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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壮岁饱酸辛

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是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第一节 济南

第二故乡

在上海把《小坡的生日》交出,就跑回北平;住了三四个月,什么也没写。在我从国外回到北平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去作职业写家的心意;经好友们的谆谆劝告,我才就了齐鲁大学的教职。

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在那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即起名为“济”。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去,那里总有人惦念着我。在那里,我写成了《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和收在《赶集》里的那十几个短篇。在那里,我努力地创作,快活地休息……四年虽短,但是一气住下来,于是事与事的联系,人与人的交往,快乐与悲苦的代换,便显明地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地印划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美丽与败陋

它介乎北平与青岛之间。北平是我的故乡,可是这七年来,我不是住济南,便是住在青岛。在济南住呢,时常想念北平;及至到了北平的老家,便又不放心济南的新家。好在道路不远,来来往往,两地都有亲爱的人,熟悉的地方;它们都使我依依不舍,几乎分不出谁重谁轻。在青岛住呢,无论是由青去平,还是自平返青,中途总得经过济南。车到那里,不由的我便要停留一两天。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等名胜,闭了眼也会想出来,可是重游一番总是高兴的:每一角落,似乎都存着一些生命的痕迹;每一小小的变迁,都引起一些感触;就是一风一雨也仿佛含着无限的情意似的。

讲富丽堂皇,济南远不及北平;讲山海之胜,也跟不上青岛。可是除了北平青岛,要在华北找个有山有水,交通方便,既不十分闭塞,而生活程度又不过高的城市,恐怕就得属济南了。况且,它虽是个大都市,可是还能看到朴素的乡民,一群群的来此卖货或买东西,不像上海与汉口那样完全洋化。它似乎真是稳立在中国的文化上,城墙并不足拦阻住城与乡的交往;以善作洋奴自夸的人物与神情,在这里是不易找到的。这使人心里觉得舒服一些。一个不以跳舞开香槟为理想的生活的人,到了这里自自然然会感到一些平淡而可爱的滋味。

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外,还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绕郭。可惜这样的天然美景,和那座城市结合到一处,不但没得到人工的帮助而相得益彰,反而因市政的敷衍而淹没了丽质。大路上灰尘飞扬,小巷里污秽杂乱,虽然天色是那么清明,泉水是那么方便,可是到处老使人憋得慌。近来虽修成几条柏油路,也仍旧显不出怎么清洁来。至于那些名胜,趵突泉左右前后的建筑破烂不堪,大明湖的湖面已化作水田,只剩下几道水沟。有人说,这种种的败陋,并非因为当局不肯努力建设,而是因为他们爱民如子,不肯把老百姓的钱都花费在美化城市上。假若这是可靠的话,我们便应当看见老百姓的钱另有出路,在国防与民生上有所建设。这个,我们却没有看见。这笔账该当怎么算呢?况且,我们所要求的并不是高楼大厦,池园庭馆,而是城市应有的卫生与便利。假若在城市卫生上有相当的设施,到处注意秩序与清洁,这座城既有现成的山水取胜,自然就会美如画图,用不着浪费人工财力。

这倒并非专为山水喊冤,而是借以说明许多别的事。济南的多少事情都与此相似,本来可以略加调整便有可观,可是事实上竟废弛委弃,以至一切的事物上都罩着一层灰土。这层灰土下蠕蠕微动着一群可好可坏的人,隐覆着一些似有若无的事;不死不生,一切灰色。此处没有崭新的东西,也没有彻底旧的东西,本来可以令人爱护,可是又使人无法不伤心。什么事都在动作,什么可也没照着一定的计划作成。无所拒绝,也不甘心接受,不易见到有何主张的人,可也不易见到很讨厌的人,大家都那么和气一团,敷敷衍衍,不易捉摸,也没什么大了不起。有电灯而无光,有马路而拥挤不堪,什么都有,什么也都没有,恰似暮色微茫,灰灰的一片。

按理说,这层灰色是不应当存到今日的,因为五卅惨案的血还鲜红的在马路上,城根下,假若有记性的人会闭目想一会儿。我初到济南那年,那被敌人击破的城楼还挂着“勿忘国耻”的破布条在那儿含羞的立着。不久,城楼拆去,国耻布条也被撤去,同被忘掉。拆去城楼本无不可,但是别无建设或者就是表示着忘去烦恼是为简便;结果呢,敌人今日就又在那里唱凯歌了。

在我写《大明湖》的时候,就写过一段:在千佛山上北望济南全城,城河带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夹卫大河,是何等气象。可是市声隐隐,尘雾微茫,房贴着房,巷联着巷,全城笼罩在灰色之中。敌人已经在山巅投过重炮,轰过几昼夜了,以后还可以随时地重演一次;第一次的炮火既没能打破那灰色的大梦,那么总会有一天全城化为灰烬,冲天的红焰赶走了灰色,烧完了梦中人灰色的城,灰色的人,一切是统制,也就是因循,自己不干,不会干,而反倒把要干与会干的人的手捆起来;这是死城!此书的原稿已在上海随着“一·二八”的毒火殉了难,不过这一段有大意还没有忘掉,因为每次由市里到山上去,总会把市内所见的灰色景象带在心中,而后登高一望,自然会起了忧思。湖山是多么美呢,却始终被灰色笼罩着,谁能不由爱而畏,由失望而颤抖呢?

再说,破碎的城楼可以拆去,而敌人并未退出;眼不见心不烦,可是小鬼们就在眼前,怎能疏忽过去,视而不见呢?敌人的医院,公司,铺户,旅馆,分散在商埠各处。那一个买卖也带“白面”,即使不是专售,也多少要预备一些,余利作为妇女与小孩子们的零钱。大批的劣货垄断着市场,零整批发的吗啡白面毒化着市民,此外还不时的暗放传染病的毒菌,甚至于把他们国内穿残的破裤烂袄也整船的运来销卖。这够多么可怕呢?可是我们有目无睹,仍旧逍遥自在;等因奉此是唯一的公事,奉命唯谨落个好官,我自为之,别无可虑。人家以经济吸尽我们的血,我们只会加捐添税再抽断老百姓的筋。对外讲亲善,故无抵制;对内讲爱民,而以大家不出声为感戴。敌人的炮火是厉害的,敌人的经济侵略是毒辣的,可是我们的捆束百姓的政策就更可怕。济南是久已死去,美丽的湖山只好默然蒙羞了!

平日对敌人的经济侵略不加防范,还可以用有心无力或事关全国为词。及至敌军已深入河北,而大家依旧安闲自在,就太可怪了。山东的富力为江北各省之冠,人民既善于经营,又强壮耐苦。有这样的才力与人力,假若稍有准备,即使不能把全省防御得如铜墙铁壁,至少也得教敌人吃很大的苦头,方能攻入。可是,济南是省会,既系灰色,别处就更无可说的了。济南为全省的脑府,而实际上只是空空的一个壳儿,并无脑子。这个空壳子响一响便是政治,四面低低的回应便算办了事情。计划、科学、文化、人才,都是些可疑的名词,因为它们不是那空壳子所能了解的。反之,随便响一响,从心所欲正好见出权威。济南是必须死的,而且必不可免的累及全省。

这里一点无意去攻击任何人;追悔不如更新,我们且揭过这一页去吧。

济南的秋冬

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流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儿。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请到济南来看看吧。

请你在秋天来。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是终年给你预备着的。可是,加上济南的秋色,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了。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秋和冬是不好分开的,秋睡熟了一点便是冬,上帝不愿意把它忽然唤醒,所以作个整人情,连秋带冬全给了济南。

诗的境界中必须有山有水。那末,请看济南吧。那颜色不同,方向不同,高矮不同的山,在秋色中便越发的不同了。以颜色说吧,山腰中的松树是青黑的,加上秋阳的斜射,那片青黑便多出些比灰色深,比黑色浅的颜色,把旁边的黄草盖成一层灰中透黄的阴影。山脚是镶着各色条子的,一层层的,有的黄,有的灰,有的绿,有的似乎是藕荷色儿。山顶上的色儿也随着太阳的转移而不同。山顶的颜色不同还不重要,山腰中的颜色不同才真叫人想作几句诗。山腰中的颜色是永远在那儿变动,特别是在秋天,那阳光能够忽然清凉一会儿,忽然又温暖一会儿,这个变动并不激烈,可是山上的颜色觉得出这个变化,而立刻随着变换。忽然黄色更真了一些,忽然又暗了一些,忽然像有层看不见的薄雾在那儿流动,忽然像有股细风替“自然”调合着彩色,轻轻的抹上一层各色俱全而全是淡美的色道儿。有这样的山,再配上那蓝的天,晴暖的阳光;蓝得像要由蓝变绿了,可又没完全绿了;晴暖得要发燥了,可是有点凉风,正像诗一样的温柔;这便是济南的秋。况且因为颜色的不同,那山的高低也更显然了。高的更高了些,低的更低了些,山的棱角曲线在晴空中更真了,更分明了,更瘦硬了。看山顶上那个塔!

再看水。以量说,以质说,以形式说,哪儿的水能比济南?有泉——到处是泉——有河,有湖,这是由形式上分。不管是泉是河是湖,全是那么清,全是那么甜,哎呀,济南是“自然”的Sweet heart吧?大明湖夏日的莲花,城河的绿柳,自然是美好的了。可是看水,是要看秋水的。济南有秋山,又有秋水,这个秋才算个秋,因为秋神是在济南住家的。先不用说别的,只说水中的绿藻吧。那份儿绿色,除了上帝心中的绿色,恐怕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拟的。这种鲜绿全借着水的清澄显露出来,好像美人借着镜子鉴赏自己的美。是的,这些绿藻是自己享受那水的甜美呢,不是为谁看的。它们知道它们那点绿的心事,它们终年在那儿吻着水皮,做着绿色的香梦。淘气的鸭子,用黄金的脚掌碰它们一两下。浣女的影儿,吻它们的绿叶一两下。只有这个,是它们的香甜的烦恼。羡慕死诗人呀!

在秋天,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天上微微有些白云,水上微微有些波皱。天水之间,全是清明,温暖的空气,带着一点桂花的香味。山影儿也更真了。秋山秋水虚幻的吻着。山儿不动,水儿微响。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是诗。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大风,便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晴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

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蓝天下很暖和安适的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

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它们全安静不动的低声的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觉的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有这样的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

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像些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

古老的济南,城内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或者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

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反倒在绿藻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冰上;况且那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看吧,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小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树虽然没有叶儿,鸟儿可并不偷懒,看在日光下张着翅叫的百灵们。山东人是百灵鸟的崇拜者,济南是百灵的国。家家处处听得到它们的歌唱;自然,小黄鸟儿也不少,而且在百灵国内也很努力的唱。还有山喜鹊呢,成群的在树上啼,扯着浅蓝的尾巴飞。树上虽没有叶,有这些羽翎装饰着,也倒有点像西洋美女。坐在河岸上,看着它们在空中飞,听着溪水活活的流,要睡了,这是有催眠力的;不信你就试试;睡吧,决冻不着你。

齐鲁大学

齐大在济南的南关外,空气自然比城里的新鲜,这已得到成个公园的最要条件。花木多,又有了成个公园的资格。确是有许多人到那里玩,意思是拿它当作——非正式的公园。

逛这个非正式的公园以夏天为最好。春天花多,秋天树叶美,但是只在夏天才有“景”,冬天没有什么特色。

当夏天,进了校门便看见一座绿楼,楼前一大片绿草地,楼的四围全是绿树,绿树的尖上浮着一两个山峰,因为绿树太密了,所以看不见树后的房子与山腰,使你猜不到绿荫后边还有什么;深密伟大,你不由的深吸一口气。绿楼?真的,“爬山虎”的深绿肥大的叶一层一层的把楼盖满,只露着几个白边的窗户;每阵小风,使那层层的绿叶掀动,横着竖着都动得有规律,一片竖立的绿浪。

往里走吧,沿着草地——草地边上不少的小蓝花呢——到了那绿荫深处。这里都是枫树,树下四条洁白的石凳,围着一片花池。花池里虽没有珍花异草,可是也有可观;况且往北有一条花径,全是小红玫瑰。花径的北端有两大片洋葵,深绿叶,浅红花;这两片花的后面又有一座楼,门前的白石阶栏像享受这片鲜花的神龛。楼的高处,从绿槐的密叶的间隙里看到,有一个大时辰钟。

往东西看,西边是一进校门便看见的那座楼的侧面与后面,与这座楼平行,花池东边还有一座;这两座楼的侧面山墙,也都是绿的。花径的南端是白石的礼堂,堂前开满了百日红,壁上也被绿蔓爬匀。那两座楼后,两大片草地,平坦,深绿,像张绿毯。这两块草地的南端,又有两座楼,四周围蔷薇作成短墙。设若你坐在石凳上,无论往哪边看,视线所及不是红花,便是绿叶;就是往上下看吧:下面是绿草,红花,与树影;上面是绿枫树叶。往平里看,有时从树隙花间看见女郎的一两把小白伞,有时看男人的白长衫。伞上衫上时时落上些绿的叶影。人不多。因为放暑假了。

拐过礼堂,你看见南面的群山,绿的。山前的田,绿的。一个绿海,山是那些高的绿浪。

礼堂的左右,东西两条绿径,树荫很密,几乎见不着阳光。顺着这绿径走,不论是往西往东,你看见些小的楼房,每处有个小花园。园墙都是矮松做的。

春天的花多,特别是丁香和玫瑰,但是绿得不到家。秋天的红叶美,可是草变黄了。冬天树叶落净,在园中便看见了山的大部分,又欠深远的意味。只有夏天,一切颜色消沉在绿的中间,由地上一直绿到树上浮着的绿山峰,成功以绿为主色的一景。

到了齐大,暑假还未曾完。除了太阳要落的时候,校园里不见一个人影。那几条白石凳,上面有枫树给张着伞,便成了我的临时书房。手里拿着本书,并不见得念;念地上的树影,比读书还有趣。我看着:细碎的绿影,夹着些小黄圈,不一定都是圆的,叶儿稀的地方,光也有时候透出七棱八角的一小块。小黑驴似的蚂蚁,单喜欢在这些光圈上慌手忙脚的来往过。那边的白石凳上,也印着细碎的绿影,还落着个小蓝蝴蝶,抿着翅儿,好像要睡。一点风儿,把绿影儿吹醉,散乱起来;小蓝蝶醒了懒懒的飞,似乎是作着梦飞呢;飞了不远,落下了,抱住黄蜀菊的蕊儿。看着,老大半天,小蝶儿又飞了,来了个楞头磕脑的马蜂。

真静。往南看,千佛山懒懒的倚着一些白云,一声不出。往北看,围子墙根有时过一两个小驴,微微有点铃声。往东西看,只看见楼墙上的爬山虎。叶儿微动,像竖起的两面绿浪。往下看,四下都是绿草。往上看,看见几个红的楼尖。全不动。绿的,红的,上上下下的,像一张画,颜色固定,可是越看越好看。只有办公处的大钟的针儿,偷偷的移动,好似唯恐怕叫光阴知道似的,那么偷偷的动,从树隙里偶尔看见一个小女孩,花衣裳特别花哨,突然把这一片静的景物全刺激了一下;花儿也更红,叶儿也更绿了似的;好像她的花衣裳要带这一群颜色跳舞起来。小女孩看不见了,又安静起来。槐树上轻轻落下个豆瓣绿的小虫,在空中悬着,其余的全不动了。

园中就是缺少一点水呀!连小麻雀也似乎很关心这个,时常用小眼睛往四下找,假如园中,就是有一道小溪吧,那要多么出色,溪里再有些各色的鱼,有些荷花!哪怕是有个喷水池呢,水声,和着枫叶的轻响,在石台上睡一刻钟,要作出什么有声有色有香味的梦!花木够了,只缺一点水。

短松墙觉得有点死板,好在发着一些松香;若是上面绕着些密罗松,开着些血红的小花,也许能减少一些死板气儿。园外的几行洋槐很体面,似乎缺少一些小白石凳。可是继而一想,没有石凳也好,校园的全景,就妙在只有花木,没有多少人工作的点缀,砖砌的花池咧,绿竹篱咧,全没有;这样,没有人的时候,才真像没有人,连一点人工经营的痕迹也看不出来;换句话说这才不俗气。

《大明湖》

到校后,忙着预备功课,也没工夫写什么。可是我每走在街上,看见西门与南门的炮眼,我便自然的想起“五三”惨案;我开始打听关于这件事的详情;不是那些报纸登载过的大事,而是实际上的屠杀与恐怖的情形。有好多人能供给我材料,有的人还保存着许多像片,也借给我看。半年以后,济南既被走熟,而“五三”的情形也知道了个大概,我就想写《大明湖》了。

《大明湖》里没有一句幽默的话,因为想着“五三”。可是“五三”并不是正题,而是个副笔。设若全书都是描写那次的屠杀,我便不易把别的事项插进去了,而我深怕笔力与材料都不够写那么硬的东西。我需要个别的故事,而把战争与流血到相当的时机加进去,既不干枯,又显着越写越火炽。我很费了些时间去安置那些人物与事实:前半的本身已像个故事,而这故事里已暗示出济南的危险。后半还继续写故事,可是遇上了“五三”,故事与这惨案一同紧张起来。在形式上,这本书有些可取的地方。

故事的进展还是以爱情为联系,这里所谓爱情可并不是三角恋爱那一套。痛快着一点来说,我写的是性欲问题。在女子方面,重要的人物是很穷的母女两个。母亲受着性欲与穷困的两重压迫,而扔下了女儿不再管。她交结过好几个男人,全没有所谓浪漫故事中的追求与迷恋,而是直截了当的讲肉与钱的获得。读书的青年男女好说自己如何苦闷,如何因失恋而想自杀,好像别人都没有这种问题,而只有他们自己的委屈很值钱似的。所以我故意的提出几个穷男女,说说他们的苦处与需求。在她所交结的几个男人中,有一个是非常精明而有思想的人。他虽不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可是由他口中说出许多现在应当用××画出来的话语。这个女的最后跳了大明湖。她的女儿呢,没有人保护着,而且没有一个钱,也就走上她母亲所走的路——在《樱海集》所载的《月牙儿》便是这件事的变形。可是在《大明湖》里,这个孤苦的女儿到了也要跳湖的时候,被人救出而结了婚。救她的人是兄弟三个,老大老二是对双生的弟兄,也就是故事中的男主角。

在这一对男主角身上,爱情的穿插没有多少重要,主要的是在描写他俩的心理上的变动。他们是双生子,长得一样,而且极相爱,可是他们的性格极不相同。他们想尽方法去彼此明白与谅解,可是不能随心如意;他们到底有个自己,这个自己不会因爱心与努力而溶解在另一个自己里。他俩在外表上是一模一样,而在内心上是背道而驰。老大表现着理智的能力,老二表现着感情的热烈。一冷一热,而又不肯公然冲突。这象征着“学问呢,还是革命呢?”的不易决定。老大是理智的,可是被疾病征服的时候,在梦里似的与那个孤女发生了关系,结果非要她不可——大团圆。

可是这个大团圆是个悲剧的——假如这句话可以说得通——“五三”事件发生了,老三被杀。剩下老大老二,一个用脑,一个用心,领略着国破家亡的滋味。

由这点简要的述说可以看出来《大明湖》里实在包含着许多问题,在思想上似乎是有些进步。可是我并不满意这本作品,因为文字太老实。前面说过了:此书中没有一句幽默的话,而文字极其平淡无奇,念着很容易使人打盹儿。我是个爽快的人,当说起笑话来,我的想象便能充分的活动,随笔所至自自然然的就有趣味。教我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与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

在暑假后把它写成,交给张西山兄看了一遍,还是寄给《小说月报》。因为刚登完了《小坡的生日》,所以西谛兄说留到过了年再登吧。过了年,稿子交到印工手里去,“一·二八”的火把它烧成了灰。没留副稿。我向来不留副稿。想好就写,写完一大段,看看,如要不得,便扯了另写;如能要,便只略修改几个字,不作更大的更动。所以我的稿子多数是写得很清楚。我雇不起书记给另抄一遍,也不愿旁人代写。稿子既须自己写,所以无论故事多么长,总是全篇写完才敢寄出去,没胆子写一点发表一点。全篇寄出去,所以要烧也就都烧完;好在还痛快!

有好几位朋友劝我再写《大明湖》,我打不起精神来。创作的那点快乐不能在默写中找到。再说呢,我实在不甚满意它,何必再写。况且现在写出,必须用许多××与……更犯不着了。

到济南后,自己印了稿纸,张大格大,一张可写九百多字。用新稿纸写的第一部小说就遭了火劫,总算走“红”运!

《猫城记》

自《老张的哲学》到《大明湖》,都是交《小说月报》发表,而后由商务印书馆印单行本。《大明湖》的稿子烧掉,《小坡的生日》的底版也殉了难;后者,经过许多日子,转让给生活书店承印。《小说月报》停刊。施蛰存兄主编的《现代》杂志为沪战后唯一的有起色的文艺月刊,他约我写个“长篇”,我答应下来;这是我给别的刊物——不是《小说月报》了——写稿子的开始。这次写的是《猫城记》。登完以后,由现代书局出书,这是我在别家书店——不是“商务”了——印书的开始。

《猫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地揭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写到了一半,我就想收兵,可是事实不允许我这样作,硬把它凑完了!有人说,这本书不幽默,所以值得叫好,正如梅兰芳反串小生那样值得叫好。其实这只是因为讨厌了我的幽默,而不是这本书有何好处。吃厌了馒头,偶尔来碗粗米饭也觉得很香,并非是真香。说真的,《猫城记》根本应当幽默,因为它是篇讽刺文章;讽刺与幽默在分析时有显然的不同,但在应用上永远不能严格的分隔开。越是毒辣的讽刺,越当写得活动有趣,把假托的人与事全要精细的描写出,有声有色,有骨有肉,看起来头头是道,活像有此等人与此等事;把讽刺埋伏在这个底下,而后才文情并茂,骂人才骂到家。它不怕是写三寸丁的小人国,还是写酸臭的君子之邦,它得先把所凭借的寓言写活,而后才能仿佛把人与事玩之股掌之上,细细的创造出,而后捏着骨缝儿狠狠的骂,使人哭不得笑不得。它得活跃,灵动,玲珑,和幽默。必须幽默。不要幽默也成,那得有更厉害的文笔,与极聪明的脑子,一个巴掌一个红印,一个闪一个雷。我没有这样厉害的手与脑,而又舍去我较有把握的幽默,《猫城记》就没法不爬在地上,像只折了翅的鸟儿。

在思想上,我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这大概是多数讽刺文字的弱点,不过好的讽刺文字是能一刀见血,指出人间的毛病的:虽然缺乏对思想的领导,究竟能找出病根,而使热心治病的人知道该下什么药。我呢,既不能有积极的领导,又不能精到的搜出病根,所以只有讽刺的弱点,而没得到它的正当效用。我所思虑的就是普通一般人所思虑的,本用不着我说,因为大家都知道。眼前的坏现象是我最关切的;为什么有这种恶劣现象呢?我回答不出。跟一般人相同,我拿“人心不古”——虽然没用这四个字——来敷衍。这只是对人与事的一种惋惜,一种规劝;惋惜与规劝,是“阴骘文”的正当效用——其效用等于说废话。这连讽刺也够不上了。似是而非的主张,即使无补于事,也还能显出点讽刺家的聪明。我老老实实的谈常识,而美其名为讽刺,未免太荒唐了。把讽刺改为说教,越说便越腻得慌;敢去说教的人不是绝顶聪明的,便是傻瓜。我知道我不是顶聪明,也不肯承认是地道傻瓜;不过我既写了《猫城记》,也就没法不叫自己傻瓜了。

自然,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不高明的东西也有些外来的原因。头一个就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失望之后,这样的人想规劝,而规劝总是妇人之仁的。一个完全没有思想的人,能在粪堆上找到粮食;一个真有思想的人根本不将就这堆粪。只有半瓶子醋的人想维持这堆粪而去劝告苍蝇:“这儿不卫生!”我吃了亏,因为任着外来的刺激去支配我的“心”,而一时忘了我还有块“脑子”。我居然去劝告苍蝇了!

不错,一个没有什么思想的人,满能写出很不错的文章来;文学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可是,这样的专家,得有极大的写实本领,或是极大的情绪感诉能力。前者能将浮面的观感详实的写下来,虽然不像显微镜那么厉害,到底不失为好好的一面玻璃镜,映出个真的世界。后者能将普通的感触,强有力的道出,使人感动。可是我呢,我是写了篇讽刺。讽刺必须高超,而我不高超。讽刺要冷静,于是我不能大吹大擂,而扭扭捏捏。既未能悬起一面镜子,又不能向人心掷去炸弹,这就很可怜了。

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其实也还不错。讽刺与幽默虽然是不同的心态,可是都得有点聪明。运用这点聪明,即使不能高明,究竟能见出些性灵,至少是在文字上。我故意的禁止幽默,于是《猫城记》就一无可取了。《大明湖》失败在前,《猫城记》紧跟着又来了个第二次。朋友们常常劝我不要幽默了,我感谢,我也知道自己常因幽默而流于讨厌。可是经过这两次的失败,我才明白一条狗很难变成一只猫。我有时候很想努力改过,偶尔也能因努力而写出篇郑重,有点模样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总缺乏自然的情趣,像描眉擦粉的小脚娘。让我信口开河,我的讨厌是无可否认的,可是我的天真可爱处也在里边,Aristophanes(阿里斯托芬)的撒野正自不可及;我不想高攀,但也不必因谦虚而抹杀事实。

自然,这两篇东西——《大明湖》与《猫城记》——也并非对我全无好处:它们给我以练习的机会,练习怎样老老实实的写述,怎样瞪着眼说谎而说得怪起劲。虽然它们的本身是失败了,可是经过一番失败总多少增长些经验。

《猫城记》的体裁,不用说,是讽刺文章最容易用而曾经被文人们用熟了的。用个猫或人去冒险或游历,看见什么写什么就好了。冒险者到月球上去,或到地狱里去,都没什么关系。他是个批评家,也许是个伤感的新闻记者。《猫城记》的探险者分明是后一流的,他不善于批评,而有不少浮浅的感慨;他的报告于是显着像赴宴而没吃饱的老太婆那样回到家中瞎唠叨。

我早就知道这个体裁。说也可笑,我所以必用猫城,而不用狗城者,倒完全出于一件家庭间的小事实——我刚刚抱来个黄白花的小猫。威尔思的The First Man in the Moon(《月亮上的第一个人》),把月亮上的社会生活与蚂蚁的分工合作相较,显然是有意的指出人类文明的另一途径。我的猫人之所以为猫人却出于偶然。设若那天我是抱来一只兔,大概猫人就变成兔人了;虽然猫人与兔人必是同样糟糕的。

猫人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可惜我没给他们想出办法来。我也糟糕!可是,我必须说出来:即使我给猫人出了最高明的主意,他们一定会把这个主意弄成个五光十色的大笑话;猫人的糊涂与聪明是相等的。我爱他们,惭愧!我到底只能讽刺他们了!况且呢,我和猫人相处了那么些日子,我深知道我若是直言无隐的攻击他们,而后再给他们出好主意,他们很会把我偷偷的弄死。我的怯懦正足以暗示出猫人的勇敢,何等的勇敢!算了吧,不必再说什么了!

《离婚》

也许这是个常有的经验吧:一个写家把他久想写的文章撂在心里,撂着,甚至于撂一辈子,而他所写出的那些倒是偶然想到的。有好几个故事在我心里已存放了六七年,而始终没能写出来;我一点也不晓得它们有没有能够出世的那一天。反之,我临时想到的倒多半在白纸上落了黑字。在写《离婚》以前,心中并没有过任何可以发展到这样一个故事的“心核”,它几乎是忽然来到而马上成了个“样儿”的。在事前,我本来没打算写个长篇,当然用不着去想什么。邀我写个长篇与我临阵磨刀去想主意正是同样的仓促。是这么回事:《猫城记》在《现代》杂志登完,说好了是由良友公司放入“良友文学丛书”里。我自己知道这本书没有什么好处,觉得它还没资格入这个“丛书”。可是朋友们既愿意这么办,便随它去吧,我就答应了照办。及至事到临期,现代书局又愿意印它了,而良友扑了个空。于是良友的“十万火急”来到,立索一本代替《猫城记》的。我冒了汗!可是我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知道拚命与灵感是一样有劲的。

这我才开始打主意。在没想起任何事情之前,我先决定了:这次要“返归幽默”。《大明湖》与《猫城记》的双双失败使我不得不这么办。附带的也决定了,这回还得求救于北平。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啊!我看见了北平,马上有了个“人”。我不认识他,可是在我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我几乎天天看见他。他永远使我羡慕他的气度与服装,而且时时发现他的小小变化:这一天他提着条很讲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骑上自行车——稳稳的溜着马路边儿,永远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太稳,稳得几乎像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趣味的展示。我不放手他了。这个便是“张大哥”。

叫他作什么呢?想来想去总在“人”的上面,我想出许多的人来。我得使“张大哥”统领着这一群人,这样才能走不了板,才不至于杂乱无章。他一定是个好媒人,我想;假如那些人又恰恰的害着通行的“苦闷病”呢?那就有了一切,而且是以各色人等揭显一件事的各种花样,我知道我捉住了个不错的东西。这与《猫城记》恰相反:《猫城记》是但丁的游“地狱”,看见什么说什么,不过是既没有但丁那样的诗人,又没有但丁那样的诗。《离婚》在决定人物时已打好主意:闹离婚的人才有资格入选。一向我写东西总是冒险式的,随写随着发现新事实;即使有时候有个中心思想,也往往因人物或事实的趣味而唱荒了腔。这回我下了决心要把人物都拴在一个木桩上。

这样想好,写便容易了。从暑假前大考的时候写起,到七月十五,我写得了十二万字。原定在八月十五交卷,居然能早了一个月,这是生平最痛快的一件事。天气非常的热——济南的热法是至少可以和南京比一比的——我每天早晨七点动手,写到九点;九点以后便连喘气也很费事了。平均每日写两千字。所余的大后半天是一部分用在睡觉上,一部分用在思索第二天该写的二千来字上。这样,到如今想起来,那个热天实在是最可喜的。能写入了迷是一种幸福,即使所写的一点也不高明。

在下笔之前,我已有了整个计划;写起来又能一气到底,没有间断,我的眼睛始终没离开我的手,当然写出来的能够整齐一致,不至于大嘟噜小块的。匀净是《离婚》的好处,假如没有别的可说的。我立意要它幽默,可是我这回把幽默看住了,不准它把我带了走。饶这么样,到底还有“滑”下去的地方,幽默这个东西——假如它是个东西——实在不易拿得稳,它似乎知道你不能老瞪着眼盯住它,它有机会就跑出去。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呢,多数的幽默写家是免不了顺流而下以至野调无腔的。那么,要紧的似乎是这个:文艺,特别是幽默的,自要“底气”坚实,粗野一些倒不算什么。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还有许多这样伟大写家的作品——是很欠完整的,可是他的伟大处永不被这些缺欠遮蔽住。以今日中国文艺的情形来说,我倒希望有些顶硬顶粗莽顶不易消化的作品出来,粗野是一种力量,而精巧往往是种毛病。小脚是纤巧的美,也是种文化病,有了病的文化才承认这种不自然的现象,而且称之为美。文艺或者也如此。这么一想,我对《离婚》似乎又不能满意了,它太小巧,笑得带着点酸味!受过教育的与在生活上处处有些小讲究的人,因为生活安适平静,而且以为自己是风流蕴藉,往往提到幽默便立刻说:幽默是含着泪的微笑。其实据我看呢,微笑而且得含着泪正是“装蒜”之一种。哭就大哭,笑就狂笑,不但显出一点真挚的天性,就是在文学里也是很健康的。唯其不敢真哭真笑,所以才含泪微笑;也许这是件很难作到与很难表现的事,但不必就是非此不可。我真希望我能写出些震天响的笑声,使人们真痛快一番,虽然我一点也不反对哭声震天的东西。说真的,哭与笑原是一事的两头儿;而含泪微笑却两头儿都不站。《离婚》的笑声太弱了。写过了六七本十万字左右的东西,我才明白了一点何谓技巧与控制,可是技巧与控制不见得就会使文艺伟大。《离婚》有了技巧,有了控制;伟大,还差得远呢!文艺真不是容易作的东西。我说这个,一半是恨自己的藐小,一半也是自励。

写短篇

我本来不大写短篇小说,因为不会。可是自从沪战后,刊物增多,各处找我写文章;既蒙赏脸,怎好不捧场?同时写几个长篇,自然是作不到的,于是由靠背戏改唱短打。这么一来,快信便接得更多:“既肯写短篇了,还有什么说的?写吧,伙计!三天的工夫还赶不出五千字来?少点也行啊!无论怎么着吧,赶一篇,要快!”话说得很“自己”,我也就不好意思,于是天昏地暗,胡扯一番;明知写得不成东西,还没法不硬着头皮干。

我在写长篇之前并没有写短篇的经验。我吃了亏。短篇想要见好,非拚命去作不可。长篇有偷手。写长篇,全篇中有几段好的,每段中有几句精彩的,便可以立得住。这自然不是理应如此,但事实上往往是这样;连读者仿佛对长篇——因为是长篇——也每每格外的原谅。世上允许很不完整的长篇存在,对短篇便不很客气。这样,我没有一点写短篇的经验,而硬写成五六本长的作品;从技巧上说,我的进步的迟慢是必然的。短篇小说是后起的文艺,最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着技巧而成为独立的一个体裁。可是我一上手便用长篇练习,很有点像练武的不习“弹腿”而开始便举“双石头”,不被石头压坏便算好事;而且就是能够力举千斤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笨劲。这点领悟是我在写了些短篇后才得到的。大家都要稿子,短篇自然方便一些。是的,“方便”一些,只是“方便”一些;这时候我还有点看不起短篇,以为短篇不值得一写,所以就写了《抱孙》等笑话。随便写些笑话就是短篇,我心里这么想。随便写笑话,有了工夫还是写长篇;这是我当时的计划。

《微神》与《黑白李》等篇都经过三次的修正;既不想再闹着玩,当然就得好好的干了。可是还有好些篇是一挥而就,乱七八糟的,因为真没工夫去修改。报酬少,少写不如多写;怕得罪朋友,有时候就得硬挤;这两桩决定了我的——也许还有别人——少而好不如多而坏的大批发卖。这不是政策,而是不得不如此。自己觉得很对不起文艺,可是钱与朋友也是不可得罪的。有一次,王平陵兄跟我要一篇东西,我随写随放弃,一共写了三万多字而始终没能成篇。为怕他不信,我把那些零块儿都给他寄去了。这并不是表明我对写作是怎样郑重,而是说有过这么一回,而且只能有这么“一”回。假如每回这样,不累死也早饿死了。累死还倒干脆而光荣,饿死可难受而不体面。每写五千字,设若,必扔掉三万字;而五千字只得二十元钱或更少一些,不饿死等什么呢?

《月牙儿》,《阳光》,《断魂枪》,与《新时代的旧悲剧》——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可我的态度变了。事实逼得我不能不把长篇的材料写作短篇了,这是事实,因为索稿子的日多,而材料不那么方便了,于是把心中留着的长篇材料拿出来救急。不用说,这么由批发而改为零卖是有点难过。可是及至把十万字的材料写成五千字的一个短篇——像《断魂枪》——难过反倒变成了觉悟。经验真是可宝贵的东西!觉悟是这个:用长材料写短篇并不吃亏,因为要从够写十几万字的事实中提出一段来,当然是提出那最好的一段。这就是愣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了。再说呢,长篇虽也有个中心思想,但因事实的复杂与人物的繁多,究竟在描写与穿插上是多方面的。假如由这许多方面之中挑选出一方面来写,当然显着紧凑精到。长篇的各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都能成个很好的短篇,而这各方面散布在长篇中就不易显出任何一方面的精彩。长篇要匀调,短篇要集中。拿《月牙儿》说吧,它本是《大明湖》中的一片段。《大明湖》被焚之后,我把其他的情节都毫不可惜的忘弃,可是忘不了这一段。这一段是,不用说,《大明湖》中最有意思的一段。但是,它在《大明湖》里并不像《月牙儿》这样整齐,因为它是夹在别的一堆事情里,不许它独当一面。由现在看来,我愣愿要《月牙儿》而不要《大明湖》了。不是因它是何等了不得的短篇,而是因它比在《大明湖》里“窝”着强。

《断魂枪》也是如此。它本是我所要写的“二拳师”中的一小块。“二拳师”是个——假如能写出来——武侠小说。我久想写它,可是谁知道写出来是什么样呢?写出来才算数,创作是不敢“预约”的。在《断魂枪》里,我表现了三个人,一桩事。这三个人与这一桩事是我由一大堆材料中选出来的,他们的一切都在我心中想过了许多回,所以他们都能立得住。那件事是我所要在长篇中表现的许多事实中之一,所以它很利落。拿这么一件小小的事,联系上三个人,所以全篇是从从容容的,不多不少正合适。这样,材料受了损失,而艺术占了便宜;五千字也许比十万字更好。文艺并非肥猪,块儿越大越好。有长时间的培养,把一件复杂的事翻过来掉过去的调动,人也熟了,事也熟了,而后抽出一节来写个短篇,就必定成功,因为一下笔就是地方,准确产出调匀之美。不过呢,十万字可以得到三五百元,而这五千字只得了十九块钱,这恐怕也就是不敢老和艺术亲热的原因吧。为艺术而牺牲是很好听的,可是饿死谁也是不应当的,为什么一定先叫作家饿死呢?我就不明白!

《新时代的旧悲剧》有许多的缺点。最大的缺点是有许多人物都见首不见尾,没有“下回分解”。毛病是在“中篇”。我本来是想拿它写长篇的,一经改成中篇,我没法不把精神集注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又不能不把次要的人物搬运出来,因为我得凑上三万多字。设若我把它改成短篇,也许倒没有这点毛病了。不过呢,陈老先生确是有个劲头;假如我真是写了长篇,我真不敢保他能这么硬梆。因此,我还是不后悔把长篇材料这样零卖出去,而反觉得武戏文唱是需要更大的本事的,其成就也绝非乱打乱闹可比。

《牛天赐传》

一九三四年,自从一入七月门,济南就热起,那年简直热得出奇;那就是我“避暑床下”的那一回。早晨一睁眼,屋里——是屋里——就九十多度!小孩拒绝吃奶,专门哭号;大人不肯吃饭,立志喝水!可是我得赶文章,昏昏忽忽,半睡半醒,左手挥扇与打苍蝇,右手握笔疾写,汗顺着指背流到纸上。写累了,想走一走,可不敢出去,院里的墙能把人身炙得像叉烧肉——那二十多天里,每天街上都热死行人!屋里到底强得多,忍着吧。自然,要是有个电扇,再有个冰箱,一定也能稍好一些。可是我的财力还离设置电扇与冰箱太远。一连十五天,我没敢出街门。要说在这个样的暑天里,能写出怪像回事儿的文章,我就有点不信。

《牛天赐传》是三月二十三日动笔的,可是直到七月四日才写成两万多字。三个多月的工夫只写了这么点点,原因是在学校到六月尾才能放暑假,没有充足的工夫天天接着写。在我的经验里,我觉得今天写十来个字,明天再写十来个字,碰巧了隔一个星期再写十来个字,是最要命的事。这是向诗神伸手乞要小钱,不是创作。

七月四日以后,写得快了;七月十九日已有了五万多字。忽然快起来,因为已放了暑假。八月十日,我的日记上记着:“《牛天赐传》写完,匆匆赶出,无一是处!”

天气是那么热,心里还有不痛快的事呢。我在老早就想放弃教书匠的生活,到这一年我得到了辞职的机会。六月二十九日我下了决心,就不再管学校里的事。不久,朋友们知道了我这点决定,信来了不少。在上海的朋友劝我到上海去,爽性以写作为业。在别处教书的朋友呢,劝我还是多少教点书,并且热心的给介绍事。我心中有点乱,乱就不痛快。辞事容易找事难,机会似乎不可都错过了。另一方面呢,且硬试试职业写家的味儿,倒也合脾味。生活,创作,二者在心中大战三百几十回合。寸心已成战场,可还要假装没事似的写《牛天赐传》,动中有静,好不容易。结果,我拒绝了好几位朋友的善意,决定到上海去看看。八月十九日动了身。在动身以前,必须写完《牛天赐传》,不然心中就老存着块病。这又是非快写不可的促动力。

热,乱,慌,是我写《牛天赐传》时生活情形的最合适的三个形容字。这三个字似乎都与创作时所需要的条件不大相合。“牛天赐”产生的时候不对,八字根本不够格局!

此外,还另有些使它不高明的原因。第一个是文字上的限制。它是《论语》半月刊的特约长篇,所以必须幽默一些。幽默与伟大不是不能相容的,我不必为幽默而感到不安;《吉诃德先生传》等名著译成中文也并没招出什么“打倒”来。我的困难是每一期只要四五千字,既要顾到故事的连续,又须处处轻松招笑。为达到此目的,我只好抱住幽默死啃;不用说,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难至此乃成为毛病。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与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是一样的。

每期只要四五千字,所以书中每个人,每件事,都不许信其自然的发展。设若一段之中我只详细的描写一个景或一个人,无疑的便会失去故事的趣味。我得使每期不落空,处处有些玩艺。因此,一期一期的读,它倒也怪热闹;及至把全书一气读完,它可就显出紧促慌乱,缺乏深厚的味道了。

书中的主人公——按老话儿说,应当叫作“书胆”——是个小孩儿。一点点的小孩儿没有什么思想,意志,与行为。这样的英雄全仗着别人来捧场,所以在最前的几章里我几乎有点和个小孩子开玩笑的嫌疑了。其实呢,我对小孩子是非常感觉趣味,而且最有同情心的。我的脾气是这样:不轻易交朋友,但是只要我看谁够个朋友,便完全以朋友相待。至于对小孩子,我就一律的看待,小孩子都可爱。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受压迫的人,其中的每一个都值得我们替他们呼冤,代他想方法。可是小孩子就更可怜,不但是无衣无食的,就是那打扮得马褂帽头像小老头的也可怜。牛天赐是属于后者的,因为我要写得幽默,就不能拿个顶穷苦的孩子作书胆——那样便成了悲剧。自然,我也明知道照我那么写一定会有危险的——幽默一放手便会成为瞎胡闹与开玩笑。于此,我至今还觉得怪对不起牛天赐的!

第二节 青岛

山大

我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中辞去齐大的教职,八月跑到上海。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我早就想不再教书。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那时正是“一·二八”以后,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沪上的朋友告诉我不要冒险。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

第二步棋很好决定,还得去教书。于是我就接了山东大学的聘书来到青岛。

到了青岛不久,至友白涤洲死去;我跑回北平哭了一场。

这两件事——不能去专心写作,与好友的死——使我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来;愿意干的事不准干,应当活着的人反倒死。是呀,我知道活一天便须欢蹦乱跳一天,我照常的作事写文章,但是心中堵着一块什么,它老在那儿!写得不好?因为心里堵得慌!我是个爱笑的人,笑不出了!我一向写东西写得很快,快与好虽非一回事,但刷刷的写一阵到底是件痛快事;哼,自去年秋天起,刷刷不上来了。我不信什么“江郎才尽”那一套,更不信将近四十岁便得算老人;我愿老努力的写,几时入棺材,几时不再买稿纸。可是,环境也得允许我去写,我才能写,才能写得好。整天的瞎忙,在应休息的时间而拿起笔来写东西,想要好,真不大容易!我并不愿把一切的罪过都推出去,只说自己高明。不,我永远没说过自己高明;不过外面的压迫也真的使我“更”不高明。这是非说出不可的,我自己的不高明,与那些使我更不高明的东西,至少要各担一半责任。

一个大学或者正像一个人,它的特色总多少与它所在的地方有些关系。山大虽然成立了不多年,但是它既在青岛,就不能不带些青岛味儿。这也就是常常引起人家误解的地方。一般的说,人们大概会这样想:山大立在青岛恐怕不大合适吧?舞场、咖啡馆、电影院、浴场……在花花世界里能安心读书吗?这种因爱护而担忧的猜想,正是我们所愿解答的。……青岛之有夏,正如青岛之有冬;可是一般人似乎只知其夏,不知其冬,猜测多半由此而来。说真的,山大所表现的精神是青岛的冬。是呀,青岛忙的时候也是山大忙的时候,学会咧,参观团咧,讲习会咧,有时候同时借用山大作会场或宿舍,热忙非常。但这总是在夏天,夏天我们也放假呀。当我们上课的期间,自秋至冬,自冬至初夏,青岛差不多老是静寂的。春山上的野花,秋海上的晴霞,是我们的,避暑的人们大概连想也没想到过。至于冬日寒风恶月里的寂苦,或者也只有我们的读书声与足球场上的欢笑可与相抗;稍微贪点热闹的人恐怕连一个星期也住不下去。我常说,能在青岛住过一冬的,就有修仙的资格。我们的学生在这里一住就是四冬啊!他们不会在毕业时候都成为神仙——大概也没人这样期望他们——可是他们的静肃态度已经养成了。一个没到过山大的人,也许容易想到,青岛既是富有洋味的地方,当然山大的学生也得洋服啷当的,像些华侨子弟似的。根本没有这一回事。山大的校舍是昔年的德国兵营,虽然在改作学校之后,院中铺满短草,道旁也种上了玫瑰,可是它总脱不了营房的严肃气象。学校的后面左面都是小山,挺立着一些青松,我们每天早晨一抬头就看见山石与松林之美,但不是柔媚的那一种。学校里我们设若打扮得怪漂亮的,即使没人多看两眼,也觉得仿佛有些不得劲儿。整个的严肃空气不许我们漂亮,到学校外去,依然用不着修饰。六七月之间,此处固然是万紫千红,士女如云,好一片摩登景象了。可是过了暑期,海边上连个人影也没有;我们大概用不着花花绿绿的去请白鸥与远帆来看吧?因此,山大虽在青岛,而很少洋味儿,制服以外,蓝布大衫是第二制服。就是在六七月最热闹的时候,我们还是如此,因为朴素成了风气,蓝布大衫一穿大有“众人摩登我独古”的气概。

还有呢,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了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东。“山东”二字满可以用作朴俭静肃的象征,所以山大——虽然学生不都是山东人——不但是个北方大学,而且是北方大学中最带“山东”精神的一个。我们常到崂山去玩,可是我们的眼却望着泰山,仿佛是。这个精神使我们朴素,使我们能吃苦,使我们静默。往好里说,我们是有一种强毅的精神;往坏里讲,我们有点乡下气。不过,即使我们真有乡下气,我们也会自傲的说,我们是在这儿矫正那有钱有闲来此避暑的那种奢华与虚浮的摩登,因为我们是一群“山东儿”——虽然是在青岛,而所表现的是青岛之冬。

习惯

不管别位,以我自己说,思想是比习惯容易变动的。每读一本书,听一套议论,甚至看一回电影,都能使我的脑子转一下。脑子的转法像螺丝钉,虽然是转,却也往前进。所以,每转一回,思想不仅变动,而且多少有点进步。记得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及至后来读了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就是看了杨小楼扮演的“黄天霸”,也不会再扔醋瓶了。你看,这不仅是思想老在变动,而好歹的还高了一二分呢。

习惯可不能这样。拿吸烟说吧,读什么,看什么,听什么,都吸着烟。图书馆里不准吸烟,干脆就不去。书里告诉我,吸烟有害,于是想戒烟,可是想完了,照样的点上一支。医院里陈列着“烟肺”也看见过,颇觉恐慌,我也是有肺动物啊!这点嗜好都去不掉,连肺也对不起呀,怎能成为英雄呢?!思想很高伟了;乃至吃过饭,高伟的思想又随着蓝烟上了天。有的时候确是坚决,半天儿不动些小白纸卷儿,而且自号为理智的人——对面是习惯的人。后来也不是怎么一股劲,连吸三支,合着并未吃亏。肺也许又黑了许多,可是心还跳着,大概一时还不至于死,这很足自慰。什么都这样。按说一个自居摩登的人,总该常常携着夫人在街上走走了。我也这么想过,可是做不到。大家一看,我就毛咕,“你慢慢走着,咱们家里见吧!”把夫人落在后边,我自己迈开了大步。什么“尖头曼”“方头曼”的,不管这一套。虽然这么说,到底觉得差一点,从此再不双双走街。

明知电影比京戏文明一些,明知京戏的锣鼓专会供给头疼,可是嘉宝或红发女郎总胜不过杨小楼去。锣鼓使人头疼得舒服,仿佛是。同样,冰激凌,咖啡,青岛洗海澡,美国橘子,都使我摇头。酸梅汤,香片茶,裕德池,肥城桃,老有种知己的好感。这与提倡国货无关,而是自幼儿养成的习惯。年纪虽然不大,可是我的幼年还赶上了野蛮时代。那时候连皇上都不坐汽车,可想见那是多么野蛮了。

跳舞是多么文明的事呢,我也没份儿。人家印度青年与日本青年,在巴黎或伦敦看见跳舞,都讲究馋得咽唾沫。有一次,在艾丁堡,跳舞场拒绝印度学生进去,有几位差点上了吊。还有一次在海船上举行跳舞会,一个日本青年气得直哭,因为没人招呼他去跳。有人管这种好热闹叫作猴子的摹仿,我倒并不这么想。在我的脑子里,我看这并不成什么问题,跳不能叫印度登时独立。也不能叫日本灭亡。不跳呢,更不会就怎样了不得。可是我不跳。一个人吃饱了没事,独自跳跳,还倒怪好。叫我和位女郎来回的拉扯,无论说什么也来不得。看着就是不顺眼,不用说真去跳了。这和吃冰激凌一样,我没有这个胃口。舌头一凉,马上联想到泻肚,其实心里准知道没有危险。

还有吃西餐呢。干净,有一定的分量,好消化,这些我全知道。不过吃完西餐要不补充上一碗馄饨两个烧饼,总觉得怪委屈的。吃了带血的牛肉,喝凉水,我一定跑肚。想象的作用。这就没有办法了,想象真会叫肚子山响!

对于朋友,我永远爱交老粗儿。长发的诗人,洋装的女郎,打高尔夫的男性女性,咬言咂字的学者,满跟我没缘。看不惯。老粗儿的言谈举止是咱自幼听惯看惯的。一看见长发诗人,我老是要告诉他先去理发;即使我十二分佩服他的诗才,他那些长发使我堵的慌。家兄永远到“推剃两从便”的地方去“剃”,亮堂堂的很悦目。女子也剪发,在理论上我极同意,可是看着别扭。问我女子该梳什么“头”,我也答不出,我总以为女性应留着头发。我的母亲,我的大姐,不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么?她们都没剪发。

行难知易,有如是者。

《骆驼祥子》

在写《骆驼祥子》以前,我总是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从《老张的哲学》起到《牛天赐传》止,一直是如此。这就是说,在学校开课的时候,我便专心教书,等到学校放寒暑假,我才从事写作。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因为它使我既不能专心一志的写作,而又终年无一日休息,有损于健康。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独断独行的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可是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

事有凑巧,在“山大”教过两年书之后,学校闹了风潮,我便随着许多位同事辞了职。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这是“七七”抗战的前一年。《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这一炮要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的作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所以我说,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

记得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吧,“山大”的一位朋友跟我闲谈,随便的谈到他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听了这几句简单的叙述,我当时就说:“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紧跟着,朋友又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道,转祸为福,他乘着军队移动之际,偷偷的牵回三匹骆驼回来。

这两个车夫都姓什么?哪里的人?我都没问过。我只记住了车夫与骆驼。这便是骆驼祥子的故事的核心。

从春到夏,我心里老在盘算,怎样把那一点简单的故事扩大,成为一篇十多万字的小说。我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把祥子的生活与相貌变换过不知多少次——材料变了,人也就随着变。

不管用得着与否,我首先向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惯。齐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许多家养骆驼的。得到他的回信,我看出来,我须以车夫为主,骆驼不过是一点陪衬,因为假若以骆驼为主,恐怕我就须到“口外”去一趟,看看草原与骆驼的情景了。若以车夫为主呢,我就无须到口外去,而随时随处可以观察。这样,我便把骆驼与祥子结合到一处,而骆驼只负引出祥子的责任。

怎么写祥子呢?我先细想车夫有多少种,好给他一个确定的地位。把他的地位确定了,我便可以把其余的各种车夫顺手儿叙述出来;以他为主,以他们为宾,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会环境,他就可以活起来了。换言之,我的眼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祥子;写别的人正可以烘托他。

车夫们而外,我又去想,祥子应该租赁哪一车主的车,和拉过什么样的人。这样,我便把他的车夫社会扩大了,而把比他的地位高的人也能介绍进来。可是,这些比他高的人物,也还是因祥子而存在故事里,我决定不许任何人夺去祥子的主角地位。

有了人,事情是不难想到的。人既以祥子为主,事情当然也以拉车为主。只要我教一切的人都和车发生关系,我便能把祥子拴住,像把小羊拴在草地上的柳树下那样。

可是,人与人,事与事,虽以车为联系,我还感觉着不易写出车夫的全部生活来。于是,我还再去想:刮风天,车夫怎样?下雨天,车夫怎样?假若我能把这些细琐的遭遇写出来,我的主角便必定能成为一个最真确的人,不但吃的苦,喝的苦,连一阵风,一场雨,也给他的神经以无情的苦刑。

由这里,我又想到,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喝而外的问题。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他是否能解决呢?这样一想,我所听来的简单的故事便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那么大。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

到了夏天,我辞去了“山大”的教职,开始把祥子写在纸上。

一九三七年一月,“祥子”开始在《宇宙风》上出现,作为长篇连载。当发表第一段的时候,全部还没有写完,可是通篇的故事与字数已大概的有了准谱儿,不会有很大的出入。假若没有这个把握,我是不敢一边写一边发表的。刚刚入夏,我将它写完,共二十四段,恰合《宇宙风》每月要两段,连载一年之用。

当我刚刚把它写完的时候,我就告诉了《宇宙风》的编辑: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后来,刊印单行本的时候,书店即以此语嵌入广告中。它使我满意的地方大概是:(一)故事在我心中酝酿得相当的长久,收集的材料也相当的多,所以一落笔便准确,不蔓不枝,没有什么敷衍的地方。(二)我开始专以写作为业,一天到晚心中老想着写作这一回事,所以虽然每天落在纸上的不过是一二千字,可是在我放下笔的时候,心中并没有休息,依然是在思索;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三)在这故事刚一开头的时候,我就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在往常,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有时候,事情本没什么可笑之处,我也要运用俏皮的言语,勉强的使它带上点幽默味道。这,往好里说,足以使文字活泼有趣;往坏里说,就往往招人讨厌。《祥子》里没有这个毛病。即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这一决定,使我的作风略有改变,教我知道了只要材料丰富,心中有话可说,就不必一定非幽默不足叫好。(四)既决定了不利用幽默,也就自然的决定了文字要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湖水。因为要求平易,我就注意到如何在平易中而不死板。恰好,在这时候,好友顾石君先生供给了我许多北平口语中的字和词。在平日,我总以为这些词汇是有音无字的,所以往往因写不出而割爱。现在,有了顾先生的帮助,我的笔下就丰富了许多,而可以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

因此,《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

《祥子》自然也有许多缺点。使我自己最不满意的是收尾收得太慌了一点。因为连载的关系,我必须整整齐齐的写成二十四段;事实上,我应当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的刹住。这,可是没法补救了,因为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

职业写家的生活

辞职后,一直住在青岛,压根儿就没动窝。青岛自秋至春都非常的安静,绝不像只在夏天来过的人所说的那么热闹。

安静,所以适于写作,这就是我舍不得离开此地的原因。

除了星期日或有点病的时候,我天天总写一点,有时少至几百字,有时多过三千;平均的算,每天可得二千来字。细水长流,架不住老写,日子一多,自有成绩,可是,从发表过的来看,似乎凑不上这个数儿,那是因为长稿即使写完,也不能一口气登出,每月只能发表一两段。还有写好又扔掉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有伤耗。

地方安静,个人的生活也就有了规律。我每天差不多总是七点起床,梳洗过后便到院中去打拳,自一刻钟到半点钟,要看高兴不高兴。不过,即使不高兴,也必打上一刻钟,求其不间断。遇上雨或雪,就在屋中练练小拳。

这种运动不一定比别种运动好,而且耍刀弄棒,大有义和拳上体的嫌疑。不过它的好处是方便:用不着去找伴儿,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活动;可长可短,可软可硬,由慢而速,亦可由速而慢,缺乏纪律,可是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练上几趟就多少能见点汗儿;背上微微见汗,脸色微红,最为舒服。

打完拳,我便去浇花,喜花而不会养,只有天天浇水,以示不亏心。有的花不知好歹,水多就死;有的花,勉强的到时开几朵小花。不管它们怎样吧,反正我尽了责任。这么磨蹭十多分钟,才去吃早饭,看报。这差不多就快九点钟了。

吃过早饭,看看有应回答的信没有;若有,就先写信,溜一溜脑子;若没有,就试着写点文章。在这时候写文,不易成功,脑子总是东一头西一脚的乱闹哄。勉强的写一点,多数是得扔到纸篓去。不过,这么闹哄一阵,虽白纸上未落多少黑字,可是这一天所要写的,多少有了个谱儿,到下午便有辙可循,不致再拿起笔来发怔了。简直可以这么说,早半天的工作是抛自己的砖,以便引出自家的玉来。

十一时左右,外埠的报纸与信件来到,看报看信;也许有个朋友来谈一会儿,一早晨就这么无为而治的过去了。遇到天气特别晴美的时候,少不得就带小孩到公园去看猴,或到海边拾蛤壳。住在青岛,看海很方便:潮退后,每携小女到海边上去;沙滩上有的是蛤壳与断藻,便与她拾着玩。拾来的蛤壳很不少了。但是很少出奇的。至于海藻,更不便往家中拿,往往是拾起来再送到水中去。这得九点多就出发,十二时才能回来,我们是能将一里路当作十里走的;看见地上一颗特别亮的砂子,我们也能研究老大半天。

十二点吃午饭。吃完饭,我抢先去睡午觉,给孩子们示范。等孩子都决定去学我的好榜样,而闭上了眼,我便起来了;我只需一刻钟左右的休息,不必睡那伟大的觉。孩子睡了,我便可以安心拿起笔来写一阵。等到他们醒来,我就把墨水瓶盖好,一直到晚八点再打开。大概的说吧,写文的主要时间是午后两点到三点半,和晚上八点到九点半。这两个时间,我可以不受小孩们的欺侮。

九点半必定停止工作。按说,青岛的夜里最适于写文,因为各处静得连狗仿佛都懒得吠一声,可是,我不敢多写,身体钉不住;一咬牙,我便整夜的睡不好;若是早睡呢,我便能睡得像块木头,有人把我搬了走我也不知道,我可也不去睡的太早了,因为末一次的信是九点后才能送到,我得等着;还有呢,花猫每晚必出去活动,到九点后才回来,把猫收入,我才好锁上门。有时候躺下而睡不着,便读些书,直到困了为止。读书能引起倦意,写文可不能;读书是把别人的思想装入自己的脑子里,写文是把自己的思想挤出来,这两样不是一回事,写文更累得慌。

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整天,该热闹了。看朋友,约吃饭,理发,偶尔也看看电影,都在这两天。一到星期一,便又安静起来,鸦雀无声,除了和孩子们说废话,几乎连唇齿舌喉都没有了用处似的。说真的,青岛确是过于安静了。可是,只要熬过一两个月,习惯了,可也就舍不得它了。

按说,我既爱安静,而又能在这极安静的地方写点东西,岂不是很抖的事吗?唉(必得先叹一口气)!都好哇,就是写文章吃不了饭啊!

我的身体不算很强,多写字总不能算是对我有益处的事。但是,我不在乎,多活几年,少活几年,有什么关系呢?死,我不怕;死不了而天天吃个半饱,远不如死了呢。我爱写作,可就是得挨饿,怎办呢?连版税带稿费,一共还不抵教书的收入的一半,而青岛的生活程度又是那么高,买葱要论一分钱的,坐车起码是一毛钱!怎样活下去呢?

常常接到青年朋友们的著作,教我给看,改;如有可能,给介绍到各杂志上去。每接到一份,我就要落泪,我没有工夫给详细的改,但是总抓着工夫给看一遍,尽我所能见到的给批注一下,客气的给寄回去。有好一点的呢,我当然找个相当的刊物,给介绍一下;选用与否,我不能管,尽到我的心算了。这点义务工作,不算什么;我要落泪,因为这些青年们都是想要指着投稿吃饭的呀!——这里没有饭吃!

芦沟桥事变

芦沟桥事变初起,我仍在青岛,正赶写两部长篇小说。

这两部东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载出,作为“长篇连载”,足一年之用。七月底,平津失陷,两篇共得十万字,一篇三万,一篇七万。再有十几万字,两篇就都完成了,我停了笔。一个刊物,随平津失陷而停刊,自然用不着供给稿子;另一个却还在上海继续刊行,而且还直催预定货件。可是,我不愿写下去。初一下笔的时候,还没有战争的影子,作品内容也就没往这方面想。及至战争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街巷中喊卖号外,自午及夜半,而所载电讯,仅三言两语,至为恼人!一闻呼唤,小儿女争来扯手:“爸!号外!”平均每日写两千字,每因买号外打断思路。至七月十五日,号外不可再见,往往步行七八里,遍索卖报童子而无所得;日侨尚在青,疑市府已禁号外,免生是非。日人报纸则号外频发,且于铺户外揭贴,加以朱圈;消息均不利于我方。我弱彼强,处处惭忍,有如是者!

老母尚在北平,久无信示;内人又病,心绪极劣。时在青朋友纷纷送眷属至远方,每来辞行,必嘱早作离青之计;盖一旦有事,则敌舰定封锁海口,我方必拆毁胶济路,青岛成死地矣。家在故乡,已无可归,内人身重,又难行旅,乃力自镇定,以写作摈扰,文字之劣,在意料中。自十五至廿五,天热,消息沉闷,每深夜至友家听广播,全无收获。归来,海寂天空,但闻远处犬吠,辄不成寐。

廿六日又有号外,廊坊有战事,友朋来辞行者倍于前。写文过苦,乃强读杂书。廿八号外,收复廊坊与丰台,不敢深信,但当随众欢笑。廿九日消息恶转,号外又停。卅一日送内人入医院。在家看管儿女;客来数起,均谓大难将临。是日仍勉强写二千字给《民众日报》。

八月一日得小女,大小俱平安。久旱,饮水每断,忽得大雨,即以“雨”名女——原拟名“乱”,妻嫌过于现实。电平报告老人;复访友人,告以妻小无恙;夜间又写千字。次日,携儿女往视妈妈与小妹,路过旅行社,购车票者列阵,约数百人。四日,李友入京,良乡有战事;此地大风,海水激卷,马路成河。乘帆船逃难者,多沉溺。每午,待儿女睡去,即往医院探视;街上卖布小贩已绝,车马群趋码头与车站;偶遇迁逃友人,匆匆数语即别,至为难堪。九日,《民众日报》停刊,末一号仍载有我小文一篇。王剑三以七号携眷去沪,臧克家、杨枫、孟超诸友,亦均有南下之意。我无法走。十一日,妻出院,实之自沪来电,促南下。商之内人,她决定不动。以常识判断,青岛日人产业值数万万,必不敢立时暴动,我方军队虽少,破坏计划则早已筹妥。是家小尚可暂留,俟雨满月后再定去向,至于我自己,市中报纸既已停刊,我无用武之地,救亡工作复无详妥计划,亦无人参加,不如南下,或能有些用处。遂收拾书籍,藏于他处,即电亢德,准备南下。十二日,已去托友买船票,得亢德复电:“沪紧缓来”,南去之计既不能行,乃决去济南。前月已与济大约定,秋初开学,任国文系课两门,故决先去,以便在校内找房,再接家小。别时,小女啼泣甚悲,妻亦落泪。十三早到济,沪战发。心极不安:沪战突然爆发,青岛或亦难免风波,家中无男人,若遭遇事变……

果然,十四日敌陆战队上岸。急电至友,送眷来济。妻小以十五日晨来,车上至为拥挤。下车后,大雨;妻疲极,急送入医院。复冒雨送儿女至敬环处暂住。小儿频呼“回家”,甚惨。大雨连日,小女受凉亦病,送入小儿科。自此,每日赴医院分看妻女,而后到友宅看小儿,焦急万状。《病夫》已有七万字,无法续写,复以题旨距目前情形过远,即决放弃。

十日间,雨愈下愈大。行李未到,家具全无,日行泥水中,买置应用物品。自青来济者日多,友朋相见,只有惨笑。留济者找房甚难,迁逃者匆匆上路,忙乱中无一是处,真如恶梦。

廿八日,妻女出院,觅小房,暂成家。复电在青至友,托送器物。七月事变,济南居民迁走甚多,至此又渐热闹,物价亦涨。家小既团圆,我始得匀出工夫,看访故人;多数友人已将妻女送往乡间,家家有男无女,颇有谈笑,但欠自然。沪战激烈,我的稿费停止,搬家买物看病雇车等又费去三百元,遂决定不再迁动。深盼学校能开课,有些事作,免生闲愁,果能如此,还足以傲友辈也。

学校于九月十五日开课,学生到及半数。十六日大同失陷;十九日中秋节,街上生意不多,几不见提筐肩盒送礼者。《小实报》在济复刊,约写稿。平津流亡员生渐多来此,或办刊物,或筹救亡工作,我又忙起来。廿一日,敌机过市空,投一弹,伤数人,群感不安。此后时有警报。廿五六日,伤兵过济者极多,无衣无食无药物,省政府似不甚热心照料。到站慰劳与看护者均是学界中人。卅日,敌军入鲁境,学生有请假回家者。时中央派大员来指挥,军事应有好转,但本省军事长官嫌客军在鲁,设法避战,战事遂告失利。德州危,学校停课。师生相继迁逃,市民亦多东去,来自胶东者又复搬回,车上拥挤,全无秩序。我决不走。远行无力,近迁无益,不如死守济南,几每日有空袭警报,仍不断写作。笔为我唯一武器,不忍藏起。

入十月,我方不反攻,敌军不再进,至为沉闷。校内寂无人,猫狗被弃,群来啼饥。秋高气爽,树渐有红叶,正是读书时候,而校园中全无青年笑语声矣。每日小女助母折纱布揉棉球,备救护伤兵之用,小儿高呼到街上买木枪,好打飞机,我低首构思,全室有紧张之象。流亡者日增,时来贷金求衣,量力购助,不忍拒绝。写文之外,多读传记及小说,并录佳句于册。十四日,市保安队枪械被收缴,市面不安,但无暴动。青年学子,爱国心切,时约赴会讨论工作计划。但政府多虑,不准活动,相对悲叹。下半月,各线失利,而济市沉寂如常,虽仍未停写作,亦难自信果有何用处矣。

十一月中,敌南侵,我方退守黄河。友人力劝出走,以免白白牺牲,可是,家小尚在济,城陷后无音信,所以不能同来看:

一、车极难上,沿途且有轰炸之险。

二、儿女辈俱幼弱,天气复渐寒,遇险或受病,同是危难。

三、存款无多,仅足略购柴米,用之行旅,则成难民。版税稿费俱绝,找事非易,有出无入,何以支持?独逃可仅顾三餐,同来则无法尽避饥寒。

有此数因,故妻决留守,在济多友,亦愿为照料。不过,说着容易,实行则难,于心有所不忍,遂迟迟不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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