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面我们对民初共和实践的描述和梳理，不难得出，中国共和民主之道路，极其艰难而又曲折。从1912年共和国在枪林弹雨中诞生到1927年的15年间，中华民国遭到两次劫难，一次是袁世凯解散国会，废除共和国象征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进而废除中华民国国号，以中华帝国取而代之；一次是张勋复辟，解散国会，请出清废帝宣统“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将中华民国六年改为大清宣统九年，虽然昙花一现，仅仅维持了12天时间，但其影响和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以后的北洋军阀当政，虽然不敢像袁世凯、张勋那样明目张胆，而是维持共和民国的运行，但与民主共和之真谛相去甚远，中国一直处于南北纷争的极度混乱之中。
美国、法国开辟的民主共和道路，为什么在中国实行起来如此艰难呢？当然，北洋军阀的破坏是第一位的原因。北洋军阀是以封建的私人关系为纽带、维系发展起来的一个以军人为主体的军事政治集团，他们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期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势力强大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他们又不同于那些传统的封建统治者，多多少少也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作出了一些贡献，如改革军事，发展经济，振兴教育等，这是不能讳言的。但这个军事政治集团，根植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之中，私念、权欲是他们的最大特点，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念的差距不仅仅是十万八千里之遥，对于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内涵和政治现代化更是一窍不通。辛亥革命期间，北洋集团领袖袁世凯出于对国家政权的觊觎，才接受了共和主义，而对共和民主制度的遵守和共和制度对他的制约，则是那么的不适应，故利用掌握的国家政权，对共和民主制度肆意践踏和破坏。袁世凯以后的继承人更是等而下之。北洋军阀是阻挠破坏共和民主制度的最大祸首，是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北洋军阀是这样，西南军阀和其他军阀，包括由革命党转化而来的军阀亦然，完全是一路货色。
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绝非如此简单，细细想想，仅仅对北洋军阀和其他军阀的口诛笔伐是远远不够的，军阀对共和民主制度的破坏是表面或者说是表层的，民主共和道路在中国实行起来如此艰难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参见张华腾：《代议制在中国的厄运》，《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换句话说，这种艰难也是很正常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必然现象。为什么如此说呢？
首先，共和民主制是西方资产阶级彻底战胜封建势力之后采取的管理国家的一种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资产阶级完全掌握了国家的命运。中国行使共和制的大前提与西方不同。中国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很小，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薄弱，且天生的软弱性妥协性表现突出。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一次反满的民族革命，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满洲贵族在革命中受到冲击，但整个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丝毫未受到损失。相反，由于“民族革命”的完成，汉族地主阶级的势力却得到强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最主要的敌人。对此，资产阶级并无清醒的认识，反而天真地认为：“武装革命时期已过，当注全力以争国会与宪法，即为巩固共和实现民治之正规。”孙中山更认为，推翻清朝，建立了民国，“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今后，资产阶级当致力于民生主义。于是，资产阶级“尽让政权于袁氏”。在封建势力异常强大，资产阶级不掌握国家机器的情况下，企图凭借《临时约法》的法律条文来保障共和制的行使，这真是一个天真的幻想。实践证明，“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98页。）
其次，共和民主制的行使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在西方，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了共和制度的萌芽，后来西方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教会和封建势力强大，但从文艺复兴时代就开始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经过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升华，民主思想已深入人们的观念之中。中国则不然，中国是一个有两千余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封建专制制度非常完备，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虽然在明末清初的思想界闪烁了一些民主思想的火花，但始终没有蔓延开来。进入近代以来，由于时时遭受外国的侵略，挽救民族危机是时代的第一课题，而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十分不力，以至于专制制度被推翻，共和制在中国行使之时，专制主义的思想并没有败下阵来，“皇帝虽然退位，而人人脑中皇帝尚未退位”。专制主义思想是共和制民主主义思想的大敌，不彻底批判批倒专制主义思想，民主制就无其容身之地。新文化运动的志士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掀起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是中国思想界所从来没有的。但它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没有也不可能达到推翻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统治的任务。
第三，共和民主制又是和资产阶级政党制紧密相连的。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发展充分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完备，政党稳固。政党是资产阶级的工具，他们之间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所不同的是统治手法，政策策略的缓进和激进而已。各个政党都企图控制议会，议会中的多数党出而组织政府，少数党利用议会对政府进行监督，一旦执政党失策或违背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执政党下野，在野党成为执政党出组新政府。所以，资产阶级利用议会，调节各政党各派系之间的关系和利益，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得以长治久安。
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既不充分也不平衡，资产阶级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上层和中下层两个政治派别，而且还形成了许多区域性的派别。同时，又由于几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华划分势力范围，造成了民国以来的军阀割据，还形成了依附不同军阀的资产阶级派别。特别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成了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派别。这名目繁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别各自代表了不同集团的利益，所形成的政党派别纷杂，极不稳固，他们的利益也很难趋向一致。这种情况反映到国会中也如是。临时参议院时代，主要政党有同盟会、共和党和统一共和党等。民国元年国会选举时有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四党竞选。此后不久曾一度形成了国民党、进步党的两党对峙，但顷刻消失。国民党分裂为癸丑同志会、政友会、相友会、超然社、集益社、潜社、国民党等七个团体，进步党内共和党分离独立。民国五年国会恢复后，这些派别曾一度复合为研究系和商榷系，旋又分离。民国十一年国会二次复会时，五光十色的派别则更多，不可胜计，令人目眩，“今日国会中以广义言之，则有拥黎（元洪）派、拥孙（中山）派、拥曹（锟）派、袒奉（张作霖）派、袒段（祺瑞）派。以狭义言之，则有益友、政学、研究、壬戌、适庐、乐园……宪友、西北后桑公园、化石桥五十六号各议员俱乐部之别”（《大公报》（长沙），1922年11月19日。）。国会中各派别之争斗，尤为剧烈，以致多次闹成武剧，议场直成为肉搏疆场。正如人们所说，“近数载来，无论在南在北，国会已非复政治势力之中心，而内部之党争，则愈演愈烈，往往朝为友党，夕成仇敌，且必不知计划久远，置其一党基础于国民之上，而依附军阀，资为猎取一部分政权之口，逢迎以邀宠，挑拨以居奇，甲军阀与乙军阀间之嫌隙于以发生，复从而煽动之，终至酿成肉搏疆场之惨剧。”国会中没有一个政党、派别能够左右国会局势，以至于从国会成立到国会被抛弃，宪法无出，议案了了。中国如是，举凡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采用共和制者也莫不如是。这些国家的政局经常动荡，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如南美革命后的诸国，大部分采取共和政治体制，大部分国家政局混乱。
如果我们了解了以上情况，或者说你认为以上的分析有道理，那么你对共和民主制度在近代中国实行之艰难，则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