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蒋家恩怨终画句号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终年89岁。
蒋介石身染沉疴，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但猝然去世，还是让许多人感到突然。4月5日上午，蒋经国还和往常一样，向总统父亲报告了些政务情况，并请了安。蒋介石也点头示意，并无异状。但到了午后，蒋介石突感不适，旋即进入昏迷状态，虽经紧急抢救，仍无效果，当晚11时停止了呼吸。
张学良得知蒋介石的去世，是在凌晨2时。当时，屋外正大雨如注，间有雷鸣电闪，床头上的一阵急促电话铃声将张学良从睡乡中惊醒。电话是张群打来的，言蒋介石已于几个小时前去世。张学良听罢一惊，在电话中“啊”了一声，便再无言语。
放下电话，张学良再无睡意，披衣站到窗前，望着屋外沉沉的暗夜，听着檐前刷啦啦的雨声。
他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8个月前的士林教堂礼拜上。蒋介石那时已十分虚弱，脸色蜡黄，举止呆滞，行走起坐都由宋美龄和一名侍卫搀扶。张学良远远地望着他，但他却始终没有将目光转向张学良，最后留下的是一个虚弱不堪的背影和颤颤巍巍的步子。他曾给宋美龄去过电话，也曾托蒋经国向蒋介石问安，得到的回答都是说“总统”虽有小恙，但精神尚好，每天仍在理政，向各方面发出指示。但自然规律又岂是强人雄力所能扭转，即使被尊为一代枭雄，亦终难免在瞬间辞世而去。
雨声淅沥。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在张学良心中激起一阵阵波澜……
蒋介石去世后第四天，遗体移至台北市和平东路五段的“国父纪念馆”。下午，经过蒋经国的特许，张学良携赵四小姐前来吊唁。
纪念馆的大厅已被临时辟为灵堂，正中立一块黑匾，上书“总裁精神与我们长相左右”。黑匾下，蒋介石平卧于水晶棺中，蓝色长袍上佩着“采玉”“国光”和“青天白日”大勋章，枕边及身旁，放置着平日用的礼帽、手杖以及常读的《圣经》、《四书》、《唐诗》及《三民主义》。
张学良站在水晶棺旁，久久凝视着双眼紧闭的蒋介石。在呼风唤雨、叱咤风云60年后，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强人亦是一代败君终于永久寂灭了，随之而去的是他的政治权术、孤傲专制的作风和他永远不能“光复”大陆的梦憾。但他一手缔造的历史恩怨，对历史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以及渗透进国民党和台湾政坛的思想，却还远远没有结束……
张学良难免要想到自己同这位逝者之间的恩怨。在自己的一生中，他居然近50年的时间是受着蒋介石的支配！先是支配他的政治生涯，接着是支配他的个人命运，支配他的自由生死，支配他的行止呼吸。蒋介石用国法军法差遣了他将近十年，又用“家法家规”“管束”了他将近40年，他的生命因为蒋介石的存在，而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轨迹！
张学良抬起头来，看着自己写来的挽联：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为这副挽联，张学良足足想了三天。可是这短短的十六个字，又岂能将他同蒋介石之间的爱憎说白道清？
事隔多日，张学良听人说起，蒋介石在临终前曾同蒋经国有过一番谈话。说到张学良时，蒋介石以四个字告诫他的儿子：“不可放虎！”
张学良没有想到，在自己幽居40载之后，蒋介石居然还把他看成是一只虎！
他真不知自己该是为之大笑还是痛哭？
蒋介石的猝然去世，让张学良好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沉默与回想之中。
几十年来，张学良从没有公开诋毁、诅咒过蒋介石，但在其内心中，他同这位让他变成囚徒的人不知进行过多少次抗辩，多少次搏斗。现在，这个对手突然陷于沉默，永远从这个世界消失了，而他的抗辩与搏斗却远远没有止息，蒋介石的一句“不可放虎”又激起他心中的巨大波澜。蒋介石过去没有原谅他，至死也没有向他表示任何政治宽宥。在这位“总统”的心目中，他张学良无论如何避世隐居，无论多么虔诚地信神证道，也始终是一只“虎”，一只为“总统”所憎所恨、所防所囚的一只“虎”。蒋介石教子“不可放虎”，是怕他张学良一旦真正获得自由，涉入政治，会再次向蒋家天下发难，将蒋氏政权再次逼向绝谷。
想到这些，张学良不由发出了苦笑。
为了让蒋家解除对自己的顾虑与戒心，张学良频频用各种方式表示自己对政治已没有任何兴趣，竭力想甩掉过去的名声。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甚至连张学良这个名字，我都不想要它了！我不想当张学良，我只想当个普通人，自己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言下之意，他绝不再是过去的张学良，决不会再向当局提出任何挑战。
张学良的心思深为朋友们所理解，也不能不引起蒋经国的注意。至少在表面上，蒋、张二人的交往未断，相互间执礼有加，彼此都十分礼貌尊重。1978年，已任国民党主席两年的蒋经国被选为台湾当局的“总统”，终于子承了父业。蒋经国宣誓就职后回到家中，第一个打来电话祝贺的，便是张学良。
蒋经国当然意识到了张学良的用意与苦心。在他看来，父亲将垂垂老矣的张学良仍畏之如虎，实在是多虑了。这位当年的少帅已没有一枪一弹，一兵一卒，难道还能在这个孤岛上再演出一场事变，再掀起一场波澜么？
既然如此，那他何不可以在张学良的问题上向前迈出一步，以显示自己的开明与政治的宽容呢？
1979年10月5日，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当日下午，蒋经国和夫人蒋方良在他们的大直七海官邸举行中秋茶会，邀请了“总统府”资政张群、“总统府”战略顾问何应钦、画家张大千夫妇、“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黄少谷夫妇、张学良夫妇、“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夫妇等十几位客人，前来共度中秋佳节。
第二天，“总统”邀请客人共度中秋的消息赫然出现在台湾的各大报纸上。对于其他人，民众并没有表示出大的兴趣，因为这些名字已见惯如常，人们感兴趣的是“先总统蒋公”昔日“管束”的囚徒怎么会出现在现任“蒋总统”的官邸，而且是同这么多要员在一起？
自1949年以来，这是人们第二次在报纸上读到关于张学良的消息。
仅过了五天，张学良的名字不仅再次见报，而且本人出现在了公众面前。受蒋经国之邀，张学良参加了国民党的“双十节”阅兵式，成为众所瞩目的一大新闻人物。
人们不禁有些纳闷：难道蒋氏家族与张学良之间已泯尽仇怨、握手言欢了吗？抑或蒋经国是在偿还父债，用他的微笑与尊重来弥补张学良在几十年的无理幽禁中所受到的凌辱与委屈？
可是，即便如此，蒋经国能再还张学良一个壮年吗？能还他20万东北子弟兵吗？能再让他重做一个揽月擒龙的雄夫梦吗？
1988年1月3日下午，蒋经国因心脏病突发，大量咯血而死。
第二天，张学良获准来到荣民总医院怀远堂吊祭这位同他交往了近40年的“总统”。当他缓缓步入灵堂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背脊微驼、头发脱落、步履艰难的老人，极少有人知道他便是威名赫赫的张学良将军。一向以敏感著称的新闻记者们这时却显得分外迟钝。
张学良拖着沉重的步子站到灵前，浮现老人斑的脸上哀思凝重，向着蒋经国的灵柩深深鞠躬。
从灵堂出来，赵一荻轻挽住丈夫，欲让他坐回到车中。张学良却轻轻拂开夫人的手，停下足缓缓回过首来，久久凝注着哀乐低回的灵堂，那目光分明是在告别一个时代，向一段不堪回首的沉重历史作最后的诀别。
止不住的翻案风
随着蒋经国的去世，蒋氏家族与中国现代史的联系，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青山依旧，江河长流。在蒋氏家族统治下生活得太久的台湾人民，有一种走出漫长隧道后的畅快。
人们回过头来审视历史，盯住了“先总统”和“后总统”所留下的一个个巨大的问号。蒋经国刚一去世，这些问号便猛然伸直，变成一个个巨大的惊叹号，台湾的报纸、杂志和街谈巷议，开始涉及“二二八事件”、“孙立人兵变案”、“段法中将匪谍案”、“雷震被捕案”和“《自由中国》杂志被封案”、“作家江南被刺案”……
当然也涉及了张学良。人们纷纷议论，张学良遭受没有法律依据而长逾半个世纪的幽禁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刑罚，全世界哪有以“家法”而囚押一级上将的道理。台湾“国大”代表、史学家刘心皇在杂志上撰文，引证了1947年张学良对张严佛大嚷关押他“是非法的”那段话后，愤然写道：“张学良还没有说到特赦部分，如果将特赦部分说上，就更证明关押十年之后的再关押，是更非法的！非法的关押就是冤狱。有冤狱，就有人要求翻案，要求平反！”
这股为张学良平反翻案的风也吹到了海外。1988年是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60周年纪念，在美的东北大学校友会电邀张学良赴美参加纪念会，由于台湾当局未予准允，张学良自然未能成行。于是，校友会便在华盛顿美国天主教堂大学召开了“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研讨会—为纪念西安事变52周年”的集会，从史学的观点论述张学良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功绩，同时讨论张学良是否得以全面自由的问题。会后，由五十多位学者和热心人士联署签名，成立了“争取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执行委员会，并致函“继任总统”李登辉，希望他能体念张学良的谋国之忠，立即恢复张学良的全面自由。
给李登辉的信自然没有回音。李登辉上台伊始，立足未稳，自然不敢将弯子转得太大。蒋氏家族经营政治长达半个多世纪，上层的关系盘根错节，李登辉岂敢引火烧身。
但新闻记者们却抓住张学良的全面自由问题不舍不放，要求李登辉作出答复。当局迫于无奈，让“有关人士”同张学良进行商讨，“决定以发表公开信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1988年3月26日，台湾各大报纸均在显著位置登载了张学良所写的公开信：
学良迁居来台以后，平时生活简单宁静，与内子莳花、饲鱼、读书，怡然自乐，深足自慰。多年前信奉耶稣基督，勤于灵修，颇有领悟，不问外事。近来社会各方对良频表关怀，至为感激，但评论报道，不无失实。良为保持一贯之平静，雅不欲有所多言，乃连日造访寒舍人士，络绎不绝，使良失去居家安宁，不得不作以下几点说明，以谢垂注：
一、本人与内子日常生活行动，一向自由，并无受到任何限制，亦不愿改变目前宁静之生活方式。
二、良因年事已高，视听衰退，且往者已逝，故不愿接见宾客探视或接受访问，务恳各方善意人士勿再劳驾枉顾。
三、海内外团体对良邀请参加集会，或作讲演，遵医嘱概予谢辞，函电亦恕不答复。
四、良目下心情如保罗在腓力比书三章八节所说的：“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做粪土。”十四节又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以上各点均系出自肺腑，敬请惠谅。
张学良
（民国）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面对这则声明，人们有些茫然。难道张学良真的是获得了全面自由了吗？
但台湾的《中国时报》则捅出了个中的“天机”。它报道说，这封信是张学良向“有关方面表达、并征询意见”，和“经与友人和有关人士商讨”后所写的，人们心中不禁又疑云翻腾：这个“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是何含意？张学良若已完全自由，撰文致意均可顺乎己意，又何必还要有劳于他人的介入呢？
人们似乎从中窥见了张学良的苦衷与难言之隐。几年前，张学良就曾同友人谈起过他之所以回避记者的原因：“这要我如何回答呢？如果我说是被共产党所欺骗，显然是骂我自己糊涂；如果说我是一时冲动，显然是骂我自己无能；如果说是老先生（指蒋介石）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没有承认错误，与我当时亲自护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愿不符。所以，我绝不能见这些记者，因为我怎样说都不行。”
张学良的苦恼由此可见一斑，而从这苦恼中，显然可以看出，他的灵魂绝没有因西安事变而伏地称罪。
面对世界的，仍然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沉默。而他越是沉默，海内外对他自由的关切就越是加深。
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张捷迁教授对记者愤愤而言：“中国经过‘西安事变’，才由连年内战扭转为统一抗日的趋势。而张学良将军当年因主持兵谏而获罪，遭致幽禁52年。对这样一位民族功臣，时至病衰暮年之际仍无真正自由，引起海内外人士无限的关怀。”
当年拘押张学良的人早已撒手人寰，继承其衣钵的儿子也已魂归西天，连头号狱卒刘乙光也于1986年因病去世，但西安事变的最后结局仍是余音未绝，张学良所向往的自由天空上，仍有一具巨大的幽灵在窥视游荡。
海内外的舆论都在瞩目张学良，但却无法靠近复兴岗那幢寂静的宅院，无法接近紧闭双唇的张将军。
一个偶然的机会，台湾《联合报》记者于衡在荣民总医院意外遇见了因患重感冒住院治疗的张学良。于衡想方设法避开四名日夜轮流看守的“随从人员”，八次闯进张将军的病房，向他进行采访。这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所接见的第一位职业新闻记者。在一片洁白的病房中，身着宽大睡衣，淳朴得像是乡间老农的张学良将军侃侃而谈，讲自己读书传道的感想，讲自己的人生哲学、生活状态、病中的感触，海阔天空，几乎无所不及，但却只字不提政治和西安事变。最后，他以无限留恋的目光望着窗外的鲜花绿树，说：“西安事变前的那一段，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
于衡十分关心张学良的自由问题，他曾问守在病房门口的安全人员：“蒋总统经国先生曾经邀请张先生赏月，他不是自由了吗？”
安全人员回答说：“他当然早就自由了。但是张先生的父亲在东北有些恩恩怨怨，共产党也可能要对付他。还有……为了万一，我们有责任保护他。我们得特别防范。”
于衡真想问一句：“共产党把张学良视作千古功臣，怎么可能加害于他？”但一看安全人员那副冷冰冰的面孔，终于还是将话忍住了。
不久，《联合报》上刊出了于衡所写的张学良访问记，而标题则是有几分悲壮又有几分哀戚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1989年3月，中国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发起赴台为张学良祝寿活动，张学良亲笔回信谢辞。他在复信中说：“诸公对我如此深厚友爱，我十分了解，我也十分惭愧，诸位也能会了解我的心情和处境，我已惯于静默安居，逍遥自在。”
寥寥数语，张学良已将自己的时世处境，道得明明白白。
规模空前的90寿庆
随着蒋经国的去世和李登辉的上台，台湾政治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
李登辉是台湾三芝乡人，在美国获得农业经济硕士和博士学位，曾担任过台北市“市长”和台湾省“主席”。他个人与蒋氏家族并无幽深的政治渊源，自然也不愿在新任台湾政权的“总统”后，被蒋氏家族遗留下的政治关系和包袱捆绑住手脚。对于张学良这个敏感的历史政治人物，他宁愿采取一种宽松与尊重的姿态，以回避历史与现实政治的锋芒。上任不久，他便两度邀请张学良到自己家中茶叙，并以教友的身份与老人切磋交流信神传道的体会，引得张学良连连感叹，说李登辉“是我们主内的兄弟”。
李“总统”对张学良的态度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要求为张学良翻案平反的呼声更是日渐高涨。但是，要让当局出面肯定张学良的历史功绩，指责两位蒋氏“总统”对张学良施行的漫长幽禁为非法，又谈何容易！李登辉毕竟是国民党的“主席”，是蒋介石和蒋经国职务的继承人。
在张学良的问题上，人们无论怀着何种动机与心情，都唯有等待，等待一个还张学良以应有尊严而又无损于台湾当局和先、后蒋“总统”面子的契机。
机会终于来了，这便是1990年6月1日张学良的90大寿。
张学良生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即公历1901年6月3日。在漫长的幽居岁月中，每逢6月3日，赵四小姐必备下一桌酒菜，与张学良相对而坐，举杯向他祝寿。1959年“解禁”之后，来往的朋友们多了，逢到这个日子，几位相交甚笃的友人便提着寿礼上门，向张学良祝贺华诞。再后来，张学良年事已高，每年做生日，并非一定是在这个日子，差池一两天，于他于友，都是无所谓的事情。1989年，张学良89岁，海内外部分亲友曾在台北为他祝寿，祝寿宴便安排在5月31日。
张学良的90大寿，人们把祝寿活动确定在6月1日。
也许各方都意识到张学良的90寿辰的活动有着特殊意义，因此，早在2月间，便由“总统府”资政张群领衔开始筹备，到5月初，已有80名要员在“张汉卿先生九秩寿庆筹备会”的邀请函上签名，其中赫然在目的有“行政院长”郝伯村，国民党“中央常委”李国鼎、倪文亚、郭婉容，有国民党“中央政策会秘书长”梁肃戎，“行政院研考会主任”马英九，“财政部长”张继正，“总统府资政”张群、孙运璇，曾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的宋长志、“副参谋总长”马安澜、“空军总司令”乌钺、“海军总司令”马纪壮，“国家安全局长”宋心濂，以及国民党的元老或资深人士秦孝仪、蒋彦士、黄少谷等多人。
台湾40年来，除了蒋介石外，未曾有过党、政、军要员一齐出动，为一位老人祝寿。虽然当局的一些人一再说这只是私人性质的庆贺，可是这么多政治人物出场，而寿星又是一位名扬遐迩的著名政治人物，谁又能否认它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呢？
更何况，台湾当局的最高主宰李登辉也向张学良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姿态。5月31日，他委派“副总统”李元簇到北投复兴岗张学良寓所暖寿，以一幅寿屏和一盒人参表达祝贺之意。宋美龄也派人送来一个精致的花篮贺寿。“总统府资政”、原国民党中统局创始人陈立夫也专程从美国赶到台湾，参加祝寿盛会。
一时间，复兴岗张宅前门庭若市，车辆不绝，客厅里堆满了花篮与寿礼，贺寿的电报、信件铺了满满一张方桌。
面对这番盛景，张学良却显出异常的平静。自从“把心交付给耶稣”以来，他已很少能为世事所动，荣辱哀乐，均视作浮云，难得在他心底搅起波澜。
张学良倒背双手，走出客厅里的缤纷与喧闹，独自来到院中，望着一方沉静而又绚烂的天空，望着院中枯荣不一的草木花卉。
春去秋来，朝朝暮暮，岁月以黑和白的方式，以开花和结果的方式从这里悄然流逝，船一般颠簸着人生和劳顿，旌旗蔽天的战功和显赫，为一腔热血所激起的豪情与忧伤，一切的一切都消逝了，只剩下这一方沉重得搬不开移不动的天空。
可是生命的河流仍未中断，岁月风尘被恬淡的疏雨所覆掩，畅流出一种平平淡淡从从容容的心境。世事纷争、功名利禄早被全然抛开，剩得一身轻松，两目怡然。
人世间的事真是说不清啊！昨天还门可罗雀，今日却又花团锦簇；昨天还是避之不及的阶下之囚，今日又成了为人顶礼膜拜的圣人。究竟是世界变了，还是自己已经脱胎换骨？
不，世界没有改变，改变的是自己心的天空。“主恩天高厚，世事若浮云”，自己已参透人生，走入了恬静淡泊的风景，生命也没有改变，但枯荣浮沉、九死一生之后，自己为神灵指引，可算获得了新生。
人生如梦如烟，90高寿，又有何喜何悲？
6月1日，台北市圆山饭店12楼昆仑厅被布置得一派喜气，大厅正中是一个红底金字的大“寿”字，旁边是李登辉和李元簇致赠的寿屏，下面是两座九层高、将近两米方圆的大蛋糕，四周摆满了各界人士赠送的花篮、寿礼和寿屏。
张学良90华诞的寿宴在这里举行。
大厅正面的墙上，悬着一张放大了的请柬，上面写着：“中华民国79年国历6月1日为张汉卿先生九秩大庆谨詹于是日正午12时假座圆山大饭店12楼昆仑厅洁治壶觞共申祝嘏之忱尚祈高轩莅临以介眉寿”
以下是以张群为首的80名党、政、军要员的署名。
如此隆重盛大的寿典，引起了岛内外各方人士的注视。上午8时，便有几十名记者涌入饭店，守候在楼下大厅与昆仑厅门前，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来临。
上午10时，两辆扎着大红绸花的雪佛莱轿车开到了饭店大厅前。身穿黑色西装、结着枣红色领带的张学良将军在穿着红色套装旗袍的夫人赵一荻陪伴下，下车进入大厅，身后跟着专程从美国赶来为父亲祝寿的张闾琳和大女儿张闾瑛及女婿陶鹏飞。
电梯升至12楼，张学良神态自若，正欲迈步而出，却见面前一堵人墙，几十架闪光灯一齐闪亮，让电梯里的人们猛然一惊。张学良回过头来，拉起夫人的手紧紧一握，仿佛由此而赢获了某种力量，微笑的脸上现出了无所惧的神色，同赵一荻相携着走入了大厅。
大厅内一切都已布置完毕，灯光下，红底金字的“寿”字熠熠生辉。
在厅内观看一阵，张学良点点头，对夫人道：“真是有劳朋友们了。”
赵一荻紧挽着丈夫，眼里泪光闪动，好久，才说出一句：“汉卿，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
“是啊，真想不到。”张学良说，两眼直望着巨大的“寿”字，再也说不出话来。
沉默之中，90年的生涯、54年的幽居经历顿时涌上心来，在短短的瞬间，又浓缩了一遍自己的人生。那些已经久远的辉煌与显赫，凄怆与悲凉，又突然涌到眼前，阴阳两界，晴雨莫辨，明灭无定，一遍人生，却仿佛被自己历过了几回。此时此刻，在最可能激动之时，张学良却双目紧合，一脸平静，无喜无悲。
连他自己也对自己的超然感到惊奇。待睁开眼来，他自言自语道：“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正午12时，前来贺寿的各方人士已经到齐，发起人张群宣布寿典开始。这位已届103岁的国民党元老坐在轮椅上，首先致词。
“我和张学良在东北、华北、华中和抗日初期，同生死共患难，是60年的老朋友，今天不但为老友祝寿，还写了篇祝寿文。”张群说着向张学良点点头，从随员手中接过早已拟好的《张汉卿先生九秩寿序》，高声诵读起来：
“古之良史，不以魁杰英伟之士，盛年意气，一失虑失据，而遂非之议之；其必以能悔祸盖愆，卒之守死善道，而伟之重之。如我张汉卿先生者，不当以此论之耶？”
张群在祝寿文中赞誉张学良在早年日本帝国主义胁诱之时 “以国家统一为重，力排众议，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其治华也，采寓兵于农方针”，“其理政也，尤重民生疾苦”，“又以发展教育，提倡科学，培养人才，为建设要务”。
在谈及中原大战时，张群说：“既而中原鼙鼓相寻，先生居举足轻重之地”；“于9月18日通电全国，吁请各方即日罢兵息争”，“于是，渠魁讳祸，分崩离析之局，复告统一，此又先生有造于国家至大者”。
谈到敏感的西安事变时，张群用语十分谨慎：“时陕北剿抗失利，共产党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相煽惑，遂误兵谏之义，致有西安事变”。“且以此一举世震惊之事变，造成全国安内攘外之共识”。此后，“先生自是即脱然于军政之外，幽居读书，养性慎道”。“先生与夫人赵一荻女士，优游林下，见者疑为神仙眷属。故总统蒋经国先生及今总统李登辉先生，均加优礼焉”。
最后，张群提高嗓门，诵道：“先生得天独厚，阅世方新，今岁6月之吉，寿跻九秩，同人等或谊属桑梓，或情殷袍泽，或为著籍之门生，或为缟泞之故旧，永怀雅谊，愿晋一觞，谚有之曰：英雄回首即神仙，其先生之谓欤！至于南山北山台莱之什，不足为先生诵也。”
张群念完祝寿辞，即由张学良致答。他不需策杖，腰板挺直，俨然一副军人气派。他先是向大家深鞠一躬，接着便用仍然十分浓重的东北口音说道：“我真是愧不敢当，虚度了一生，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自己感觉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何能，蒙各位亲友替我做寿。我怎能做寿，我有什么可做？张学良唯一能告慰亲友的，是现在一切的生活，蒙基督耶稣的慈爱，上帝天父的恩典，能站立活着，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能活到90岁，完全出自上帝的恩典，除了感谢上帝之外，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此时，张学良露出坚毅豪放的本色，说：“我虽然老了，但我仍未昏聩，听力虽然不大好但并未全聋，视力虽然减退但我还没瞎。这一切都要感谢上帝，在诸位亲友之前给上帝作证。有的朋友说我看起来很开心，身体很好。不是的，我是活在耶稣基督中，一切平安都从他那儿来的，所以我将一切事情交给主耶稣，其他无所求。”
最后，张学良用稍稍抬高的声调说：“虽然我是年迈了，但是假若上帝有意旨，我为国家、为人民还能效力的地方，我必定尽我的力量，我能做得到的地方，照着我年轻时一样的情怀去做！”
张学良的话引来经久不息的一阵掌声。
随即，“总统府资政”孙运璇应邀致词。他用有些动感情的语气说：“我是以学生的身份，以感恩的心情来拜寿的。”孙运璇说自己早年毕业于哈尔滨大学，而张学良当时是校董，为经济困难的学生每月都发给60元生活补助费，使他们得以完成学业。他代表当年的校友们祝张学良“福寿无疆，万事如意”。说完举着酒杯走向张学良，感激地说：“没有您就没有我。”仰首将酒一饮而尽。
平日为张学良夫妇做礼拜的周联华牧师这时带领大家祷告，希望主赐福给张学良夫妇，也希望他们两位能替主做见证。
祷告完毕，寿宴进入高潮：由张学良和赵一荻亲手分切两座九层高的生日蛋糕，分送到各位客人的餐盘中。大厅里响起一片掌声与致谢祝福声。待张学良回席坐定，人们纷纷涌上前来，争着向张学良敬酒。看着丈夫不停地坐下又站起，赵一荻担心他会因此受累，便笑着对众人说：“能不能不起来，张先生脚都酸了！”
张学良笑着望夫人一眼，干脆一直站着接受敬酒，微笑着同人们寒暄致意。赵一荻也陪着丈夫站起，不时问他“累不累”？这位同样为人所瞩目的张夫人，纵然其美艳容光已随时光而逝，但自有雍容的大家风范。听到人们羡赞老夫老妻的相互扶持，张学良很动容地说：“要不是这些年幽居岁月让我们相互依靠，我早不知到了何种地步。”说着举起杯朝向赵一荻，两人的酒杯发出“乓”的一声脆响。
整个寿宴中只闻笑谈与寿辞，无人相问往事，属于张学良的风云，似乎已是历史的篇页了。在寿典开始前，张学良便对记者们说：“我是与世隔绝的人，不了解政情，也不管世事。”历史的恩怨在举手投足间变成淡云轻风，54载的幽居岁月从皱纹里滑过，历史的烟尘似乎被永远埋进了时间之谷。“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
但有个问题人们却不能不问：党政军要员的齐声祝贺，已使张学良的90寿辰活动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这是否意味着当局对张学良的平反？
对一切关心张学良的人来说，这个问题不能不问。然而要回答却是很难。
陈立夫在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一愣，想了想才说：“西安事变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了，没有反，哪有平呢？”“国民党史研究会主任”秦孝仪也说：“张先生目前已是自由之身，没有什么平反不平反的问题。”
但是，许多人却持与此相反的意见。孙中山的嗣孙孙治平说，当年张学良受尽委屈，今天由当局的头面人物出面祝寿，当然有平反的意味。一直在为张学良的平反奔走的张捷迁说，李登辉“总统”1989年3月接见张学良，李元簇“副总统”和李国鼎、张继正夫妇曾同张学良夫妇共进晚餐，而今党政要员齐为张学良祝寿，显然当局有平反的意思。曾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宁恩承亦认为，张学良一生多姿多彩，坎坷不平，今天是欢乐收场，当然是平反。
而大多数要员则对此问题含糊其辞，不愿做正面回答。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儿子张闾琳则平静地告诉记者，父亲很久以来一直心平气和，是不是获得平反也无所谓了。
然而几乎没有人可以否认，此次规模盛大的祝寿有政治意义。
海内外舆论界人士纷纷在报纸、杂志上撰文，指出：既然当局有那么多要员参与祝寿，既然李登辉、李元簇、宋美龄都送了寿礼，那么，张学良显然已被视为一位对历史有功德的人物，与蒋介石当年对他施以漫长非法关押相比，这不是平反又是什么？
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刚撰文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
祝寿日的当天，赵一荻写下了一篇文章《张学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文章中说：
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他自己所做的事负责，绝不推诿。他之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为争地盘。他开始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他就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弱国家的抗日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并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此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
今天是他90岁的生日。真是感谢上帝在过去的岁月中这样地看顾了他，赐给他健康的身体，又赐给他圣灵的智慧，使他因信耶稣基督而永生。……他知道既然上帝要他活在世上，他就应该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地完成上帝所给他的使命。
赵一荻短短一篇文章，道出了张学良的人品，同时也委婉地指出了张学良发动兵谏的正义动因。要是退回去两年，这篇文章无论如何不可能被公之于世。
千秋功罪，历史自有定论。国民党当局是否为张学良正式平反，实在已无关紧要。
张学良有话要说
1990年12月9日和10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分两次播放了录音报道《张学良现在有话要说》。这是当年6月和8月日本记者两次赴台采访的现场录音，亦是张学良自1936年12月被拘押之后，54年来第一次打破沉默，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
张学良虽已90高龄，但电视上的他，却神采奕奕，面对新闻记者和摄像机侃侃而谈，讲述了“九一八”事件前日本对东北的吞并野心和自己决定东北易帜的前前后后，也谈到了热河失陷后，他“身负重谤”而下野出洋的具体过程。谈到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有些激动地站了起来，细眯着眼看向远方，仿佛正透过54年的岁月尘雾，重新回到了生命中那最辉煌同时又带来巨大悲哀的历史转折时刻：
“当时部队内比较强烈的愿望是回家乡。怎么能回家乡？只能跟日本人打。”张学良声调缓慢地在屋子里来回徐徐踱步。“部队不愿跟共产党打而失掉力量，愿保存力量回家乡，所以那时我的处境非常难。在这件事情上部队对我很不满意，说：‘你服从蒋先生是为你自己，可我们怎么办？’
“我同蒋总统存在政见之争，就是蒋总统主要是安内攘外，我就主张攘外安内，就是攘外就能安内！那么蒋总统说先安内，以后再攘外。从开始我们两人就存在这方面的意见分歧，但没有后来这么尖锐。
“假如我把蒋总统扣了，我们岂不是扩大内战吗？我们是要反对内战的。当时主张内战的人甚至不愿意蒋先生回南京。请不要问什么人这么主张。我自己愿负起一切的责任，不要再起来内战。”
张学良的思绪萦绕着1936年12月12日那个令世界震惊的瞬间，自然而然地也令他想到了曾对事变和平解决作出重大努力的中国共产党，和曾被他称作“俨为西安之谋主”的周恩来。他用缓慢的声调缅怀道：
“周恩来对我有评价，我也差不多同样评价周恩来，就是反应很快，了解事情也很透彻。他对我的评价差不多也是这样：谈话反应很快，不用什么啰唆，说话一针见血，而且对于事情看得很清。可以说我们两个人一见如故。
“知道我当时已决定送蒋先生回南京，周恩来甚至到机场想把我追回来，因为怕我回南京不一定什么样。但是我是个军人。”
说到这里，张学良苍老的面容上骤然升起一种军人的凛然之色。
“我是准备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做这件事我自己负责。我是反对内战的，我不这样做，内战恐怕会更扩大。我对牺牲自己毫无顾虑。
“可以说我自己的整个毁灭是出于日本。我父亲被杀，我自己的家庭整个毁掉了，我的财产一切都没有了。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是有反抗性的一个人，所以你看我做的事情。因为老了，我才肯说这些话。我年轻时不肯把我的政治态度说出来。我这个人非常反抗，我要是看出这件事不合理，我不管是谁。我现在90岁，脱开了政治环境我才说这些话。有许多事情，我为什么要反抗，我就看事情不合理，我对自己的权力、生命都毫不在乎。”
接下来，日本记者又同张学良作了一问一答式的采访对话，内容涉及张学良少年时的生活，个人的好恶，与日本人的关系，“九一八”之后日本人对他的态度等。接着又谈起了在抗日问题上他与蒋介石的纷争。
问：您那时被任命为剿共司令官，您是否认为抗日比剿共更重要？
张：我根本就不愿意剿共。
问：当时东北军是中国最大的军队，到西北后，您的部下有无提出回东北的希望等？
张：东北军想回家乡是主题。他们要同日本人打。他们不愿意同共产党作战失去力量，想保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战。
问：您对共产党作何评价？
张：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政府不想抗日。共产党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
问：您同蒋介石总统在感情上关系良好，但似乎政见不同？
张：这很简单。蒋委员长主张“安内攘外”，我主张“攘外安内”。
问：您何时提出“攘外安内”，并同蒋先生持对立态度的？
张：我们一直意见不同，只是后来更加尖锐罢了。
问：你们是做事的次序不同，还是目的本来就不同？
张：当然目的不同。我是先对外作战，再安内。蒋先生是先安内，再对外。现在我承认，也许我的思想是不对的。但当时我是那种思想。
问：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在西安会面。当时您在场吗？
张：这是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
问：您不愿意谈他们当时谈话的内容？
张：对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不应该出自我的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
……
张学良的这次谈话在日本播出后引起重大反响。台湾电视台随即买下节目，在1990年12月24日的平安夜特别节目《让生命等候》播出了10分钟，引起民众的极大兴趣。台湾华视台随即也买下版权，自1991年2月27日起连续播出，观众反应强烈，收视率居同时段节目之冠。
遗憾的是，为了避免有些可能引起敏感联想的内容出现，原始节目已被删掉不少。即便如此，这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西安事变唯一当事人开口讲的话，无论是新闻价值还是历史价值，都可谓属“重量级”。
透过张学良那些隐晦的语言，那种坦坦荡荡的军人作风，人们似乎又看到了当年英姿勃发的少帅，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所写下的辉煌篇章。时隔54年，张学良所持的“政府不愿抗日”，“我根本就不愿剿共”，“蒋委员长主张‘安内攘外’，我主张‘攘外安内’”的政治主张，终于让人们了解到了西安事变的真正动因。
透过苍老的岁月，人们看到真实的历史，看到了五十多年前少帅为国家为民族奔突激越的心魂。人们这才意识到，对张学良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平不平反，历史所需要的，只是对他功绩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