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广州帮(珠江三角州各县)和潮州帮(潮州、海阳、澄海、饶平、大埔县)的商人
始于明嘉靖,鼎盛于清乾隆,衰落于民国
主营:航海业,成立“十三行”
借地生财胆大务实擅长贸易善于投机
明朝著名理财家丘濬
丘濬,字仲深,号深庵,琼州(今广东琼山)人,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是明朝著名理财家。
丘濬处在明王朝从全盛走向衰落的时代,当时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土地集中达到很高的程度,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也逐渐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他的理财思想集中表现在以下六种思想。
富民思想
丘伈认为,物质财富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必须满足人们对财富的欲望。他从“藏富于民”的儒家传统思想出发,认为虽然“天生众民,有贫有富”(《大学衍义补·市籴之令》),但富民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贫民要“赖以举贷”(《蕃民之生》),而且“国家亦将赖焉”(《经制之义》),所以,他反对“夺富与贫”。他所要保护的富民,除有田的富民外,还包括“乘时贵贱”、“居货待价”的商人。
制田思想
丘伈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配丁田法”,其基本内容有:
(1)规定每丁可占田1顷,取得田地的途径是购买;
(2)对已占田1顷以上的,使“多至百顷,官府亦不之问”(《制民之产》),唯限制其将来,不许再行购买田地。
工商思想
丘伈认为“市者,商贾之事”(《市籴之令》),应该听任民间经营,国家不应与商贾争利。主张尽量扩大商人的活动领域,海运漕粮的船可装载部分私货,听任民间开展海外贸易。他反对“重商税以致困辱”(《征榷之课》)商人的政策,主张对盐贩商人只收少许的盐引“工墨钱”,对酒、面、醋的加工贩卖则一概免税。他认为富商就是富国,他说:“贫吾民也,富也吾民也,被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市籴之令》)。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对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是有积极意义的。
价值思想
丘伈说:“所谓钞者,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呜呼!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铜楮之币》)”这里的“物”是指劳动生产物,物之“用”,是指物的使用价值,这里的“价值”,决定“功力”的深浅,是指与劳动有关的价值,即价值的大小与耗费的劳动时间多少有关。丘伈的价值思想,是一个重要发现,他比西方最早接触劳动价值观点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要早100多年。
理财思想
丘伈说:“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认为为民理财比为国理财更重要。他说的为民理财有三点内容:
(1)发展生产,为民有财;
(2)取民之财要合理;
(3)反对将国家财政“专用之以奉一人”(《总论理财之道上》)。
贸易思想
丘伈反对闭关自守,主张海外贸易:
(1)中国的商品固然能自给自足,但外国却需要中国的商品,因而海上走私不断,如强之以法不惟无益,反而有害,不如开海禁进行对外贸易;
(2)日本海盗虽“累为沿海之害”,但暹罗、爪哇等国却同中国友好通商,只要禁止同日本贸易,开海禁不致招惹边患;
(3)为让民间从事海上贸易,官府征税,对国家财政收入亦有所补益。
丘伈的这些理财思想,不仅当时影响深远,就是如今也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玩弄权术致富的官商潘启
潘启,广州人,清朝“同文行”老板。
清政府为了与洋人进行贸易,在广东成立了一个垄断性的专门机构,叫“十三行”。“十三行”里有个“同文行”,“同文行”老板叫潘启,是个善于利用清政府官衔而玩弄权术致富的官商。
潘启玩弄权术有四招:
其一,捐输。
清政府有个捐官制度,就是商人只要向清政府捐钱捐物,就可以获得清政府封赐官衔。潘启就利用这个制度,为自己谋取官衔,有了官衔,就可以借助权力为自己的商业开路,权钱交易,当然能发大财。于是,潘启就将贸易赚得的钱,拿出一部分向清政府捐输,就得到“蒙旨赏加三品顶戴,诰封通议大夫”的头衔。嘉庆六年(1810年),潘启又借华北风雨为灾的名义,再一次捐输白银10万两。
其二,进贡。
“人为钱死,鸟为食亡”,清朝皇帝也不例外,当然,皇帝要“草民”的钱,那是天经地义,不会为钱而死。所以商人向皇帝奉送贡品,讨皇帝欢心,以便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成豪富,也是天经地义。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潘启在“同文行”创办不久,就创设了一种叫“行佣基金”的小金库,此基金是从进出口贸易货款中提取资金,专门用于购买向清政府宫廷和上下各级官吏进贡金银珠宝的费用。这样,“同文行”就可既不致于再被各级贪官污吏敲诈勒索而破产,又可以取得皇帝的欢心而得到权力的保护,岂不一举两得。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广东商帮为了与皇帝拉上关系,洋行商人潘文严等广商向清政府请愿,说是愿以洋货和钟表等贵重物品,每年一次向皇帝进贡,并请“同文行”代为呈进。于是,潘启又多了一个巴结皇帝的机会,他从此开启了“十三行”代办皇帝贡品的先例,以换取皇帝对他的信任,从而取得垄断广州对外贸易的特权,以谋取暴利。
其三,官商。
潘启利用中国的科举制度,极力支持其子孙与家族子弟应试科举,获取功名,以便用官保商。例如,乾隆庚寅年(1770年),潘启的儿子潘有为成为内阁中书,孙子潘正享成为县贡生、捐刑部员外郎,孙子潘正炜成为附贡生、被用郎中,钦加道街。而潘正炜后来就是“同文行”的第三代掌门人,其亦官亦商,当然是更加广通财路。
其四,公关。
“同文行”是清政府“十三行”中最早设立的商行,潘启由于创办有功,后来成为“十三行”的总商。在他的经营下,“同文行”以总商的优越地位承销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半的进口毛织品,并垄断了中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全部生丝和茶叶的出口贸易,从而获得了巨额利润。
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掌握了洋货的命脉,潘启为了最大限度地取得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进出口贸易的份额,便非常注重并采取一切措施来与其搞好关系,首先,他向东印度公司承诺退赔废茶,以维护其商业信用。例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回废茶1402箱,“同文行”当即赔银10000两,并当天付清,从而取得东印度公司的高度信任。其次,他为东印度公司排忧解难。例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东印度公司邮船经澳门自治官批准,停泊在凼仔修理,但清政府以“不是载货贸易商船”为由不许停泊,并禁止伙食供给。潘启立即用钱帮其打通关系并使该船获准停靠修理和供应伙食。同年,清政府又下达外国商船运出生丝不超过100担的禁令,潘启为了使东印度公司船运生丝不受此限,又拿出了4000两银子帮其打通关系,获予准许。东印度公司为此设宴招待潘启,以表感谢。由于潘启善于“公关”,因而使他在洋商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和地位。嘉庆十九年(1841年),由于竞争排挤,潘启曾一度被罢免了总商的职务,关键时刻,正是洋商的帮助,才使他复出,复出后又受到了洋商的热烈欢迎。
从衣食无着到东南亚华人首富张弼士
张弼士,清朝广东潮州人。
张弼士,出身贫寒,家中衣食无着,年青时就独自赴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旧称)谋生,经过20年的艰苦创业,终于成了“致富四方”的东南亚华人首富。
什么赚钱干什么,哪里赚钱到哪里
张弼士做生意与众不同,他是什么赚钱干什么,哪里赚钱到哪里。
张弼士最初是在一家米店当伙计,有了一点积蓄后,开始自己经商,不久,创办了裕和公司。有一次,他听说开荒种地利润高,他立即进行调研论证,认定后,就投入巨资开荒,他搞多种经营,水稻、椰子、树胶、咖啡、木棉、茶叶,样样都种,他又获得巨额利润。
不久,他又看到英国人在殖民地“专辟商场、开矿,皆获厚利”,于是,也仿照人家,利用人家殖民地当局鼓励商人开发经济的政策,大规模利用银行贷款,搞实业开发,开商场,办矿山,又获取暴利。
1877年,他在苏门答腊日里,创立了立笠公司,专门从事荒地开发,拥有树胶、椰子、咖啡、茶叶等许多种植园,仅橡胶园就有七八座之多。接着,他一条龙延伸产业链条,利用自己的丰富原料资源,购买新式机器,开办制作加工咖啡与茶叶等工厂,并招募了大量华人移民帮助开发产业,于是一下子就成了大庄园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