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手架在降低，脚手架上的人在减少，一根根铁管子和木板在往下传运。从花街往里拐进一点，就能看见翠宝宝纪念馆露出越来越多的尊容。一座传统的南方古典小楼，三间屋的位置，因为在两边的建筑之间实在没有更多的地方让它扩张。左边是老教堂，倾斜，古旧，屋顶和墙缝里长满荒草，但它还在，站着一动不动，你就没法强占它的地盘。右边是易长安家的老屋，一个平房小院，翠宝宝纪念馆的南山墙紧紧地贴住易家的北山墙，其间的空隙仅有一斧头的距离。这个距离也是长安的父亲易培卿攥着斧头赢下来的，他对沿河风光带管委会的领导和建筑工人说，好，你们建，但谁也不能碰我的墙，谁要碰着了，我这把斧头跟他没完。纪念馆青砖、灰瓦、白墙，墙基和台阶用的是电机切出来的长条石，一楼用两根漆成黑色的粗楠木做支柱，撑出一个宽阔的走廊。二楼有阳台，如果真有翠宝宝这个人，那时候阳台肯定不叫阳台，所以用的是雕花镂空的木头做了两边的窗户，中间留了一段美人靠。想象中的古装美女往栏杆前一靠，翠宝宝真就有点意思了。屋顶上雕着龙凤呈祥，檐角饰有吉祥的小兽，下雨的时候初平阳没看见，雨水从瓦楞上流下来，再从蹲在四个檐角的麒麟的嘴里吐出来，先往上吐，接着一个抛物线垂下来。
“折腾呗，”初医生老婆说，“拿咱们老百姓的钱不当钱用。”
初平阳和母亲拎着礼品去看易长安的父母，经过翠宝宝纪念馆停下来。主体工程已经结束，脚手架拆除后，安置好翠宝宝的香榻、梳妆台以及搜集和杜撰出来的纪念文字和物品，就可以开放供游客参观了。当然还需要有厨房、卫生间、后花园和一个长满虬槐、丁香、海棠、美人蕉与芍药的精致小院子，但这些现在还没法进入日程，因为地方不够。走一步看一步，眼下要做的是尽快把卧室和展厅布置好，过两天“运河文化节”开幕，这个旅游点必须开放。因为没有院子，“翠宝宝纪念馆”的匾额只能挂在门廊上，黑底烫金的行书，一个风雅的市领导题字，“念”字写得松松垮垮，让人觉得该领导对翠宝宝心存不敬。初平阳认为这字很不怎么样，与父亲写的差距相当于从北京到花街。
他们拎着一桶牛栏山二锅头和两只全聚德烤鸭。易培卿好酒，喝了一辈子酒，最后发现最好喝的不是茅台、剑南春和五粮液，而是牛栏山二锅头。易长安第一次从北京回来，带了两小瓶在到南京的火车上喝，喝剩下的带回家，老爷子闷第一口就喜欢上了。从那以后他就有事没事在儿子面前提，电话里也说。他知道儿子不喜欢他，也知道儿子更不喜欢他喝酒，但他还是说，过嘴瘾也得过。易长安后来想，一把年纪了，就这点爱好，随他去吧，从北京回来或者别人回来，都会捎上几斤给他爸。初平阳也明白长安的心思，每次回家就顺手捎两斤过来。他们和易培卿约好了三点在老屋见。
“听说还要给翠宝宝立个雕像，”初医生老婆说，“不知道她能长成什么样。”
这显然不难，反正也没这个人，所以一定会往最完美的标准里长；雕出来什么样翠宝宝就长什么样。为了这个雕像，有关方面还召集了专家商议，就翠宝宝的身高、脸型、三围和脚的尺码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综合各家意见之后，根据黄金分割律，经过电脑计算，然后上报市领导得到首肯，最终确定了翠宝宝的长相。眼下，据说印刷厂正在加班加点印制翠宝宝的标准照，以备旅游文化节之用；当然，也用来向全市的老百姓乃至全国推广。管委会的领导十分确信，翠宝宝必将是古往今来全世界最漂亮的妓女，没有之一。“让男人们看见她的雕像就开始晕，”这是管委会的一把手说的。
易长安的母亲从花街上跑过来，一路叫着“易培卿”。初平阳和母亲回头，看见她拿着一本稿纸在追一只花猫。她说：“易培卿你站住！该死的，你就不能跑慢点？”她瘦了，比三年前初平阳看见她时至少掉了五斤，现在头发花白，慢跑起来胳膊有节奏地往两边甩。她见到初平阳母子，说：“平阳回来啦！变白了，你得多吃点，男人有点肚子才好看。平阳他妈，帮我拦一下易培卿；这小东西，你就不能撒手！”
易长安的母亲养猫，从初平阳记事起就没见过他们家没猫的时候。如果哪一天四条街只剩下一只猫，那肯定是易长安的母亲在养着。三十多年了，她前前后后养过二十一只猫，每只猫的名字都叫易培卿。名字从不会弄混掉，她一次只养一只，绝不多养，大猫产了崽，她会把小猫养大后分别送给亲朋好友，初平阳家原来养的猫就是她送的。所以二十一只猫可以叫一个名字。初平阳念中学时学了历史，知道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就跟长安他妈说：“阿姨，你们家的猫应该叫易培卿一世、易培卿二世、易培卿三世。”
等她弄明白了什么是一世、二世、三世后，她说：“要那么多世干什么，我只养易培卿一世。”
猫用自己的名字，易培卿刚开始很不高兴，再通人性它也是个畜生。那时候易长安已经出生了。“我嫁给你，给你生了儿子，叫一下你的名字还委屈了？”他老婆说，“你不是说我男人多吗？你要不乐意，我给它取个别的男人的名字好了。”易培卿翻两个白眼，心想那就这样吧，这个疯女人能给所有的猫都取同一个名字，她就能给每一只猫都取一个男人的名字；那么多男人一亮相，藏都藏不住，还是用我一个人的名字让人心里踏实。此后，每一只猫都理所当然地叫易培卿，不管公猫母猫。起初易培卿不适应，老婆叫猫的时候他也应声，后来发现，老婆叫猫时说的是“易培卿”，叫自己时是“培卿”，就高兴起来，毕竟老婆对自己比对猫亲热。他也就把自己和易培卿们区分开了。
“阿姨好，”初平阳说，“易伯伯呢？”
“在老屋里当钉子户呢。”易长安母亲抖着手里的稿纸，难为情地说，“对了，老东西还想当作家，跟咱们平阳抢饭碗了。你看这稿纸，非得这种八开纸、淡蓝格子的，换种纸他就跟得了便秘似的，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说很多大作家都是这样，平阳你也是这样的吗？”
初平阳说：“我是瞎写，平整点的纸都行。”
初医生老婆说：“我们家平阳不用纸，用电脑，直接在键盘上敲，咔嚓咔嚓的。”
“拿什么敲？锤子？”易长安他妈说，“长安也要给老东西买个电脑，老东西说，那得用多少小锤子才能把所有键都敲到？长安说，那不买了，喜欢你就写吧，写不好起码也能练练字，废纸也能卖钱。六十多岁的人了，还练字，想想我都要笑。”
推开老屋的院门，果然看见易培卿坐在堂屋的写字台前，姿势像小学生一样端正。他戴上老花镜伸着脖子往外看，抽两下鼻子，说：“一准是平阳来了，我闻到牛栏山二锅头的味儿了！”
“你就吹！”易长安他妈说，“人家酒瓶盖子封得严严实实的，风都钻不进去。”
“风哪有我鼻子好使，”易培卿站起来，把桌上的一大堆稿纸小心整理好，搬凳子让平阳娘儿俩在院子里坐。“屋里潮气大，霉味儿重。”
这个院子半荒废，只有堂屋里有点人气，易培卿住着，兼做书房。其他房间更潮，没人进，霉斑和苔藓慢慢地往墙上爬，门一打开霉湿味儿简直成了半流质，让人窒息。“今晚把易培卿留在这儿，”易培卿说，“老鼠太多，半夜里成群结队往我蚊帐顶上爬，一趟一趟跑。”
“吃了你才好！”易长安他妈说，“让你逞强，爱待着你就待着。猫我得带走。”
“跟你说不清楚。我不是非得要出这个风头，”易培卿说，“我是在维护一种尊严。平阳，尊严你懂的。为什么我就得搬？凭什么你盖个什么狗屁纪念馆我就得让路？房子是我的，我有权在我的屋子里住到死，平阳你说是不是？”
初平阳说：“是。”
一墙之隔，翠宝宝纪念馆的脚手架正在拆卸，人影在半空中晃动。有工人对着这边的院子吹口哨打招呼。都混熟了，他们都知道这院子里住着个倔老头，死活不愿把地方腾出来给纪念馆建二期工程，还不时拿把斧头对他们跳脚，别碰着我的砖头和瓦，否则小心你们的脑袋。他们等着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他一松口，他们就会拎着大铁锤爬上屋顶，三下五除二，把这个祖传的小院夷为平地。
“你看平阳都支持我！”易培卿说，“我就不信了，权力就那么好使？钱就那么好使？他们让我搬，三天两头来威胁，还说可以给我三十万。三十万算个屁啊？给我五十万、一百万我也不稀罕！有本事你把我拎去坐牢！”
易长安他妈撇着嘴说：“妹子你听听，还三十万算个屁啊。有本事你放几个三十万的屁给我看看啊？放个三块钱的也行。跟你过了三十四年，把掉进粪坑里的一分两分的钢镚都算上，加起来你也没挣过三十万！”
“别跟我说什么钱！这是尊严问题。平阳，跟老娘儿们说不了正经事，咱爷儿俩谈谈，谈这个尊严的问题。”他回身从房间里拿来四只玻璃杯，两只给女人们倒茶喝，两杯用来盛二锅头。初平阳不喝酒，要了茶，他就一个人喝白酒，过一会儿从裤兜里摸出几粒生花生米扔进嘴里。
初平阳一点都不想跟易培卿谈什么尊严的问题，他倒愿意走走神，回想一下小时候给易培卿打酒的那些事。他和易长安光屁股时就在一起玩，进易家跟进自己家一样随便。快到饭点儿，花街上空飘满炊烟，易培卿从田地里回来，对着压水井冲洗脚上的泥，撅着屁股对长安和平阳说，你们两个，到老歪家给我打半斤酒来！如果碰巧只看见平阳，他就让平阳去。初平阳就攥着长安他妈给的五毛钱，抱着洗干净的葡萄糖玻璃瓶去老歪杂货铺。老歪的酒端子一下二两，两下半正好半斤粮食烧酒。初平阳会打满半斤回来。如果长安也去，只会打回来四两，剩下一毛钱买二十粒彩色的糖豆。一分钱两粒，吃起来比后来的巧克力要香甜。长安从小就讨厌他爸，因为他爸老是打他妈；他更讨厌易培卿喝酒，因为喝了酒下手更狠。易培卿总是骂老婆是“千人骑、万人睡的烂女人”。
在花街，即使是初平阳、易长安这样五七岁的孩子都懂什么是“千人骑、万人睡”，懂什么叫“烂女人”。从明朝后期建了石码头开始，这条街成了烟花集聚之地。因为在运河边上，码头是驿站，出出进进的人多。那时候没有飞机、火车和汽车，有钱的没钱的都走水路，上下游来的男人在船上寂寞了多日，不管身份高低，上了岸裤裆都顶起来，赶着败火。有人买就有人卖。当地的女人，讨饭来的女人，跟着船慕名来大赚一笔的外地女人，源源不断地来到花街。白天一个个小院浮在睡梦里，到晚上睁开眼，做生意的门楼上会挂一盏小灯笼，你摘下灯笼敲响门，吱呀一声侧身进去。接下来的事情需要既高雅又低俗的想象力：你想象得高雅，这事情就很高雅；你想象得低俗，它的确也低俗，你就会像易培卿一样，骂出“千人骑、万人睡”这样的话来。但是易培卿这个人也不是一味低俗，他也玩高雅，他也“骑”和“睡”。在易长安长大之后某一天当面给他两拳之前，他的“女人次”也达到了相当高的两位数，他高雅地把这种“骑”和“睡”称为“挣回尊严”。关乎尊严，兹事体大。
不管怎么说，市场经济在花街上几百年前就建立起来了；食色性也，挡是挡不住的。明朝的时候花街叫水边巷，名字很文雅，听起来像住着一群写诗的人。诗人们的确也经常来水边巷，他们在船上看遍祖国大好河山，喝了酒写了诗，抒情的欲望平息了，下半身骚动起来。他们立志要在女人的肚皮上写出更好的诗。水边巷三个字，入诗不如花街简洁有表现力，往往遇到平仄的障碍，也不如花街生动响亮，易于在水面上口耳流传。清军入关以后，水边巷就没人叫了，花街成了运河沿岸声名远播的地标，连当地人都叫花街。初平阳闲来翻淮海史志，发现这一沿革。史志载：初为水边巷，后流俗习称花街，久之，以花街名；新中国伊始，以为花街之名腐朽，乃更之以解放街；然解放街之名庸平，声调沉闷，遂复初名水边巷；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花街发而展之，规模空前，欣喜之象如花，乃复更名花街。史志上有一小段评论，说：花街就花街，取其正大之义，不畏花街柳巷之淫邪猜忌，恰恰表明政府和人民胸怀的宽阔与坦荡。
长安的母亲嫁给易培卿之前，没在门楼上挂过灯笼。那时候没人敢挂灯笼，如此封建流毒一旦被揪出来，游街批斗都能把你整死。但到“文革”后期，很多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所以，逐渐有女人在门口悄无声息地贴红纸条。通常是在后半夜，花街本地人都睡了，看不见，院门怯怯地响两下，如叹息，红纸条就被糨糊粘到了门楣上。上了石码头的外地人，当然也有一些本地人，只要在花街上来回走一圈，就会发现有张红纸条比别的纸条大，也更鲜亮。因为她比别人更需要钱。那个时候，贴红纸条的基本上都是苦命人，不像现在，前卫的女孩子们把它当成挑战身体的娱乐。
想必你能理解一个父亲在“文革”武斗中被造反派打成重度残疾的姑娘不得已的出路。她父亲腰部以下形同虚设，生活无法自理，但他的大脑和脏器功能运转良好，可以健康、清醒地依赖唯一的女儿活下去。这个家没有第三口人，他活一天，她就得伺候他一天，他是她父亲；她年轻，没有力气，缺少靠山和帮助，她的身体是她负担这个家的唯一方法。父亲仰卧在床上，每天后半夜把耳朵堵上，以免听见隔壁女儿房间里的动静；那些猪一样的男人经常发出畜生般的号叫。这种时候他就痛恨自己当初被狗血浇了心，参加什么“东方红派”，说到底哪个方向更红跟他有屁关系？他屁颠屁颠地跟年轻人混在一起，举着旗子风风火火地冲在最前面，一顿乱棍涌向他的双腿；他只感到疼了一下，最初疼的那一下，从此双腿就消失了。现在他保存着无比健康的上半身，靠女儿的身体生活。
1975年元旦第二天，运河后半夜的冰越结越厚，易长安的外公摸黑吃下去一包大剂量的老鼠药，在床上等死。他是如何弄到的老鼠药，世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在四条街都是个谜。长安的母亲不怕狼，也不怕蛇和蟑螂，怕老鼠；那个时候家里没养猫，她把所有老鼠可能出没的地方都放上了老鼠药。她当然是把老鼠药化整为零地分散在家里，所以她一直想不明白父亲是如何聚了那么一大包老鼠药。
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假冒伪劣产品还没有现在这样大面积覆盖我们的日常生活，老鼠药的效果很好，有的药叫“三步倒”，有的药叫“含笑半步颠”，药一下肚，老鼠都来不及想一想自己会死得多难看就死了。长安的外公吃完了就觉得肚子里有老鼠开始乱窜，老鼠越窜越多，从胃开始往上半身的各个角落奔跑，一直冲进他大脑。他想安静地死，但老鼠药实在不是一样体面的自杀工具，他不听使唤地扭动身体，想把自己从肋骨中间扒开，想让老鼠们都跑出来，让肚子里凉快一下。那夜很冷，但他很热，大汗淋漓。他的确也把自己扒光了，皮肤差点也扒下来，在他意识到自己马上要死的一瞬间，突然高兴了，因为终于解脱，因为从此可以不再成为女儿的累赘，他甚至感到没有了腿脚的自己在生命之末一下子飞升起来。那种飞翔很像传说中的去天国。然后他就死了。
他不知道，他不是向上飞，而是向下飞，他滚到了床下。他不知道，是因为他在掉到冰凉的地上之前、在半空里就已经死了。咕咚的落地声惊动了隔壁的女儿和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此刻也很热，他早已经把自己扒光了，正大汗淋漓；此刻他也体会到了即将飞升的快感，他在向金光灿烂、花香馥郁的天国奋力冲刺。在他张开嘴准备喊叫的时候，听到咕咚一声。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身下的女人一把将他推开，等他回过神来，她已经囫囵地穿好了棉衣。她打开门就往外跑，一阵冷风刮进来，男人湿漉漉的身体上刹那结了冰；他感到两腿之间被一只冷入骨头的手猛地抓了一把，整个人骤然紧缩起来。隔壁传来女人的哭声。他既懊丧又茫然地把被子裹到身上，怀着愤怒赤脚走到隔壁门前，看见一个女儿正在哭死去的只有上半身的爹。他对那天夜里的冷记忆犹新，因为他的光脚开始踩在门槛外的石阶上，后来进了屋，又踩到前“东方红派”带头大哥的呕吐物上，黏稠的秽物已经结了冰，和石头跟冰一样冷。也因为冷，他对正在哭的女人充满怜惜，他对她说：
“你若不怕穷，就跟我过。”
这个男人就是易培卿。1976年7月，他们的儿子易长安出生。
易培卿是个穷光蛋。但一无所有的人通常喜欢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因为他念过高中；在花街，除了初医生，他的确算有学问的人。其实高三只念了没几天，不过念完高二已经足够了，开始闹革命，学校都关门了，他的高二依然是花街当时的高学历。易培卿晃荡几年，没有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事情可干，做农民又不乐意，他怜惜自己手上的皮肉太嫩，最后相当勉强地当了生产队的会计。大小是个官，应该能过上好日子，可他好酒，挣点家当全换成酒了，喝醉了然后尿出去。他把爹妈送下地，跟两个哥哥分了家，一个人喝得更欢快，一年下来拳头攥紧了，也撇不下几个钱。刚开始喝酒是做着样子装怀才不遇，晕晕乎乎的感觉也确实相当诗意，搞得自己很忧郁似的，后来成了习惯，慢慢上了瘾，酒杯端起来就放不下了。他对女人相貌挑剔，一般姑娘看不上，在地头上记工分都不愿抬眼看人，把自己给耽误大了，结婚时都快三十了。后来他去了运河文化站管理图书，没事开始瞎琢磨自己，发现自恋的人往往对自己和别人的相貌都很看重，他就是这类人。他能下决心揭了长安他妈的红纸条爬到她的床上，那是因为长安妈长得好，他喜欢所有长得好的人。
做姑娘的长安妈他看着舒服，在她身上他也舒服，动啊动，像跟死亡赛跑，然后大叫一声成了仙，虽然他要付钱。易培卿自认为是个有“审美”的人，长安妈符合他的审美。那个后半夜他觉得长安妈痛哭的样子也很美，在棉衣里抖动的光身体不显臃肿，有别一样的美，他想把这个美长久地留下来。他就说：
“你若不怕穷，就跟我过。”
两个哥哥反对他娶这样一个女人，大家都知道的。易培卿嫌他们庸俗，“审美”的一辈子才值得过。此外，一想到他把一个姑娘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他就激动，觉得自己英雄救美，很是那么回事，充满了道义上的成就感。结了婚，独独属于自己的了，易培卿开始不舒服，老婆固然是漂亮，可她的漂亮被很多人用过。他字斟句酌地使了一个“用”字。他不舒服，想起来懊恼，这得靠喝酒来消愁。喝了酒，尤其喝大了以后，他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开始深入浅出地翻老婆旧账。越翻越不舒服，越翻就越想喝酒，喝了酒就更想翻，翻完了忍不住要动手。这个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到了长安和初平阳都能给他打酒的时候，已经成了易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易培卿依然保持着三十年来的习惯，喝酒的时候吃生花生米。喝几口酒，扔两粒花生米进嘴里。这个比例关系说明他的情绪控制得很好。如果花生米扔得频繁，事情可能就在起变化，喝完了他会骂，“千人骑，万人睡，烂女人”；如果他喝酒不坐凳子了，蹲在饭桌前，那喝完了肯定要动手。这个规律连初平阳都总结出来了。易长安小时候最怕的就是易培卿蹲在饭桌前喝酒，一顿酒要吃掉很多花生米。花生米多贵啊。只要看见父亲把屁股底下的板凳抽掉，易长安就往石码头跑，找初平阳来自己家里吃饭。他知道易培卿忌惮初医生。在花街，能镇得住易培卿的，初医生是屈指可数者之一，他悬壶济世，有好名声。忌惮初医生顺带也会给初平阳点面子，酒后不至于打骂得那么不节制。抽掉凳子易培卿的量通常会变大，喝到半截瓶子就空了，眼睛开始迷离但还要喝，就让易长安和初平阳去打酒。
去老歪杂货铺的路不远，出门两人撒腿就跑，打四毛钱酒，买一毛钱的彩色糖豆，然后抱着酒瓶继续往河边跑。找个没人的地方，易长安拔下橡皮瓶塞倒掉一两左右，补充进一两运河水，或者俩人中谁的尿。注水还是注尿，要视易长安情绪来定。这套动作他做起来很溜，葡萄糖瓶子上标着刻度，露不了馅。若在平常，易培卿端杯子就能闻出味儿不对，但他酒至半酣，想着即将到来的发泄，味蕾的敏感度会急速降低，稀里糊涂地能下肚的全喝了。等他喝完，这顿饭差不多就算结束了，易长安母子俩和初平阳也吃完了，两个孩子就会被母亲支出去。“到河边玩，”易长安的母亲说。她把院门从里面插上。很快他们俩在门外就听见易培卿骂骂咧咧，然后是女人坚忍的呻吟和哭泣声。易长安坐在门楼底下，把脑袋低到裤裆里，抬起头的时候两手捂住脸。
“我想买点老鼠药，”他咬牙切齿地对初平阳说，“我要把狗日的毒死！”
“别瞎说。”初平阳说。
作为医生的儿子，他对待所有药都承袭了父亲的谨慎。好医生不轻言用药，包括老鼠药。他以为易长安也只是说说。小学三年级的秋天，那时候易长安进入四年级，易培卿已经到了运河文化站当了文化人，两个男孩星期天到运河北岸的集市上玩。卖什么的都有，满大街吆喝声，空气里充满了劣质塑胶制品的刺鼻味道。他们在包子铺前停下，每人要了三个水煎包子。三个水煎包子一碗辣汤，这是初平阳三十年来最信得过的美食。远处有人用手提喇叭喊：南来的北往的，哈尔滨的香港的；东跑的西逛的，连云港的西藏的；抽烟的喝酒的，没事满街乱走的；走过路过不能错过……闹哄哄的初平阳听不清卖的是什么，他的心思只在包子和辣汤上。易长安吃掉一个，放下筷子循声走过去，等初平阳剩下的两个包子吃完，他回来了。
“有好看的？”
“郑晓禾她爸在耍猴，猴子给了他一耳光。”易长安哑着嗓子说，“鹤顶唱大鼓的老魏在说《隋唐演义》。”
第二天傍晚他们给易培卿打完酒，跑到河边的紫穗槐树丛里。这一次易长安没有往外倒酒，他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纸包，攥了半天开始打开，脸色发白，两只手一起哆嗦。淡黄色的粉末，像一撮灰尘。“我外公就是吃了这个死的，”易长安说，“他吃的应该没有这个毒。卖药的说，它能放倒一头牛。整整一头牛。平阳，你帮我数，就数一二三。数到三我就倒。”
夜晚从运河上升起来，紫穗槐和周围的草木在风里摇摆，仿佛三步之外伏兵百万。“一，二——”在“三”出口时初平阳一把抓过纸包，团成团扔进了水里。两个人一屁股坐到地上，张大嘴喘气，额头上的汗珠子直往下掉。易长安哼哼唧唧地哭，说：
“狗日的喝了酒就打我妈。”
那包老鼠药可能比较厉害。次日清早，初医生端着铁观音到河边散步，回来跟老婆孩子说，码头旁边漂了不少死鱼。这事不常有。
这个时候易长安还小，过两年明白了大人的事，除了恨易培卿喝酒、打他妈之外，还恨他乱搞女人。易培卿在花街是最早一批有班上的人，提前成了“城里的”。一周六天，穿上中山装，出门前把皮鞋擦亮，拎着人造革黑皮包穿过花街和西大街去文化站。人五人六的挺像国家干部，去的还是文化单位，虽然就是个整理图书的（其实也没几本图书可以整理），但还是挺能唬人；正走着回头清个嗓子，两条街的女人眼就有点晕，忍不住倚着门楼跟他调笑。她们撒着眼风说，培卿啊，有空来家坐坐嘛。
四十岁以后他不那么挑了，知道追求完美会很痛苦。标准必须降低，看着不难受就行，反正蒙上被子谁都一样。现在他要的不是“审美”，是“尊严”；他要把被别人“用”掉的重新“用”回来。他要把老婆的“千人骑、万人睡”转变为自己的“骑千人、睡万人”。兹事体大，关乎尊严。作为男人，他常想，我堂堂易培卿，凡事都得有点样子。
有兴致了他也嫖。小城有小城的好，哪条巷子里有香味大家都知道，下了班他就骑着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过去了。咳嗽两声，整理一下中山装的风纪扣，推开门进去；咳嗽两声，整理一下中山装的风纪扣，拉开门出来。
易长安对易培卿在外的行径一无所知，偷听了父母吵架才知道，原来父亲也是个“烂男人”。老婆肯定知道丈夫这些年的光辉事迹，三次五次可以混过去，十次八次可能也会混过去，再多一回你就得露馅，身体撒不了谎：你把你的不应期弄得一两个月那么长，解释不通。但她不说，我过去不清白，你现在很混乱，既然大家都不是“好东西”，大哥别说二哥，扯平了；就算抱怨一下，也仅限于两人在卧室，压低了嗓子，不能让孩子知道。但这次是过不去了，易培卿跟文化站隔壁的剧院售票员搞上了，大白天的。
那天放的电影是《金镖黄天霸》，电影开始后半小时，易培卿进了售票室。放了半小时不会再有人买票半路进场，没人这么傻。娇小的售票员把窗口关上，拉上窗帘。没有床，他们就因地制宜靠着一把椅子。难度相当大，但两个人都勇于探索，充满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售票员的丈夫带着刚来访的侄子敲响售票室的门时，易培卿正把对方的老婆抱在腰间颠动。若干年后，易培卿开始研究中国娼妓史，屡屡看到一个句子，“正弄到好处”；一看到这句话，他就想起售票室里的那个下午。他们正弄到好处，他觉得售票员的下身像一张销魂的嘴，简直要把他整个人吞下去，而他也全身心地希望她把他吃了，骨头都不吐。售票员的两条光腿盘着他的腰，动若脱兔，两只圆满的乳房随时要飞出去，听见敲门声两人突然定住，售票员差点掉下来。
磨蹭半天门总算打开，多好的口才也说不清楚。售票员的丈夫让侄子到门外去，此事儿童不宜。他对易培卿说，把你的裤门扣好。这家伙只是想带着侄子来走走后门，省掉一张票钱，让侄子进去看大半部电影，没想到撞到这种事。
“你想怎么办？”易培卿问那家伙。
此后的很多年里，易培卿都觉得售票员的丈夫冷静得如同一场阴谋。“把我老婆弄成正式工。”售票员的丈夫说。这个块头巨大的年轻男人，抡起拳头完全可以把他活活砸死。
“难度太大。”
“那我去请你们站长帮忙。”售票员的丈夫说。
“不要随便麻烦领导。”易培卿扣上裤门，他知道躲不过去了。
事情的结果是，他把家底子全拿出来，买通了运河影剧院的领导，给售票员争到了唯一的一个转正名额。他把这件事办妥了以后，售票员的丈夫找到文化站站长：贵单位的流氓易培卿勾引我老婆，如果你们处理不好，我找别人来处理。站长想了想，说好吧。易培卿就由图书管理员变成了个文化站看大门的，兼及邮件收发。售票员的丈夫走了一招险棋，但他成功了：老婆成了正式工，老婆的情人变成了个看大门的；他了解自己的老婆，成了正式工之后她绝对不会看上一个看大门的；他可以放心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淮海市的运河南岸，正式工很重要；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淮海市的运河南岸，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这样发生。一旦“正式”，虽然你还在南岸，其实已经是北岸的城里人了，售票员的身份就此过了河。到了21世纪，初平阳、杨杰和易长安坐在北京城南锣鼓巷的一家茶馆的屋顶上，回首父辈的往事，易长安觉得父亲这辈子唯一值得同情的事就是这一件。
“如此荒唐的事情竟也成了。”易长安转着手里的德国黑啤，抬头到灰蒙蒙的夜空里找星星。“他被吓着了；他们都被吓着了。才二十年，世道变化简直是个梦。如果现在谁还拿通奸这种破事来要挟，你会觉得这人是个疯子。不要脸也就罢了，你都不好意思——这事算个屁啊。”
杨杰说：“有几个能像你这样活得与时俱进。”
“别说我，谁也保不准自己一屁股屎。”
三个人在南锣鼓巷的屋顶上笑起来。伪证制造者易长安现在混得很好，“用”过的女人比他信誓旦旦要“挣回尊严”的父亲还多，但他和父亲的区别在于：他静下心来想她们时，会有一种雾气般缥缈的爱。爱很抽象，他习惯性的表述是：想到她们时，我不愿意靠前，我只心疼。至于专治水晶工艺的老板杨杰，其私生活初平阳知之不多；不是对杨杰本人的生活知道得有限，而是对杨杰所处的整个中产阶级的生活知之甚少，他不知道他们如何处理情感和性，不知道他们如何处理男人和女人。
二十年前的运河南岸不存在这样的洒脱、对话和质疑，易培卿等人乖乖地遵照指示做好了一切。他从图书馆的办公室里搬出来，坐进了院门口的小屋里。在一张从小学校搬过来的旧课桌前，他要问清楚所有打算进来的陌生人所为何事，让他们出示有效证件或者签下名字。他负责把所有信件分发到身边的一个个木头小格子里。现在因为出门头不会仰得那么高，他不再扣风纪扣，这样下巴和喉结更舒服一些；皮鞋也经常忘了擦，为了走路和坐下来养脚，更多时候穿老婆做的千层底布鞋；他和街上那些倚门的女人不再高调调情，还会招呼，但主要是在沉默的状态下成就好事；他更加严重地想到老婆的过去，想到“用”，想到“尊严”，但是酒量变小了，打老婆下手越来越轻，次数也越来越少，他把对男女之事的理解从外向内转，往心里去，就像挖个坑把它埋在里面。一年后，他在文化站门口再次见到已经转正的售票员的丈夫，他从小屋里出来，伸出右手，掌心向上勾动四根手指让后者靠过来。当那个志得意满的大块头走近，他靠近他左耳朵，小声说：
“你老婆的叫声毫无美感，在音阶上缺少必要的过渡。”
这话说得相当恶毒，不是易培卿的风格。但他实在太恨那家伙，他觉得他过分了，让老婆踩着别的男人的两腿之间往上爬，还把他多年的积蓄全弄光了，然后成了看门的。职位变了工资也跟着缩水，事后第一个月工资拿到家，易长安他妈才确信出事了。之前从家里拿钱，她还以为是要借给做生意的朋友临时周转，原来是去还风流债。两人在卧室里吵起来，易培卿如实交代还不算完，老婆觉得委屈，把她看在眼里的多年来他的花花事全抖了出来，一件件一桩桩，多得易培卿自己都吃惊，这些年原来自己挺忙啊，喝完酒打完老婆依然没闲着。他们的后半夜吵架，易培卿被记录在案的风流史，易培卿本人听进去了多少，他儿子在隔壁就听进去了多少。二十年前在隔壁的易长安听得眼冒金星，恨不得到厨房拿了菜刀替母亲报仇。他咬牙跺脚地对着墙说：
“狗日的真流氓！要不是亲爹就好了！”
对父亲的这个论断一直持续到21世纪，易长安成了一名乡村中学的英语教师。有一天他上完课准备去看一个女孩，在离校门五十米外的岔路口，突然不知道该左拐还是右拐，因为左和右各通向一个女孩的家。他在岔路口蹲下来点上一根烟，一边抽一边骂自己：狗日的真流氓。然后想起当年对着一面墙骂隔壁的父亲。在那根烟抽完之前，他用一枚硬币帮自己决定了拐弯的方向。过两天又到岔路口，他再拿出那枚硬币时，又一次骂自己是个流氓。接着，他想，难道我们爷儿俩天生真的就很流氓吗？要是所有男人里只有我和易培卿两人流氓，那他只能是我亲爹。要么他就不算那么流氓——可是，易培卿不是流氓又是什么？他把我妈的一辈子都糟蹋了。
时间改变一切。运河南岸的花街在21世纪里雄赳赳气昂昂地往前走，一切都在变。花街在往新里变，往时髦和现代化里变，往好日子里变，新楼和新房子一觉醒来就冒出来，很多人只有穿上了品牌的衣服才好意思出门，做皮肉生意的女人懒得挂小灯笼，都懒得躲，她们光明正大地坐在胡大成开的美容院和洗脚房里，大冬天也穿着超短的小皮裙，男人们可以隔着玻璃在门外就开始挑选，从她们的光腿开始，一寸一寸地往上审美，直到你对哪一个满意。易培卿也在变，老了，彻底退休了，头发少了肚子大了。他从文化馆（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运河文化站升格为大运河文化馆。新任站长在升格申请报告中写道：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了与时俱进）的门卫小屋里走出来，对着夕阳扶住老花眼镜，觉得太阳落在了东边。他真的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有些老了，比如常常想不起来自己的下身，想起来的时候也常常觉得裤裆里轻飘飘的如同灰烬。他在退休之后又被返聘回来继续负责门卫和传达室工作，因为这样文化馆里就可以省掉一部分开支。反正这个工作也无足轻重，但没人干也不行，总还有人来（有文凭的人越来越多，借书的人越来越少，倒是偶尔邀请来的流行歌手演唱会大受欢迎），总还有些信件和书籍邮寄过来（书是必须要买的，没人看也得买，否则你的财务报告师出无名，向上面要钱都没法开口）；最重要的，馆长一想到单位还有个门卫，就觉得这领导当得还是挺体面的，有点派头。
易培卿一直坚持到他决定写《群芳谱》时，才彻底从门卫的岗位上退下来。不退也不行，因为他坚决抵制拆迁，让上面很不高兴，上头数度委托馆长做他的工作。劝说无效，馆长也急了，话里话外都夹着威胁，若不答应拆迁，返聘很可能到此结束。易培卿想，正好，老子不干了，一门心思写我的《群芳谱》；没准这世上少了一个老门卫，多了一个大作家。他从小屋里走出来，对着夕阳扶住老花眼镜，终于说服自己太阳其实还是落在西边的。他对着太阳说：
“老子撤！”
就带着两大箱子资料回家了。从几年前起了要建翠宝宝纪念馆的风开始，他就开始搜集资料，满满的两大箱子。如果真写出了《群芳谱》，这辈子就他妈的值了。
易培卿身上的有些东西时间变不了，比如“尊严”。他坚决不同意搬迁，把自己的地盘让出来给一个妓女建后花园？笑话！他甚至都不能忍受自己跟一座妓女纪念馆做邻居。用一个从此长久存留下来的标示妓女的符号，来提醒自己和世人，他易培卿的老婆过去就是干这个的，这几乎跟走到哪屁股后头都有人举着一块写着“我戴了无数的绿帽子”的牌子一样，是羞辱。别人在不在意他不管，他在意。太在意了。我可能最终无法躲开你要举的牌子，但我不能逆来顺受，我得抗争，得有所表示；羞辱只有在默认者面前才真正成其为羞辱。从当年的尊严到现在的尊严，当他想到这个词时，易培卿觉得自己是条汉子，他颇为自豪自己能将尊严贯穿了始终。所以，必须顶住。
“你一定明白男人的尊严问题，平阳，”易培卿喝下一口牛栏山，舒服得咧开嘴往里抽风，跟吃了辣椒一样过瘾。“不仅是单纯的男人的那个尊严，你懂的。还有别的尊严：真理的尊严，意志的尊严。”
初平阳一下子没回过神来。
“看看，你一定狭隘地理解了你伯伯我，平阳，”易培卿得意地说，“你伯伯境界没那么低，起码现在高起来了。当初我在文化馆的小屋里潜心研究中国娼妓史和运河两岸的风物史，一是为了证明，在花街这样的地方建一座妓女的纪念馆，是对从业人员及其亲朋的侮辱；第二个目的是，证明这世上根本没有翠宝宝这么一号人。文化馆里的书没人看，正好我来看。每年和每个季度要订购什么书，也没人关心，我就给他们开书单，我想看什么书，就订购什么书。我敢跟你吹这个牛，平阳，你们北京大学的教授未必有我看过的史料多，北大有专门研究妓女的教授吗？”
初平阳说：“可能有吧。也可能没有。”
“不管它了。我跟你说，据我的研究，根本没有翠宝宝这个人，我可以百分之两百地肯定。至于侮辱，这几乎都无须证明，只要领导的智商超过三十，用膝盖想都知道。”
“嗯，我也觉得应该没有。”
“可是，这帮肉食者，我把《论妓女翠宝宝之不存在》的论文寄给沿河风光带管委会、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地方史志办，前后分别寄了六次，没一个人理我。泥牛入海。然后建筑队来了，拆了卢三家和陈兴多家的房子，开始建纪念馆。卢三和陈兴多这两个没骨气的东西，一看见二十万腰都直不起来了！老子看不上！我不能让我的两年时间打水漂，连个响都听不见。我有两箱子资料呢！我想写本书，把中国历代的名妓的故事全写出来，书名叫《群芳谱》。平阳你觉得这名字好不好？”
“好。”
“你看，有学问的人就是有眼光。你还说听着像搞园艺的，”易培卿对老婆说，“你给文具店的老冯打过电话没有？让他再进点那种稿纸，再一个月我第五稿就杀青了。”
易长安的母亲白他一眼：“打过了，跟你说多少遍了！”她弯下腰把手伸向猫，“易培卿，别滚纸团玩，你又不识字。”易培卿停下前爪，听话地跳到她两只手掌心里。驯猫她是高手，每一只易培卿最后都能听懂她在说什么。她说，吃饭了，去睡觉，抓老鼠，去叫培卿，去叫长安，易培卿翘翘尾巴就去执行。她把易培卿抱在怀里，对初医生老婆说，“妹子，这些年他总提过去那点事，我也习惯了，怎么活不是一辈子？要脸也好不要脸也好，最后谁还能不死？妹子你别笑话。”
初医生老婆说：“嫂子看你说哪里话，谁活得不容易谁知道。我和我们家老初还有平阳，敬你还来不及呢。咱别听他们说，咱姐俩到门楼底下说去。这叮叮当当拆脚手架的也够烦人。”
“她们不在眼跟前最好，”易培卿说，“平阳，咱爷儿俩接着说尊严。真理的尊严，意志的尊严。”
易培卿用毛巾抹了一把喝酒就出汗的脖子，准备发表长篇演说，初平阳的手机响了。初平阳下意识地走到院子东南角的海棠树下，那地方最安全。不是舒袖。
“平阳，事儿有点急了，”易长安在香山附近的一座新楼盘前打来电话，“那哥们儿要两个北大的博士毕业证，他和他老婆都要。没见过这么不低调的，两口子都要北大博士，也不怕暴露目标。你今晚就得帮我找到个母本。”易长安压低了声音，“兄弟，价钱相当合适，这哥们儿够二。”接着是一串坏笑。
如果不是两个，如果价钱不是“相当合适”，易长安对一小单生意肯定也不会这么上心。初平阳想了想，让他五分钟后再打过来。他开始翻手机里的通讯录，在几个北大毕业的博士师兄师姐里权衡。私人关系既得好，还要人家愿意帮这个忙，毕竟是造假。有些知识分子习惯于做着样子爱惜自己羽毛。他找了一个在某新闻社工作的师兄，把电话打过去。那师兄说，没问题，随时来拿，送他都行；早知道这玩意没啥用，当初就不撅着屁股哼哧哼哧去念那鸟博士了。该师兄对学历向来不太在乎，加上在单位里，因为是名牌大学的博士，经常受别人排挤，窝着一肚子火。该师兄说，他打算去非洲清静两年，正好有个派驻任务，别人都躲，他主动接了；不跟这帮鸟人钩心斗角、消磨生命了，烦也烦死了。
初平阳把师兄的电话告诉易长安。长安说：“有人在你那边说话，听着像我妈。”
“就在你家老屋。”
“我爸是不是又跟你说他的《群芳谱》了？随他说。要让你帮忙找出版社，你答应着就完了。他真以为自己写出经典了，非要在三联、商务印书馆和人文社出，那才配得上他的书。还不愿意自费。他把版税都想好了，就百分之十二吧，也不欺负人家出版社了。真有想象力。我快被他整疯了。”
“刚开始说，还没深入。”初平阳说，“现在谈的是尊严。”
“是不是真理的尊严和意志的尊严？”
“就这两个。听上去来头挺大。”
易长安在香山脚下笑了。“老爷子开窍了。我跟他说，啥方法都可以用，只要扛住了，坚决不搬。您不是整天把尊严挂在嘴上么，好，咱们就捍卫一下尊严。弄一个子虚乌有的古人往那里一放，就得给她让路？凭什么？还有事实和真理没有？就跟他们耗，得保住咱们意志的尊严。要不是担心我妈心里受伤害，我他妈早回去跟他们打官司了！”
老爷子的理论支持原来是从儿子那里来的。初平阳不得不感叹，易培卿的变化还有极为重要的一条被忽略了，那就是：他终于被儿子收拾利索了。这个家的一把手不再是易培卿，而是易长安。过去他喝酒、打老婆、训斥儿子、搞女人；现在，除了喝酒，所有趾高气扬的恶习全戒掉了，自然地戒掉或者被迫地戒掉，他已经习惯了沿着儿子指引的方向前进；就算唯一剩下的喝酒，他也依赖儿子，因为牛栏山二锅头只能从北京来，花街上买不到。
初平阳透过海棠的枝叶看易培卿，此刻他鬓发斑白，坐在一把旧藤椅上，有滋有味地喝着二锅头，老花镜挂在鼻尖上，往嘴里数生花生米。他的嫉妒和暴戾从眼角消失殆尽；他老得不得不慈祥了。这个年过六十的老男人，迎来了一个父亲的黄昏。
“伯伯和阿姨都挺好的。”
“你说什么，平阳？”
“我说你爸你妈都挺好的。”
“折腾一辈子，我爸他该消停了。”易长安说，“有一天早上洗脸，离开盥洗池的一瞬间，我在镜子里看见了我爸的脸。吓我一跳。我走回去看，是我自己的脸；准确地说，我在我的脸上看见了我爸的表情。平阳你知道的，所有熟悉的人都说我长得像我妈。但那天早上我在我的脸上看见了我爸。所以我想，有些东西是任你怎么掩藏和篡改都抹不掉的，那就顺其自然。一把年纪了，他们想干什么就让他们干什么吧。我把他斗趴下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的脸上有个父亲，心里一定也有，身上一定也有。我们身体里都装着一个父亲，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直到有一天他跳出来；然后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最后也是那个父亲。”
易长安从来不缺表达上的才华，但这番话还是把初平阳给震了，尤其是在易培卿面前。在初平阳看来，世上最不和谐的父子关系就在易家。多年来易长安像反对暴君和敌人一样反对父亲，几乎到了凡是易培卿反对的他都接受、凡是易培卿接受的他都反对的地步；他愿意做一切能让易培卿跳起来的事。当年，易培卿让他学理，他学了文；易培卿让他到城里教书，他去了乡下；易培卿让他考公务员当国家干部，他跑到北京当了个办假证的；易培卿让他好好守着老婆过日子，他用鼻子笑了一声，说：“你也配跟我说这个！”他把经手的每一个女人的照片都寄回家给他看。
“行了，不说这个了。忘了问你，半晌不夜的你这会儿回花街干吗？”易长安问。然后初平阳听见他在那边说，“等一下，我在跟平阳打电话呢！”他重新转向电话，“不好意思，惠惠叫我，咋咋呼呼的。”他和女朋友在一起。
“忙你的，家里放心好了。我回来收拾一下，把房子卖了；上次跟你说过，想出去念几年书。”
“那啥耶路撒冷？枪林弹雨的，还真打算去啊？你卖哪儿的房子？”
“大和堂啊。没那么严重，那么多人还不好好的。”
“大和堂要卖？等一下，”易长安说，他的嘴离开手机，扯起嗓子喊林惠惠，让她回来，“平阳，别卖了，大和堂归我，价钱你说多少就多少。”
“你也来救济我呀？”
“救什么济！我真的想要。需要救济也没问题，多少你说话。”
“救济就免了。房子卖了足够。不过，杨杰定下了。”
“他凑什么热闹？用大和堂养二奶？”
“他没你花。”初平阳说这话还是压低了声音，担心被易培卿老两口听见，“他说做生意。我也搞不懂他做什么生意。”
“在石码头上做水晶生意？”易长安沉默了几秒钟，“风光带整起来，倒也不是不可以，但目前基本上还是瞎起哄。这事你别管了，我跟他说。我还真有点急用。”
初平阳想不通他有什么急用。易长安一年前已经在南大街买了一套两百四十平米的大房子，复式，父母住楼下，他带某个女人从北京偶尔回来，住楼上。现在只有他妈一个人住，易培卿为了防守阵地，坚决不从老屋挪窝。易长安他妈说，幸亏那猫整天跟着自己，要不那么大房子就一个老太太住，听见自己咳嗽的回响都觉得瘆得慌。
“你知道我现在干什么？来香山看房子。”易长安说，“我得找个地方把林惠惠弄安稳了，省得她想起来就跟我别扭，今天给你整一出，明天又给你整一出。没有比大和堂更合适的地方了，找点生意啥的让她做，就老实了。”
“是不是有人要造反？嘿嘿。”初平阳猜可能是某些红颜成了祸水。
“造反倒没有，但惠惠她老想镇压。”易长安说，“别跟老头老太太说啊，他们降压药吃完了。就这么说，我不跟老头老太太通话了，替我带个好。晚上我打过去。我找杨杰去。”
初平阳挂了电话，告诉易培卿，长安有点急事，让他带个好。
易培卿说：“什么事急成那样，连句话都没时间跟他妈说？”
“挣钱的事呗！”初医生老婆说，“培卿，你这儿子算养值了。我估摸一圈，四条街就长安最能挣钱。”
易长安的母亲说：“妹子，快别说挣钱，我这心里就没踏实过。长安要有平阳一半就好了，咱们家怎么就没有个像样的读书人呢？”
易培卿咳嗽两声，声音里有老年人的书卷气。“平阳，咱们说咱们的。尊严。”
如果不是因为跟易培卿讲话必须打起精神、拿出足够的谦恭和耐心，初平阳倒是愿意领教接下来的两个尊严。易培卿开始啰唆了，车轱辘话转着圈说，初平阳只能让自己耐心点，再耐心点，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点头表示高度赞成。
易培卿要捍卫一个真理。假如存在一个翠宝宝，即使此人活在先秦，他也认了，但现在所有的资料证明她只是一个民间传说。他找到翠宝宝最早的出处源于明末的一本富家子弟的八卦谈话录里，在那本极为冷僻的线装书中，三十八岁的二少爷喝醉了，跟记录他言行的门客兼秘书说：长春苑有妓翠宝宝者，容艳，肉白，性子烈。文后，门客兼秘书又注：翠宝宝疑为崔宝宝。该二少爷倒是生活在运河边上，不过已经远在河北境内了。而且这个二少爷的谈话多在头脑不清醒的状态下进行，他的段子和八卦往往前后打架。果然，此书的倒数第八页中，门客兼秘书又记：少爷与友人冯某冬日温酒，冯某问及翠宝宝（崔宝宝），少爷如梦方醒，反问道，此何人也？
刚刚出现的翠宝宝又在同一本书中消失了。易培卿历数他所读过的资料，与“翠、崔、宝、宝宝、妓”这几个关键词中任何两个沾上边的女人都算上，一共六百九十二个，再和运河挂上钩，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二少爷的谈话录；另一个是淮海史志办编的一本民间故事大全，1984年出版，一则传说题为《名妓翠宝宝舍身取义》，采写者注明该故事来源于一个耄耋之年的老渔民。其他所有关于翠宝宝的消息都来自民间的口耳相传，关于她的故事漏洞百出、前后打架，她仿佛活在所有时间里，什么事情都做过。
“传说我不反对，虚构我也不反对，以讹传讹我还不反对，”易培卿张开十指，挥动两只手，“但我坚决反对把传说、虚构和以讹传讹坐实，而且是以行政干预和如此隆重的方式。这是明目张胆地无视真理和事实，是伪造历史！在我们眼皮底下肆无忌惮地把历史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算不上纲上线，它起码是在篡改花街！我们没法规划花街的未来，我们总能替老祖宗保住花街的历史吧？真理必须捍卫，历史也必须捍卫，平阳你说是不是？所以你伯伯我很生气——现在咱爷儿俩谈另外一个问题：意志的尊严。”
关于这个尊严，易长安在电话里已经简洁通俗地解释过了：耗就耗到底；站直了，别趴下。易培卿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比儿子更具学理性，他老想往宏大和高尚的层面上绕，越绕就越啰唆。要用无数的小补丁把大而无当的想法包裹严实，以免四处漏风，确实有点费事。他把这个上升到公民的权利，上升到财产的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上升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荣誉。
“这是全中国老百姓面临的共同问题：拆迁，你要给我一个心悦诚服的理由。”易培卿说，“谭嗣同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诗写得好！花街上如果真有拆迁钉子户，就从我易培卿开始！挺住，意味着一切！”他把“易培卿”三个字说得很重，那只叫易培卿的猫以为在叫它，停下推纸团的游戏，在海棠树下对着这边叫了两声。易长安的母亲在门楼底下说：“易培卿，你又玩纸团！”
接着易培卿喝了一口酒，抹一下嘴，小声说：“平阳，你说我必须得挺下去吧？现在要认输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呢？太没面子了。”
初平阳差点笑出来，最后这句才是他最日常的困境：骑虎难下了。就算没有那些庄严正大的理由，他也得逼着自己耗下去，他丢不起那个人。
一玻璃杯二锅头至少三两五，易培卿喝完了，还要再倒，初平阳劝住。易培卿说，不喝也好，进屋抱了两大摞稿纸过来，八百个空格的稿纸每一页都写满了字。三十万字应当不成问题。易培卿谨慎地翻动给初平阳看，一边翻一边将该页上的好句子念给初平阳听。他一笔一画地写出来的，抱着填补中国文学和娼妓文化研究的空白的巨大愿望。很多句子听上去都挺好，信息量也大，第一本稿纸翻完时初平阳已经听到八个陌生的名字，她们分别活在战国、两汉、南朝、唐和后周。易培卿耐心地为初平阳翻了十二本，累得直喘粗气，重新坐正到藤椅上时，开始抱怨出版社有眼无珠。他已经从最初的三联、商务和人文社的范围拓展开去，只要是口碑好的出版社，哪怕是一家省级的，他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版税也可以商量，不必非要达到百分之十二，百分之十一、百分之十也可以嘛；退一万步说，如果出版社真能慧眼识珠，看到它的价值，一次性稿费付清也不是就一定不行，但是，可但是，但可是——
“我绝对不接受自费出版，也不接受作者包销，”易培卿相当严肃地戴上眼镜又拿下，“这是对我的侮辱。不是对我易培卿的侮辱，而是对《群芳谱》的侮辱。早晚学术界和文学界会发现它的价值！除了《红楼梦》，我还没有看到哪本书像我这本一样，写出了那么多鲜活的女性形象。”他的后背离开藤椅，把花白的脑袋伸到初平阳面前，“我想尽快把它出出来，我还有一部书要写。”
这倒出乎初平阳意料。还以为他是无心插柳、水到渠成地写了本书，现在竟列出了自觉的写作计划。他明白易培卿的意思，主动承诺回到北京后跟出版界的朋友联系，看能不能“保质保量”地把《群芳谱》给出版了。长辈们有求于人经常是这样，说一半留一半，你得把头脑放灵光点儿，主动请缨，搞得像你求着他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易培卿对初平阳的回答很满意，他拍着他的肩膀说：“平阳，伯伯看着你长大的。你真是长大了。”初平阳笑笑，感谢长辈们的关爱。他对他的下一部书有些好奇：“易伯伯，您是说，还要写《群芳谱2》？”
“只有准备不足的作家才那么干。我要写《花街传》，大纲我都拉好了，初步规划六十万字，分三卷。”
初平阳抽了一口气，六十万字，全写在八百字一页的稿纸上，放在屋里得占多大的地方啊。
“平阳，在你们文学界，大器晚成的作家都多大成名的？”
“易伯伯，我在界外。不过就我所知，苏老泉成名就晚，就是苏轼他爹。葡萄牙有个大作家叫若泽·萨拉马戈，六十岁才成名，又过了十六年，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易培卿揪着下巴上一根没有剃干净的白胡子，缓慢地点头：“七十六岁。嗯，嗯，还来得及。”
易长安的母亲突然喊：“培卿！易培卿！”易培卿和那只猫同时竖起耳朵。
初平阳看见门楼外的夕阳光线中站着几个人。隔壁的纪念馆依然叮叮当当在响，脚手架上有人在喊，地上的工人在接应，还有人齐声喊着嗨哟嗨哟的号子；工人为赶工在加班。因为聊天，作为背景的劳作之声经常被他们忽略，现在每一点声音都很清晰，仿佛纪念馆已经提前把他们的院子囊括进去了。易培卿瞥一眼门楼外，把后背靠在藤椅上，坐得更深了，跷起二郎腿开始看稿子。初平阳慢慢站起来，他想，站在中间偏左的那个留着披肩卷发的女人这么眼熟。那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显然也看见了他，先把手对他举起来，然后才犹豫但又热烈地叫出他的名字：
“你是，初——平阳！”
初平阳看见她下巴上的那颗黑痣，大小和位置都对，确认自己的判断没错。“齐苏红！吕冬呢？”
他们俩的热情招呼让气氛有所缓和。初平阳走到门楼前，易长安的母亲也不再像刚才那样死死地把住大门。五个人，四男一女。齐苏红向站在中间靠前的秃顶男人说：“鲁局，这就是大才子初平阳，原来在师范大学教书，现在是北大的博士。”
姓鲁的秃顶男人是市文化局的副局长，一张嘴露出一口黑牙，他的笑声里都有一股浓重的中华烟的味道。初平阳搞不清一个地级市的文化局副局长是副处还是副厅级别，但局长的笑声之爽朗和开阔，完全是副部级以上干部才有的高屋建瓴。初平阳觉得如果不看他的头脸和牙齿，此人可以给《西游记》电视剧里的佛祖如来配音。如果这种宽洪的笑声并非与生俱来，或者只是代表身份的假声，那更能说明此人极具表演才华，适合做配音演员。鲁局长握着初平阳的手说：
“久仰大名，果然后生可畏。淮海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他的手肉肉的，厚实得像长老了的大丝瓜。初平阳握一下赶紧松开。另外的三个男人分别是城建局的房主任、文化局的顾科长、沿河风光带管委会的宣传干事小刘。初平阳被迫和他们一一握手。最后，鲁局长说：“小齐，你得向咱们北京来的领导自我介绍一下啊。我代劳吧。初博士，这是咱们沿河风光带管委会的齐副主任，省里的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别看只是个管委会，级别可不低啊。”
初平阳说：“齐主任。”
“平阳，自家人就别搞那一套了。”齐苏红说，“过会儿再说吕冬。现在领导下来现场办公，为易家拆迁的事。”
易培卿坐在藤椅里头也不抬，说：“国家总理来了也不好使。两个字：免谈。”
鲁局长、房主任、齐副主任走进院子，宣传干事小刘和文化局的顾科长走在后面。顾科长绕过小刘走到初平阳边上，说：“初博士，还记得我吧？给你打过电话，约你写翠宝宝的文章。”原来是那个顾科长，怪不得一听他说话就有想把他舌头捋直了的冲动。你可以说不好普通话，但也没必要把普通话说得这么难听啊。
鲁局长坐到初平阳的椅子上，给对面的易培卿递上一根中华烟。易培卿摆摆手，戒了。鲁局长又高屋建瓴地笑了，说：“这烟不是假的，放心抽。就当给老弟我一个面子。”易培卿接过了，顾科长要上去给易培卿点火，鲁局长一挥手，亲自点。“还有牛栏山二锅头啊。这酒好，我也爱喝。要我说，二锅头未必就没有茅台好喝。”
易培卿说：“那好啊，我用二锅头跟你换茅台。”
“没问题，一句话。”鲁局长说，斜靠着椅背，一点都不像谈公事的样子，“我那点工资，一年也就能喝上两三瓶茅台，以后它们全归你了。”
以两个谈酒的老同志为中心，外面站了一圈，都不吭声，听他们接着谈文学。鲁局长看到了《群芳谱》的手稿，第一页没翻完就开始说好。花街真是藏龙卧虎啊，年轻的有初平阳这样的才子，老同志里，竟然也出了位大作家，到底是底蕴丰厚的宝地。这《群芳谱》里有咱们的翠宝宝吗？
“我只写有的人，没有的人我不写。”易培卿说，“我不能给历史造假。”
鲁局长说：“我很佩服老哥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过话又说回来，翠宝宝可能无法证实，但也无法证伪吧？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民间传说中的翠宝宝活灵活现，那就说明不会是空穴来风。在这一点上，我是充分尊重和相信人民的。”
“我不是人民？为什么不相信我？为什么不尊重我作为人民不愿搬家的权利？”
“今天我来，就是跟老哥交交心，谈谈这个问题。”鲁局长说，对下属们挥挥手，“你们不必陪着我们老哥俩聊，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大家散了。齐苏红对初平阳说，她先陪房主任和顾科长他们看看纪念馆的进度，一会儿过来说话。初平阳送他们出门楼，他妈拉住他衣角，这女的真是你朋友？当然，吕冬老婆。吕冬你忘了？我朋友和同事，很多年前就认识的。初医生老婆想起来了，哦，和舒袖一个院子里的。既然是朋友，那还是说一声好。“一会儿她过来，问问她是不是最近不舒服，”初医生老婆说，“气色不对。”
初平阳没看出齐苏红哪地方气色出了问题。多年前他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这样，永远一副女强人的架势，精力无比充沛，工作狂，能把生活中的每一根草都摆放到它应该在的地方。当年很多师大的男同事都羡慕吕冬，人家找老婆只能找一个，你找了仨，一个老婆，外加一个妈和一个生活秘书，吕冬你真是赚大发了。那时候齐苏红比现在年轻和瘦一点，但现在显然更干练，眉眼间的风光那么一流转，你就知道她对这世界了然于胸。下巴上的那颗痣没变，还在毛泽东那颗肉瘤相反的位置上，这也是朋友们说她有经纬之才的原因之一，有领袖相。据说她祖辈世居湖南，到祖父一辈因为战乱，背井离乡走水路来到淮海，从此扎下根来。越发觉得齐苏红非同寻常。
心还在继续交。从门楼底下看过去，易培卿和鲁局长都心平气和，偶尔还有笑声。鲁局长给易培卿点烟，两个脑袋往一块凑，如同一对失散多年的好兄弟。初平阳坐在石墩子上，听两个母亲相互夸对方的孩子。
花街的这条青石板路走了几百年，石头被磨得油亮，他想象无数透明的脚印叠加在这条路上，究竟有多少双脚、多少双鞋呢。在脚步踩不到的边边角角，苔藓在生长。叮叮当当的声音还在，在这声音里，飘浮着五月初的槐花的甜香味。出门的多年里，他也有乡愁，也常想起花街的人和事，但转个身也就过去了；只有在文字、图像中看见运河、青苔和石板路的时候，一个结结实实的花街才会占据整个大脑，有时候像一根闷棍把自己打晕，这时候他才不得不承认，自己和花街的确是有扯不断的关系的。他低下头，在石头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母亲们第一千零一次重复他们对孩子的夸赞。在他的印象里，随便两个母亲在一起，最重要的话题就是说孩子，表扬和相互表扬。易长安的母亲说，看平阳多文静，我要有个闺女，死活也得让平阳娶了；要被别人招了女婿，那我得多心疼啊。初平阳在心里笑，没见过这么别致地夸人的。
齐苏红他们看过了纪念馆，又绕着斜教堂转了几圈，四个人走过来。初平阳给齐苏红介绍，这是我妈。齐苏红上前搀住初医生老婆的左胳膊，说阿姨好，来花街很多次了，每次来都想去看您和初叔叔，又怕冒昧，就拖了下来，真是该死。初医生老婆拍着齐苏红的手说，这样见着了也挺好。她对初平阳使了个眼色。初平阳说：
“苏红，工作很忙吧？我妈刚刚还说，你得注意休息，别太累着。”
“阿姨您看出来了？”齐苏红又把初医生老婆的胳膊抱了抱，“最近我是有点儿不舒服呢。”
“说说。”
“阿姨，我总做噩梦。三天两头做，梦也大同小异。老梦见从右手手心开始，”她抽回胳膊，把右手手掌心摊开，左手比画着，“出现一条黑线，然后往胳膊和身上绕，就这么绕，一直绕回到左手手心为止。开始我觉得那只是一条黑线，后来我在梦里仔细看，那黑线竟是由从皮肤里渗出来的黑芝麻一样大小的东西排列成的。看着都瘆得慌。我婆婆说，可能是体内的寒气淤积所致，也不知道真假。正打算方便的时候请初叔叔给号个脉，诊断一下呢。”
初医生老婆把她拉到一边，说：“到海棠树底下，我给你试试。”她们俩斜穿过院子到了东南角。初平阳看见母亲的手掌平摊在齐苏红的后背上（其实没有碰到她的身体，中间隔了两到三厘米），沿顺时针方向一点点转圈，圈子越转越大，直到把整个后背都覆盖一遍，然后她从齐苏红的两个大臂往小臂和手上渐次驱赶。前后大概八分钟。初平阳听见母亲在叫自己。他走过去。母亲先拿起齐苏红的左手，让她五指张开。母亲说：
“打火机。”
初平阳递上去。
此刻母亲一脸的汗。她把左手压在齐苏红左手的上方，右手对着齐苏红的大拇指摁动打火机。初平阳当时就呆了，齐苏红的大拇指里冲出一道幽蓝的火苗，五秒钟左右火势减弱，直到消失。接着是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每一根指尖都喷出一道蓝火苗。然后是右手，相同的程序和做法。齐苏红显然也吓呆了，她只在武侠小说里读到过，大理国的国王高僧修炼出一种武功叫一阳指，能够使出六脉神剑，就是这样从指尖里发出剑气一般的功力来；她还读过高手解酒解毒，通过丰厚的内力将酒或者毒从指尖里逼出来；除此之外，她就只知道指甲能从那地方往外生长、手指头破了或者被削掉了指尖会喷出血了。现在她亲眼看见自己的指尖喷出蓝色的小火苗，像氧气焊，相当诡异。
初平阳也想到了那些武侠小说。母亲把打火机递给他时，他也才逐渐回过神来。几年不见，母亲神秘的招数好像更多了。
初医生老婆说：“平常多活动。多和家人在一起。少生气少发火，慢慢就会好一些。”
齐苏红连忙感谢，摇晃几下身体，果然觉得轻松许多。
交心的声音突然放大了。易培卿从藤椅上站起来。鲁局长说：“房主任、齐主任，你们过来一下。”看样子还是没谈拢。
初医生老婆看着齐苏红的背影，忧心忡忡地对儿子说：“你这个朋友，寒气重倒次要，要命的是她戾气重，只用我这法子调理是没法根除的。这是性格上的问题，心病，还得让吕冬多帮帮，自家人才是最好的医生。”
这番话初平阳完全听不懂，他不知道那蓝色的小火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一点就着，他真担心烧着齐苏红。
站着的易培卿又坐下了，他在自己眼前把两只手像蒲扇一样摇，扯着嗓门说：“不搬，坚决不搬！你们把我埋在这里吧！”
所有人都围到他们跟前。鲁局长坐着，脸色已经相当不好看了，微笑早变了形，像剪好了临时贴在脸上的，因为仓促贴错了位置；左手手指不停地敲击桌面，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平静下来。“不搬。不搬。”他说，“好。”然后站起来，“小顾，你们几位先起草一个报告，我审定后上报给佟局长和市领导，准备拆教堂。”
“真拆啊？”顾科长说，“那是文物。”
“就是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鲁局长说，“不拆早晚也得倒掉，都歪成了那样了。没办法。就这样吧。”
“教堂不能拆。”初平阳说。
所有人都看他。鲁局长笑笑说：“你倒给我说说，为什么不能拆？是整个淮海市的发展和五年规划重要，还是一座荒废的危房重要？”
“反正不能拆。”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都是文化人，知道每一处文物要是没了就不会再有了。”鲁局长走过去拍初平阳的肩膀，“可是没办法，上面的指示我们都得服从。纪念馆的二期工程眼见着要上马。走吧，让易老哥好好写作。”他跟初平阳握了手，也勉为其难地跟易培卿握了手。一行人向门外走。
“要拆什么时候拆？”初平阳在身后问。
城建局房主任回头答：“报告批了就拆。一周吧。”
初平阳觉得自己有点乱，尽管站在原地没动，已经觉得自己在转圈子了。这几年每次遇到重大的事情，他站在原地或者坐着不动时，总感觉还有一个自己正在他待的地方像拉磨的毛驴一样不停地转圈子。
齐苏红出了院子又回来，和初医生老婆告了别。然后走到初平阳旁边，说：“忘了跟你说，吕冬他，进三院了。听说你们家的房子要卖？”
“你说什么？”
“我说你回来真的要卖房子？”
“我是说，你刚才说吕冬怎么了？”
“进精神病院了。”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
朋友通知我，这一次活动地点在西直门外大街的一幢居民楼里，我提前十分钟到。沙发、椅子和地板上已经坐了十三个人，唯一让我感到回忆之沉重的，是大部分人都叼着香烟。接下来十分钟里，陆续来了另外八个人。这是“回忆者俱乐部”的常规活动，每月一次。大家在QQ群里提前约好，时间、地点、聊天内容和主讲人。这是昨天晚上的事，我第一次来，加上我，一共二十三人。朋友给我的资料显示，这个俱乐部里，最大的四十二岁，最小的二十七岁；这个晚上的活动者，算上我，平均年龄三十五岁。
你可能从没听说过“回忆者俱乐部”。我也是一周前刚知道。不是官方社团，也不是非法组织，就是一帮年龄相近的人凑一起，交流、活动，比如聊天、远足、卡拉OK等，但核心的志趣相同，都喜欢没事往回看，就是所谓的“回忆”。他们认为自己在生活中是一群热爱回忆的人，为了方便传递聚会消息，召集人给这个集体冠名“回忆者俱乐部”。该俱乐部从不公开招新，也没有起草过入会规则和启事，不存在级别和职称，完全是朋友间的口耳相传，有兴趣就过来，场所轮流坐庄，AA制。刚从朋友那里得知这个俱乐部，还以为是一帮老同志在玩，就跟小区里的老头老太太在公园里凑成一个合唱团，每晚高唱革命歌曲那样，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不是，他们大部分三十来岁，我们是同一代人。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我，我想去看看。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回忆往事的好年龄。
——多大才是回忆的好时候？
昨天晚上，我与旁边一个三十一岁的兄弟谈及我的疑惑，他如此反问。是啊，多大才算回忆的好时候？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断定三十来岁绝不是个好时候。以我浅陋的见识，正是成家立业的多事之秋，哪有工夫对着过去抒情。有哥们儿说过句粗话：真他妈忙，性生活都忘了。可能夸张了点，但话歪理正。这个三十一岁的兄弟在某时尚杂志工作，一身纤巧的休闲西装，留莫西干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四岁。但是，他说，他是个回忆爱好者。世界很大，匪夷所思的爱好者很多，比如集梦爱好者，比如外星人爱好者，比如鬼片爱好者和笔仙爱好者。回忆爱好者还是头一回听说。
——我们都是回忆爱好者。时髦的莫西干人一挥手，把现场的二十二个人，以及有事不能来的同志全代表了。他说，哥们儿，没准你也是。
——我不是。我很肯定。
——别板上钉钉。你不是只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年龄，还有人不擅长回忆？即使你不喜欢、不乐意，你也将被迫回忆。“被迫”，记住我用的这个词。
他比我小，言之凿凿、居高临下的口气我不喜欢。我很想告诉他：我就不是，怎么了？但是灯暗下去，主讲者的回忆开始了。莫西干人小声说：听西哥（音）的。房间里只剩下西哥的回忆和烟雾缭绕的声音。请允许我将西哥的演说节录如下：
从十二岁时出门，读书，工作，再读书，又工作，一晃二十三年。每年回家一到两次，名为归乡，实是小住，总是鬼撵着似的匆匆去来。回到家也难得外出，关在房里东翻翻西看看，偶尔出去，也只是房前屋后遛上一圈，漂泊不得安宁的心态常让我感觉自己是故乡的局外人。除了周围的邻居，稍远一点的都在逐渐陌生，那些曾是我同学和少时玩伴的年轻人，早已经婚嫁生养了。生疏是免不了的，要命的是他们的孩子，完全是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好像我与这个村庄无关。
尽管这样，我依然没能太深地发现村庄的变化。大约是这种变化正在缓慢进行，而我一年一两次的还乡，多少也对此有些了解，孩子们的成长与谁家的一座平房竖起来并不能让我惊奇。都是生活的常识了，有些东西的确在人的心里也展开了它们的规律，它们的生长节奏不会让我们意外，也就无法把它称作变化。我常以为我的村庄是不会变化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相同，院门向南开放，白杨和桑树还站在老地方，后河水的荣枯也只是遵循着时令的安排。当我从村庄后面的那条土路走向家门时，沿途的景物让我失望地一成不变。我就想，还没变。外面的世界一天一个样，故乡却像脱离了时光的轨道，固执地守在陈旧的记忆里，生活仿佛停滞不前，一年一年还是老面孔。
若是从生活质量论，现在的乡村绝不是一片乐土。小城市正跑步奔向小康，大都市早已在筹划小资和中产阶级的生活，而乡村，比如我的家乡，多年来依然没有多少起色。当看到他们为人民币深度焦虑，而将正值学龄的孩子从教室里强行拽出来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她也能与时俱进，希望故乡富足祥和啊。那些田园牧歌的美誉，那些关于大自然的最矫情的想象，加在乡村干瘦的脑袋上是多么的大而无当。生存依然是日常最重大的话题的村庄，要田园牧歌和大自然的想象干什么？看到他们和若干年前一样，扛着茫然的铁锹走进田野，我常觉得自己在这片大地上想起诗歌是一种罪过。他们当然需要诗歌，但更需要舒服滋润的一日三餐，和不再为指缝里的几个硬币斤斤计较，需要所有人都和他们一样，把粮食高高举过头顶。
可是祖母说，村庄一直在变，一天和一天不同。她又向我历数我离家的这半年中村里死了多少人。祖母越来越执着地谈论死亡了。这几乎是年迈的一个标志，在乡村像老人斑一样不可避免。祖母八十多了，有理由为众多的生命算一算账。祖母说，东庄的某某死了，才六十八岁；南头的某某得了癌症，没钱治，活活疼死掉了；路西的某某头天晚上还好好的，一早醒来身子就僵了，那可是个能干的女人，六十五岁了还挑着一担水一路小跑；还有卖烧饼的媳妇，一口气生了三个丫头，刚得了个儿子没满三岁，莫名其妙地一头钻进烧饼炉里，拽出来人已经烧焦了。
祖母坐在藤椅里，在阳光下数着指头，讲述死亡时只看天。她说日子一天一个样了，他们那一代人差不多都没了，出门满眼都是不认识的人。他们都走了，少一个人村子里就空出一块地方，能感觉出来院子里的风都比过去大了。没人挡着，风想怎么吹就怎么吹，来来往往都不忌讳了。
这是祖母的变化。村庄越来越让她不认识了，世界因为死亡在一点点地残缺，她所熟悉的那个村庄在逐渐消失，属于他们的往事和回忆被死去的人分批带走了，剩下的最终是面目全非的别样的生活。在祖母变化的生活里，不停地走进陌生的面孔，那些身强力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而这正是我所不解的，他们像血液一样奔突在村庄的肌体里，但是为什么多年来故乡依然故我，连同我们的土地都要为粮食焦虑？
这一段过去，西哥重又说起他的老祖母：
祖母年迈之后，回首往事成了她最为专注的生活。听父亲说，祖母睡眠很少，夜里一觉醒来就要把祖父叫醒，向他不厌其烦地讲过去的事。那些事祖父要么经历过，要么已经听过无数次，反正他已是耳熟能详。但祖父还是不厌其烦地听，不时凭着自己的记忆认真地修正。他们在回首过去时得到了乐趣。人老了，就不再往前走了，而是往后退，蹒跚地走回年轻时代，想把那些值得一提的事、那些没来得及做和想的事情重新做一遍想一次。他们想看清楚这辈子如何走了这么远的路。祖母显然常常沉醉在过去的时光里，或者真是太阳很好让人想睡，她讲着讲着就闭上了眼，语速慢了下来，仿佛有着沉重的时光拖曳的艰难，讲述开始像梦呓一样飘飘忽忽。
他还谈到了祖父、父亲和母亲，谈他们如何在充满回忆的生活里缓慢地勇往直前。限于篇幅，我只能节录这么多；限于昨天晚上只有西哥一个人主讲，我只能引述他的演说。这段精彩的演说中，有他本人关于过去和乡村的真情实感。在此，我不打算对他的忧患和担当加以论述，我只想就他的演说探讨一下“回忆”。这是一个“回忆者”的演说，毫无疑问。
西哥在回忆中像他的老祖母一样怀旧，一样感叹生命之卑微与流逝，感叹生之艰难与茫然。如果单从“回忆者俱乐部”这个主题来严格框范，这段演说可能并非最具代表性，但是，如若咱们把思路放开，让它发散那么一点，这个演说反倒具有典型性。这从接下来的谈论中可以发现，西哥的演说让群情激奋，几乎所有人都有话说。这些人来自中国的各个阶层，从事你可能想到的各种职业，政府官员、律师、资本家、小商贩、教师、无业游民，以及我这样的老学生，很可能也不乏作奸犯科者。就“回忆”展开讨论。很难想象，比我们在博士生课堂上的学术论辩还激烈。在讨论中浮出了众多关键词：
过去；历史；童年；乡村；乡土；民生；生命；城市化；生存压力；政治；改革；理想主义；我们这一代。
漫长的名单。他们，其实是我们，多次触及了这些巨大的词汇。开始大家还是拿着“怀旧”的语调去各自回首往事，不论出身乡村还是城市，过去都像一帧泛黄的老照片，面对过去我们充满深情。大家的语调仿佛不是在谈论已然发生过的真相，仿佛不是在追寻逝去的时光，而是在审美，像我们在博物馆欣赏与我们无关的旧照片。审美。就是这个词，我不知道大家在讨论时是否察觉了自己的这个心态。当“回忆”变成“怀旧”时，就已经在“审美”了。在这个喧嚣、慌乱、茫然的加速度一统天下的时代，能点上根烟聚在一起怀旧和审美，多少让我对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了一点信心：我们还有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
不过，我也听到了弦外之音，那就是在怀旧与审美时，精神中隐匿的一种无力感；怀旧在一群而立的青年身上呈现出了颓废的美。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即使大家对着“回忆”深度掘进，因为触及了宏大的命题，比如民生、城市化、政治改革、理想主义等而情绪昂扬时，我依然感到了声音、情绪和面孔背后的虚弱、乏力和心有不甘，好像每个人头脑里和身上都缠了一团乱麻，头绪纷繁，我们没有能力理直气壮地把它们理清楚。让我们试着探讨一下，别着急，一个一个说。
——比如历史。谁都有过去，所以谁都有历史，但不是谁都有可供无数次反刍的大历史。大历史，请原谅我在用一个大词，我想谁也不能否认，每个人都有大历史的情结。波澜壮阔的时光，我们错过了，我们没赶上，我们为此遗憾一辈子。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有，60年代出生的人也有，到了70年代，气壮山河、山崩地裂、乾坤倒置的岁月都过去了，我们听见了历史结束的袅袅余音。如果听不见就算了，可以心无挂碍，在无历史的历史中自由地昂首阔步；问题是我们听见了，那声音参与了我们的身心建设，像60后，被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集体主义规训了；区别在于，60后对这“革命”看得真切，而对我们来说，它只是幽灵，我们被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塑造了生活。60后与大历史的撕扯我们没有，他们看见过，切肤之痛过，顺从过也反抗过；我们只有牵连，但我们却获得了类似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当我们伸出手，去握去推，手边只有虚无和空气。一个抽象的历史改变了我们，我们的过去是个无物之阵。这让我们的回忆只能是怀旧，对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深情地向往与批判；如果你认为这就是“审美”，那我们只能审美。
——理想主义。我想插一句，顺着这兄弟的话说。正因为和60后具有精神同构性，我们传承了理想主义。可能我们自己都不明白理想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我们有，所以我们才像老人一样回忆，才去像“夕阳红”栏目那样怀旧。在比较和鉴别中寻找一个更适宜精神飞翔的东西，在我看来就是理想主义。为什么相对于更年轻的一代，我们缺少足够的现实感和物质感？可能，我们已经是最后一代的理想主义者了。只有老人和理想主义者才会如此频繁地回忆。
——说得好，不过我倒想谈谈你所谓的现实感和物质感。我们缺这个吗？假如以现实感和物质感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我们都是富翁，但事实上，我们基本都是穷光蛋；就因为我们是穷光蛋，现实才逼迫我们比谁的怀里抱有的现实感和物质感都更多。成家立业，说的就该是我们这个年龄吧？上有老下开始有小，也是我们这个年龄吧？“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说的也是我们这一伙吧？高失业我们赶上了，金融危机我们赶上了，房价像火箭一样上天我们赶上了，哪天我们不在为现实和物质焦虑？简直是他妈的焦头烂额！别人我不知道，反正对现实和物质，我“感”得实在太深，深得快要人命了。对我来说，回忆是另一种形式的虚构，怀旧是可以自欺欺人的逃避。不怕大家笑话，我就是抱着这个目的进了咱们这个俱乐部的。在这里，我才能乐一乐。
——我很想谈一谈政治，谈一谈这个社会，可是谈了又有鸟用？咱们谁能使得上力气？老顾，你是政府官员，公务员，人民的公仆，你能使得上劲儿吗？你也不能。所以我不想谈了。但是我私下里会想，乱七八糟地胡思乱想。这是不是理想主义在作祟？算了，不管谁在捣鬼了。有两三年时间，我在看历史，看晚清一直到现在的历史，你当然可以认为我在怀旧，呵呵，怀到晚清怀得是有点太旧了。我就是想看看，世道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了现在。如果那一天李鸿章、慈禧、康梁、袁世凯或者孙中山走了另外一步棋，咱们在“回忆者俱乐部”里会回忆点啥呢？
——回到拉萨，回到西哥，回到咱们的村庄和老祖母。我赞同西哥，百分百赞同，举双手双脚赞同。我家在农村，出来闯北京的头一天还在放牛。我放的是小牛犊，我爹刚从邻村买回来的，断奶没几天。吃完草我牵着它回家，一个小母牛，还没扎鼻眼，突然它就跑起来，缰绳缠在我手脖子上，拖着我直往前跑。要在平常，我跑得肯定比它快，可是它突然启动，弄得我没回过来神，就被它拖倒了，摔在路上，缰绳脱手之前被拖了好几米。你们看，我胳膊上的疤掉了，痕迹还在，这么长的口子。我趴在到处是车辙和牛蹄印的土路上大骂，牛日的你发什么疯！它还是跑，跑了五分钟，停下了。那地方有一头老水牛。我赶到时，它正往后退，眼泪汪汪地哞哞叫。它把那老水牛当成它妈了，跑到跟前发现看错了，很难受。看得我也很难受。现在我经常想过去的事，想那个小牛犊，想着想着我就继续很难受。但不由人，不想都不行。我在家时从来不想过去，现在每天穿过大街小巷给人送快递，闲下来我就想，就是你们说的“回忆”。所以一听到聚会的消息，我就来了。我没啥文化，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正儿八经的回忆，也不知道回忆究竟有啥用，我就来了。就说这个，说得不好你们别笑话。以后给各位送快递时，我会更加小心轻放，及时按点地送到。谢谢。
…………
还是因为限于篇幅，我必须用省略号代替接下来的发言。作为一篇文章，从作法上讲，不管你让我证明这回忆是早了还是晚了，我自信都能把论点给囫囵周圆了。但现在我不是在做论文，只是相对客观地陈述一个事实：他们的确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如果说我还有什么主观的想法，那就是，对我来说，只一次聚会就够了，他们说服了我。或者说，他们让我发现了我，其实我也很早就开始回忆了。想必你也是。信不信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