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倒映在太迦河上，在波光粼粼的水面追逐，在河面上掠过，吞噬了光亮，又让阳光从暗处冒出，绽放刺眼的光芒。戈列格里斯取下眼镜，用双手遮阳。刺眼的明亮和咄咄逼人的阴影的强烈交替，在新镜片下锋利异常，对他毫无防备的眼睛来说是个苦刑。他刚才在旅馆里稍事午休，但睡得不安宁，醒来后又戴上了旧眼镜。然而沉重的旧眼镜让他很不舒服，仿佛用脸吃力地推着重担。
他不安地在床沿坐了许久，多少也对自己感到陌生。他试着梳理上午纷乱的经历。梦中他看见沉默的安德里亚娜一袭黑衣，脸如苍白的大理石，形迹如鬼魅。那黑色十分独特，具有附着所有物体的特质，且不论物体原本的色泽，释放出何种光彩。安德里亚娜颈上的黑丝绒带一直包到下巴，像是扼住了她的喉咙，因为她不断扯着，接着又用双手抱头，看来想要保护的是大脑，而不是头颅。书一堆堆坍倒。有一会儿，戈列格里斯的心情交杂在担心的等待与偷窥者的不安良心间，坐在普拉多堆满化石物品的书桌前，书桌中央摆着一张写了一半的纸。一行行文字一经他的眼睛接触立刻褪色，无法识读。
他在回忆这场梦境时，有时觉得自己从未造访过蓝屋诊所，仿佛所有一切不过是场逼真的梦，一段错觉交缠的插曲，清醒与梦境的差别不过是种伪装。于是他也紧抱住头，等他再度感受到拜访过蓝屋的真实感，剥除安德里亚娜身上所有梦幻成分，静静又仔细地看她，让他们相处不到一小时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一一重现在脑海。有时想到安德里亚娜严厉苦涩、不与遥远过去妥协的眼神时，便不由得感到害怕。见到她在普拉多的房间里游荡，近乎迷乱地回到从前时，他则感到毛骨悚然。他想用针织头巾温柔地裹住她的头，让那备受折磨的灵魂稍事歇息。
要探访普拉多的内心，势必要透过这位刚强又脆弱的女人，说得更确切点，必须透过她，穿过这女人昏暗的回忆长廊，才能找到普拉多。他愿意这么做吗？他有能力办到吗？就凭他这个活在古文而非在现实里，被敌视的同事称为纸莎草纸先生的人？
应该找到更多了解普拉多的人，而非像科蒂尼奥和普拉多仅有一面之交，也不是那些把普拉多当成医生的人，例如今天上午见到的跛脚老人和老妪；而是要找出他的朋友，甚至是反抗运动的战友，这些真正了解他的人。想从安德里亚娜那里了解普拉多绝非易事。她将死去的哥哥视为私产，至少在她低头审视那本医学书，对普拉多说话的样子，便已表明这点。一切有别于她心目中普拉多正确形象的事，她都会全盘否认，或想尽办法保持距离。
戈列格里斯找出玛丽安娜·埃萨的电话号码，犹豫良久才拨打电话给她。要是他去养老院拜访她的叔父胡安，她会反对吗？他知道普拉多参加过反抗运动，或许胡安认识他。电话中先是一阵沉默，就在戈列格里斯要为自己的无礼表示歉意时，玛丽安娜若有所思地回答：
“我当然不反对，一张新面孔或许反倒对他有帮助。我只是在想，要如何让他同意见你，他有时很不讲情面。昨天他就比往常沉默寡言。您千万不能鲁莽行事。”她停顿了一下。
“我想，我知道怎么帮你了。我昨天本想带一张唱片给胡安，一张新录制的舒伯特奏鸣曲。一直以来他只听玛丽亚·胡安·毕丽斯[1]弹奏的舒伯特。我不知道是因为那乐音，还是因为那女人，或是一种怪诞的爱国方式才去听的。不过他会喜欢这张唱片。我昨天忘了带去。您过来我这边，把唱片拿去给他，算是我委托你的。这样或许会有点机会。”
他在玛丽安娜·埃萨的家中喝了加入方糖的金红色阿萨姆红茶，并告诉她安德里亚娜的事。
他希望她能就此事说点什么，但她只是默默听着。只有他提到普拉多那已放置三十多年用过的咖啡杯和满满的烟灰缸时，她才眯起眼睛，仿佛以为自己抓住了一条线索。
“您小心点，”在告别时，她说，“我指的是安德里亚娜。还有，请在事后告诉我拜访胡安的经过。”
他带着舒伯特的奏鸣曲登上了渡轮，去卡希尔斯区的养老院，找一位曾饱受地狱般的酷刑，却始终能直视对手的老人。他再次用手紧捂着头。要是在一个星期前，他还在伯恩的公寓里修改学生的拉丁文作业时，有人进来预言：七天后他将换上一身新装，戴着新眼镜，坐在里斯本的一艘渡轮上，要去拜访一位在萨拉查独裁时代饱受酷刑的受难者，只为了打听一名早已去世三十多年的葡萄牙医生和诗人，他铁定会认为那人疯了。他还是那个深度近视的书呆子，那个“无所不知”吗？还是那个只因伯恩下了几片雪，便会慌得不知所措的人吗？
渡轮靠岸后，戈列格里斯慢慢朝养老院走去。他该如何跟胡安沟通？老人除了葡萄牙文外，还会说哪种语言？现在是星期天下午，在街上看到人们手上捧着花束便知晓养老院有许多访客。养老院的老人们腿上罩着毯子，坐在窄窄的阳台上，享受着时常躲到云层后面的阳光。戈列格里斯站在入口处报上要拜访的房间号码。站在胡安门前时，他慢慢深呼吸了几次，然后敲门。这已是他今天第二次心跳剧烈地站在一扇门前，同样不知道在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房里没有反应。他又敲了一下。就在打算转身离开时，他听到背后的门在传来一下轻响后打开了。他原以为老人会是衣冠不整，不修边幅，披着浴衣坐在棋盘前。但这位如幽灵般无声息打开门出现的人，却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他套着一件深蓝色毛外套，里面穿着雪白衬衫，系着红领带，裤子熨得平整，无懈可击，脚上的皮鞋油黑光亮。老人的双手藏在毛衣外套的口袋里，秃顶上短发稀疏，整齐地贴在一对招风耳上，头略偏向一边，仿似不愿理睬人。那双眯起来的灰眼睛仿佛能当头劈开阻挡在面前的一切物体。胡安·埃萨的确老了，甚至一如他侄女所言，健康状态也不佳，却又不愿屈服。戈列格里斯不由得想着：最好别跟这样的人作对。
“胡安·埃萨先生吗？”戈列格里斯问，“我从您侄女那里来的，带了这张舒伯特奏鸣曲唱片过来。”他在渡轮上临时从书里看来这几句葡萄牙语，练习了好多遍。
胡安一动不动地站在门边看着他。戈列格里斯向来忍受不了这种注视，过了一会儿便低头看着地面。这时胡安才将门打开，做了个手势请他进去。戈列格里斯走进这间过分仔细整理过的小房间，里面只有必备的东西。戈列格里斯在一瞬间想到女医生的豪华房间，不懂她为何未将叔父安置在更舒适的环境里。胡安的问题打断了他的思路。
“您是哪位？”他的声音又轻又哑，却带着见多识广、精明干练的男性威望。
戈列格里斯拿着唱片，用英语报上来历与职业，并告诉老人，自己如何认识玛丽安娜·埃萨。
“您为何来找我？肯定不是为了送张唱片。”
戈列格里斯将唱片搁在桌上，吸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普拉多的书，指出那张肖像给他看。
“您侄女认为您可能认识他。”
胡安瞄了书上照片一眼，便紧紧闭上眼，身子微晃了一下，然后闭着眼走向沙发坐下。
“普拉多！”他在沉静中喃喃说着，“普拉多，无神的神父。”
戈列格里斯等着。一个不当用词、不合时宜的动作，都会让胡安不愿再透露只字。戈列格里斯走向棋盘，注视刚刚开始的棋局，决定铤而走险。
“一九二二年在英国哈斯丁，阿廖辛打败波古留波夫的棋局。”他说。
胡安一下抬起头，讶异地望着他。
“有人曾经问波兰棋王塔塔科维，谁是全世界最好的棋手，他回答，‘如果西洋棋是种搏斗，最好的棋手当属德国棋王拉斯克；如果是门学问，最佳棋手便是古巴的卡巴朗加；如果是门艺术，最好的棋手非阿廖辛莫属。’”
“是啊，”戈列格里斯说，“牺牲两个城堡的棋步，展现出一名艺术家的幻想。”
“听来有嫉妒的味道。”
“确实如此。我想不出这一着儿。”
一丝笑意掠过胡安饱经风霜的土气脸部线条。
“我也一样想不出这着儿，这或许能安慰您。”
两人视线交错又分开。戈列格里斯心想，胡安要不说点什么，把话题继续下去，要不然会面便到此为止。
“那边的小壁龛里有茶。”胡安说，“我也想来一杯。”
戈列格里斯先是吃了一惊，这不是要他来当主人吗？但随即看到胡安藏在毛衣外套口袋里捏成拳头的手，马上明白过来：胡安不想让他看见自己抖动、扭曲变形的手，烙印着恐惧的手。他斟上两杯茶。热气从杯中冒出。戈列格里斯等着。隔壁房间传来访客的欢声笑语，接着又是一片沉寂。
胡安无声地将手从外套口袋中抽出，伸向茶杯的动作，让戈列格里斯想到他无声出现在门口的模样。胡安闭着眼，似乎相信别人无法看见他那双扭曲的手，上面满是烟头烫伤的疤痕，两个指甲不见了，抖得好似患了帕金森症。现在换胡安仔细打量戈列格里斯一眼，看他是否承受得住这场面。戈列格里斯内心的震颤如潮水涌过的乏力感，但他竭力克制，镇静地端起茶杯送到嘴边。
“我的茶只能倒满一半。”
胡安说这句话的声音低且轻，让戈列格里斯难以忘怀。他感到自己眼睛湿润，泪水就要决堤。他做了个动作，深深改变他与眼前这位饱经折磨老人的关系：他端起胡安的茶杯，一口气将半杯滚烫的茶水咽下去。
他的舌头和喉咙一阵火热，但他毫不在意，只静静将剩下的半杯搁回，将杯柄转向老人的大拇指方向。胡安久久看着他，既显得难以置信，又有说不尽的感激，这眼神同样深深烙印在戈列格里斯记忆中。胡安早已不知如何表达感激，早就放弃去指望他人做出让他感恩的举止。胡安将茶杯颤抖地举到唇边，等待恰当的时机，迅速喝下一口。他把茶杯重新搁回碟子上时，发出了一阵和谐的叮当声响。
胡安从外套口袋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唇边，然后颤抖地把火凑上去。他吸了一口，脸上松弛下来，手也平稳了些。他夹烟时藏起两根缺了指甲的指头，另一只手则又消失在毛衣外套口袋里。他眼睛望着窗外，开始诉说往事。
“我第一次见到普拉多时是一九五二年秋天，在从伦敦到布莱顿的火车上。公司派我去英国上语言班，希望我学习与国外客户打交道。我从小在北方的滨海城市埃斯波桑德长大，十分想念大海，因此，在英国的第一个星期天便出发前往布莱顿。我那间包厢门被打开，一个头发光亮、好像顶着钢盔的男人走进来。他的眼神非比寻常，无畏无惧，但又温柔忧郁。他正与新婚妻子法蒂玛四处旅行，钱对他来说不成问题，过去不是，后来也没有过。”
“我打听到他是个医生，尤其对大脑着迷；本来想当神父，后来却成为信念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对许多事情看法会自相矛盾，观点并非荒谬，却十分矛盾。”
“那年我二十七岁，他年长我五岁，各方面都远超过我，至少在那趟旅途期间我这么感觉。”
“他是来自里斯本贵族家庭的少爷，我只是个来自北方的农家子弟。我们在一起过了几天，一起去海边散步，一起吃饭，有次谈到了独裁政治。我们必须反抗，我告诉他。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这句话，之所以记着，是因为当我面对这位有着诗人般精致脸庞的男人，面对这说出很多我从未听闻过的词句的男人时，这句话便脱口而出。”
“听我这么一说，他垂下目光，点点头，把视线转向窗外。我触碰到他不愿多谈的话题，对一个正与新婚妻子周游世界的男人来说，这话题太不识趣。我赶紧找别的话题，但他开始心不在焉，让我跟法蒂玛闲聊。‘你说得对，’分手时他对我说，‘你说的当然有道理。’他指的显然是反抗运动。”
“在回伦敦的路上，我想到了他，我觉得他或是他的一部分，更想跟我一起回葡萄牙，而不是继续蜜月旅行。他请我留下地址，并不是人们在旅途中相遇，礼貌地互换地址。他果然很快地中断旅行，回到里斯本。不过与我无关。他妹妹打掉一个孩子，差点送了命。他急着赶回来探望，他不相信别的医生。他就是不相信其他医生的医生，普拉多就是这样的人。”
戈列格里斯在眼前看见安德里亚娜那张苦涩、不容妥协的脸。他开始理解她了。他的幺妹呢？那得再等等。
“十三年后，我才又再见到他。”胡安继续说，“那是一九六五年冬天，也就是秘密警察暗杀德尔加多那一年。他从我公司那里弄到我的新地址，有天晚上脸色苍白又没剃胡子地站在我家门前。那头曾经如黑金般发亮的黑发完全失去了光泽，眼里净是痛苦。他告诉我，他救了高阶秘密警察门德斯，人称‘里斯本屠夫’的门德斯的命。自此以后病人回避他，不再尊重他。”
“‘我要为反抗组织工作。’”他说。
“‘为了赎罪？’”
“他尴尬地看着地面。”
“‘你没犯罪，’我对他说，‘你是个医生。’”
“‘我想做些事。’他坚持说，‘你听懂了吗：我想行动。告诉我，我能做什么？你清楚这些事的。’”
“‘你从哪里得知的？’”
“‘我知道，’他说，‘在布莱顿时我就知道了。’”
“这很危险，我们会遭遇的危险甚至远甚于他。作为反抗运动成员，他——要我怎么说呢——缺乏合适的内在身段与性格。合格的反抗运动成员必须善于忍耐与等待，像我这种人一样死脑筋，没有梦想家敏感的灵性，否则太冒险了。一旦出现差错，所有人都会受牵连，陷入险境。他过于冷酷，过于大胆，缺少耐力和倔强的个性，以及无所事事的本事，即便时机看似成熟也该如此。他察觉我的想法，在别人还没想好前，他已经感受到外人对他的看法。或许在他一生中，这是第一次有人对他说：你不行，你没这份能力。我想，这一定让他难以忍受。不过，他知道我说得对，他太了解自己。于是，他同意刚开始时只为反抗运动做些不起眼的小事。”
“我一再叮嘱他，他必须先经受得住诱惑，不让病人知道他在为我们工作。他当然很想曝光，以便弥补与门德斯受害者，也就是病人间的关系，重新获得病人对他的信赖。其实，他会有这种想法不外乎为了一点：让指责他的病人得知此事，改变那些人对他的鄙视，像从前那样敬重他、爱戴他。我知道，他这个期望太强烈了，但偏偏这点正是他与我们最大的敌人。他听了我的话之后勃然大怒，仿佛我低估了他的智慧。我算什么人，不就是一介小小会计，比他小了五岁。不过，他明白我说得对。‘我真讨厌世上有像你这样了解我的人。’有次他对我说，说罢还扮了个鬼脸。”
“他战胜了内心的渴望，荒唐的赎罪渴望。他根本没犯错，或是说根本不必承担这种后果。”
“门德斯暗中掩护普拉多，他的救命恩人。普拉多的诊所成为反抗组织传递情报与金钱交易的场所，却从未被搜查过。搜索在当时对一般人来说，如同家常便饭。普拉多对此气恼不已。这就是他，心中无神的神父，希望别人别看轻他，受到庇护反而更伤害他殉难者的自尊。”
“这导致一阵子的新危机：他企图莽撞行动，激起门德斯的警觉而不再保护他。我找他谈论此事，我们的友谊变得岌岌可危。这次他没说我有理，但之后的举动确实克制许多。”
“不久后，他出色地完成了两次棘手行动，只有他这种对铁路系统了如指掌的人才办得到。这就是普拉多。他醉心火车、铁轨和岔道等等，了解所有火车头类型，尤其熟知葡萄牙所有火车站建筑，连最小的车站是否有信号塔都一清二楚。这是他的执念：只要将拉杆朝一边拉，便决定了火车行驶的方向。他对这个简单的机械动作深深着迷。正是他这方面的知识，和他对铁路的疯狂迷恋救了我们的命。原本不愿见到我接受他的同志，认为他不过是个过度狂热的高雅灵魂，会让我们陷入险境，从此都改变了看法。”
“想必门德斯对他感激不尽。在我坐牢期间，监狱原本不允许任何人探我的监，连玛丽安娜都不行，更别说受到怀疑的反抗组织成员。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普拉多，他一个月内可以探望我两次，甚至可以打破一切成规，自己选定日子和时间。”
“他来，停留的时间总比约定的久。一旦狱卒警告他超过了探监时间，他便气冲冲瞪着他们，让狱卒不寒而栗。他带药来给我，有止痛药，也有安眠药。狱方先允许他把东西带来，只要他一离开，狱方马上便把所有的药通通没收。我从未告诉他真相，否则他一定会撞倒监狱的墙。”
“看到我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时，他淌下了泪水。当然是同情的眼泪，但更多是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愤慨。他满是泪痕的脸因怒火涨得通红，要是当时狱卒在旁边，一定会被他狠狠修理一顿。”
戈列格里斯看着胡安，想象他犀利的灰眼睛盯着烧得通红的铁块，正嘶嘶作响朝他逼近。戈列格里斯感受到眼前男人难以置信的坚强。他们可以摧毁他的肉体，却永无战胜他的可能，即便他不再留在这空间里，还是能感受到这里有位让敌人辗转难眠的反抗运动者。
“普拉多带给我一本《新约圣经》，葡萄牙文和希腊文版本。两年中，那本《圣经》加上他带来的一本希腊文文法书，是狱方唯一允许我看的书。”
“‘你根本不相信《圣经》里的任何一个字。’我被带回牢房时冲着他说。”
“他笑了，‘但里面的文字美妙极了。’他说，‘要注意一下其中的隐喻。’”
“我惊讶不已。事实上，我从未真正读过《圣经》，只跟其他人一样，浮光掠影地知道一些常被引用的句子。我开始读，对书中中肯与怪异的奇特结合叹为观止。有时我们会议论一番。”
“‘一门以死刑场景为中心的宗教令我讨厌。’有次他对我说，‘想想看，如果那里换做一个绞刑架、一座断头台会如何？想象一下，要真是那样，我们的宗教符号会是什么样子？’我自然从未这样想过。我有些惊恐，尤其在监狱高墙后面，这类话有一番特别的分量。”
“这就是他，无神的神父，爱把事情想到底，总是如此，无论结局多么阴沉。有时他有些残忍，不啻是在自我摧残。或许正因为如此，他除了我和乔治以外没有别的朋友。跟他做朋友多少得忍受他的个性。他幺妹美洛蒂离开他后，他伤感许久。他很爱这个幺妹。我只见过她一次，正如他所形容：轻盈活泼，仿佛是个脚不触地的女孩。我想象得出来，她难以消受她哥哥的忧郁伤感，那有如火山即将爆发的面相。”
胡安闭上眼，脸上露出疲倦。这是一趟时光之旅，他已经许多年没说过这么多话了。戈列格里斯很想问下去，打听那名字特殊的幺妹，问问乔治和法蒂玛的事，也想知道胡安后来有没有学希腊文。刚才他全神贯注聆听，气都不敢喘一下，连被烫过的喉咙都忘了。这会儿他的喉咙又疼起来，舌头也肿得厉害。胡安在讲述过去时曾递过来一根烟，他无法拒绝，否则会扯断两人间的无形细线。他无法端起茶杯，拒绝胡安递过来的香烟。天晓得为什么，总之，他就是不能这么做。于是，他把这辈子第一根香烟夹在嘴唇间，战战兢兢迎着胡安颤巍巍递来的火，迟疑地稍稍吸了一口以免咳嗽。这时他才察觉，火辣的香烟刺激嘴里的烫伤。他咒骂自己不理智，同时又惊讶地发现，这烟熏火燎正是他此刻想体验的感觉。
一阵悦耳的铃声吓到了戈列格里斯。
“开饭了。”胡安说。
戈列格里斯看了一眼手表：五点半。胡安注意到他的表情，鄙夷地笑了一下。
“太早了，就像在监狱一样。这跟住户的作息时间无关，只是院方为了方便自己的时间而安排。”
戈列格里斯小心翼翼地问：“可以再来拜访您吗？”胡安望着棋盘默默点头，好似罩上无言的盔甲。告别时，他察觉戈列格里斯伸来的手，迅速将两只手深深插进外衣口袋，眼睛盯着地面。
戈列格里斯渡河回到里斯本，几乎没在意周围的景致。他途经奥古斯塔街，穿越巴夏区棋盘般的巷弄，一直来到罗西欧广场，才感到自己人生中最长的一天终于走到了尽头。后来他倒在旅馆床上，忽然想到早上额头靠着教堂书店雾气弥漫的橱窗玻璃，等待前往机场的强烈欲望消退。
后来他和安德里亚娜相遇，跟玛丽安娜一起喝了金红色的阿萨姆红茶，还在她叔父那里，用烫伤的嘴抽了生平第一根烟。这么多事，真的是在一天之内发生的吗？他翻开普拉多的肖像。他今天了解到的事，改变了他对普拉多的印象。这位无神的神父，开始在他心中变得鲜活起来。
注释：
[1]玛丽亚·胡安·毕丽斯，钢琴家，1944年出生于里斯本，四岁登台，六岁举行独奏会。至今仍活跃在国际乐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