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由于清廷已经完全无力控制局势，所以依赖旧臣袁世凯。清廷为了表明立宪之决心，在袁世凯督师前线不久，就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赴北京接收职务。袁世凯赴京就任总理大臣一职后，清廷的大权基本上转移至袁世凯手中殆尽。前文已述，袁世凯没有在军事上与革命党进行纠缠，而是做出了与南方议和的姿态，南方由于袁世凯的军事高压，也欣然同意。当时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共同认识到南北议和成功的最大关节点是要么清帝退位问题，要么革命派同意君主立宪。但从南北谈判的过程来看，革命派决不让步，让步的只有清室了，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袁世凯自己也感到困难重重，并在处理此问题上略显犹豫和踌躇。
袁世凯出山之初就信誓旦旦，“凯衰病余生，何堪负重，然受恩高厚，利钝故不敢计，唯有竭尽心力，以图报称。”“至前敌军务，制胜不敢诩操胜券，但有报国一日，断不致有北犯之虑。”这让惊魂未定的清室感到一丝安慰。由于形势所迫，却要求清廷牺牲政权，态度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无论如何也难一时做到。
事实上，袁世凯也一直坚持以君主立宪为底线，在他看来“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之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而且还多次对驻华外国公使说“共和政体将给国家带来分裂和毁灭的双重结果”。“有限的君主制是唯一能保证维持国家统一的政体。”（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为了实现君主立宪制度，还多次询问英日公使的意见，而且希望依靠外国干涉得到支持。总之，袁世凯认为当时共和并不适用于中国，适于中国的最佳政体只有君主立宪。
即便如此，可却经常受到来自清王室和舆论的压力，因为处此境地——南北和谈，他怎能让亲贵相信他呢？因为亲贵怀疑他还来不及呢！先前的信誓旦旦，现在却和革命和谈，诸亲贵当然很不满意，而袁世凯大权在握，他们无可奈何，但是也不能小看他们的政治能力，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破坏袁世凯所倡的南北和谈。这一时期的《申报》有大量报道，“载洵、载涛以袁世凯居心叵测相机行事，急募死党暗杀，如无效决以性命相争。”“满亲贵要求袁世凯拒绝民军议和条款，并逼勒立誓，袁大愤，几至冲突。”“连日毓朗、载洵、载涛、载振等四人屡逼载沣同见袁世凯，索阅关于议和问题之来往函电并询问意见，语颇强横，且谓复电须经阅过再发，袁不允，几起冲突。”“满亲贵载振、毓朗二人昨夜至迎宾馆，要求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主义。”“满亲贵因袁世凯赞成召集国会公决政体，为其阴谋推倒政府，故暗杀之机愈烈，袁将托言辞职逃去。”袁世凯因为满亲贵族欲与其为难，“决意辞绝共和总统之任”，但“忽向清廷辞职，未经邀准”。由此可见，袁世凯当时所面临的压力有多么大。
南北议和中，撤销唐绍仪代表的资格原因就是与其先前宣布的以君主立宪为底线的宗旨相悖，结果使袁氏感到难堪。再说北方反唐呼声很高。有的说他“非议和也，馈献江山耳”，有的认为应该“召回议和唐、杨二全权，坐以通匪卖国罪，立斩西市”。还有的认为：“项城入京以来，其眼光所注专在外交及亲贵，故其布置亦唯对于此二者，着着进行，却未曾留意其部下之军队有反抗之举动，自初九日懿旨颁布后翌日，舒清阿即怂恿张怀芝通电各镇联名请战，而冯华甫既克汉阳，以不得进攻武昌成就其盖世之功为大恨，遂亦有意反对，鼓吹开战之说，于是一班资政院之顽固议员乘民选议员之散去，大举活动，开动演说、竭力主战，项城出于不意仓皇失措，不得不将唐少川代表撤销。”但也有的认为袁世凯此举似在“愚弄政府”。不管怎么说，北方反对向南方革命派妥协的势力还不小，化解这一部分力量还需要时间。
尽管撤销了唐绍仪，与南方的和谈并未停止，但是政治敏锐性极高的袁世凯，不会不对唐绍仪附从民军默认共和的举动作进一步思考，不会不对当时人们渴望和谈成功舆论漠然视之。其实，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向袁透露了这样的一种信息，即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在逐渐扩大，而且到了不重新审视不可的地步了。唐绍仪还向他透露：“与其坚执于前，毋宁养晦待时。”袁世凯不能不为其所动，自己也觉得有必要重新给自己定位了，但真是到了让清帝退位这一事上，袁世凯实难出口。
在中国，传统的忠君意识和纲常礼教，不能不对袁世凯起一点作用。而让清帝退位，袁就得冒“不忠、不仁、不义”的风险。况且，袁世凯和他的祖先几世都忠实地为清廷服务，至他这一辈，他是不愿被看做篡位的人，一个大逆不道的人，他更不愿意贻笑天下，并为天下人唾骂。袁世凯又多次表示过：“本人绝不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为天下后世所诟病。”（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当南北和谈出现挫折时，北方新军代表廖少游与南方的顾忠琛继续谈判，此间靳云鹏曾谒见袁世凯，“力陈大局利害，不能再起争端，况宫保一身，关系国家安危，尤宜附从民望。袁曰：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付托。靳曰：人心为大势潮流所趋，非共和不能维系群情，必致瓦解土崩，存亡莫卜，宫保负旋乾转坤之任，自当好恶同民。袁曰：南人希望共和则有之，北人恐未必然。靳曰：宫保误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南北程度，容有不齐，而其图谋幸福好安恶危则一也。袁曰：段军统之意若何。靳曰：第一军全体一致，主张共和，并议推举宫保为临时大总统。袁曰：军心胡一变至此，将置余于何地，若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靳曰：宫保为四万万人民代表，现在大局已危急万分，共和尚可图存，倘绝对主张君主，必致国亡种绝而后已，宫保试思保全中国为重？抑保全一姓为重乎？且民军倡言共和告成，皇室必加优待，正系两全之计。倘听其糜烂，外侮纷乘，国且沦亡，虽优待亦不可得，奴隶牛马，同听诸人，谁秉国钧，实阶之厉，宫保扪心自问，咎何可辞。袁曰：冯军统、张军统均极力主战，军队宗旨，断难一致。靳曰：宫保勿忧，某当凭三寸舌，以游说之，必令联为一气。言竟遂退”（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6-377页。）。袁世凯依然坚持不同意共和，对靳的进言逼急了，便说军队将领不同意，以搪塞之。
在满族贵族的印象里，袁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王室的耿耿忠心说：绝不辜负孤儿寡妇，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很为高兴说：袁宫保绝不会当曹操。让清帝退位，就连袁世凯自己也感到困难，他原先坚持国体问题由国民会议解决之说，并且假补充军费的名义，榨取清室内帑币，要与民军决战；现在忽然要清帝退位，实难出口。于是袁世凯便想办法运用奕劻做傀儡，密以退位优待条件于奕劻，说这是替清室和满人谋安全的最上办法，革命党既不肯让步，用兵实在危险。还利用隆裕太后身边的平日宠信太监张兰德，由于隆裕对他言听计从。张居然以李莲英自居，器小易盈，唯知聚敛钱财。袁世凯摸清这条路线，专派人密向张联络，许以巨额金钱，叫他向隆裕施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说袁世凯如何忠心，但各省纷纷独立，前敌军队撤不下来，外债无望，饷项难筹，若不答应民党的要求，则革命军队杀到北京，您的生命难保；倘若依从让位，则优待条件如何如何，仍可安居宫闱，长享尊荣富贵，袁世凯一切可以担保。“奕劻、那桐本来只认得钱，至于清廷封建统治的垮台，并不在他们心上。他们二人与张兰德里应外合，不由得隆裕不入他们的圈套。后来他三人皆如愿以偿，各自在家纳福去了。奕劻在天津所买大楼房，即是张兰德的产业。王闿运所著《祺祥纪事》末段说：‘乃至德宗末年，天下唯论财货，禅让亦以贿成，举古今不闻之说，公言之而无怍。’这种‘禅让’之局得以成功，可说是全由奕、那、张三人之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看来，袁世凯为了让清帝退位还是花了不少心思。但是并非所有的清王室成员都买袁世凯的账，别的不谈，看看清退位前的三次御前会议，便可得出袁世凯的处境不是顺水又顺风，而是荆棘丛生。
早在御前会议召开以前，清王室的气氛就不是很好。王公亲贵经常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对策。没有对袁世凯言听计从，倒是反对、反抗声音愈来愈强，愈来愈烈。李剑农记述了这一段内幕：“1月12日，清室的王公亲贵，因议和形势不佳，开秘密会议，奕劻果将退位的话提出，除了几个少年亲贵表示反对外，大都意气消沉，议无结果，13日载沣访袁，叩以对于退位的意见，袁以不得要领的话敷衍他了事。但自退位的消息传出后，亲贵中如载涛、毓朗、良弼、铁良等，渐行愤激，对于袁极端不满，所谓‘宗社党’将要出现了。16日袁世凯入朝谒见清太后，请示最后的圣断，清太后以明日召集亲贵王公等开御前会议答之。袁出朝时，遇炸。”这样的现实对袁世凯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沉痛的打击，而这样的局面才刚刚开始。第一次御前会议，奕劻首先发言，说除了在优待条件之下自行退位，别无安全办法。清太后伏案啜泣，满座无声，忽一个列席的蒙古王公，慨然起而反对，和奕劻争论，载沣等多不发言，颇有倾向奕劻说的态度，无结果而散。第二次御前会议，“奕劻仍执前议，并将密定的优待条件案提出，蒙古王公反对更烈，亲贵中或意气沮丧，或稍活动仍无结果而散”。宗社党的人士，看见形势日迫，便于是日慨然奋起，结合同志三十余人，齐赴庆王府，包围奕劻，表示激烈，并诘问载涛兄弟，说他们以前主张很强硬，为何两次御前会议，不发一言？而且还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很激烈的宣言。第三次御前会议，满族亲贵更是激动。满、蒙王公尽行列席，袁世凯提出一种解决时局的方案，这个方案的意思，是想将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作陪衬，一方聊以慰藉清皇室，一方又可去除南方的障碍物。这是袁想把组织临时政府的大权，全行揽入自己手中的狡谋。结果满、蒙的王公亲贵，一致反对，就连“奕劻也变了腔调，说另设统一政府则可，废弃君位则不可”（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页。）。可想而知，袁世凯总不会春风得意，风光满面吧？
就在袁世凯为南北实现统一积极地奔走，促使清廷接受革命党人的条件时，外国人也不无为他担心，因为袁世凯的任务是巨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通常的特性是固有的稳定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地渴望和平，而且这个国家没有其他的建设纲领，这些情况都是对袁世凯有利的。另一方面，运动的广泛性以及它到处获得胜利，使得以武力恢复国家原来面目的一切企图难以实现。《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后来做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的乔厄莫理循也对袁世凯的处境表示极大的关心，有许多关于袁世凯身陷囹圄的记述。“今天上午，唐绍仪乘火车去天津（实则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代表前往南京与共和派谈判），我为他送行。他衰弱无力，只能用左手握手。他正为和解而努力，并且力图劝说袁世凯接受人民的意志。……袁世凯无疑正处在极大的人身危险之中。革命党人不信任袁世凯，认为他是清朝的支柱；满人也不信任他，认为他在策划倾覆清朝的阴谋。”“而袁世凯显然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博。朱尓典爵士几乎每天见到袁世凯，而袁世凯的机要秘书蔡廷干也几乎每天来看我。”“袁世凯到北京以来表现十分好。他显示出上乘的政治家品质，并且逐渐成为局势的主宰者。所有的事情均取决于他。万一他被暗杀，则将出现混乱，然而他被刺的危险总是存在的。”一个日本人佐原笃介给莫理循博士的来函这样写道：“袁世凯处境十分困难，而他马上能做的具体事情，就是下野并离开中国前往欧洲，并且在他所能看到的时机早日这样做。无论如何，我对共和制的中国没有信心，因为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就其禀性和气质来说，个个都是小暴君。可是在目前，中国人几乎满脑袋都是可以从共和制得到赐福的想法，而不知道共和为何物，而且他们盲目行事，和他们争论也无用。我的看法是，对中国人撒手不管，让他们尝到痛苦，而后会有一个政党出来挽救时局，唤醒并拯救民众。如果没有这种人物出现，中国将陷入混乱并且永远毁灭。”（（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821页。）这种评价未免有失偏颇，尽管我们心里也许不会接受它，其实，当时的中国人又何尝不正如他所叙述的那样呢？袁世凯在这样的国人面前，处境怎么会不困难？
刚刚开始的困难袁世凯还能照应，日益增多的，又无法预测的，左右为难的困难，就使得袁世凯的日子很不好过。且他又患严重的失眠症，就职以来益形苍老。但莫里循说：“他所显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不令人钦佩。”由于南北双方谈判遇到严重的挫折，孙中山又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新政府不能建在北京等条件时，袁世凯和他的手下人为所发生的事情乱了手脚。但是，随着清帝退位的逼近，形势发展得更令人难以预料。“这里的形势处于危机状态。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满人不信任袁世凯，革命党人不信任满人，袁世凯不信任日本人，而《纽约先驱论坛报》正尽其所能煽动对英国的不信任。你从来没有见过像目前北京这样的状况。几乎每个内阁大臣和副大臣或告了病假，或者以这样那样的借口要求准假。”（（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844页。）从外国人记述的袁世凯处境，我们不难看出，袁世凯是多么窘迫，多么不如意，并非我们很想当然的那样认为：袁世凯是中心，无论哪一派政治力量都围绕着他转。他要想干什么，没有不成功的。恰恰相反，袁世凯却是忍辱负重，想力挽狂澜，可现实的他又不得不一步一步试探着，妥协着。
一时间，社会上劝袁之声不绝于耳。岑春煊劝袁：“今日国民多数均以共和为目的，朝廷既有召国会决政体之谕，自系采取多数，我皇上之从民所欲不私天下，以尧舜之心为心，为海内外所共见，民军感于朝廷礼让为国罢战息民，故亦众口一词，必以尊崇皇室为报，上下相交各尽其道，为世界历史开一未有之局，诚吾国之光荣也，唐使南来国民咸以平和有望，列强忠告企盼尤殷，春煊养疴沪上，蒿目时艰，念公为国为民必能主持定议，不图撤回和使重启战端，皇上不以吾位自私而公必返遏其德意，国民皆以人道为重，而公必自逞其兵威，从此战祸相寻，永无恢复和平之望，生灵涂炭，同就沦亡，上贻主忧下益民祸，谁尸其咎，为公一人。”熊希龄也进言袁世凯：指出连日阅报和议相持，势将决裂，大局之危不堪设想，在公左右为难具有苦衷，然人心所趋大势所在，万不能再有君主立宪之理，征之事实约有三端：一是满室对祖宗发祥地东三省，危亡在即，尚不见爱更何爱于全国；二是满室所最密切者无如满蒙各旗之人筹划八旗生计，结果敷衍塞责，满室对于满蒙同族尚不见爱更何爱于汉人；三是武昌起义后满室最信任的亲贵首先提取大清银行存款，市面因而动摇。满室对于亲贵官吏尚不能得其信用，更何信用于今日之一般人民。以上三项事实征之，满室已失君主之资格，不能再临臣民之上。北洋内部倾向共和的也愈来愈众。总之，共和已是大势所趋，清帝已失君主之资格。其实处此环境，亲贵们固执己见，又有何用？但袁世凯总还想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使清帝退位，又能使清帝感到值得退位，可时势不等人。
最后，由于社会名流张謇等人的强势喧导，外国驻华公使也都纷纷电告政府退位，再加上外国势力的威逼，因为袁世凯曾答应驻华公使团“此事年内总可解决，请转达各国政府知照”。此时，革命阵营亦有照会与段祺瑞“现约定阴历本年之内，敝军（革命军）保持现状，其有鄂境以外者，本督（黎元洪）亦设法维持。如阴历年内不能解决，敝军即当前进，以资援助”（黎元洪主持编辑：《武汉战纪初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三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1页。）。终而使袁世凯痛下决心，先是再劝皇族，请速定国体大计；紧接着拿出看家本领，让北洋军队迫使清帝退位。1月26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联合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张怀芝等五十余人致电内阁、军谘府、陆军部以及王公大臣，请代奏清廷，接受优待条件，赞同共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祺瑞等受国厚恩，何敢不以大局为念。故敢比较厉害，冒死陈言。恳请换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174页。）。该电到京后，廖宇春等在京印刷万张，兼有报纸刊行号外，广为传布，震动京师。它和革命党人彭家珍的炸弹炸死宗社党首领良弼一样，对清帝退位起了重要作用。清廷经受不住一次又一次的惊吓，终于决定退位。
段祺瑞领衔的北洋将领46人的通电，给清廷以致命的一击，迫使清帝不得不退位，但仍在尽量地拖延时间。为加速清帝退位，2月5日段祺瑞又与第一军8名协统以上将领再次联名电奏，其语气更加强硬。他说：“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三年以来，皇族败坏大局，罪实难数……瑞等实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
段祺瑞的这一通电，使满洲亲贵、少壮派贵胄丧胆，在退位问题上再也不敢议论什么了。只有一个胆大的，即恭亲王溥伟愤愤地说：“本爵因朝廷愿让政权，已署名认可，何竟指为败类？祺瑞此电，胁迫太甚”！段祺瑞性格坚毅刚烈，绝不是仅仅发几通电文虚张虚张声势而已，而是说到做到。通电发出后，他将其司令部由湖北孝感撤至河北保定，做出率兵入京的姿态。段祺瑞紧锣密鼓，不给清廷一点儿喘息的机会。1912年2月11日，隆裕太后在万般无奈中决定退位。次日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至此灭亡。
清王朝的覆灭是同盟会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承认，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集团中的军事将领，在迫使清帝退位实现共和方面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正如时人所说：“共和之发轫也，主动于黎军（指湖北新军），被动于各省志士，然原动力则孙、黄诸君也。共和之解决，主动于段军，被动于各军将校，然其原动力则廖（少游）、靳（云鹏）诸君也。”同盟会革命党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共同努力，推翻了淸王朝，实现了同盟会预定的革命目标。（张华腾：《对立中的统一：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北洋集团关系述论》，南京大学等“纪念同盟会成立100年暨孙中山逝世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关于清帝逊位而出现的扑朔迷离现象，也有的认为：“此殆袁世凯之诡计也，袁世凯者素抱天下一人之雄心，欲以撤销满政府之奇功，博一民国总统之要职，彼盖自受任以来至今日，初未尝一日忘怀者也，特恐逊位问题出之太易，震世之奇功将无以表爆于天下，不得已而演此波叠，隐然借铁良之魔力以为雉媒，事成则扬扬然语于民军，曰铁良到京后洵涛等如何密议，宗社党如何昌炽，逊位之问题几决裂，幸仗我以消弭此续战之恶兆，共和新政府之成立皆袁世凯一人之力焉耳，以故近数日内忽焉而不与朝议，忽焉而急欲脱身赴津之宣言，豫为异日居功之地位，不然，铁良一败亡满虏耳，果其孤掌可鸣，足以维持夫残局。”此似乎有些神化袁世凯的能力，可内心复杂的袁世凯即便有此想法，恐怕亦属正常，如果从袁、伍后来交涉的内容来看，袁世凯确有延宕时日的嫌疑。
不管袁氏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迫使清帝退位的任务是由他来完成的，两千年来君主专制政体也是靠他之手来推翻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也是无法改变得了的。有人会认为这不能算袁氏的功劳，这是辛亥革命的结果。一点不错，就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恰恰迎合了革命，顺应了潮流。所以在这一问题上，仅仅认为袁世凯别有用心，恐怕并不合适。我们要着眼其一生中的主流大事，而不应纠缠在某些传闻的细枝末节。他后来虽然背叛了共和，但我们不要忘了，他完全是一个出自旧中国历史背景、并且受其支配的人。
当然，在清廷退位问题上，袁世凯出力不小，而革命派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这主要体现在皇室优待条件，及满回藏优待条件的制定。当时优待条件一出笼，就遭到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谭人凤说：“殆至宣统退位，提出皇室优待条件，余曾极力反对之；然孤掌难鸣，有无实力盾其后。”谭的主张当时是颇具有代表性的。就连外国人也感到不可思议。“我们正处在中国的立宪党人和共和党人在汉口举行的和平会议的前夕。如果把保留清廷的某些残余作为解决的条件，我对会议的结果就不抱希望。不论把清廷的权力限制到什么程度，他将是阴谋诡计和动荡不定的温床。你不能把房子盖在风化了的岩石上。”更让外国人感到汗颜的是，不仅保留了清王室，而且还享有极高的优待。“皇室生活费用的问题在和王公们协商。袁世凯准备每年给他们多达500万两银子，这是一个很荒谬的数字。我在和他的通信中说，100万两就很够了。我提到波斯和土耳其的情形。我说，生活费的水准是摄政王自己定的，他引退后每年得到五百万两。因此，他们不应该给别的亲王比这更高的生活费。一共只有八个亲王。皇帝将得到25万两，在这场危机中表现不错的皇太后也许得到相同的生活费。袁世凯打算给她特殊优待，因为她是光绪遗孀，而人们责怪袁世凯1898年错待了光绪。”
针对反对声浪，革命领袖孙中山多次公开解释，多次澄清谜团。对谭人凤，孙中山专电说明情况，“谭人凤先生鉴：两电悉未能即复者，以其详情非电所能尽也，前提条件，系委曲以求和平，若虚君之制犹存，则绝不能承认，文虽愚昧，亦断不容以十数省流血构成之民国，变为共和之缪制，祈共鉴之。”然后对陈炯明及广东的反对声浪亦进行安抚。黎元洪也发电表示：“优待条件于共和主义，毫无妨碍。”此外，伍廷芳还针对各省的不平之声，反对优待条件的舆论，进行解释“清帝虽不去尊号，而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王公虽不去其爵，而公权私权一切与国民同等，此于共和国体似无所妨。”
优待条件也让清王室及蒙回藏贵族感到满意。《申报》载：清太后对此次条件独为满意，醇邸亦无言，仅某邸则对于皇室经费一层持之甚坚，并谓：分文不能短少，又谓其余条件应酌，为增益后，谓此项条件乃自我提出，此时已可无更动之理，况亦无可更动之处。某乃无言，遂议定再召庆邸诸人妥商一切，2月13日清廷又有会议，其结果则颇为一致，虽间有反对者，亦无效也。“蒙古王公对于此次商定之优待条件，亦极满意，并无一人反对。”正是在优待条款的诱惑下，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利用北洋军武力的威胁下，清廷不得不宣布退位。清廷退位，共和实现，这一过程极其复杂，绝非我们后人所认识的那样简单。
2. 袁世凯与北京政府的成立
完成了清帝退位的任务，离南北统一仅一步之遥，按照南方革命派的要求，袁世凯还必须赞同共和。赞同共和也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与迫使清帝退位并行不悖，而时常合二为一，尽管袁氏恐怕骨子里还是希望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由于赞同共和的呼声很高，大势所趋，潮流所向，袁氏不得不顺应这股共和潮流。
承认共和前的种种安排?尽管共和大势所趋，但是种种阻碍仍在。当时有这样的报道：“闻政界密息，现在共和之机，虽已成熟，而奉督赵次帅，黑抚周少帅、陕抚升吉帅，甘督长少帅均有电报至京绝对不承认共和，其措辞均极坚决，袁内阁非常焦灼，闻近日连致各该督抚长电多次，均系劝令恪遵朝旨，赞同共和勿得抗拒暴动等情，反复详陈极为痛切。闻已连接复电其中以奉甘两督及陕抚三人坚持君主为最烈，对于袁内阁颇多微词，并责其不应遽变宗旨趋向共和，有逼勒朝廷蛊惑军队之举。”事实也正如此，守旧的督抚不说，各地仍有很多反对共和的举动。宗社党秘密活动，不仅反共和，而且想把袁世凯置于死地。有的不愿服务于民国，清帝一宣布退位，其马上挂职而去，时任直隶总督陈夔龙即是；还有京内外一批守旧的官僚文人，力反共和政体，如于式枚、梁鼎分，劳乃宣等等。劳乃宣就认为：“苟全国上下屏除私见，一力一心实求进步，未必无振兴之望，故君主之名存则国可存，君主之名亡，则必至于亡，此一定之理也。”其实，君主观念根深蒂固的大有人在，民国都过去六年之久的1918年11月10日，不是还出现过梁济“殉清而死”吗！
为此，袁世凯做出多种决策。“一面遂示意北方军队联电要求共和，一面复邀张锡銮电告胡子首领冯麟阁等勿助亲贵，又遣人说赵尔巽劝其承认共和，诸亲贵抵奉后因之种种失败，遂至束手，而袁则复乘诸亲贵离京之时，约人同告清太后，力言共和之利，且故为危词以耸听，又力言各亲贵之无意识以帝后生命为孤注，清后意为之夺，遂允予以全权，复恐旗人阻挠，则力联奕劻，并将禁卫军半数调往河南，并没收其武器，又调重兵驻京，迨诸事妥帖始缮退位诏稿。”（《记退位前袁氏经营之大略》，《盛京时报》1912年2月29日。）从清帝宣布退位时，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异常举动来看，说明袁氏经营之周到，考虑之缜密。
还有，袁世凯还必须考虑列强的态度，并不是每一个帝国主义都赞成民主共和的，贸然宣布赞成共和，帝国主义会不会不干涉，袁世凯心里也没有把握。事实上，对于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包括美、法等共和制国家，开始皆不赞成。日本一度更是反对，它担心中国实行共和制度会刺激日本国内的共和运动，危及天皇的尊严和地位。倒是希望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日本政府认为：“日本与清国具有特殊利害关系。如清国实施共和制度，并进而由此引起更大的混乱，日本国不但在实质上将遭受甚大损害，而且在思想界亦必蒙受极大影响。”并对袁说：“不论英国政府态度如何，帝国政府绝不致中途改变方针”，“自必始终支持君主立宪，并援助其实现”。（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12-313页。）的确，“日本是袁世凯和他的下属的主要担心对象”（（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32页。）。尽管后来日本改变了态度，但不能因此就忽略他从中作梗的历史事实。实际上，神田正夫给莫理循的来函多少也说出了袁世凯的犹豫不决，在没有完全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他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所以袁世凯及其僚友一直以来都是坚持以君主立宪为底线，多个场合，多次宣称：“共和形式的政府至少在现阶段对中国不适合。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作为总统来领导全国的事业，而且人民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也非常低下。如果中国盲目地被共和制的华丽理论所迷惑，而不加考虑地采用它，其自然的结局是寡头政治的专制政府以及领袖之间的摩擦，并导致中华帝国的崩溃。”这就是袁世凯虽然剥夺清朝易如反掌，但仍然主张立宪君主制保留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的基本原因。
清帝宣布共和后的布置?虽然清室宣布共和政体，也难保不会出现意外，袁氏还是担心有人打着勤王的招牌，反对共和。为保证民主共和政体正常实行，袁世凯又做了重大努力，并为此做了一番精心布置。
先是稳定官秩、军律。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连发数电，要求“现有内外大小文武各项官署人员均应照旧供职，毋旷厥官，所有各官署应行之公务，应司之职掌以及公款公物均应照常办理，切实保管，不容稍懈”。对军队作出特别要求：“从前政体未定，革命党人为改良政治起见，多持激烈主义，以致地方不靖，各省官吏不免有捕拿党人之事，现已宣布共和，端赖组织政党，建设一切，嗣后各省及带兵官务饬所属，勿得再拿党人，其已拿者，均一律释放，至实系土匪扰害地方，既不得借党人为名，自应从严惩治，以维秩序。”
其次是稳定社会秩序。规定：“所有旧定之军纪警章，仍当继续施行，借以统一政权，保持秩序，倘有不逞之徒借端生事，扰乱治安者，定当按法惩治，以维大局，凡各级长官务当共申此恉，认真约束，勿得稍有疏懈，致干咎戾。”
最后，特别注重对各督抚历陈实情：共和是大势所趋，退位亦是朝廷所愿，希望他们不要妄加猜测，共图建设共和大业。他说：“世凯等复屡荷慈谕谆谆以保全宗庙、寝陵及安全，两宫相训勉，并谓万不可激成种族之惨祸，闻命惴憟懼莫能副，心力既竭计无复之，只得以国家为前提，以安上全下为目的，以多数舆论为从违，当奉懿旨与民军先商优礼皇室，暨待遇满蒙回藏等条件，此实朝廷两害取轻，万不得已之苦衷，果能双方同意和平解决，皇室既可永享尊荣为前代所未有，而满蒙回藏世爵各旗俸饷均可照旧，不致停废，以视决裂之后受祸不测者，其安危苦乐殆不可同年而语，磋商数四，朝廷比较厉害斟酌定议，遂有今日之局。诸公热心求治，伟略匡时，渴望和平，定征同意，惟於此中原委或尚恐未知其详用，敢略述奉达，伏乞亮鉴。”（《致各督抚电》，《临时公报》，通告，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此可见，袁氏着眼的仍是南北统一的大局。
当然，袁世凯到底不是一个民主共和主义者，所以对共和的理解不是很明确，甚至很不确切。这在后来与顾维钧的谈话中可见一斑，顾维钧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他（指袁世凯）问我共和的含义是什么。我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我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他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获得自由，那就应该由政府制定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他说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我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3页。）其实袁世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对共和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共和国家的优越性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也许为以后历史发展的曲折埋下伏笔。
尽管如此，袁世凯不仅促使清帝尽快退位，而且还宣布赞成共和，即完成了革命派所开的条件，其实，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共和潮流之不可逆转。孙中山于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即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并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的咨文。15日，参议院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十七省议员，每省一票，结果全体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样，袁世凯就取得了民国政府的最高领导职位，达到了其日夜企盼的理想。
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袁世凯根本没有话语权，称帝是其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使其所言是历史的真实反映，也必然被贴上狡诈的标签。而革命派一方的认知，不管正确与否，都可以当做论史的依据。其实，这不是历史研究者的正确立场，也有违价值中立的原则。袁世凯本人是如何看待他如何成为大总统的，确实很有意思，和我们传统观念有很大的不同，他说：“然中华民国国体之更新尚在约法未定以前，其缔造艰难得以至于今日者，固原於国民心理之所关，而实成于前清帝后之能让。溯自武昌首难月，唯辛亥中秋，其时本大总统激于救国救民之真诚，出而肩至艰之巨之重任，唯一宗旨以为，但能保前清皇室之尊荣，则国家不妨视为天下之公器，但能谋五大民族之乐利，则政治不妨改为民主共和，此本大总统于大清皇帝下诏退位之日，即披肝沥胆，以优待与宣布共和二事反复磋商，盖非徒效孤忠于故君，亦所以昭公信于民国，耿耿此心，我国民当能共谅。”（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47页。）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袁世凯首先强调的是“国民心理之所关”，其次“前清帝后之能让”，然后才言自己的努力和革命派的磋商。袁世凯所言是否符合事实，我们以后见之明观之，也很难认为他是错的。因为历史的结论也得考虑到历史人物本人是怎么认识的，不管这种认识正确与否，那是他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他的认识和解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然有很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考虑这一点，袁世凯是如何成为临时大总统的，就会多多少少失去历史的真实性。其实，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复杂，那么历史研究就必须要充分考虑这种复杂性，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后来由于孙中山对袁世凯疑忌，相继提出建都南京，以及用《临时约法》束缚袁世凯的策略，但是袁世凯却以北方秩序尚未稳定为由拒绝南下，只是对《临时约法》尚无异辞。于是，为了顾全大局起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只得同意袁世凯的主张，在北京成立新政府。这样，新生的中华民国就进入了袁世凯的统治时期，也进入了南北统一的民主共和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