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正是莫泊桑为在文学上成就一番事业而苦心磨砺的年代。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是特别曲折而又艰难。
在海军部的工作中，困扰莫泊桑的不仅是办公室的劳顿，还有无可奈何的寂寞和闲适，然而莫泊桑却满怀信心。他的文学志向没有片刻动摇，他的写作练习没有一日间断。尽管海军部的公务占去了他很多时间，可他还是能见缝插针。为了排遣多余的时间和孤寂，莫泊桑在闲暇时间里开始搞创作。
可这是不被允许的，他曾经因此多次被上司点名批评。
有一次，科长冯奇先生见莫泊桑低头不语好半天，知道他又在写东西，就十分不满地对莫泊桑说：“您在做什么，莫泊桑先生？我很少见您这样积极过！莫泊桑先生，您是由国家付钱替国家办事的。”
莫泊桑勉强辩解道：“但是，先生，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了。”
冯奇严肃地说：“在7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我明确禁止您干公务以外的事。”
莫泊桑也略带不满地说：“可是，先生，我现在已经没什么事可干了。”
冯奇对他这种态度很生气，他大声说：“那就把我们10年的公函拿出来，读一读，这对您有好处。”
刚开始，莫泊桑还虚心接受上司的批评，认为他这是履行职责。但到后来，他发现上司们对人一套对自己又是一套，就在人前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批评他人的时候，他们自己却在干着更为恶劣的事。他们与女职员打情骂俏，甚至做下流的事，但回过头来却在职员面前装正人君子。
莫泊桑一直痛恨这种阳奉阴违的人，觉得与他们相比，自己活得更坦率。所以，他也就不再理会冯奇先生的“谆谆教诲”了。
为了使自己的工作更出色，不让上司挑出毛病，莫泊桑严格要求自己。
但是，冯奇先生仍然不放过他。在一次大会上，他避而不谈莫泊桑办公之辛勤、快捷，反而大加训斥：“这里我不得不谈到莫泊桑先生。身为国家雇员，莫泊桑都干了些什么？他在公事文件下面藏着稿纸，以办公为幌子，一心营私，真是利欲熏心！”
冯奇先生或许认为仅仅从行政角度加以痛骂，不足以使这位部下“浪子回头”，于是他以文学行家的口吻对莫泊桑大加讽刺：“那么，再让我们看一看莫泊桑先生的才能吧！他近来正忙于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也许他还有写长篇小说的雄心壮志。可是据我看来，他可能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小说。”
莫泊桑退伍以后，母亲一直在为他的未来而操心。小儿子艾尔维喜欢种植花木蔬菜，愿意待在乡间做一个农民也倒罢了。但洛尔知道，吉是在文学上怀有远大志向的，他将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呢？
1872年1月29日，洛尔在给老友福楼拜的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吉要找到适合于他的道路，也许就困难得多了。”
莫泊桑脱下军装以后，立刻恢复了因战争而中断的对老师福楼拜的每周拜访。虽然塞纳河上的浪游令他迷恋，然而福楼拜大师的吸引力胜过这一切。
福楼拜来巴黎，莫泊桑每星期日都是慕柳街4号的座上客。即使福楼拜住在克鲁瓦塞，莫泊桑也远道赶去，几乎一周都没有爽约。好在海军部职员乘火车只需打1/4票。
每当这时，福楼拜总是很开心，他拉着莫泊桑的手，“到这里来。”说着就把他带着窗前，一面点头，一面细细地注视着莫泊桑的脸，眼中却充满了怀念的神情：“难得难得，不错，你已经长得和已故的阿尔弗莱德一模一样了。听你母亲说过了。”
两家的世交且不说，单是大师的慈祥、睿智，门徒的聪慧、刻苦，就足以把这一老一小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在慕柳街福楼拜家里，他与往常一样，穿着褐色便袍。在公园玩耍的孩子们的声音，从窗口传进来。
福楼拜问：“仍然还在上班吧？”
“是的，最近被任命为事务官，以后在海军部印刷科。”
“知道了，知道了。”
莫泊桑补充道：“是内务部辅佐股长。”
福楼拜故意张大了嘴巴，露出高兴或厌恶的神情：“真有意思。印在你的名片上好了。”
接着，他又故意庄重地问：“究竟是怎样一种工作呢？”
莫泊桑沮丧地回答道：“那是粮食调查局的一个部门，我的工作大概是核对文书，检查每天从国立印刷局送来的公文程式和印刷品，交给接受请求的各部门。其实，这种工作顶多只需要小学六年级的水平就可以胜任。”
福楼拜鼻子里不屑地“哼”了一声。
莫泊桑无奈地说：“而为了这责任重大的职务，我接受1650法郎的年薪。”
福楼拜冷笑着说：“那是你甘愿固守清贫的生活喽？”
两个人相对无语，沉默了一会。
福楼拜再次打破沉寂：“可怜。我同情你，真的同情你。喏，坐下吧，要喝咖啡吗？艾密尔，给我咖啡和香烟。”
为了寻找适合于自己的道路，莫泊桑在广阔的文学领域里展开了全面的攻势。他不知疲倦地习作诗歌、戏剧和小说。福楼拜对他的作品一如既往地细加品评。他对莫泊桑的各种尝试都给以鼓励，从不轻率断言他只能作哪种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