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我只想让自己的疯狂达到原先预计的程度，不想比那更厉害，拜托。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走。你瞧，我以前也逃跑过。小时候，每当父母在楼底下大声争吵，我就只能坐在卧室里，用手捂住耳朵，他们那架势就好像要杀掉对方，然后再自杀。那时的我常常幻想自己能像迪克·惠廷顿[1]那样，扛着根系着脏手绢的树枝云游四方。不过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我曾经想过往北方走，可是我最喜欢的电影《说谎者比利》[2]却告诉我，北方那些不满于现状的人总是动不动就往南方跑。
几年之后，一个沉闷的下午，我和我的一个朋友从家里溜出来，坐火车从滑铁卢去往海岸，再坐渡船到了怀特小岛。我们想去那儿看鲍勃·迪伦现场唱那首《地下的思乡布鲁斯》。我们穿着扎染的T恤和磨出洞的牛仔裤，在雨里淋了一整夜。第二天我们就回了家，满心失望，连同害怕。刚踏进家门我妈妈就大声嚷嚷：“你干什么去了？”我喃喃回道：“再也不会了，再也不会了。”
我说到做到，我之后的“远行”都控制在学校附近，终日和曾经很鄙视我的嬉皮士们混迹一处。他们邀请我去参加派对，在那儿我见到了他们的小团体——住在那个地区的一群男孩女孩，最小的十三岁，最大的十七岁。这些人几乎每晚都混在一起，抽大麻，甚至在课堂上嗑药。没有大人看着，派对就成了纵欲的场所。他们绝大多数都和我一样，借此来逃避一样东西——他们的家庭。这一切让我明白，人并不总是需要家长的陪伴，你完全可以摆脱他们。以前有个不错的老师让我读过一首诗，汤姆·冈恩[3]的《运动》，我当时专门把这一页诗撕下来，塞在我利维斯牛仔裤的后兜里。参加派对的时候，我就躺在地上大声诵读其中的诗句：“人总是通过运动而更加接近。”
该走了。
再走一次。
吃完饭，收拾干净，苏珊在桌边坐下，开始写邀请卡。她打算为我们的孩子办一场派对。写完之后，她又列起了下周的购物清单。“你想吃些什么？”她问我。
“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
“你这会儿想吃什么口味的冰激凌？碎果仁的还是香草的？”
“我不知道。”
“这可不像你，连吃的都不去想了。”她挖苦道。
“不想。”
我现在想的是，我究竟了解这个女人多少。她歪着头的样子，还有她因为专注而显得扭曲的面容，看上去就像一个参加考试的十一岁的小姑娘。不用问，她到了七十岁也还是这个样子，当她颤巍巍给儿子写信的时候，也一定是这样的姿势和动作。
我该怎么形容她呢？也许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她十几岁时的样子，每天很早起床，然后在房间里温习功课，大半个身子趴在桌子上，就像她现在这样。她会收拾好书包，给自己做个三明治，然后出门去，那时她的爸妈都还睡着。她后来进了剑桥大学念书，她知道自己在那儿可以认识最最煊赫的人物。她在结交朋友方面一贯是深思熟虑的，就像她对待其他事情一样。
虽然我和苏珊从小一起长大，可我从来没见过她作为小女孩的天真模样。她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井井有条的成熟女人。我们家的冰箱里总是塞满了各种汤羹、蔬菜、美酒、奶酪和冰激凌；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被标明了名称和种属；孩子们的衣服总是被洗熨一新，平平整整地叠放起来。每天都有人上门送货，送来报纸、书籍、酒食，甚至家具。我们家门口的那条小路简直成了现代服务业的星光大道。
除此以外，还会不断有人上门来给我们打扫屋子，熨烫衣服，整理花园，修剪树枝；还有那些奶妈、保姆、照看孩子的；哦，还有按摩师、油漆工、针灸医生、理财顾问、钢琴教师、会计、流动的药贩子以及帮苏珊组织起以上强大阵容的人。家里不计其数的小配件会轮番出现故障，马上会有人上门来修，每个人只修一样。写在门口那块小黑板上的是一周的安排，有些条目下面划着粗线。苏珊的脑子里永远在盘算怎么把这个家操持得更好。当然，她对于时下流行的电影和音乐也会有独到深刻的见解。而在床上的时候，她通常会读一些烹饪方面的书。
我出生在郊区的一个中下阶层家庭，在那里，实际的贫穷和虚妄的自负奇异地交织在一起。我从小就知道中产阶级如何在人前矫饰自己，而把真正的惨淡生活掩藏起来。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对这个话题很回避；当然，他们对此也会有负罪感，可是他们仍然坚信，自己享有世上最好的一切。呵，是啊。
就像做别的生意一样，一场婚姻一旦缔结，就会相应产生双方都能接受的劳动分工和一系列规则。然而，夫妻之间从来不能确定对方是否还是当初那个与之缔结盟约的人，因为他们很可能一夜之间就变卦了，从不事先通知一下对方。
当初，苏珊吸引我的并不是她的智慧或者美貌。我对她从来没有强烈的激情——也许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只是觉得和她在一起挺开心，也比较欣赏她单纯的机敏和应变能力。面对这个世界，她永远不会束手无策，这一点和我截然相反。她是个直接而坚定的人，知道怎么应付一切。我嫉妒她的这些天赋，如果我有她一半能干就好了。在她的面前我是个弱者，这让她感觉自己更强大。如果我也是个强硬而有能力的人，我就不会需要她了，那样我们势必会分手。
苏珊太谨慎了，所以她从不妄图得到更多的权力。不过在办公室里，她一向善于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对她来说，让那些缺乏自信的同事在她面前显得无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她不知道怎么掩饰自己的锋芒而不让别人太尴尬，也不能理解我对这种事情的负面看法。毕竟，她比她的同事们更聪明，也更勤奋。此外，和许多从小就被调教好的乖乖女一样，苏珊还总是喜欢取悦别人。也许这就是年轻女性往往在当代职场中游刃有余的主要原因，她们总能受到欢迎。若不是因为这一切，苏珊还不至于变得这么冷漠，这么功利，她不得不这样，而把她的同情心收起来。不过，她的野心往往缺乏一点想象力，显得非常拙笨。
苏珊和我不一样，她很少去探寻自己的内心深处，去捕捉思维的闪光点。所谓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纵容，对她来说都是新鲜名词。她平日里表达的情绪很有限，无所顾忌地发泄心情对她来说是一种羞耻。所以她总是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因为她很介意别人会怎么想，尤其介意她自己会怎么想。我会当着她的面说她，因为她从来不会自我反省，也不会为此感到灰心。她的生活总是一帆风顺的，也从没有陷入过精神危机，所以她根本不会去改变什么。
不过为了达到目的，她有时候也会罩上坚硬冰冷的甲壳，对人施以威逼胁迫。你必须提防着她，她倒是很少哭，不过惹毛了她，她可能会放火。
苏珊对上流社会充满了好奇和好感。我并不在乎人有一点点势利，这是人的本性，就像人无法抗拒强大的虚荣心一样，何况上流生活确实充满魅力。不过她对有头衔的人有种特殊的爱好，这种怪癖让我想起以前学校里的一些女孩儿，她们只愿意和鼓手约会，却从不搭理贝司手。我实在搞不明白，她为什么对这个即便不能算腐朽、至少也是无聊透顶的阶层那么感兴趣。我知道应该尊重别人的特殊癖好，可是如果这人真的是不可理喻，我们还有必要一味纵容他吗？
心情好的时候，我会逗她笑，尤其会拿她本人寻开心，这也算是一种爱的表现吧，因为这意味着她身上的某些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得，她一直很嫉妒我的无忧无虑。除了这些，我对她而言还具备什么其他的功能，我实在是说不上来，即便她动不动就会心急火燎地找我。我有一个形同虚设的母亲，一个既不能被我安慰，也不能被我伤害的女人，我从小就仅仅作为别人的一件生活必需品而存在着，我早就习惯了。
我似乎也已经习惯了被她推搡、受她奴役的日子，这是因为我没搞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因为我习惯了逆来顺受。好吧，明天一早，我就吻她一下，然后和她分手。
或者……还是不要吻了。
我害怕孤独，我也害怕人群，我害怕……
“什么？”我回过神来。
苏珊在说着什么——她要我把日记本拿来。
“为什么？”我问。
“什么为什么？去做就是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别这么对我说话，凶巴巴的。”
“我很累，懒得跟你废话。孩子们六点就要起床，我还要工作一整天。你呢？你整天下午都干些什么？八成是在睡觉！”
“你好像还不累，还可以这样大声嚷嚷。”我说。
“我不朝你嚷嚷，你永远不会照我的意思去做。”
“胡说八道。”
“你简直烦死了。”
“你也是。”
我真该揍她，这样她就知道我到底想干什么了，不过平时在家里，我们更像是尔虞我诈的政客，从不当面攻击对方。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对她说：“苏珊，你还不明白吗？你意识不到吗？今天是我们在一起过的最后一个晚上了，最后一个！”
我一般不发脾气，可是一旦发作起来也是很可怕的。就像现在这种时候，我其实很乐意发泄发泄，好让心里痛快一点。
不过，我应该觉得满意才对。今晚我本来就不是想去发现我和苏珊有多么般配的。
我咕哝道：“好吧，好吧，就照你说的办。”
“早该这样！”
我冲她摇了摇头。
有些时候我会顺从苏珊，不过会用一种滑稽可笑的方式，我希望她能意识到她在我的眼里有多愚蠢。可她好像从来意识不到，更让我气恼的是，我的合作会让她很得意。
我把日记拿过来，坐到她面前，一页页翻着。今天之后的页面全都空着，我要为我的余生留出足够的空间。
“孩子们现在看起来很漂亮，是不是？”她说。
“他们很健康，很快乐。”
“你很爱他们，是不是？”
“爱得发狂。”
她哼了一声。“难以想象你会爱什么爱得发狂。”
她又说，她非常期待我们早已计划好的周末出游。我们打算去一个乡村旅馆住几天，好几年前，她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去过那里。那时候天气很暖和，我们在湖上划船，躺在湖滨吃蛤蜊，看报纸。这一次又只有我们俩，不带孩子，有时间好好地谈一谈。
“我们该带些什么书去看？”她问我。
“我回头到书房看看。”
“出去调养一下，休息休息，对我们有好处。家里老是一堆杂事。”
“你真的这么想吗？”
“你整天闷闷不乐的，也不愿尝试着做些什么。不过……到了那里我们可以商量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所有这一切。”她挥了挥手，“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谈谈。”
她努力控制着自己。“你以前是个很重感情的男人。当然，你现在对孩子们还是挺好。”她提醒我，那家乡村旅馆附近有几座城堡，我们曾经在那里进行过具有历史意义的散步。“求求你，”她说，“这次无论如何要记得带上相机。”
“我尽量吧。”
“你不是记性不好，而是根本不想要我的照片，是吧？”
“我有时候还是想要的。”
她说：“不，你不想要，你从来就没问我要过照片。”
“嗯，好像是没有。”
“这太可怕了。你应该放一张我的照片在你的书桌上，我桌上就摆着你的照片。”
我说：“我对摄影没兴趣，何况你又不像我这么自恋。”
“那倒是。”
我端着酒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杯子里的酒不停地晃荡。她对此毫无察觉。对她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夜晚。
我发现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恐惧，从童年开始我就饱尝它的滋味，它无时无刻不陪伴着我。我怕父母，怕其他长辈，怕牧师、警察、老师；我怕别的小孩踢我、辱骂我；我怕惹上麻烦，怕被发现，怕挨骂，怕挨揍，怕被人忽视，怕被锁在家里，怕被锁在门外，怕其他无数的惩罚方式。除此之外，我还害怕那些我需要的、憎恨的，或是渴望的东西。我害怕自己的怒火，我害怕复仇与毁灭。生活里无处不在的习俗和道德规范会让你按部就班地变成某个人，而这个人也会让你感到害怕。你会习惯于按照别人告诉你的去做，可同时你会在心里腾出一块让你觉得稳妥的地方，过着一种你真正向往的隐秘生活，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也许这就是那些讲述间谍生活或是双重人格的故事大受欢迎的原因。如果一个人做事可以摆脱对传统的模仿与屈服，处处独出心裁，那可真算得上是个奇迹了。
我注意到她又在对我说着什么。
“对了，维克多打过电话来。”
“是吗？他说什么了？”
“他想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去？”
她看了我一眼。
“知道了。”我说，“谢谢。”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为什么不去见见更多的人？我是说那些对你比较合适的人，不光是维克多。”
“我可不想被他们分心。”我回答，“我心里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
我还应该加上一句：已经有足够多的声音需要我去聆听了，那些从我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