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咎的弟弟
韩国君主韩襄王死了，立谁为国君的事情一时还定不下来。
当时韩咎最有可能被立为新君，他的弟弟当时住在周国。周国君主打算把他送回韩国做韩咎的帮手，从而讨好韩国，但又担心韩咎不能当上国君，由此得罪韩国的另一派势力。如何是好？周君进退两难。
一个姓綦毋（qí wú）名恢的人对周君说：“不如派百辆兵车送韩咎的弟弟回国。如果韩咎被立为国君，就说周国派的兵车是给他的弟弟做护卫的；如果韩咎当不上国君，就说周国是来向韩国敬献叛贼的。”（《韩非子·说林下》）
此一时彼一时
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项羽旧将丁公归顺刘邦，丁公曾经在刘邦命悬一线时放他一马，不想刘邦不仅不念恩，反而以不忠的罪名杀了丁公。
司马光评论道：汉高祖刘邦自丰、沛起事以来，网罗豪杰，招降纳叛，手下不良分子很多。一旦登上帝位，便以不忠而拿丁公开刀，为什么呢？是因为前者处于进取，后者处于守成，二者的势不同。（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当初，群雄并起，角斗追逐，民众没有确定的君主，所以来者不拒，这样做是适宜的。等到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臣服，这时候要是不彰显道义以昭示天下，那么身为臣民的人就会心怀二意，唯利是图，如此国家还能长治久安吗！所以汉高祖依据道义作出决断，使天下所有的人都明明白白地看到，身为臣子却不忠诚的人是没有容身之地的，那些出于一己之利而以恩惠结交他人的人，即便救过自己的命，也不能跟他讲义气。杀一人而使千万人畏惧，这样看问题不仅深刻而且长远！汉高祖的子孙享有上天赐予的福祉400多年，是完全应该的啊！（《资治通鉴》卷11）
背誓
西汉景帝时，发生了诸侯王的叛乱。诸侯国齐国的临淄被叛军包围。齐王派路中的大夫向景帝报告。景帝命令路中大夫返回齐国，叮嘱齐王坚守阵地，告诉他朝廷的军队已经打败了吴国和楚国的叛军。路中大夫无法入城，叛军将领与他盟誓，让他到城下喊话，说朝廷的军队已被击败，齐国应该赶快投降，否则将遭到屠城之灾。路中大夫答应了。来到城下，远远望见齐王，叫道：“朝廷已经派出百万大军，太尉周亚夫击败了吴楚叛军，正率兵赶来援救，齐国一定要坚守到最后！”叛军将领杀死了路中大夫。后来朝廷大军赶到，齐国终于解围。（《资治通鉴·卷16》）
东晋孝武帝时，前秦进攻东晋，彭城被围。兖州刺史谢玄率军援救，打算派人先去联系。将领田泓自告奋勇前往，被敌人抓获。秦人重重地贿赂田泓，让他报告说晋朝援军已经失利。田泓同意了。到了城下，田泓对守城人说：“朝廷援军马上就到，我独自前来报告，被敌人抓获，你们要顶住啊！”秦人杀掉了田泓。后彭城解围。（《资治通鉴》卷104）
南北朝时，西魏大军围困南梁的江陵，湘东刺史王琳率军驰援。镇南府长史裴政先行报告消息，被抓获。裴政答应按照敌人的要求向城内通报。他被用铁链锁住，拉到江陵城下喊话，大意是，梁朝重臣王僧辩听说皇帝被围在江陵，已经自立为帝。王琳孤掌难鸣，已经放弃救援。裴政却大声喊道：“援军大批赶来了，你们要各自努力。我因报信被擒，应当粉身碎骨报效国家。”看管人击打他的嘴，主帅怒不可遏，命令赶快杀死他。有人劝道：“此人众望所归，要是杀掉他，江陵别想攻下来。”这才释放了他。（《资治通鉴》卷165）
唐高宗李渊时，刘感任骠骑将军，镇守泾州，与盘踞秦、陇一带的薛仁果作战。刘感被俘，薛仁果包围泾州，命令刘感向城中喊话，说援军已经被击溃，劝守军尽早投降。刘感答应了。却大声喊道：“逆贼粮绝，马上就要灭亡了，秦王李世民统帅几十万大军，从四面赶到，城里的人不要担心，顶住！”薛仁果大怒，制住刘感，在城边挖坑埋他，土堆到膝盖，然后纵马奔驰，放箭射他。直到死去，刘感的喊声就没断，而且愈来愈坚定。（《资治通鉴》卷186）
圣人知变
东汉桓帝时，贤人崔寔写了一篇题为《政论》的文章，回答皇帝的策问。其中说：“孔子作《春秋》，褒奖齐桓公，颂扬晋文公，赞叹管仲的贡献。难道孔子不赞美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实在是想强调通达权变的道理以把天下从当时的弊端下解救出来。圣人能够随着时代变化而作出改变，而俗人却苦于不知道变化（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古代所采用的结绳记事的方法，仍旧可以从秦朝纷乱如麻的问题中理出头绪，以为大禹所采用的挥动兵器的舞蹈征服苗人的方法，仍旧可以解除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困于平城的包围。”（《资治通鉴》卷53）
东汉献帝时，曹操与袁绍对峙，双方都向占据荆州的刘表示好。刘表拿不定主意站在哪一边，派从事中郎韩嵩前往许都观察。韩嵩说：“圣人可以打通为人处世的原则，达到权变；低于圣人的人做不到通达，只能守持为人处世的原则（圣达节，次守节）。我是一个恪守原则的人，君臣名分一旦确定，我便至死不渝。而今我由将军派出，名分、职务都是您赋予的，唯将军之命是从，赴汤蹈火，虽死不辞。以我之见，曹操一定会统一天下。如果将军能上尊天子，下归曹操，可以派我为使者；如果犹豫不决，我到了许都，要是天子授予我职务，我根本不能推辞，那么我便成为天子之臣，与将军的关系，仅仅是从前的部属与从前的主公的关系。在谁的手下就为谁做事，我只能恪守天子的命令，道义不允许我再为将军效死。恳请您再三思考，不要辜负了我的赤诚！”（《资治通鉴·卷63》）
父子俩
十六国时，西北武都郡有一个由杨氏建立的氐族政权，曾接受东晋封号。后来刘裕取代晋帝，建立宋王朝，被后人称为刘宋。武都惠文王杨盛听到这一消息，仍旧坚持使用东晋的年号，表示继续忠于晋朝。杨盛对他的儿子杨玄说：“我已经老朽了，应当终身做晋朝的臣子，而你们却应当好好侍奉宋帝。”杨盛去世后，杨玄派遣使臣前往刘宋报丧，由此才开始改用宋朝年号。（《资治通鉴》卷120）
见机行事
南北朝时，东魏司徒、河南大将军侯景投西魏，又打算投南梁。他向梁武帝上表，说准备率领豫州等13个州前来归附；又说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都是他的势力范围，在那里办事，易如反掌。梁武帝召集大臣商议。尚书仆射谢举等人说：“近年来，我朝与魏国和睦来往，边境相安无事，如今接纳它的叛臣，我们私下认为不合适。”武帝说：“话虽这么说，但要是得到侯景，北方就可以厘清了。机会难得，怎么可以僵化凝固而不知道变通呢！（机会难得，岂宜胶柱！）”（《资治通鉴》卷160）
随机应变
南北朝时，北齐大军10万入侵南梁。梁朝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陈霸先率军抵抗。正要交战，天降大风，越刮越紧。根据兵法，陈霸先说：“军队不能迎风进攻。”部将周文育说：“军情急迫，怎么能抱着古法不放！”（事急矣，何用古法！）便抽出一支槊跃上马背，率先冲了出去。风跟着转变了方向，敌人死伤几百。（《资治通鉴》卷166）
识时务者为俊杰
隋朝末年，天下反叛。裴仁基任隋朝河南讨捕大使，每次击败义军所缴获的物资都尽数分给士卒。监军御史萧怀静从中阻挠，引起士卒的怨恨，萧怀静还屡次抓住裴仁基的过失向朝廷告状。洛口仓城作战，裴仁基过了规定日期还没有赶到，听说隋军失利，畏敌不前，但又怕朝廷治他的罪。义军首领李密知道裴仁基处境艰难，派人劝降。贾闰甫劝裴仁基投降李密，裴仁基问：“萧御史怎么办？”贾闰甫说：“萧君就像栖身在枝干上的鸡，要是不会随机应变，无非明公您抬手一刀罢了。”裴仁基听从了。（《资治通鉴》卷183）
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
唐宪宗下诏说：“从今天开始，各地长官到京朝见，不得进献贡物。”知枢密刘光琦上奏，为贯彻这一旨意，应该分别派遣使者携带赦书前往各地宣读。翰林学士裴垍、李绛上奏说：“朝廷使者所到之处会造成烦扰，不如只将诏旨交付驿站紧急传递。”宪宗听从了。刘光琦援引以往惯例表示反对。宪宗说：“惯例是对的则给以遵从，要是错的，怎么可以不更改！”（例是则从之，苟为非是，奈何不改！）（《资治通鉴》卷237）
大与小
唐宪宗时，御史中丞卢坦弹劾前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前浙东观察使阎济美违背不准进献贡物的旨意。宪宗召见卢坦，对他进行褒奖慰问，说：“我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要是再追究这件事就是失信。”卢坦说：“圣上的旨意公布于四海之内，是陛下的大信。柳晟等人不顾陛下的法令，违背的是大信，陛下怎么能够为了守持小信而背弃大信呢（奈何存小信弃大信乎）！”（《资治通鉴》卷237）
五代时，后晋河阳行军司马李彦珣（xún）追随范延光造反。李彦珣的父母住在乡下，没有受过儿子的供养。范延光任用李彦珣为步军都监，派他登城防守。后晋将军杨光远通过访查捕获了李彦珣的母亲，带到城下招降李彦珣。李彦珣张弓搭箭把母亲射死了。范延光投降后，后晋皇帝石敬瑭任用李彦珣为坊州刺史。有人揭发李彦珣当年的事情，说杀母乃是大恶逆，不可饶恕。石敬瑭说：“赦令已经颁行，不可更改了。”仍旧派他前去赴任。
司马光评论道：“治理国家的人固然不可以不讲诚信。然而李彦珣的罪恶，天神地祇人鬼不容。如果石敬瑭宽赦他的背叛君主之过，惩罚他的杀母之罪，又有什么损害诚信的呢！”（《资治通鉴》卷281）
政贵知变
唐文宗时，崔郾为陕虢观察使。他实行宽政和仁政，有时候一个月经受鞭打刑罚的人连一个都没有。后来，朝廷命他担任鄂岳观察使。这一带盗贼猖獗，不仅抢劫行人舟船，还杀人，连老人儿童都不放过。崔郾到任后，训练士卒，打制兵器，建造战船追击围剿盗贼，没用一年，将其消灭干净。有人问他，同是你一个崔郾，为什么在陕虢观察使任上实行宽仁之政，而在鄂岳观察使任上却实行严刑峻法呢？崔郾说：“陕虢土地贫瘠，民众穷困，我安抚他们，忙得一点闲暇都没有，就这样还担心照顾不到；鄂岳地势险要，族群混杂，夷人风俗剽悍、狡诈，喜欢铤而走险，不借助威势刑罚，不能进行治理。为政贵在懂得变化，讲的就是这一点。（政贵知变，盖谓此也。）”（《资治通鉴》卷244）
小结
变通虽然是治政的常态，但古人对此非常慎重。故事中崔寔说“圣人能与世推移”，韩嵩说“圣达节”，不仅是对圣者的颂扬，而且还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变通只是圣人的特权。因为一般人很难把握变通的分寸，不及达不到效果，过了必损害道义。所以韩嵩宁可死守节操，也不灵活处事。
这就提示人们，变通一定要围绕道义进行，也就是“权”必须服从“经”。大信不亏，小信灵活，就是一种服从方式。如果离开了这个关系，变通就成了阴谋，这也是儒家的权变与法家的权谋之间的根本分界。所以儒家一再告诫人们，一定要慎对变通。北宋大儒张载说：“学未至而好语变者，必知终有患。盖变不可轻议。”（《近思录·为学大要》）对道义没有完全把握却喜爱权变的人，可以断言他早晚会出事，权变不可以轻易谈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