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3 章 何日归故乡
低头思故乡
复兴岗的黄昏，有一种童话般的静美。太阳在花园和树林边缘渐渐西沉，院中的树干和院外的夹道上，以及尖尖的房顶上，都洒满了夕照，爬满院墙和楼身的常春藤一片殷红，使人觉得清爽而宁静。四野悄无声息，唯有归巢的雀鸟，啼破了院中的宁静。
夕阳刚刚消隐，从远山的怀抱中便升起了嫩红嫩红的月亮。淡淡的月光抚摸着山林粗犷的轮廓，为这宁静的郊野带来纤尘不染、清澈透明的恬静。
不知是从何时开始，张学良喜欢独自坐在阳台上或门廊前感受黄昏，默默地看着夕阳与月亮交接的那一瞬。那是多么神圣而又撼人心魄的一瞬啊！一段时光结束了，而另一段时光又继之而来，整个世界都在迎接着沉默中繁衍的永恒，感受着夕阳垂下头颅的那一刻悲壮。
白昼携着无数的故事渐渐远去了，而无数凝固的往事却被一轮低悬的月亮所唤醒，踏着沉重的足音缓缓走近。
历史近在咫尺，闭上眼便能呼吸到它热切浓重的气息，而当睁开眼睛，它又悠然而去，留下几多激动，几多感叹，几多惆怅……
人生毕竟是太短暂了。“人之百年，犹如一瞬”。清晨似乎刚刚过去，黄昏就已悄然而至，一想到自己已年过九旬，他心中便不免一阵喟叹。然而同时，他又对自己生命力的顽强感到惊奇。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会感遇到这么多春光秋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当今中国的所有政治人物中，还有谁比他经历过这么漫长的世纪风云？
就个体生存而言，他的生命确实是漫长的。国民党中，几乎所有与他政治生涯有联系的人—无论是爱他、恨他、拥他、薄他的人都已纷纷作古。从七十年代以来，他已难以记清自己出席过多少次追悼会，写下过多少副挽联祭文。先是端纳、宋子文、蒋介石、张大千、莫德惠、周鲸文，继而是蒋经国、刘乙光、王新衡、张群，以及他当年所统帅的东北军的大多数将领。他们曾经构成了他生命和政治跌宕的背景，最终都未能历过岁月的煎熬，为上帝先召而去。
只余下了他和宋美龄。而这位当年的第一夫人早已弃别而去，在美国长岛的一幢孤零零的别墅中，面对生命的晚景。唯有他，在夫人的陪伴下，仍在北投复兴岗上，日复一日地巡望着残阳冷月。
生命之流仍在潺湲流淌，可是，何处是它最后的归宿呢？
忍不住便想到了故乡，想到了自己生命的出发地。许许多多个黄昏暮晚，他的思绪随着轻风，飘向了白山黑水的故土，飘回了早年的岁月。有时候夫人傍在身边，他便会悠悠地忆起他的出生地辽宁台安县桑林子詹家窝铺，忆起儿时的伙伴，忆起威风凛凛的沈阳北大营，和记录着与四小姐两人最初爱情欢欣的北陵别墅。自然也会回忆起西安、北京、南京，忆起度过无数悲苦岁月的溪口、苏仙岭、凤凰山、小西湖……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再未回过东北，至今已经整整60年了，而自来到台湾之后，他已整整45年未踏上过大陆的土地。
而大陆、东北、辽宁，终归是生他养他的土地，是他的生命之根啊！树叶尚有归根之时，而人呢？难道只能望断青山，永无归期了吗？
1970年9月，已经成为张学良朋友的台湾《自立晚报》社副社长罗祖光向他求字，张学良沉思数日，结果写下了李商隐的一首《无题》诗相赠：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罗祖光收到张学良书写的这首诗后好一阵沉默，然后对身边的人们说道：“少帅老了。他思乡了。”
这一年，张学良正好要满70岁。
十年之后，1980年10月21日，张学良夫妇在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马安澜和“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的陪同下，乘机来到了紧靠大陆的金门岛。
这是告别故乡34年来，他第一次这么近地靠近大陆，心情十分激动，一上岛便直奔架在海岸高处的高倍望远镜，眺望大陆河山。透过望远镜，厦门市近在咫尺，那里高耸的楼群，奔驰的车辆，码头边停泊的商轮，海上游弋的渔船，历历在目，他甚至还看到了高高飘扬在一幢大楼上的五星红旗。
三十多年了，他这是第一次望见大陆的山，大陆的水，大陆的人，心中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把住望远镜久久不愿离开。
“小妹，你也来看看，看看大陆，”张学良招呼身后的赵一荻站到自己身边，“这么近啊，像是一步就能跨过去。”
赵一荻也伏在望远镜前观望一阵，边看边说：“是啊，太近了，连屋顶上的人都看得见。”回过来，她又站到张学良身边，喃喃地说：“厦门我还没去过呢。看上去很漂亮。”
张学良没吭声，只幽幽地望着大陆方向。
在金门转悠了大半天，看了街道、海滩、学校，又转了转军营，张学良实在是有些累了。赵一荻怕丈夫身体消受不住，问是不是回去算了。张学良却连连摆手，说好不容易才来一趟，应当再看看，再转转。马安澜见他兴致尚高，又领着一行人来到了古宁头。
古宁头是金门岛距大陆最近的一块突出部，1950年，国共两方军队在这里曾有过一场激战，至今仍可见到当年炮火留下的遗迹。张学良站在滩头，面对曾经历过鏖战的古城墙，耳听排浪拍岸的声音，默然而立，久久不置一语。
远处，大陆河山遥遥在望，一种呼唤若隐若现地在他心底响起……
马安澜见老人一动不动地望着远方，便走上前来，问道：“您觉得这里怎么样，张先生？”
金门是台湾的“防卫前沿”，而古宁头又是“前沿滩头”，马安澜的本意是想问这里的防卫怎么样。张学良却看他一眼，回转身指着后面的古城墙和建筑，慢悠悠地说道：“此地风景很好，民风也不错。”说完便转身而去。
第二天，台湾各大报纸均报道了“张学良夫妇抵金门参观”的消息，说金门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之印象”，“对金门地方建设之进步繁荣，以及民风之淳朴，张氏亦倍加赞赏”。
有记者就金门之行对张学良进行采访，一定要他谈谈此行的感想。张学良无所相告，最后只淡淡地说：“此行至为愉快。”可是记者们却分明看出他是另有所思，可是却无从得知。
不几天，张学良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才谈到此次金门之行的最大收获，是他看见了大陆的河山。一提到大陆，他的故园之思顿时倾泻而出，言毕似还意犹未尽，又引用了于右任晚年的思乡诗句：
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张学良的思乡之心，跃然纸上！
难以忘却的故人
随着一天天步入暮年，张学良的思乡之情变得愈发浓重。尤其是金门归来之后，他越来越深地沉浸于故乡之思中。
最为深切了解张学良思乡之情的莫过于夫人赵一荻了。她发现，比她年长12岁的丈夫已把谈论旧事，谈论故乡，谈论故人，作为生活的重要内容，每每讲起，他的眼中都会闪射出兴奋的光亮，继而又渐渐转淡，流露出惆怅与幽思……
张学良最喜欢谈论往事的时刻是在黄昏之后。这时，尽现于白昼中的万千景象消失了，素洁淡雅的月牙浮游出来，清光脉脉地给人的心灵镀上一层宁静。张学良和赵一荻坐在回廊上，或者那间宽敞的会客室中，感受着月光的幽寂与夜晚的宁静，或聆听着雨声滴答，在院中的树叶上播出沙沙的声响。此时此刻，那些已经久远的往事，那些已经分离数十载的故人音容，丝丝缕缕地从如水月华中浮现，与他相逢相握，与他娓娓絮谈。
“一晃都五六十年了啊！”他常常用这样的话开头，声音里有浓浓的哀愁。接着便用同样幽幽的语调，谈到早年，谈到往事，谈到故人。伴随张学良几十年来，赵一荻曾经无数次听他忆旧，并时而抛洒热泪。可是现在，在历尽几十年的磨劫忧患之后，再听他讲起，却别有一种阅尽沧桑的深沉。
“当时大帅（指其父张作霖）思想保守得很，给一家人立下了很多禁令，”张学良追忆说，“特别是对几个妹妹，严格得很，要她们学得文静，有大家闺秀的样子。他甚至还不准她们出大帅府，不许穿印度绸，不许剪头发。我是大哥，看着她们难受的样子，我也替她们抱屈。可是没办法呀，大帅的命令谁也不敢违抗。”
“那她们成天闷在家里，不难受死了？”赵一荻说。
“是呀。为了让她们高兴一些，我就领着她们做些游戏，在帅府里藏猫猫。后来我去找大帅，说一年到头把妹妹们关在屋里，总得换换空气吧。后来，每年七月十五，我就领着她们到小河沿去看放河灯。下大雪的时候，又领着她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嘻嘻哈哈地乐个不停。大帅去世以后，家里我做主了，我就把大家叫到一起，说从今以后，你们可以到外面去玩了，也可以剪辫子留短发，甚至还可以烫发。乐得几个妹妹拍着手直蹦。”
张学良说着，脸上浮出一丝笑意。“那时候，我在外面朋友多，也有些是外国人，从他们那儿学了些新玩法，回来我就教给弟弟妹妹们。大帅府后花园里，我让人平出了一块高尔夫球场，带着大家一起玩。有客人来家里，我也常带去打高尔夫球，一边玩一边谈事情。打扑克牌现在是常事了，可是当时晓得那玩意儿的人少得很，我一学会就把它带进了大帅府，大家一整天一整天地玩，兴趣大得很哩！”
赵一荻忍不住笑了起来，说：“你们一家八个儿子，六个女儿，肯定好玩得很。不过，你是长子，要带好这十几个人的队伍，也不容易呢。”
“是呀，姊妹多，事情也多。拿学铭来说，他同我是一母所生，管他也就紧些。有一回，他居然坐着飞机到国外去赌博，输了一大笔钱。这么下去怎么了得！后来我就叫人把他扣押起来，说是要重处，弄得好多人都出来求情。其实我只是想给他个教训，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荒唐事。后来他果真有了好大长进。”
“相比较起来，几个妹妹就听话多了。”张学良接着说，“后来渐渐长大，大家也就天各一方了。我还记得二妹怀英结婚的情形。大帅做主，把她嫁给了蒙古达尔汉王的儿子，那年她刚刚15岁。想着要离开家了，再也不能像少女时代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了，怀英哭得像泪人儿似的。按我们东北的习惯，闺女出嫁，要娘家哥哥抱轿。结果，坐进轿里她还是一个劲地哭。我就去把轿帘拉开，逗她说：‘我这个当大哥的，来看看这小伙子还哭不哭了’，说着又向她做鬼脸，逗得她扑哧笑出声来。”
张学良说着也忍不住笑起来，接着又露出怀念的神情。“他们现在都还在大陆。细算起来，有五十多年没见了，当年天真活泼的妹妹们，如今已经是老太婆了。1934年我从欧洲回国后，怀英专门到汉口来见我，想向我这个大哥叙说她与丈夫离婚的事，结果因为我忙，没有见上。后来听首芳大姐说，怀英离婚后寡居津门，生活拮据，我连忙给她寄了5000元去，想帮帮她。听说现在怀英和怀卿两姊妹都住在天津，还是政协委员哩。”
“你们兄妹十几个人，天南海北，几十年没有相聚了，说来也真是遗憾。”赵一荻说。
“是呀！”张学良点点头。“我这个人最反对内战，反对同胞相残，可是我的话蒋先生就是听不进，结果什么都丢了，弄得骨肉也不能相见。越往后走，大家都老了，就更难见了。”说到这里，张学良面露悲戚之色，沉默了好一阵，又说：“四弟学思就再也见不上了。他当上了解放军海军的参谋长，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到迫害。这种运动，一发动起来，谁也控制不了，四弟虽然当了将军，也没有能幸免。听说他临死前，还在病房里写了‘恶魔缠身’几个字。四弟死得很冤，很惨。好在后来这场运动被制止了，迫害四弟的那些人也都受了惩罚。我最感欣慰的是，四弟的平反昭雪是周恩来亲自主持的。”
张学良的目光望着夜空。一缕薄云正缓缓从月亮边飘过，悄然隐没在灰蓝色的天上。
“周先生是个大好人。兵谏的时候他来西安，只见一面就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你送委员长走了以后，我心情不好，连饭也吃不下。周先生听说后赶忙来安慰我，给我讲了好多道理。至今想起来我都很感谢他。”赵一荻说。
“周先生的确是个大好人，”张学良点着头说，“是个大政治家、外交家，很受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尊敬。我也很尊敬他。可惜我们相见恨晚，相逢又太短，不然，好多事情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汉卿，你同周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兵谏那年的开春吧？”赵一荻忽然问。
“是的，是那年开春，”张学良说，“他的名字我倒早就听说过，但一直无缘相见。后来，大家都觉得内战不能打下去了，国共双方都应当把枪口掉过来，打日本人。王以哲他们同共产党进行了多次接触，觉得对方有诚意，回来又一再向我陈情，我也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决定同共产党代表见面。”
“见面那天是4月9日，”张学良略略凝神，肯定地说，“过了五十来年了，这个日子我还是忘不了。”张学良又细眯着眼睛，仿佛正透过岁月的重雾，看到当年的情形。
“见面地点约定在延安桥儿沟的天主教堂，那里是我们东北军同共产党军队接壤的防地。4月份，正是早春，但陕北高原还有阵阵寒风。我带着王以哲、孙铭九提前到了教堂。那里过去是外国人办的，荒了很久了，我们在那儿住了一些部队。周先生他们是骑马从保安赶来的，风尘仆仆，脸冻得通红。王以哲他们早就给我介绍过，说他是共产党的副主席，在欧洲留过学，为人坦诚，很有见地。我初一见他，就觉得这个人不同凡响，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黑黑的络腮胡子很有军人的英武豪爽劲儿。同他一谈，我也发现这个人思想不得了。他虽然处在保安那么个小镇上，但对天下事无一不看得清清楚楚，分析得透透彻彻。我很佩服他，他也说佩服我，彼此都很坦诚，说话一针见血。那天，我们是彻夜长谈，彼此都觉得相见恨晚。通过周先生，我算是认识了共产党，了解了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我当时就拿出了两万元钱来资助红军抗日。‘三位一体’的想法也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后来兵谏事发，我左右问策无人，自然就又想到了周先生，请他到西安来共商大计。他一到，我心里也有了底。发动兵谏的是我和虎城，可是西安后来的谋主是周先生。”
他说到这儿，默望着月光不吭声。赵一荻一声叹息：“你和周先生之间，细算起来，也就只相处了八天九夜。你们真是相见恨晚哪！”
“是啊，八天九夜，我们彼此坦诚相见，肝胆相照，兵谏能和平解决，周先生是出了大力的。可惜我送蒋先生离开西安的时候，因为担心周先生劝阻我，动摇了我，结果连招呼也没打就走了。想起来遗憾得很，一别竟成了永诀。”
他神情有些凄然，沉默了好一阵，又道：“1976年周先生去世，听到这个消息我难受得很，连个吊唁的电报都发不出。听人说，周先生临终前，听说我患眼疾，有失明的危险，还让他身边的人查明情况，看能不能为我做点什么。这样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几人？”
赵一荻没有答话，只默默地望着丈夫。
不知什么时候，月亮已经消隐了，但高高的夜空中，仍有无数星星在闪烁。两人都抬起头来，遥对夜空，感受着夜色中缓缓流淌的那股浓浓的情蕴。
许许多多往事就这么一天天在夜色中重新浮现出来，那些已经逝去的或者远隔千里万里的故旧亲友们又在夜色中向他们走近，然后又渐渐远去，宛若天上的星星，与他们遥遥相对。
饱经沧桑的张学良就这么独坐暮晚，感受着不可忘却的每一个重要的生命瞬间与历史的永恒。
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月残缺又盈满，树枯黄又碧透。岁月如烟，漫漫而过，西安事变距今已经56年。
56年，物换星移，世界变了，中国也变了。跃马征战的岁月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当年身着土布军衣、脚蹬着草鞋的红军，早已走出陕北保安小镇，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政权；曾经在地图前苦苦思索前途命运，筹划与张学良、杨虎城结成“三位一体”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曾经拥有过辉煌，并因之而历过悲壮人生的“少帅”也垂垂老矣，在遥远的台湾岛上消度着清寂的生命晚景。
然而历史已经永远定格。1936年12月12日华清池的枪声，掀开了中国现代史新的一页，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因之而改变。一场“劫持统帅”从而结束了国共两党十年内战的兵谏，为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赢得了永远的辉煌。
打下了共和国江山的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始终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尤其是曾经与张学良相处过八天九夜的周恩来，对这位肝胆相照的忠实朋友一直念念不忘，寄予了深深的怀念与同情，对他牺牲个人、维护抗战大局的壮烈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7年1月1日，就在张学良在南京遭受“审判”的第二天，刘少奇发表文章指出：“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
两个月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陕北苏区，在延安的窑洞里会见了毛泽东。在谈到西安事变时，毛泽东狠吸一口香烟，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史沫特莱本来对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很不理解，听毛泽东这么一谈，恍然大悟，禁不住连连感叹张学良以极大的个人悲剧避免内战爆发的壮举。
为了争取张学良的自由，周恩来更是大声疾呼，仗义执言。他总是念及这位对国家民族作出卓越贡献的功臣。想到张将军身陷囹圄、凄然度日的苦境，周恩来有许多次忍不住情绪激动，热泪盈眶。
1944年12月24日，周恩来复电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提出了恢复国共会谈的四项先决条件，其中的第一条，便是释放张学良将军等爱国被囚人士。
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谈到了西安事变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他说：“但是张学良送他到南京以后，他就把张学良扣起来。”对蒋介石“管束”张学良表示了极大义愤。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即席讲话，语气沉重地说：“现在强调国内团结，这使我想起一位对国内团结贡献最大的人，这个人是你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那就是张汉卿将军。他至今还没有获得自由。”
周恩来的一番话，引起参加会议的许多代表的同情与共鸣，可是，要求释放张学良的呼声却为蒋介石所漠视，他的那番“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而论”的论调，完全排除了在短期内恢复张学良自由的可能。
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举行的与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上，讲述了东北谈判的经过，然后说道：“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这时，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与张学良有过亲密关系的王卓然对周恩来的感慨表示了一番安慰，说道：“周先生十年谈判生涯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张学良被禁贵州修文县时，外界传闻是被囚押于息烽监狱）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
王卓然的一番话顿时令全场陷入沉默，人们欲哭不能。
1946年12月12日，延安各界举行大会，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讲话。他严正地说：“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囚了10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的裁判。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在纪念‘双十二’10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最后拒绝了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同时派出专机，电令其和谈代表团回返南京。到底是走还是留下来同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一道共事，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和其他成员都很矛盾。这时，周恩来去代表团下榻的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说：“文白兄，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没有尽到劝阻之责，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今天，我们不能再让你这位姓张的朋友回去了。”
张治中听完周恩来这番话，顿时想起远在台湾孤岛苦捱时光的老朋友，联想到此时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这种关怀，禁不住两眼发潮，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好久说不出话来。
1956年，西安事变已届20周年。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座谈会上，周恩来对张学良作了一段精彩的评价：“‘西安事变’是值得纪念的。”“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有人问：当时要是把蒋介石打死了会怎么样？即使当时一枪打死了蒋介石，他们也是千古功臣。”
谈到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的处境，周恩来的语调变得沉重，他说：“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他这个英雄人物是个人英雄主义，但用在抗日上就用对了。张汉卿在被扣后，还给过我两封信，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使人怀念和尊敬的。张汉卿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了，他是名垂千古的了……他们是千古功臣，永垂不朽和特别使人怀念也就在此了。”
此后多年，周恩来在许多场合都深切地表达过对张学良的赞扬和怀念。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席间，周恩来重新回顾事变，追忆了他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友谊，赞扬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挺身而出的义举，对至今仍未全面恢复自由的张学良表达了深深的怀念之情。张学良的四弟、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异常激动，在给周恩来敬酒时竟泣不成声，全场为之肃然。周恩来也忍不住流下了热泪，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几十年间，周恩来一直挂记着张学良，感念着他为国家、为民族作出的贡献和牺牲。他常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我们夺得了政权，但是不要忘记了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有的人现在还在台湾，等祖国统一了，一定要关照这些朋友。在周恩来经常提及要关照的两个人中，其中一个便是张学良。
1975年9月，周恩来身患绝症，生命正走向最后的日子。此时此刻，他仍在关注着祖国的统一，关注着远在台湾的张学良。从一份《情况反映》上，周恩来得知张学良患了眼疾且有失明的危险，他立即提起笔来，用颤抖的手写下批示，要有关部门查清具体情况，想办法给予帮助。写完批示，周恩来觉得还不放心，又在批示后连加了三个字：“托，托，托。”
这是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所作的最后一份批示。
自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便再没有同中国共产党人有过任何直接的交往。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磊落、坦荡，对国家、民族事业不畏牺牲的追求，以及对他本人的支持和深切同情，一直使他萦绕于怀，念念不忘。55年过去了，当张学良在纽约同与中国共产党有几十年交往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谈起周恩来，谈起曾与他有过“三位一体”交谊的人们时，忍不住充满激情地说：“中国共产党待我非常友好！”
这是张学良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肺腑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