。
文昌阁建于明代，是旧时学子荟萃之所。蒋介石发迹后，对故乡的名胜古刹全都做了一番修葺。已经破败的文昌阁经过精心修建，面目已焕然一新。阁前有碧潭观鱼的“憩水桥”，阁后是幽静雅致的“乐亭”，周围树木成林，景色秀美，清澈见底的剡溪就在近旁，可说是个依山傍水的风景胜地，比之南京宋子文、孔祥熙的豪华别墅，更有一种天然怡人的情味。
在门前流连片刻，张学良跨进门内，但见精舍温室，窗明几净，院内一切均是整洁雅致的布设。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坐在一把早为他备好的黑漆雕花木椅上。
“文昌阁，”张学良口里喃喃，旋即又缄口沉默，望向位于北面的溪口镇。
蒋介石此时肯定已知道我到了溪口了。他在他母亲的坟前养伤休息，而我张学良在文昌阁与他遥遥相对。难道他蒋某人是要让我在这儿伴养，闭门思过吗？
张学良没有答案。他知道，这也不会有答案。
他的心思又转向了西安。蒋介石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甲、乙两案后，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将领们，将会如何动作呢？
是夜，张学良秉烛夜书，给杨虎城和东北军的诸将领写下了来奉化后的第一封信，要他们在甲、乙两案中选择一案。“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为了抗日和避免内战，张学良决定再度委曲求全。
溪口镇南临锦溪，北聚村落，风景优美。全镇只有一条市街，东自武岭门起，西至武岭公园止，全长约五华里。蒋姓是该镇的一个大族。蒋介石生母王采玉，年轻守寡，23岁时由其堂兄王贤东作伐，续嫁于一个叫蒋肃庵的盐商为继室，此后便留居此地，于55岁上病逝，被蒋介石葬于溪口镇西面六里地处的一处山坡。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蒋介石在墓旁修了一处庐舍，青砖灰瓦，精巧严整，每次蒋介石回乡，都要在此住上些时日。
张学良在武岭文昌阁住下后，即提出前去拜见蒋介石，但却未获批准。两天后，蒋介石给戴笠下达命令，将张学良移至溪口镇西面约十五六里的雪窦寺中国旅行社。
雪窦寺因建于雪窦山而得名。这里属四明山脉，山上有高不可攀的徐凫岩。山中有峭壁凌空的三隐潭、瀑布直泻的千丈岩和空谷幽深的妙高台，山下则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入山亭。当年宋理宗巡临杭州，在御榻上梦见此山，清晨起床后即挥御笔，写下了“应梦名山”四个字，命人送到奉化，县令率众跪接御书，并在山上建一“御书亭”，至今完好无缺。
雪窦寺便建于山中一片小平原上。这里山峦环抱，古树参天，林木葱郁，颇有古刹气派。在雪窦寺的山门上，竖立有一块巨大的匾额，上书“四明第一山”五个字，出自蒋介石的手笔。寺内庙宇庞大，飞檐鎏金，建筑宏伟。1932年，中国佛教会会长太虚法师受蒋礼聘，在此主持寺院。蒋介石每次返里，总要到寺里盘桓，并在离寺不远的妙高台别墅静居。蒋介石的许多重大决策，均谋划出自于此。
由于雪窦山、雪窦寺为名山古寺，加之这里又是蒋介石的故居，于是，当时的中国旅行社便在这里设了雪窦山分社，由一个叫钱君藏的人担任经理。1934年旅行社建成开业时，只有一栋两层楼房，内有会客室、卧室、书房、洗澡间等十几间房屋，设备较为齐全。一年四季游人不断。
1937年1月初，有两位身穿便衣的人自溪口方向来到旅行社，要这里停止营业，包租给他们单独使用。钱君藏一见两人盛气凌人的模样，知其大有来头，并估计是蒋介石下的命令，当即便唯诺不已，但表示他这里只是分社，一切业务要由总社同意。两天后，中国旅行社便拟好了包租雪窦山旅行社的合同，而签字盖章的另一方竟然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来头果然很大。所有的房间全被腾空重新整修布置，还在房内安装了火炉。钱君藏以为蒋介石要移居此处，诚惶诚恐地忙前忙后，过了十多天，一切布置停当了，才有人告诉他，将要来这里居住的，是威名赫赫的张学良将军。
1月16日，天色明朗。虽是冬季，但四面群山环绕，遮住了寒风，雪窦一带可以感觉到丝丝春临的暖意。将近10点钟，一溜汽车自溪口方向驶来，停在旅行社门口。随着砰砰的汽车关门声，一大群人簇拥着身穿青灰棉大衣的张学良，拾级而上，向旅行社的楼房走来。
这天一早，雪窦寺一带就已处于宪兵、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在上山的唯一要道“入山亭”口，已配有一班宪兵和四名特务；旅行社门口和雪窦寺的殿门口，也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宪兵。除了旅行社的几名工作人员，所有的闲人都被阻在了几百米之外。
张学良大步走在头里。他眉头紧锁，只顾望着脚下的石阶。武装宪兵向他致礼，他连看也没看一眼。
来到旅行社楼前，他略略驻足，一眼望见了“中国旅行社”的牌子，两眼顿时一亮，眉头也略为舒展开来。
“啊，中国旅行社！”张学良轻吐了一声，似有些意外。
当时的中国旅行社是旧中国最大的官办旅游机构，总社在上海，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分社，许多重大的社交活动均是在中国旅行社举办。张学良身为要人，经常出入于社交场合，对中国旅行社的服务颇有好感。在西安，他便常在中国旅行社内举行宴会舞会，招待来宾和应酬事务，“中国旅行社”几个字便由熟悉变得亲切。他没想到，在这偏远的山乡，也会见到中国旅行社的牌子。
陪同的人渐渐跟上，拥着张学良进了一楼宽大的客厅。人群中，除了戴笠、刘乙光等人外，尚有张学良的两名副官，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及其夫人傅学文，从宁波陪同张学良来奉化的杭州市市长周象贤，以及杭州市警察局局长等人。赵四小姐因听说于凤至将于近日来奉化，在头天便与少帅挥泪而别，去了上海。
吃过午饭，陪同的人渐渐散去，戴笠也告退去了溪口蒋介石处复命，屋里只剩下了张学良和邵力子。
张学良慢慢呷了口茶，望着邵力子半晌没吭声。邵力子朝他笑笑，说道：“副司令，你这次来溪口，我也算讨了个清闲，一心一意陪你读书来了。”
张学良没说话，那双眼睛似在发问：蒋介石怎么会派你来“陪”我呢？
大约是看出了张学良的心思，邵力子脸现苦笑，摇摇头，说道：“西安的事，牵涉的面远不只是你张、杨二人，有好多事，我在委员长面前也言说不清了。”说完，长长地叹了一声。
“怎么，委员长把你也看做是我的同谋了？”张学良有些诧异，随即又笑了起来。“邵夫人不是还受伤了吗？要是与我同谋，那子弹总不会往夫人身上钻嘛！委员长未必连这个也看不出来。”
“哎，提起西安的事我就头疼。汉卿哪，你那一威风，可把我们都害苦喽！”
邵力子是浙江人，多少也算蒋介石的乡亲，多年来一直受到蒋介石的青睐，于1935年被派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当夜，邵力子夫妇在酣睡中被枪声惊醒，仓皇逃命。邵夫人傅学文刚攀上屋后围墙，意欲逃往墙外一家产科医院躲避时，一颗飞弹击中她的右手，穿腕而出，当即便坠墙晕了过去。直到第二天午后，局势趋于明朗，才请由杨虎城送入省立医院治疗。
蒋介石被扣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便是要见省主席邵力子。在当面向邵问过随他来西安的一班人的情况后，蒋介石突然冒出一句：“今天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不知道？”
邵力子一惊：蒋介石显然已怀疑上他了，于是连忙辩解，说事前毫无所闻，不然夫人怎么会中了枪弹。当时蒋介石没有吭声，但邵力子从他的目光中明显看出，委员长对他已经不再信任。至少，身为省主席，对事变这么大的“阴谋”，事前毫无所闻，仅此一条，便够得上“昏聩无能”的罪名了。
但蒋介石并没有革他的职，对他的“昏聩无能”提也没提，在同他谈话时，语气反而显得比过去更为和蔼。“张汉卿读书太少，才会有此莽撞之举。你是绍兴有学问的人，陪他读读书，好不好？”
既是委员长的意思，好得执行，不好也得执行。想起蒋介石在西安对他的问话，邵力子更是不敢有丝毫违背，立即收拾行李，拉着夫人傅学文来到了溪口。
望着邵力子有些难堪的神情，张学良心中也明白了他的难言之隐，于是便转了话题，问起他夫人手上的伤势来。
“都一个月了，伤口已经愈合，好啦。不过，”他望着张学良，颇有遗憾地说，“那只手，可再也没有过去那么灵便了。”
“这么说来，我早该通知你一声，尊夫人就免于受伤了。”张学良笑着说。
邵力子也不禁一笑，摇摇头，神情又渐转阴郁。“要是那样的话，我现在不知魂在何处啰！”
张学良望一眼邵力子，脸色也变得阴郁起来。
他怎能是蒋介石的对手呢？
多年的军旅生涯，养成了张学良早起的习惯。
天刚蒙蒙亮，张学良便已醒来。许是还未完全清醒，他一时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当他看到房内生疏的陈设和旁边床上睡得正香的邵力子时，才想起自己已成了“囚犯”，在雪窦山中开始了幽禁生活。
窗户渐渐发亮，屋内充满了将明未明之时的那种朦胧静谧。他缓缓下床，披衣来到窗前。附近一带的山峦、树林和房屋，都沉浸在无风的恬静和明朗的冬日光亮中，一切都显得坚硬、洁净，同时又有几分呆板。抬头望望天空，有舒云淡雾轻轻掠过，大地在穹顶似的天空笼罩下，显出愁惨的拘谨和憔悴来。
忽然，在黎明的寂静中，响起了几道钟声。山谷随之发出回响，像是猛然间苏醒过来。“雪窦寺的和尚撞钟了。”张学良心中自语一声，目光转向不远处的寺庙。虽然隔着些晨雾，但仍看到耸立于院墙之上的壮丽殿阁和鎏金画栋。一缕浓重的淡蓝色烟雾从殿阁中升腾起来，和着乳白色的雾气，在寺庙上空形成一团青灰色的淡云。“真是个超凡境界啊。”张学良感叹了一声。
背后有了些响动，张学良回头，见邵力子已从床上起来，正在穿衣。
“啊，邵主席起床了。昨夜睡得可好？”张学良问。
“还好，还好，”邵力子笑着说，“只是副司令虽眠而声息如雷，邵某伴君若伴虎啊。”
“你是说我一直在打鼾？”张学良望着邵力子。
“是啊，不仅打鼾，而且气度不凡哪！”
两人都爆发出一阵大笑。
“没办法，我这人一疲倦就要打鼾。只要免了劳累，自然也就心平气静了。”张学良仍然笑着说。“不过……”他在屋内走了两步，停下来看着那张他睡过的雕花大床，“以后你要再听我的鼾声，可能是没有机会了。”
“怎么？副司令要把鼾声也戒了？”邵力子有些不解地望着他。
“不，不是戒了，”笑意已从张学良脸上全然消失，变成一种怅然。“我是不会再劳累疲倦了。”言毕，目光中透出深深的伤感。
邵力子没有说话，只望着窗前张学良魁伟的身体，心中也有几分黯然。忽然，他脸上又露出笑容，安慰道：“哪能呢，副司令。你恰当盛年，正是报效国家的大好时机。在这儿静养一段时间，读读书，于身心都大有裨益。将来重返沙场，更是气吞万里如虎啊！”
“但愿如此吧。”
两人都没再说话。邵力子穿好衣服，也来到窗前，顺着张学良的目光所向，看到了雪窦寺的寺院。寺内伴着木鱼的诵经之音，正徐徐传来。
“那是雪窦寺的和尚在诵早经呢。”邵力子说。
“深山古寺，超然得很啊！”张学良应了一声，偏过头望着邵力子，“我也算是与这儿结缘了。邵主席，你是绍兴有学问的人，对这里了若指掌。吃过早饭我们去这一带走走，你给我讲讲这里的山水草木，也讲讲这个寺院。怎么样？”
“邵某来这儿就是陪伴副司令的，敢不遵命？”
两人又都笑了起来。
虽然是早餐，却也显得很丰盛，有火腿、鸡蛋、牛奶，还有金山橘，全都是应着张学良平日的早餐习惯。喝着乳香浓郁的牛奶，张学良禁不住想，也难为戴笠这一班人了，对他的生活习惯会熟悉照应到这种地步。
吃过早饭，负责看守的特务们得知张学良要去游山，忙不迭地去张罗布置警戒了。张学良和邵力子在餐桌前闲聊一阵，这才走出了旅行社的大门。
春天虽然姗姗来迟，但冬意确已消失了。路旁山边，新生的绿草正怯怯地探出头来，柔软的柳枝上，生长出了翠嫩的绿意。阳光虽未灿然展露，但人们可以明显感到，从天而降的气流中，已经有了浅浅的暖意。
“在北方，这时候树上还满是冰凌呢。”张学良说着折了一根柳枝拿在手上，用手触了触上面的绿芽。
“南方就有这样的好处，冬季短，冷也冷不到哪儿去。”邵力子说。
“不过叫我在南方生活，我还是不惯。”张学良将柳枝折断，扔到一旁。
“慢慢适应一下就好了。”邵力子小心翼翼地说。1931年“九一八”之后，张学良遵奉蒋介石之命，对日军未加抵抗便将部队撤往锦州，其后锦州、热河又相继失守，不得已而撤军关外，至今已近六年未踏上故土了。邵力子曾听张学良说起过在锦州的其父张作霖的墓园，言语间流露出对父老和故土的怀念和歉疚之情。邵力子不想在此时再去触动张学良的伤感之情，岔开了话题。“副司令，我们在这儿看看山吧。”说着停下了脚步。
张学良也停下来。举目四望，群峰耸立，唯有他们所立之处是片平原，纵横约有百余顷地。
“四周都是山，这儿像是个盆地了。”张学良说。
“是呀。这儿是九峰环抱，玄珠峰、天马峰、象鼻峰、五雷峰、石笋峰，每一峰都有自己的特点，一峰比一峰俏丽。你看看那边—”邵力子用手指着西北方向的一座山峰。“那面最高的一座叫乳峰，下面有个石洞，一年四季泉水不断，从洞口喷涌而出，其色如乳如雪，所以整个山都叫雪窦山。各个山峰的流水都向这片平原汇集，到了南边，就顺山而下，形成瀑布。由于山势高，所以也叫千丈岩瀑布。要是下了雨，诸峰流水增量，汇到千丈岩便如万马奔腾，声动九霄，壮观到了极点，可惜—”
“可惜今日无雨啊，”张学良打断邵力子的话，“不然我们也可以跃马奔腾了。”言语间颇有豪壮之气。
“你会看到的，”邵力子说，但又马上摆摆手，“不过春天不行，细雨绵绵，成不了气候。要领略千丈岩瀑布的气势，还是得夏天来。一场大暴雨之后，山洪顺山而泻，那时往千丈岩边一站，还真有点惊心动魄呢。”
“到夏天？谁知道到夏天我又上哪儿去了？”张学良有些烦躁地说。
邵力子觉出了张学良对于时间的敏感，连忙又转了话题，指着近旁的雪窦寺：“由于有这个瀑布，所以这座寺庙最初也就叫瀑布院，建于晋朝年间，结庐的都是些尼姑。咸通年间，这深山里也逃不过战乱，兵火相加，瀑布院也毁为废墟。后来又重新修建，但是改了名字，叫瀑布观音观。到咸平二年，才改名为雪窦资圣禅寺。”
“这寺庙来历也算得是悠久了，”张学良点点头，说道，“恐怕有不少传说吧？”
“两千多年，这儿的传说，一本厚书也写不完，”邵力子咽了口唾沫，继续说道：“不过，这儿最有名的还是出过一个典故。”
“什么典故？”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
“是吗？”张学良一听来了兴趣，忙说：“你讲讲看。”
这时，两人已来到雪窦寺门口，邵力子站下，向着寺内说道：“唐代的时候，这寺内长有一条大蚯蚓，每天天不亮就吱吱地叫，比鸡鸣还早。有个小和尚刚入佛门不久，方丈便指点他，每天听见院内蚯蚓叫，便要起身诵经做课。小和尚小小年纪，正是贪睡的时候，日子一长，便对这条蚯蚓厌烦了。也不管佛门不杀生的戒规，打主意烧一壶开水浇到蚯蚓的洞口，烫死它。没想到这事让寺里的方丈发觉了，大为震怒，马上就要小和尚从千丈岩瀑布跳下去，以命赎罪。小和尚站在瀑布前，心惊胆战，放声大哭。恰在这时，邻村有个以杀猪为生的屠夫正巧路过这里回家，看见小和尚的模样便上前盘问。当他听小和尚讲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内心大为震动，对天长叹道：‘我靠杀猪为生，有三千头猪在我刀下丧命了。你一条蚯蚓还没我一头猪尾巴长，要跳崖应当由我先来。’说完扔下杀猪担，到崖边一纵身跳下了瀑布。”
张学良“啊”了一声：“千丈岩，千丈岩，屠夫的尸体恐怕也跌得粉碎没法收拾了。”
“不，不，你万万想不到，”邵力子使劲摆着手。“屠夫刚刚跳下，恐怕还没落到崖底，突然间天光四射，大地生辉，一阵香风徐徐袭来，伴有精妙绝伦的鼓乐。一只白鹤从岩底飞起，托着那位屠夫，缓缓升天了。”
“这是怎么回事？念他放下屠刀啦？”
“不，是屠夫抢了仙命。小和尚平日早起晚睡，青灯黄卷，天庭发了慈悲，打算在小和尚赎命之时，接他升天，没料到却让杀猪的给捷足先登了。后人根据这个故事，演成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典故。你说这有趣不有趣？”
张学良没有回话，顾自走向寺内的殿堂。到了大雄宝殿跟前，他忽然驻步，朝着邵力子连说两声“立地成佛，立地成佛”，眉头拧成一团，像是从中悟出了什么。先前来看山访寺时的兴致已经大减。他一语不发地踏进宝殿，望着殿中央那尊硕大的佛像，久久未动一步。
邵力子这才意识到，刚才滔滔不绝讲的这个典故，是犯了张学良的忌了。
统率万众、叱咤风云的主帅，要他卸甲弃戎，闲若野鹤，会是怎样一番心境？
邵力子有些后悔讲这个典故，想另起话题，说点别的什么。却见张学良一手握拳，朝向溪口方向，满脸涨得通红，大声说：“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为千古美谈！”
邵力子怔怔地望着少帅，见他眼里已涌起两汪泪泉，忙劝道：“汉卿……”
张学良手一摆，止住邵力子，摇着头长叹了一声：“真可惜呀，一出好戏竟演坏了！”说完便默然无声。
过了好久，邵力子才凑近过来，劝慰似的说：“我看这事不要多想了，汉卿。委员长有委员长的难处。你呢，就把在这儿的日子看成是临时疗养吧，吃饱睡足，再游游山看看水，将来一想起，恐怕还是难得的呢。”
“将来？哼！”张学良露出一丝惨笑，袖子一拂，转身出了大雄宝殿。
邵力子没有动，只望着正抬步跨过高高门槛的少帅背影摆摆头。“真是个坦诚而又天真的人哪！”邵力子心中感叹道。张学良少年得志，一生花团锦簇，平步青云，阅历尚显浅淡。加之他自幼受染西方教育，对中国官场那种阴险、狡诈与反复无常体识不透。他刚愎自用但又年少气盛，以诚待人又往往过于单纯，加上他从其父老帅张作霖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副江湖侠义心肠，这一切使得他怎能是蒋介石的对手呢？假如张作霖性格中的另一面—江湖草莽习气能传一点点给少帅，那么西安事变的结局绝不会是今天这样。
邵力子就这么想着，一步步跟上了少帅。“汉卿，雪窦寺大得很，是不是再到别处看看？”
“今天就算了吧。到路上随便走走。”说着，张学良也迈步出了寺院。
几名看守特务忙跟了上去。
一阵凉风吹来，撩起张学良的灰色长袍。在青虚虚的山峰衬映下，邵力子猛然感到，张学良显得是这么单薄，这么孤独。
“真是虎落平阳啊！”他不由得慨叹一声，快步跟了上去。
蒋介石、张学良都在注目西安
张学良于1937年1月13日刚到溪口之日写给杨虎城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信，在西安军营中引起一片欷歔。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将领们表示：不释放张副司令，一切都无从谈起。
为了向南京政府表明立场，西安方面决定派遣鲍文樾和米春霖二位将军代表东北军，陕西财政厅厅长李志刚代表西北军，同南京谈判。李志刚是杨虎城驻南京的代表，在南京人熟地熟，和许多上层人物都能说上话。南京政府中的一些东北籍政界、军界知名人士，如莫德惠、王树常和刘哲等人，都对谈判表示出积极的态度。
由于蒋介石回老家养伤，主持谈判的南京政府领导人为何应钦。在各种公开场合，他都表示，要本着宽宏大度和仁慈精神，和平处理西安问题。
但是，谈判进行得极为艰苦，谈判桌前的交锋极为激烈，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互不相让，和平解决的希望宣告破灭。
关键问题只有一个：南京政府拒绝让张学良返回西安。
谈判尚未结束，何应钦便一封密电发到溪口，向蒋介石报告说，西安不服从命令，不打算接受甲、乙两案中的任何一案，因此，依他何应钦之见，仍主张对西安实行讨伐。
但蒋介石想的却不一样，他不主张讨伐，而主张和平解决。一方面这是因为他在西安答应了六项条件，一旦讨伐，他便会被指责为背信弃义之人；另一原因是蒋介石担心战事一起，挑起内战的罪名势必落到他头上，日寇步步进逼之时，他无论如何不愿担此罪名。
为免何应钦借事生非，蒋介石嘱令李志刚和鲍文樾前往奉化晋见。
在此情况下，李志刚和鲍文樾由南京飞往杭州，换乘汽车赶往奉化，面见蒋介石。
两人向蒋介石致过问候，便迫不及待地道出了来奉化的目的：“西安要求张副司令早日回去，以便做好善后工作。他不回去，东北军、十七路军全体将士内心都浮躁不安。”
蒋介石早已从南京发来的电报中得知了二人的意图，为之想好了托词：“张汉卿回不回西安，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问题，纪律的问题。他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觉得自己读书少，修养差，再三表示要跟着我学修养，学读书。”蒋介石半仰在床，用手指点着两人：“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
最后这句话显然是弥天大谎，连蒋介石自己都觉得太过分了，脸上显出些不自然，于是话题一转，说到杨虎城：“十七路军是有革命历史的，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今后东北军即归杨虎城指挥，陕西省主席即由杨虎城的部下充任。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以实现。”
第二天，蒋介石将一封给杨虎城的亲笔信交给李志刚，令他迅速回西安交给杨虎城。
这实际上是一封分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信，对杨虎城又打又拉，并作了许愿。东北军的将领们听杨虎城读过信后，纷纷痛骂蒋介石。十七路军的将领们也表示，只要张学良不回到西安，他们便要同蒋介石拼命。
杨虎城举措难定，最后只好再让李志刚去一趟奉化，表达西安的决心。临行前，周恩来告诉李志刚，此去奉化有三个任务：一是要张学良回西安；二是质问中央军为何大举西进；三是看蒋介石究竟有没有转变政策的意思。
1月下旬，李志刚肩负重任，再赴奉化。
蒋介石仍是在休养的蒋母坟庄接见了李志刚，劈头就问：“西安情况怎么样啦？”
李志刚想了想，决定将西安的要求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说道：“西安开过了会，各方都参加了，大家一致要求张先生回去。”
蒋介石一听，立即不悦地偏过脸，摇着头说：“张汉卿在送我到西安飞机场的时候，我就劝过他不要来南京，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听之由之了。他现在就住在溪口，你可以见见他，问他是不是这么回事。没来南京的时候，事情由他也由我。但是到了南京以后，要想回西安，就既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了。”
听着蒋介石的辩解，李志刚一时竟无言以对。
“你应该明白的，”蒋介石又说道，“西安闹的事，他和杨虎城使我威信扫地了，我现在的话，在南京产生不了效力。”
这是推托的话，李志刚心里一清二楚。蒋介石虽然回了溪口，但南京的哪一个重大决策敢不经过他的点头。李志刚对此不敢言明，只好转了话题，说起杨虎城现在很关心委员长的抗日政策。
不料蒋介石一听，顿时怒气冲冲，从床上半撑起身子，大声说：“杨虎城不学无术，他自己不看书，你们也不帮助他看书。他没有看过我的庐山军训讲演集，他什么也不懂！”
李志刚心中咯噔一下。蒋介石在庐山的军训讲演全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内容，蒋介石此时又提出来，表明他的政策仍无转变之意。想到西安的殷殷期盼，李志刚的心情变得格外沉重。
“你回去切实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就一定对得起他们！”蒋介石说完，背转过身，不再理会客人。李志刚只得悻悻退出。
离开蒋母坟庄，李志刚便乘车匆匆赶往雪窦寺，去见张学良。刚到雪窦山脚下，李志刚便见三个人在四周警卫的保护下，正在山边的小溪边散步。待车开近，李志刚发现，那三人中，一个是军统头子戴笠，一个是陪伴少帅读书的邵力子，而走在中间的正是张学良。李志刚连忙下车，向三人一一道过问候。在与张学良对视时，李志刚发现，短短数日，他已变得十分憔悴，下巴上的胡须好像已有几天未刮了，乍一看去，比过去苍老了十岁！只有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仍是那么热烈，那么焦灼，又似乎在传递着一种难言的怨情。
一行人开始折回旅行社方向。邵力子悄悄拉住李志刚，说：“这些日子，老蒋让我也住到山上，意思是帮助张副司令读书，可他哪里能读进去书啊！”
“为什么？”李志刚问。
“他是军人，是战将，日日想着回西安的事。”邵力子叹着气说，“有时候，汉卿跟个孩子一样，实在天真得可爱，既让人惋惜难过，又令人禁不住想笑。”
待回到旅行社，李志刚单独来到了张学良房中。
“张副司令，现在西安的最大心愿，就是想让副司令回到西安。我临走时，杨主任和东北军的诸位将领都一再表达了这个意思。周恩来副主席也要我向副司令致意，盼望您能早日回去主持大政。”
张学良久久没有吭声，看看李志刚，又看看窗外。正是夕阳西下，层层叠叠的群山，都变成紫褐色的一抹，涂在天际。
“老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张学良声音缓慢地说，顺手拿过桌上的一本书，随便翻弄了几页。“我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我对不起虎城，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除非爆发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并能在东北战场上发挥一定作用时，我或者有可能出去，否则我是出不去的。”
张学良言毕，神色惨淡，发出一声长叹。
“如果，”李志刚为张学良的神情所感染，喉头有些发哽，“如果杨主任他们能坚持呢？”李志刚曾听鲍文樾说起过，张学良曾在上次他们到奉化见蒋介石时，秘密告诉鲍文樾，只要西安能撑住，他就可以回去。
现在听到李志刚问起此话，张学良双眼倏地一亮，说：“这就看西安的能耐了。只要他们能坚持，能撑住，我就会有办法；他们不坚持，我完了，他们也长远不了。”
李志刚默默地点着头，心想回到西安，他一定要向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们反复讲明这一点。他明白，要是没有张学良，东北军的分化只是早晚的事；东北军一散，杨虎城孤掌难鸣，也难以撑持危局。
张学良已成为政局变化的焦点。
少壮派与元老派
蒋介石早就看准了一点，只要扣住张学良不放，东北军便群龙无首，西安便只能按他的意志实现解决。与此同时，他又对西安的军事将领施行了军事压迫、政治分化、金钱收买和暗地分裂的手段。
日子一天天拖下去，蒋介石的目标正一步步地实现。到1月中旬，十七路军已有几个团投蒋，另有几个团军心不稳，而东北军的临时负责人于学忠却无法驾驭全军。
杨虎城忧心如焚。张学良被扣之后，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加之军心动荡，手下兵马已只余下40000多人，无论是战是和，都面临艰难处境。
更令他担忧的是，苦心经营的“三位一体”，已经面临解体的威胁。
杨虎城已经风闻，西安事变之后，共产党已经在同南京方面秘密接触，谈判由南京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改编红军的问题。其实杨虎城自己也明白，在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这三方面中，唯有共产党有明确的、长期的奋斗目标—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但这些穿着土布衣服的共产主义者们深知，中国目前的局势并不是他们实现其最终目的的时候，就他们当时的力量来说，也还不足以完成这一场巨大的革命。由于日本侵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紧迫的问题使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出现了暂时一致的共同利益，因而走到了一起。这种联盟只可能是暂时的，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却从中敏锐地看到了共产党大展宏图的前景。他们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和远见预测到，西安事变如能促成消除内战、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局面，那么它将成为中国共产党走出保安小镇的转折点。所以，中共方面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便是很自然的了，因为它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
如果说中共的态度尚属可以理解的话，东北军中所存在的危机就不能不令他忧心忡忡了。张学良被扣之后，东北军很快分化为两派。一派以军长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高崇民为首，主张接受南京提出的方案，被称为保守派或元老派；另一派则是以张学良的私人秘书苗剑秋、东北军政治处长应德田和卫队营长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主张先放张学良，不然宁可与南京拼个你死我活。
在李志刚、鲍文樾从奉化回来的第二天，身患感冒的王以哲在床榻前召开会议，讨论避免内战的问题。王以哲说：“副司令先不回来也不要紧，东北军的事由我先顶着。”其他老派将领也附和说，应当先求解决事变问题，不必把张学良回西安作为先决条件。
少壮派听到这些语言，大感惊愕。联系到元老派前些天积极释放被扣南京大员和飞机的作为，感到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取媚于南京，投靠蒋介石，想必欲乘张学良不在取而代之。愤怒之情开始在少壮派心中慢慢滋生。
张学良在发动事变的关键时刻，特别倚重于少壮派集团，使他们看到了执掌东北军未来大权的希望。没有了少帅，他们便失去了靠山，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因为少壮派军官们大都资历不深，没有太强的实力和兵权，他们能出人头地，完全是靠少帅的提携。对他们来说，解决西安问题如不包括释放少帅，就是对他们的领袖和事业的背叛。
而对那些兵权在手、实力雄厚的老将领，如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等人，便不存在这个问题。少帅不回来固然令人痛心，但对他们的个人利益并无太大的损害，他们凭借手中的实力仍然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
不同的个人利益、不同的利害关系，使东北军分裂了。
少壮派开始暗中行动，加强了对西安城内通讯联络中心和城内特务团的控制。而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则开始积极与刚被南京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驻守于潼关的顾祝同频繁联系。
杨虎城左右为难。由于对和平解决没有把握，他主观上倾向于少壮派，主张张学良立即回到西安。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是睚眦必报，一旦实现和平，张学良便是他的前车之鉴。
1937年1月21日。天早早就黑了，夜风从街上阵阵刮过，在电线上发出嗡嗡的叫声。新城杨公馆内，杨虎城正与十七路军一些将领商议局势，突然门被推开，东北军六十多名营团军官涌进客厅来。
领头的是孙铭九。他向杨虎城敬了个礼，随即将一张大纸放到桌上，说：“杨主任，副司令临走时令我们东北军听你指挥。现在副司令被久扣不归，东北军的头们又无动于衷，各谋私利。我们这些人都追随副司令多年，现在大家签名表明心迹，请杨主任指挥我们，到潼关去拼个死活，让中央立刻放副司令回来。”
孙铭九说这些话时，已是涕泪满颊，到后来竟哭出了声。背后的几十个人也开始掉泪，整个新城公馆一片悲声。
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将领们也忍不住热泪满腮。
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这是关键性的一刻。杨虎城在众人的哭声中决定，采纳少壮派的主张，先打后和。
由王以哲、何柱国同顾祝同苦苦谈判而得来的和平通电，被杨虎城压下了。
就在这天晚上，应德田、苗剑秋和孙铭九，又来到了中共代表团所在的金家巷张公馆东楼，在周恩来面前痛哭流涕，长跪不起，请求红军帮助他们打仗，与蒋介石拼个高低。
面对少壮派的请求，周恩来耐心相劝：“张副司令之于东北军的重要性，我们十分了解，我们极盼望副司令早日回到西安。但现在不撤兵而与顾祝同对峙，很容易引起战争。一旦开战，就违背了张副司令发动事变的初衷，也违背了他在信中的苦苦嘱托。再说，仗一打起来，南京方面更不会放回副司令，对抗日的前途有害无益。”
“难道副司令就这么回不来了吗？难道红军也不帮我们打仗了吗？我们合作一场，没想到就这么以破裂告终啊！”孙铭九跪在地上，痛哭失声。
少壮派说出这种话来，意味着他们对红军的态度已生出了怨愤，而在此敏感时刻，少壮派的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破坏抗日大局的形成。
周恩来举措不定，决定第二天给以答复。
孙铭九、应德田等人一走，周恩来与叶剑英便立即摸黑赶到了渭北云阳镇的红军司令部驻地，与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一起商讨处置方案。
那间红军统帅部的灯光一直亮到天明。
第二天上午，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均得到了中共代表团的答复：共产党一定会对得起朋友。为了维护“三位一体”的同盟，共产党方面可以暂时保留主和的意见，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团结一致，红军就同两家站在一起，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
但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得知少壮派与中共方面的协议后，立即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硬拼对于东北军、对少帅和他们自己都十分不利；而且他们不大愿意同共产党搞得过于密切，不然战局一开，他们的命运就只能与共产党紧紧拴在一起了。几员主将都主张，接受与顾祝同在潼关谈成的和谈条件。
这正是周恩来所担心的结果。他曾委婉地劝说过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要他们充分考虑中下级军官的情绪，但都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如果“三位一体”或东北军内部出现内讧，其结果只能是鹬蚌俱损，而唯独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
但是周恩来却无法左右东北军的内部事务。
元月29日晚，在驻渭南的东北军第57军105师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四十多人中，有军长何柱国、缪澂流以及几乎所有的师长，少壮派代表人物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都出席了会议。
王以哲因病没有到会，何柱国代表他发言，主张接受顾祝同的撤兵条件，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但是，政治处少将处长应德田的一席话，却使会场气氛全然改变。他慷慨陈词，历数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阴谋诡诈，用极富煽动性的语言表达了官兵们不惜任何代价援救少帅的决心和勇气。张学良在东北军官兵们心目中所占的分量实在是太大了，一时间，会场上弥漫起为救少帅不惜与中央军拼死决战的悲壮气氛。
没有人能扭转这种气氛。会议结果一致主战。原来主张求和的将领也被迫变了主张。
为了慎重起见，主持会议的中将参谋长董英斌要求赞成主战的人在议案上签字，好带回西安交王以哲军长执行。
随着沙沙的走笔声，四十多个人纷纷在议案上签了字。东北军的命运似乎就这么定了。人们好像已能感到战场上迎面扑来的浓烈的硝烟味。
但是，齐整整的渭南决议案在王以哲那里碰了钉子。他提出，于学忠是张副司令手谕里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应当把他从兰州接到西安，重新开会商议。
渭南决议搁了浅，应德田忧心如焚。他坐在王以哲的病榻上，伤感地说：“副司令不回来，我们东北军群龙无首，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王以哲也显得十分沉重，但却开导应德田说：“副司令不回来，东北军军事上有我，政治上有你，还怕撑不住这个局面吗？”
王以哲的话，令在场的所有人大惊。这么说，王以哲已经有取张学良而代之的心思了？人们惊愕地看着他，久久没人吭声。
这短暂的静默，注定王以哲必死无疑。
当晚，于学忠从兰州赶到西安。紧接着，在王以哲的病榻前，举行了“三位一体”最后一次首脑会议。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都明白，是战是和，就看今晚的结果了。它将决定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未来命运。
这一天，是1937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