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今天下午在山上写出来的。
这也是他想好好几天的结果，小小年纪的他，目前赚钱的机会确实有限，要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只能靠父母。但父母能赚钱的生意也有限，养猪，现在猪价也贱，万一运气不好，碰到什么大病，只能自己杀了吃，而且一家养两头猪已经是极限，再养多，猪吃的饲料就成问题。
从现有的条件出发，糖炒板栗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他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板栗曾经卖到5块一斤，那是历史最高价，现在最多三块顶天。大家都觉得卖的贱，但是没办法，在农产品价格上，农民一直很少有话语权的。
再说这个东西，他会做。
参加工作以后，看到有糖炒板栗，他时不时也会买一些。倒不是喜欢吃，主要是因为从小开始，每年都帮着父母收板栗，从打板栗开始，到捡板栗，剥板栗，最后卖板栗，要忙上10多天。但是印象中，家里却从来没有吃过一餐板栗，哪怕是煮上一碗，也没有。估计全村都一样，哪怕卖的再贱，大家都舍不得吃，顶多是剥的时候，那些破了的，就生着吃掉。
套用一句话说，参加工作后，他买糖炒板栗，他吃的不是板栗，他吃的是儿时的缺憾。
就像很多人成年后还听儿歌《让我们荡起双桨》一样，听的也是儿时的缺憾。在冯一平穿着改自姐姐穿小的旧衣服，帮家里大人力所能及的干活的时候，首都的小朋友在周末，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在离天安门不远的，绿树红墙围绕着的公园里划船。因为这个缘故，冯一平一家后来到北京玩，他专门带着儿子去北海公园划了一次船。
张彦倒是爱吃板栗，商场门口，还有农贸市场门口都有卖的，她差不多一个星期会买一次，那时的糖炒板栗已经卖到16块一斤。父母到广州帮忙以后，特别是妈妈，看到那么一小纸袋板栗，就要近二十块钱，深感不值，就说，你们要是喜欢吃，那我做吧。
但是她不知道怎么做，冯一平上网一查，容易，有步骤，有专门的炒砂卖，他们就试着做了几次，自己也不断调整糖、油比例，还加入其它香料，到后来，做出的加强版糖炒板栗，绝对比外面买的味道好。
现在要做的，只不过是把原来家里做的，每次炒一两斤，变成用大铁锅一次炒十几斤炒而已。
冯一平提出这样的建议，还有一个考虑。
父母因为一直以来，经济上都不宽裕，所以对钱看的很重，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哪怕冯一平后来赚了些钱，这个观念还是改不过来。住到一起后，父母节俭到抠门的习惯，连冯一平也不习惯，那种节省是全方面的，从衣食住行，方方面面，能省一块是一块。何况张彦从小家境就算好，更不习惯，所以，因为花钱，父母和冯一平及张彦之间，闹了不少次矛盾。
冯一平记得，贾平凹曾经写过大概这么一句话，“在我眼里，两块钱不是两块钱，那是白花花一堆盐。”
在父母眼里，钱不是钱，那真的是命，花钱，就是要他们的命，而且当时他们年纪也大了，想让他们改变，很难很难。这一次，冯一平有信心，做的比原来要好，他也想让父母还年轻的时候，自己能赚些钱，不要像原来一样，把钱看的比命还重。
那张纸冯振昌反复看了，交给梅秋萍，“这说的到不难，河砂好说，到河边挑好的铲就是，糖和茶油，也好买，就是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做出那个味道来。”
“还有，到哪里去卖呢？县城不用说，卖6块一斤，估计没多人少人买，我看在市里都不容易，省里应该买的人多，但是省里我们去都没去过，人生地不熟的。还有，在省里，那总要找个住的地方啊，加上买糖和茶油，还有炉子，这都要花钱，加起来也要不少。”冯振昌接着说。
冯一平说，“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去省城卖糖炒板栗，这只是一个办法，这个不行，我们再想其它的。我主要考虑的是，这里面的大项，板栗，我们自己有，不用花钱买，家里的不够，志明哥家的多，可以先借几百斤，卖了给他钱，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冯振昌点点头，“这个没事，他家孩子小，现在用钱的地方少，商量商量，应该能借一些。”
“目前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把板栗炒好，所以我的意思是，最迟这个月底，板栗就要收，那先不急着卖，我们先炒试试，如果炒出来味道不错，那可以考虑做这个事情。一天没10斤应该没问题吧，做上两个月，能买600斤，6块一斤，毛收入3600，小舅不是一直在省城，叫他帮我们租个房子，房租一个月算200，自己带米，每个月买菜200应该很够，路费总共算300，炉子，加上糖、油，200也够，这样加起来要花费1300，600斤板栗，要1200块，那就是差不多赚1100块，一个月有500多块，而且要是做的好，这个生意是长年可以做的，一年5000块钱应该没问题。”
冯振昌早年在生产对上做过会计，“你是把我们家的那400斤也算进去了，那400斤不算钱的话，两个月差不多能赚2000块？”
冯一平说，“如果是想长期做，那还是要算进价的。”
冯振昌点头，梅秋萍却有些愣住，从她生病，到建房子，这些年下来，欠着三千多的外债，她是个急性子的人，每天都愁，按现在的收入算，这些债怕是要还些年的，怎么儿子这一算，这个好好做，两个月下来，这外债就能还一大半？
她急切的问，“一平，你有没有算错。”
“错不了，”冯振昌说，“就这千多块的帐，怎么会错？”
“千多块，你说的轻巧，”梅秋萍也是有性子的人，“这几年，哪一年到年底，家里能余上百多块钱。”
冯振昌哑然，冯一平连忙说，“妈，不会错，我帮你写下来。”
拿着纸，“一个月买菜要200块？”她首先质疑，“这是要天天大鱼大肉的吃啊！”
“妈，这是大概的数字，算宽裕一点好。”冯一平解释道。
梅秋萍反复看了几次，“没错，这样算，一个月确实能赚500多块，哪怕是赚一半，200多一个月，我也知足。”
冯振昌这时也有心情开玩笑，“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一个月赚两百多块。”
梅秋萍说，“反正这是个路子，按一平说的，他以后如果考上大学，靠我们种地是供不起的，只能旧债没清就扯新债，再说借钱就容易？既然算下来这个能赚钱，那我们就用心做试试！”
“按一平这样说的，是值得试试！”冯振昌也赞同。
他也难，受累于父亲地主的成份，他直到37岁才结婚，一直下苦力种地，就是变不了几个钱。在村里，虽然年高份尊，人人见了，不是叫叔，就是叫爹，可是给老婆治病，加上建现在住的房子，欠的几千块钱，这些年还是没怎么还。
目前，儿子是他的骄傲，也是他们的希望，儿子说的也是，学费一年比一年高，大学就更不得了，总不能事到临头才想办法吧，现在确实到了不想办法赚钱就不行的时候。但是自己又没什么好的路子，儿子的这个想法，倒不失为一个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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