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讯
三月末，两个人在一次声色嘈杂的聚会上相遇。聚会设于一家四星级酒店的中餐厅，一场小型丝绸新品发布会之后。天空中雾气蒙蒙，属于回暖天后的降温。庭院地面落满早樱花瓣，粉白潮湿，每个人经过时都会不慎踩到。
在这次参会的四十二个无所事事的人里，十七个跟他一样，都是男士，二十四位女性中，十五位超他年龄太多，三位又过度年轻，五位长相普通，或者只是不对他脾胃，只有一个人吸引了他，且恰巧坐他左边。
她穿着一件藏蓝色连衣裙，上半部分为短袖紧身针织衫，下面拼接多层雪纺半裙，一双白色尖头猫跟鞋，没有穿丝袜，白色大衣挂在椅背。中途她弄掉湿巾，他弯腰帮其捡起，注意到她右膝侧有一颗红痣，她撩起齐肩短发时，可见右耳垂也有一颗，除此之外，干干净净。
这是一次注定的邂逅。两人攀谈了起来，并加了微信。回去后，他辗转难眠了两个晚上，最后还是决定给她发一条消息：
雪梨小姐，我不知道怎么说，也许塞林格的话会比我能够说出的，更为合适——爱是想触碰又缩回手。
众所周知，这句著名的情话来自《破碎故事之心》。小说不过是他买过的两本塞林格作品集里，相对好读的一则。比起这则短篇，他更喜欢《麦田守望者》，因为更有共鸣。他十八岁，读大一那会儿，曾梦想过能不费力地写出那样的故事。对于这篇小说，他记得被假设的数个开头，但没记住贾斯汀·霍根施拉格和雪莉·莱斯特这两个绕口的名字，更不用说里面一连串翻译后的滑稽外文名。他记得主角是一个混迹于纽约、三十一岁的失败者，和他同龄，却没能记住主角的职业，是油漆工还是印刷工。
失败——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做过一份能够持续一年的工作，目前月薪刚刚超过八千块（他后来在新闻上读到，今年这个城市的毕业生月平均薪水超过八千四百元，吃了一惊），2016年，他试过运营一个财经公号，但仅仅做了两三期，就武断地认为错过风口，再也没续上。他没法说清，他现在究竟算一个商业记者，还只是一个软文记者，他所在的杂志社更像是一个软文制造局，单页广告对外售价奇高，但分到他手里，却少得可怜。他惭于告诉她，无法拼出她的英文名，所以只能以中文打出（聚会上，他听到有人叫她Shirley），也不知道为何，头脑里蹦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为了编写这条短信，他不得不重看小说，以确定原句中间没有“的”，不是偏正结构。之后他按了发送键，并在惴惴不安中等了一个小时。
她比他年轻两岁，比故事里的雪莉小姐年长九岁。她经常怀疑自己，只要年过三十，就是一条垂头丧气、无人问津的老狗，不知其他女性是否也会这样想。她的女友安安，五年前改过身份证上的年龄，也劝过她那么做，但她还在犹豫；另外两个女友，朱莉已经于三年前结婚，为了到底要不要和公婆同住，每周会跟丈夫吵一到两次，另外一个朋友温汀，正在筹备九月八日的婚礼，为此奔劳不休（到了五月下旬，便因双方父母酒店选择的分歧，和相恋七年的男友忽然分手）。而她在一家丝绸进出口公司做了快五年，薪水比刚开始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但和物价的上涨相较，依旧显得无济于事。从一部电影里随意找来、安置在身的英文名，不管谁读、怎么读，听起来都平庸并且愚蠢。她最擅长和最热衷的，其实是逛淘宝，或者买商场打折的包袋裙子。每晚入睡前，她会看三到四篇明星八卦，刷两小时微博，或者两集日剧，最近改成四分钟一集的泡面番。一年中的四月和十一月，她总会动念辞职，但却从未向老板提出过。所有收入都用来还信用卡、花呗、房租以及叫外卖。一分钱也攒不下来。一分也不能。她得努力克制几次过度的消费冲动，才能买下最喜欢的那管口红。
她读完短信，深为所动，她记得那人的长相（准确来说是侧脸），她知道塞林格，但还没仔细读过他的小说。她读过的小说很少，但她迅速从网上找到了这句话的出处。读完故事后，她发现更有触动的，不是他引用的那一句，而是雪莉小姐的自陈：
你看到的是我精心打扮过的样子。擦掉这些脂粉，相信我，我一点也不漂亮。请写信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能接待访客。我想让你重新看看我。我要确信你不是被我虚假的外表给骗了。
是的，这也是她能够说出的最为诚实的一句：如果他能够透过她的外表，会看见昂贵脂粉和精致皮囊下，一个过度自卑、孱弱和苍老的灵魂。当然，她还记得小说的结尾——她一口气读了三遍——在一个“男孩遇上女孩”的故事里，遇到总是遇到而已，就算拥有一个电光火石的开头，就算错过后霍根施拉格会整月地想起她，但再过一段时间，他就会遇到一个新女性，再把雪莉忘掉。
她当然不能允许此一情形的发生。比霍根施拉格幸运，聚会上的男士不需要在监狱和舍友的监督中写无望的信，并苦苦煎熬，等上一个礼拜，冒着越狱和死亡的风险，才能见上一面。只要等一个小时（这个小时他烧了一壶开水，泡了两次茶，站到阳台，抽了五根万宝路），等到七点半，他就能收到一封字斟句酌、热情洋溢的回信——她用手机编纂了二百四十五字的短信，短信像月亮一样，美丽且脆弱地悬挂在他深蓝孤独的屏幕上。
在结尾，她改了又改，最后写道：
亲爱的L先生：
我想自己正处在生命最年轻而又最沧桑的阶段，以前我误以为对爱情了解甚多，但遇到你之后，才发现从没真正了解过。
我一生犯过无数错误，但不希望眼下就犯上一桩。
比起胆怯的回避，我更想选择荒谬的勇气。
跟塞林格相比，她差太远了，毫无信息量，且不连贯。她的比喻和感受至少可以砍去一半，或者效仿小说，讲讲接连的失败和不幸，以及几个处于不同困境的女友。毕竟她中学时作文还受过语文老师的表扬，应该可以写得更好些，或者更轻松些。但这都不重要，眼下他隔着十五公里，在床上欣喜若狂。他写得比她快得多，也少得多：
爱是无法遮掩的，只要一想起你，我便会觉得快乐。
他们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一个白天。到了第二天，晚上八点，他们约在市中心一家快捷酒店见面，睡了一觉。至于过程，男士颇为满意，女士则恰好相反。但勉强可算一个不错的开头。接着两人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以及第四次、第五次。过了一个月，她第一次当他面卸妆，在灯灭之后。又过了一个月，他抽烟时不再躲进酒店洗手间，而是坐在沙发上，把剩余的三厘米烟蒂摁进放了五分之一水的白瓷杯里，直到那杯水变成黄黑，才倒进马桶。
这些不算什么，跟没有说出的真相相比，跟他们的谎言相比，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她没跟他说清楚，她有一个已交往四年的男友，两人总为鸡零狗碎吵个不停。她在每次吵架后绝望生气的晚上，总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人，带她彻底走出泥潭。但她明白自己已经老了，年过三十的老。不会有人像过去那样，不计一切地爱着她；自拍九宫格，连成爱心去取悦她；或者大半夜驱车两百多公里找她，只因担心她在另一个城市喝醉酒。二十一到二十五岁，她那像舞会皇后般黄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遇到他前一个月的某个晚上，她和男友为了一个忽如其来的电话吵到凌晨三点。她穿着男士塑料拖鞋，背着十斤重的帆布托特包和三斤重的笔记本电脑，在寂寂无人的高架下走着，后悔应该把他关门前递来的粗呢毛线混纺开衫披上，而不是出于不必要的自尊拒绝。她暗自发誓如果男友不打来电话道歉，就随便找个人睡觉。这天晚上，他没打电话，她也没找到那个随便的人，熬到凌晨五点，她还是睡着了，睡了十二个小时。一个月之后，争吵带来的伤害似乎已经平复，她却遇到了他，并且真的，拥有了一个像爱情小说般浪漫的开头。
当然，他也不是彻底诚实。他对她说，他的婚姻已经完了，但实际这一年内有所好转，至少妻子同意从客卧搬回主卧，所以他无法像其承诺的那么快离婚。
有三个月的时间，两人都很快乐：不太方便出去看电影，但可以聊天，可以讲的笑话不断。三个月过去，很多事情变得麻烦起来，他不能总躲在洗手间，或推迟回家，只为了接她的电话。她也无法向男友解释，为什么总盯着手机，而且似在避免让他看见。她想过跟现任提分手，但就像她无数次的辞职决定一样，只是一个模糊固执的想法，却始终缺乏纵身一跃的勇气。
故事当然不会顺利地上演下去，他们在这段关系中设下了数不清的雷区，雷区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她和别人在一起时，总会想起他，并被某种致命且疯狂的念头缠绕。而他不论是和她，还是和妻子一起，总陷于精疲力竭的边缘，试图说点什么，却永远没法解释清楚。
到了六月，朋友未能成行的婚事、外祖父的去世等等坏事影响了她的心情，也有人说跟一次水逆的来袭有关，总之两人因为微不足道的观点分歧（大概是报纸上一个女性反性侵新闻）大吵一架。他这次没主动找她。过了三天也没有。到了第四天下午，她跟他发消息，说正在离他公司不远处的一家咖啡店，并发去一张精心修饰了半小时的照片。过了几分钟，她仅收到了一个冷淡的“哦”。
她一怒之下，删掉他的微信号。
她忘记了他的号码，只记得昵称和头像，不管她后悔后，更换名字搜索多少遍，都只有一句相同的冷淡的提示：“该用户不存在”。她想过去中国移动查聊天记录，才发现两人自始至终，打的都是语音和视频电话。她想过问问聚会组织者，是否还有参会者的手机号码（组织者正是她策划部的一位女同事），又碍于自尊和种种隔阂没有实施。她记得他们交换过名片，但是她在桌面拢好的大摞名片夹里翻找半天，却没找到，在她衣服口袋、包袋里，苦苦搜寻，无论如何，都找不到。
到了这时，她才发现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可是交往的第二月，那个周六的晚上，她曾以为他们会有一个永恒的结尾。
而他在那个像水汽般蒸发消失的下午，原本只是想短暂冷战，待她低头，看到消息后，却被莫名失败且悲观的心情笼罩，矜傲地只回复了一个字。等到下午五点，他想找她时，消息已经发不出去了。当然，只要他发送一个验证，她也可能重新回来，两人至少还能在一起半年，或者更久。可鬼使神差的，他当天也并没那样做。他愤然删掉了她，就像从没见过她一样。
她在后来的一年，总会想起他。在城市西北一家灯光黯淡的火锅餐厅，她曾以为他就坐在某张餐桌。等她装作取调料，走到近前，却发现那人轮廓没他精细，肤色也过于苍白。因为没和女友说过这次短暂越轨的恋情，几个女友看她红着眼眶回来，误以为她是隐形眼镜干涩所致。其中一个递她一款日产眼药水，她滴了，人造眼泪和她的眼泪一起掉下。但只有那一两分钟。接下来大家又浸入餐厅的喧嚣之中。
他后来倒跟朋友提起过她，像说个笑话，如果他肯抬头，越过对面朋友的头顶，越过餐厅挥之不去的混浊雾气，仔细看看，推门出去的一个女性背影大概会让他呆立许久。但他并没这样做，他只是听见了一阵开门而起的风铃声，靠门的中年男人抱怨无故多出一条缝隙，带入太多冬夜寒风。他主动起身，把门关上。
什么也没看见——他下意识地瞥了下门外，却只看见了黑暗中，过度明亮、过度宽阔的马路，一辆卡车快速驶过。不知为何，他感到一阵如释重负的轻松，却又充满悲伤。
故事结束了。如果一开始，她不曾欺瞒他，他也没有，两人也极为幸运的，正值单身，但他也许很难因为无法言说的痛苦，打出那句骤然击中她的话，她也可能因为涉世未深的无知和傲慢错过他。
在一则现代爱情故事里，就算男孩遇到女孩，男孩选择了主动，女孩也回应了他的追求，两人拥有众多相似之处，并一度将对方视为灵魂伴侣，他们依然会遭遇心碎和失望。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遇到爱情之后，依然会丧失爱情，解决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又往复重来，如此绵延不绝，直到他们分开，忘掉对方，再进入下一个痛苦的循环。
爱情故事最优美的部分永远在开头出现，却并非他的原创——每一个读过它并且心有戚戚的人，也许都曾用它来劝告自己勿忘缩手，却一次又一次、不可遏止地飞蛾扑火般投身其中，直到再次被破碎后的幻觉割伤：他们也不过是其中之一。
圣女
俞蕾打电话过来。我没认出号码，背景安静，像一个人站在黑幕里。她说话的时候我想了起来，跟过去一样，她的发音不像来自嗓音，而是来自胸口，让人轻易联想起一个漂浮半空的亡魂。她问我现在在做什么。没什么，在火车上，准备回家，我说，信号不大好，听筒老是有吱吱的杂音。你呢？我在青州的一家旅店，出来一趟，她说。
我没问她目的是什么。她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问，你觉得，我是你女友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说，无从说起，这是个很尖锐的问题。她大笑，说，那不如直面这个尖锐。
我犹豫了一会儿，说，不是分了吗。
她不再说话了。但电话也没挂断。我不得不转回到之前的话题：我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中年男人，分给他一只桃子，那人骤然热情起来，开始问东问西，一旦问东问西，就开始对你过去的事情横加判断。你说，怎么什么人跟你聊上一两句，就都想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
我说到一半，才意识到，电话那边没有人，没有人已经有段时间。我对着空荡荡的电话另一端说了一刻钟，也许更久。这些话跟在行驶的火车后面断断续续，跟我们之间，过去到现在，捉摸不定的关系和距离一样。
接到电话是六年前，2012年的八月。2011年的五月和六月，我们在一起过。夏季刚来没多久，相处了五年的女友跟我大吵一架，回了她老家，湖南常德。那段时间她母亲总叫她回去，说托人在当地电视台找了一份出镜记者的工作。
我想，去吧去吧，别他妈回来了。她果然走了，一个电话也不再打来，留我一个人在中山北路那套租来的足有三十年历史的两居室里，绝望得要死。
不是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开脱，但那时我确实脆弱又痛苦，随便什么风都能吹倒，倒得一败涂地。不说哭哭啼啼，买醉消愁，但也差不多。
熬过最开始沉默僵持的一周，我决定主动打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父亲，说母女俩去超市买东西，还没回来。他没说打算捎话。我说，好的好的，谢谢叔叔。匆匆挂断，等了三天，电话没再响起过，我在傍晚又打了一个过去。这次是女友接的，但态度很冷漠，没等我说上三句就挂断了。
她父亲在当地开了一家野生蛇馆。我们好的时候去过她家。第一次上门，我母亲让我记得千万不要丢人，所以我提前服了几粒解酒药。但先上来的是她母亲，五十二度白酒，三两杯子，连着四杯，面不改色，当场就把我给吓坏了。我硬着头皮，喝到断片，窘不堪言，大概就此给他们一家留下了孬种的印象。
我女友脾气火爆，说话耿直，但模样好看，眼睛如鹿。她小我四岁。刚认识时，她还是个大三学生，在一所北方二本院校读信管专业。起先一两年我试过几次分手，没能成功。之后我们就分不开了，慢慢的，走在路上，有危机的成了我自己。年纪一大，工作不顺，容易患得患失。当然更要命的是懒惰，使得危机和焦虑感更为深重。
俞蕾是我在银行时期大企业客户部的前同事。看起来弱不禁风，瘦小如芦苇，说话嗲兮兮。说那会儿单位人人觊觎不为过。不是因为长相，她的脸盘只能说尚且过得去，眉眼斜上，鼻梁削薄，嘴唇较厚。如果皮肤白皙一点更好。主要是性格。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女的，男的就会以骚形容，好像八百里外都能闻到那个味儿。这事当然不能全赖男的，她自己多少也得负点责任。光我知道的就有吕洋，陈继斌和陆星。三个人一间办公室，都被她迷得团团转，关系都说不清。陈继斌说她夜半打电话给他，两人在南山路的旅行者酒吧一起喝过酒，感觉她对自己有意思。陆星听了，当时没说话，事后跟我说，操，她也叫我喝过酒。我还替她搬过家呢，足足搬了一个礼拜。谁对谁没点意思？
后来就是吕洋。但我们知道的时候，整个单位早就鸡飞狗跳，他老婆直接找到了银行领导。谁都知道他刚到杭州，一穷二白，全靠妻子和岳父，才付掉房子首付以及买下一辆凯美瑞。当时他昏了头，一心一意，非离婚不可。跟多数轰轰烈烈的婚外情一样，四个月不到，两人就决裂分手，除了带来不幸、尴尬和痛苦之外，什么也没了。之后俞蕾离开银行，去了一家成立了三年、不大不小的金融理财公司，据说干的是行政。
忘记了一开始和俞蕾是怎么聊起来的。起先我努力过和她保持距离，是她主动找的我，让我把她遗忘在电脑里的一些旧资料发给她。因为这些旧资料和旧照片，她说起吕洋：“你们是最好的朋友对吧。”
我不知道吕洋是怎么说的，但对我来说他跟那些单位里的朋友没什么区别。我说，差不多吧，还可以。她说感谢这次帮忙，想请我吃饭。之后她选在西湖边一家杭帮菜餐厅。餐桌上她一直不断拽身上的那条裙子，半长，白色，撩着头发，说话的时候看着你，筷子夹着海带丝，却迟迟不往嘴里送。
但吃完饭，我们什么也没做，装模作样地在竹未园和岳庙散步，散了近两个小时。我没伸手去牵她，她也没靠过来，两人并肩，但始终保持着十公分左右的距离。园内道路破烂，灯光昏暗，我差点被脚下一个东西绊倒，之后它一跃而起，钻进漆黑树林，这才发现是个活物，猫或狗之类。已经九点，我们还在绕着池塘和树林，一圈一圈徒劳闲逛，像两个得了失心疯的流浪汉。最后我受不了了，看见湖边有条空出的长椅，拉她坐下，沉默地看了会儿垂落在湖面上的月色。就在这时，我们同时听见对岸响起喘息声。
我知道她还在等待，但我依旧什么都没做。她不得不说，太晚了，要不去我家里坐坐。她在凤凰城有套租来的屋子。在出租车上，我们试着聊了点别的，但具体什么内容，如今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屋子有九十平，但疏于整理，显得过度逼仄。地板和椅子上堆满衣物。我一进门，她就开始慌慌张张地把衣服往床底的塑料箱和衣橱里塞。当日气压很低，屋子里泛出一股下水道味，我在客厅那张橘黄色沙发上坐了下来，沙发骨架有点问题，咯吱乱响。她收拾完，泡了一杯红茶，我们聊了一会儿，话题还在吕洋身上，我想早点走，主要是担心女友忽然打电话过来。我说，没事那就先回去了。她说好的，好的。
等我一转身，她就把台灯拧灭了，拉住了我的右胳膊。我转过身，在黑暗里，看见她快速脱掉上衣，留着胸衣和那件半长白裙。我将手伸她裙子里去，压在她身上。她半推半就。起先是在沙发，之后换到床上。一个小时，也许更多。当天状态之好大出我意料。我还记得她小猫一样的呻吟，等到我扯到她头发，这种哭声不可避免地加大了。
在这个事情上我承认自己很矛盾。一方面我想知道她这样的女人到底怎么回事，但另外一方面，也会想，她都跟这么多人睡过，也不差我一个。只是事情一旦发生，不可避免地会考虑更多。
以前我跟吕洋确实还算朋友，那时他还没离开单位，我也没有。晚上他总找我吃宵夜，多半在绍兴路400弄，一家开到凌晨两点的潮汕海鲜粥餐厅。那边还开着一家住所隐蔽的肛肠医院，门口停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车。路边总站着一大帮穿着亮片短裙、雪纺上衣的女人，走过去就会叫住你，就站在东北菜馆，以及盱眙龙虾店边上。就算在路灯和黑夜里，多数看去也都不怎样。
吕洋指头夹着半截利群，由着烟灰掉下来，灰白如雪的星火在翻沙芋、普宁豆腐、卤水鹅间里四处飘荡，再缓缓落在他穿着凉鞋的脚背以及瘦伶伶的光手臂上，好像陷入到了某种广袤且孤独的忧郁，任由我怎么追问，到底因何分手，都死活不说。
三杯啤酒下去，他松弛了一点，跷起腿，举起快烧到手的烟，若有所思，说，俞蕾之前还有过一个男的，一个大她十二岁的老坑（老头），“一只脚踏入棺材板，几乎要死咗”，那破房子就是老坑给租下的。后来那老坑破产，人不知道去了哪里。这一关他过不了。怎么想都过不了，谂起都嬲。（一想起来就生气）
别扯了，我说，这怎么能算？俞蕾这事不是大家都知道吗？别跟我说你刚知道。
他沉默了一会。说，好吧，主要老婆怀孕了。跟俞蕾最热恋的时候，老婆居然怀孕了。第二胎。起先是为了规避麻烦，之后也许两人忽然有了新婚感。但这事情还有别的原因，一旦另一边相处得不错，就觉得两端能平衡。但这微弱的平衡，通常持续不了多久。俞蕾知道后，彻底发了飙。
我说，吕洋，你这样不对，知道吧。
当然我也指自己。他又掏出一根，说算了，是我对不起她。但都过去了。还是重新开始好。前几天抱着儿子出去，遇到街上一个姑娘，二十岁出头，齐刘海，细腰，夸了孩子几句，“眼睛很大，跟你很像”，然后不知怎么的，发现就住在一个小区。感觉接下来会发生点什么。
我没作声。我们一杯接一杯，一根烟下去又点一根，但东西没怎么动。烧鹅的卤水在空调冷气里结了一层白油，粥的上层也开始凝固板结。过多的烟雾，沾沾自喜以及若无其事，让屋子和我们两个都变得间离且抽象，不断提醒着我，我在跟他之前睡过的女人睡觉，我们都属于一路货色：肮脏污浊，缺乏自省和基本的羞耻。
我想，等女友一回来，这事情不管怎样，都得告一段落。俞蕾不是一个值得长期交往的对象：轻浮，放荡，自以为是。我们还是朋友的时候，她什么都跟我说，关于那些男性如何追逐她，送给她哪些高价礼物，和他们睡觉感受如何（多数都不行，粗鲁，没礼貌，只顾自己，或者时间太短，尺寸也不合适）。
陈继斌和陆星也这样？哦，他们啊，只是吃过几餐饭的朋友。只是一些朋友，她说，眼神闪躲，不去看我，又说，你知道吕洋怎么打动了我吗？当时我生了病，吕洋从家里偷了一只结婚时别人送的玩具熊出来，足有半人高。他真太抠了，买一只新的也花不了什么钱，顶死一百五。谁会送人那么一只白熊玩具呢。真是傻子，还以为我是不懂事的小女孩。
说到小女孩，她笑了起来，哦对，吕洋还说过——如果仲有人好似以前个啲扑街咁样对佢，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咁上去打佢一身。如果对方好大只，我就叫埋你一齐（谁要像之前那些混蛋一样对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揍一顿。对方要是块头大，就把你叫上。）——他说过，你俩是最好的老友嘛。
蹩脚的发音。潮湿，炎热的岭南发音。我不去听，不去联想起他们之间的旧事。
她提过几次，老家在扬州的一个镇上。小时候读书还行，长大就不行了。具体来说，是从高中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很坏的循环。起点是父亲之死。初一父亲查出得了骨癌，每天真痛得要死，痛得要跳楼。所以她什么书都读不进去。一升高中就搞砸了。反正也不是什么读书料，就这样吧。
她赤裸着躺在床上，肩膀有块两寸长的伤疤，说是二十一岁时候被人用玻璃杯砸的。两人吵架，他怒极，朝她砸了一只玻璃杯，玻璃碎片插进了左肩膀，缝了八针，之后褪不掉了。她解释说，我是疤痕体质。年轻时候总会爱过一两个混球。谁不会呢。她笑嘻嘻地说，哭上一阵，之后继续笑嘻嘻。
我想，这个女的脑子十之八九有问题，虽然她自己没意识到。
你和女友会结婚吧，一次事后，她仰脸看着我。我听明白了那些隐藏在水下的渴望，却扭过头，说，你这床真破得要死，你得换一张，稍微用力就会塌掉。
没钱有什么办法，她说，用枕头盖住小腹和胸。我拉开枕头，将她手臂腿上，大大小小的疤痕，挨个亲吻过去。
七月上女友打来电话。我错过一个，回过去后她说准备回来了，愧疚和惊慌使得我更加想见俞蕾。那会我们过于频繁。一个礼拜见两次、三次，以致犯下错误。一天俞蕾跟我说自己怀孕了。这事起先叫我怀疑了一阵，想着也许她同期性伙伴不止我一个，虽然那段时间看不出端倪。等到医院去做完检查，她又说，情况有点糟糕，没在宫内找到孕囊。过了一周，发现是护士操作的问题。之后半周，她在要和不要之间犹犹豫豫，最终下定决心，从荷尔蒙跳入现实生活。
我意识到她大概想让我陪她，但提要求这件事情叫她觉得难为情，所以在失望之前尽量不让希望留有余地。
做手术我没能陪她，正好遇到出差，她没说什么。到了周五下午两点，她打电话说，没了。总计四十四天。
有小半周的时间她没再说话，我也没去找她。过了几天，她忽然说上次B超查出点麻烦，手术前，医院说她的输卵管还是哪里出了点问题（我居然忘了跟她问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受精卵着陆很随机，可能会落在疤痕上，也可能会在宫外，所以医学建议就是尽量少怀孕，最好别怀孕，说不定某天就成了一个炸药包。
我说，行啊，那以后多注意。
但没有以后了。七月，周二，周三。过了一周后，周四凌晨，她都在网上给我留言，内容相似。说太痛苦了，时常在凌晨浅梦里看见一片暗红色血雾，雾中有人在尖叫或者哭泣。是婴儿的哭叫吗？不是。男的，女的，老人，小孩，都有。他们都在。所有人都在那片血雾里。
他们是谁，我没问。能说什么？每年流产人数约一千三百万，多数都是女大学生。你这个年纪，二十五六，大学毕业三四年，理应习以为常，而不是大惊小怪——但我说，是，太难受了，我都能理解。一般过一两个小时回复。尽量不超过一天，显得过于怠慢，也不能让她觉得我整天没事干，好像随时等候她发话。我说，不管怎样，你先好好休息。她说，单位还不知道这个事情，请不出假。我说，你得分清什么更重要。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反复重申，让我不自禁恼火起来。
七月的上半个月，我不知道是否源于一种错觉，误以为她在逐渐好转，事情过去，身体恢复。也背着女友和她偷着见了一次面。屋子还是一样的凌乱，俞蕾看起来气色不错，心情也不坏。
但会间歇发作。有时早上醒来，我偶尔能看见手机屏幕上多出来一连串的脏话，草草读完，逐一删干净。过了两周，她发消息说，对不起，我们分开吧。我说怎么了。她说，抱歉得很，也没法再叫你开心。总是因为一些事情打扰你。你不如删了我吧。
我说行，既然这样，尊重你决定。
她不再作声。
我想过找她几次，再一想，这是纯粹给自己找麻烦，也许她还在生气，于是算了。那会我忽然意识到，俞蕾比我想的要稍微好一点，稍微聪明一点。而一旦决定不见面，宇宙中某些神秘的部分似乎响应了你的愿望：所有的交集都不会再出现，一次巧合，一次相遇，所有的，全部消失。
杭州是一座并不算特别大的城市。有几次我曾经在路上，武林路天桥下面，或是天目山路上岔出去的长满香樟的甬道，不知为何，心脏骤然揪起，觉得某个留着长发的女人，或者扎马尾的女人会是她。但是很快那女人会转头，走进一家店铺，或者在石头台阶抬脚蹭掉沾上的垃圾包装，你就知道不是。你得忘记她。她只是你情感衰退期的一段变奏，或者是照片上的噪点，最终不过将更为重要的部分显现出来。
她也应该也很明白这点。我跟她说，女友回来了，没通知就回来了，七月下旬。女友大概觉得老家地方太小，工作选择有限，也可能别的原因。我们好了几天，又开始吵架。当然那会我就跟个炸药桶似的，见谁都想发脾气，为谁做饭、谁倒垃圾吵个不停，可真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但这次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乱发脾气之后，她忽然变得老实收敛，忍气吞声。
我不愿承认会想起俞蕾。多数时候，早晨，傍晚，深夜的某个时刻，会忽然记起她。跟她的身体相关，她的身体，鱼鳞一样，一片一片，闪着银光，披着月色，逆流而上，试图穿过一片血蒙蒙、昏沉沉的大雾，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大概是我母亲的话最终把我从那个处境里救了出来。一天她忽然说，婚房装修好了。我说，费那钱干什么？你以为她会愿意跟着我们回到那地方吗？我说，费那钱有什么用呢。谁说我们就会结婚？你以为她不嫌弃我们家吗？
我母亲哑然了一会。我想起上次回家她的白头发，我父亲前几年因胃癌去世，他很怕死，想要我们尽一切可能救他，空光了所有家底，颓软下来，说，好的，我知道了。
2012年八月这个忽然而至的电话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她怎么能问出？从2011年五月到七月，整整一个夏天，我们从来没有明确讨论过这段关系。言语本就无计可施，局限万分，不是吗。但她等的那五分钟，她却在苦苦等着一个答案，等着我说，是，或者至少曾经是，都可以。
我这么说当然没有问题，一点损失也没有。但我什么也没说，代之以宣告终结的休止符，将之前的所有，统统予以否认。
女友上完洗手间回来，双手湿漉漉，从背包里抽出两张纸巾，擦了擦，问，怎么了，发呆不停。我说，没什么，接了个电话。她说，谁。我说，不是谁，就一个过去的普通朋友，忽然打电话来，真是叫人吓一跳。
也许是俞蕾的预感。那天我和女友正在回去筹备婚礼的路上。之后没再有她的消息。最后一次听闻她，来自于一个已经离职的前同事。我们聚餐的时候，这位前同事忽然提起。这件事情说来再巧不过：2015年的七月，她带着儿子去九寨沟旅行。在去往景区的大巴上，出于安全起见，她选了司机后一排的位置，为此换座的时候还跟人闹了一点不愉快。
就是在山间攀爬的途中，忽然下起一阵暴雨。司机没法继续向前，原先睡得七七八八的众人经此趔趄，全醒了。车厢掀起的风暴比车外还大。就在那七嘴八舌、洪流一般的喧哗和抗议声里，女同事听见背后传来熟悉的、有气无力的声音，发音部位永远比别人往外一些，心说这不是俞蕾吗。回头一看，果然。谁能想得到呢？俞蕾就坐在最后一排，倚靠在一个男人的胳膊上。那男的不高，瘦得像猴精，穿一件浅紫色翻领保罗衫，搞计算机吧。大概。背着一只黑色瑞士军刀包，确实挺像干这行的。两人看起来年纪倒差不多。般配吗？不知道。就那么一回事。俞蕾之前在那么多男人间打转，不都那么一回事，再不般配的，她嫌弃过吗？
我在想同事说的究竟是真是假。盘旋泥泞的山路，忽如其来的暴雨，紧闭喧哗的车厢，早已消失的故人。不管怎么想，都无法判断。但俞蕾换男友了却没令我多么惊讶，她一定会重新恋爱。那她的情况看起来是变好了，还是更糟了？前同事说的画面，更像是某个瞬间的截图。俞蕾究竟在抛物线的哪个点上，很难叫人分辨清楚。
不知为何，我总会想起她第一次进办公室，靠着我的桌子，跟我打招呼，介绍自己——玫瑰花蕾的蕾嘛。那是九月一个金灿灿的下午。她侧头，抓着隔板，秋日从拉上的百叶窗里照进来，头上和脸上洒满斑驳的光影，白衬衣上也是，像落了一层金箔叶子。我刚刚从一场幽暗压抑的午睡里醒过来，莫名其妙的，觉得万念俱灰，周围都操蛋且陌生。那一瞬间，她真像是个圣女啊，我想，这么说起来有点傻，但确实是真的，就像她正预备将你从什么糟糕处境里拯救出来一样，而且一定会成功——这个想法持续了不到一分钟，她很快便转过身去了。
真实
他们有段时间没再写作。也不是，过去的八月，他在写一个中篇，按其说法，是一个崭新的尝试，跟之前全然不同的尝试。在他们之前达成的种种写作共识里，新鲜而不同，告别陈规，竭尽全力，往前多走一步，定是其一。她正在写一个长篇，预计十三万到十五万字的体量，刚写完前面不算完整的两章，就出了点问题。他听完，温和地劝告她应精简和控制。这会儿他们以为生活中最大的困难都来自于写作，但其实不是。那年八月，他们还遇到了两场不大不小的事情，但因为她仍身处其中，还不能贸然说出，有一天大概可以，但如今为时尚早。
按照计划，他们将在八月初见面，但偶然到访、错综复杂的两件事，确实打断了他们见面的可能，她又总在两地奔波的路上，恰好错过每次机会。两人就像拥有两张错位的进程表，或者本质上，他们在有时差的两个世界。
一天在回上海的火车上，她跟他开始说起这个故事（“跟你说个故事吧”——千篇一律的开场白）。为了避免他以前批评的问题——她总是将真实和虚构混为一谈，她那些朋友的故事，实际不过都是她自己的故事，饶其百般解释也无济于事——所以她在叙述中，为了证明为真，她小心告诉了他被讲述者的名字，但故事中仍以B来代替，而她则自称为A。
B是跟她一起长大的朋友，生于八月，有一个比其大四岁的姐姐。姐姐生得很美，很讨祖母的欢心，但不太聪明。B本不会出生，母亲据说因放环失利，才怀上她，也可能只是为生男孩，孤注一掷，等到发现是女孩，已经错过堕胎时机，一家人就这样，不甘不愿地接受了巨额罚款。
B的父亲据说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个情妇，年纪比她母亲大三岁，也有人说两人共育一个私生子，但没人见过，没人知道传闻是真是假。B还有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叔叔，五十岁，一直未婚。简言之，B和美丽的姐姐，貌合神离的父母，强势的祖母，残疾的叔叔，奇怪又紧密地生活在一起。
B以聪慧而著称，五岁时就会打复杂的牌，甚至能赢过大人，一年级学会了编织毛衣。一年级到六年级，她都是第一名、学习委员，个子也很高，六年级时已长至一米七。在A和B的关系里面，她记得，B始终像个长姐，A向来蒙其照料。
但到了中考，B忽然考砸了。当时考完回来，她信心满满，发榜后分数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B由此进入一所二流高中。A考上了另一所。她们所在的城市，一流中学有两所，二流学校三所，三所之间也有轻微差异，B的那所排名相对靠后，A的则靠前。也正是从那时起，她们的关系开始产生某种变化。
高二暑假，一个占卜者来到她们家附近。那人穿着一件褪色的卡其布工装，一条黑色长裤，手里提着一只雀笼，里面有只麻雀。最开始应是A母的建议，她母亲向来迷信，除了她应该没人会主动提议。
小雀被放出来后，在撒满方牌的桌上来回踱步，最后挑中一张红桃K，衔进占卜者手里。占卜者说，A的母亲晚年将大展宏图。在A几次关于母亲占卜的记忆中，她记得自己曾多次听到类似的说法：晚年将大展宏图，一种包含着绝望的希望。但A的母亲还是给了占卜者一个红包，八十八块。之后是A，一张黑桃7，占卜者说她一生都不会顺利，一定蛋打鸡飞。A为此扑哧笑了起来。
但到了B母这里，占卜忽然面容严肃，说她定然活不过今年。正值六月，一年过半，气氛骤然变得凝重。占卜者迅速收拾雀笼，决意离开，不管B的母亲怎样哀求塞钱，也不肯留下。当年十月，B的母亲因为连续消瘦和腹部疼痛，前往医院，查出子宫癌晚期。十二月，她病情加重，很快去世。果然如那位神秘的占卜者所言，B母没能熬过这一年。
过了一个月，B的姐姐结了婚，嫁给了一名道士。姐姐高中毕业后没再读书，那人就在一次气氛轻松的葬礼上吸引了她。她嫁人后没多久，生下一个男孩，众人很容易便可从其身形判断得出，姐姐结婚时已经怀孕。因此有人说，孩子是属于姐姐曾经交往过的某个外地男孩的，外地男孩离开后，姐姐只能匆匆嫁人，她的婚后生活因为经济上的穷困和婆媳关系，过得十分不易。
B深受打击，高考考砸，最终就读于本地一所职业学校。她读书很努力，毕业后找到一份当地商场实习的工作。起先她只负责管理一层，后来因为表现出色，负责起四层，变成商场经理。这在A和其他同学看来，都是一份体面、值得艳羡的工作。
B虽然早慧，却连一次恋爱都没谈过。一天她正在路上骑行，一位老人始终跟随。红灯亮起，她不得不停下，老人推车过来，对她说，你是单身吗，如果是的话，我给你介绍一个亲戚的儿子。然后给她留了个电话，约好时间地点见面。B虽觉奇怪，但还是赴约了，甚至没办法解释究竟为何赴约。
她比约定时间早到半小时，想万一情况不对，就及早离开。她等了一会，约定地点只有一名长相普通、年纪很大的男性出现，正打算离开时，一个人忽然从身后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你是不是XX（B的名字）。她转过头，看见一张端正俊挺的面容。
两人几乎一见钟情。她后来才知道，老人是男孩的父亲。男生在一家家纺公司做部门经理，学历不高，但是收入不错。父母晚来得子，早已退休。B嫁了过去，丈夫对她言听计从，长辈照应有加，她似乎在过去的种种磨难里，彻底地康复，并且获得了某种命运的补偿，大家对此都觉得不可思议，但也为其否极泰来而高兴，也许是母亲的护佑——谁知道呢。
说到这里，她停顿片刻。他说，挺好的，你可以写出来。
她没有接话，继续说了下去：
今年上半年，A的祖父去世，她回到老家奔丧，葬礼上，那个女友，B也来了，迟到半小时，出现时带着儿子。很多年过去，她变化不大，但儿子跟A之前看过的婴儿照片全不一样，A在其脸上同时看见了B和丈夫的影子。这时她才意识到两人已经七八年没见面，真是一段漫长而令人难以觉察的时间，她想。B劝她节哀，又说，丈夫还在医院，她得去看看，所以无法等她祖父出殡，就得回去。
A没多问。过了几天，她回到上海，一个男同学找A，照例致哀，又问，B的丈夫醒来了吗？
A说，发生了什么？
男同学说，你不知道吗，她丈夫昏迷半年了。
A理所当然地吃了一惊。男同学解释说，B的丈夫去纳米比亚做建筑工程，原本进展顺利，一天却在工地昏迷不醒，送到医院，发现脑溢血。按其年纪，无论如何都不应得脑溢血。不知道是不是跟体重相关。他被连夜送回国。
A联想起当时见面，B面容平静，就跟丈夫只是患上感冒一样。
——他说，天啊。
她说，是的。停了一会，又说，最近醒了，她母亲有天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说，B的丈夫苏醒了，但没好全，据说有点轻微失忆。不记得B，不记得过去，大人一夜变成小孩。B得悉数照应。也许家庭情况因此恶化，也许跟过去一样。但从没听B抱怨过。
他不知道故事是否已讲完，故此等了一会，她没再说话。他说，哦，原来这样。她说，是的，就是这样，一个朋友的故事，都是真的。
他顿了顿，说，我不知道你们那还有这样的占卜。她说，后来没再见过。有人说是安徽那边过来的。你们呢，你们有吗？
他说，也许有，但我没有见过。我觉得也许有。
她说，是的，我想也是。
他说，嗯，挺好的。你的朋友，是一个坚韧出色的女性。
她说，是的，一直都是。
两人无话可说，陷入沉默。手机不再有消息显示。她闭上眼睛，心想，他们开始恋爱时不是这样的。有段时间他们无话不谈，至少在某些话题上无所不谈。她接上之前他的提议，说，这个故事是没法写的，她得认真地想一想，他说是的，很不容易。他想给点实际的建议，关于写作，但是大概又觉得这些问题最终只能她一个人面对。你始终得一个人，他说，我无能为力，虽然我们看似在同一处境，但最终只能在各自的道路上不断向前，我们也只能各自打赢各自的战役。
她颇为怀念早期的混沌时刻，暧昧像是光线昏暗的暖水池子，包裹他们。在他过去的小说中，河水是残酷冰冷的象征，又是软弱者的容身之所。她总是会想起他故事里，绿水下微弱晃动的光线，人在水中，像在子宫，像是初入世界：你不知道将会在这个世界上迎来什么，只能坦然接受那些被赐予的。而他对她而言，则像一个启蒙者，只是随着清醒的逐渐到来，寒意也随之将至。
她想说，她不能用别的方式讲述，是因为那关于一个真正具体的人，一个跟她息息相关的人。有些细节大概不太对劲，她也无法继续追问。追问他人惨痛的细节是无礼的。她也没有办法给这位叫B的朋友安置一种结局，一种命运，那既不尊重，也不优雅，甚至缺乏基本的仁慈。在生活面前，哪怕部分的真实面前，有时虚构会显得轻佻，无力。他们从来都不曾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真实。所以她只能讲述，B获得的，又被带走的礼物。
说出来你会好一些吗？他问。
是的，好一些。你呢。
我觉得会，他说。
但他指的是别的。她也是。他们都知道。她也许可以跟他讲述另外一个故事。讲述另一个故事，意义也许也一样。重要的是没被说出的部分。但是她没再说下去。缺省的部分永远只能存于黑暗，那里永远存有未被言说之物。尽管他们成千上万次叙述，也无法穷尽、照亮。还有其他。她曾经想象过，以语言去穿过、劈裂隔开他们的帷幕，却最终发现那道帷幕原来如此清晰、坚实地存在于他们之间。她放下手机。在剩下的十分钟路程里，她都处于一种想哭却没能哭出来的状态。太不应该了，太不应该了，她想，仿佛在说一种没有道理且无法治愈的疾病，仿佛在说一切不可理喻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