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工艺
陶瓷工艺有重大发展。瓷器，继东汉烧造成功之后，南方青瓷广臻成熟，黑瓷也有进步。北方白瓷正式烧制成功，更是划时代的新成就。与此同时釉下彩出现。釉色装饰应用，也是重要发明，陶器中精制釉陶可与瓷器比美，又有大型画像砖的完成，都是这一时期陶瓷工艺的历史性贡献。
瓷器
瓷器质坚釉润，清洁灵便，比陶器好，比玻璃牢，比铜器，漆器有很多优点，日用器皿广为应用，这个时期的瓷器以青瓷为主流。
1.青瓷
青瓷主要产地集中在江浙及南方数省。原料由高岭土、长石、石英为主，烧成温度在1300℃左右，釉料由石灰石和瓷土配成，铁为主要呈色剂，氧化钙为主要助熔剂。东吴青瓷胎骨坚实，釉色匀净以淡青色为主。西晋使用化妆土成功，外观更为饱满柔润。东晋青瓷生产趋向普及，而且在质量上有明显提高。瓯江一带突出，釉色淡绿中泛蓝，为“翠峰天青”的开端，时称“缥瓷”（潘岳赋），发展到南朝技艺更为提高，胎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釉匀净透明，多为淡青、淡绿，有的泛黄。
北方，北魏晚期开始烧制，北齐山东青瓷胎薄呈灰白色。火度高釉色深浅不一，多青褐。青黄色，后经二次上釉，才达到釉厚明亮润泽。
器型 常见品种有：碗、碟、钵、盘、盆、桶；壶、尊、耳杯、托盏；罐、坛、洗、盂、砚、烛台、熏炉；唾壶、虎子、魂瓶等。各种器具齐全，成型方法多种。
三国承袭汉制，西晋后造型新颖。有轮制、拍片、模制、镂雕、捏塑等，碗、盏、壶、罐、泡菜坛等圆形器，由陶车拉坯，因有了瓷制轴顶碗装置，转速轻灵工艺改进，拉出的胎壁均匀。扁壶、方壶、方桶等，以拍片、模修后粘合而成。狮形烛台、器物饰件等，用模制压印粘合。动物、人形等，用手工捏塑。
巧用动物、人物形象的有东吴“青瓷羊”（南方清凉山出土），高23.4厘米，长32厘米，肥体曲肢伏卧仰首而鸣，造型丰美釉色青润，获世界公认（英国《百科全书》）。实为瓷塑烛台，额顶镂一圆孔，用来插烛，承汉代“铜羊灯”而来。
西晋“狮型烛台”，模印成型，器体厚重内壁不平，背上有管状口。有的狮背上坐骑一人，头带高冠，上呈管状，均是插烛用器，实用亦兼陈设。还有“人体灯”，承盘灯柱上堆塑人体形象，上顶油盏，适用而有艺术性。
三国、西晋，承汉代明器盛行，有“五联罐”和“谷仓”等。综合运用了多种技法。如东吴“塑像五联罐”（武义桐琴果园出土），上有五小罐塑成凹脸高鼻圆目正视的男像，中间的端坐左肩驮幼儿，抚面贴耳戏耍，周围四人稍矮一头，均左手托腮，右手取左肩上搭巾，此示恭候。形象中可见民族交往的影响。因是宗教明器，也称“魂瓶”。后由中罐变成大口，周围四罐缩小被堆塑的楼台、亭阙、人物、禽兽等淹没，印成“谷仓”，又称“魂亭”、“神亭”。如有“佛像谷仓”（江苏金坛出土），上塑建筑、佛像、人物、禽兽等，是东吴出现佛教内容为装饰的早期作品，还有“丰收谷仓”（浙江肖山出土），仓口鸟群簇拥，引颈展翅，显示出粮食盈仓百鸟争食的热闹情景。下面为人物百戏奏乐耍技，又是喜庆丰收的欢乐场面。“所堆之物，取子孙繁衍，六畜繁息之意。以安死者之魂，而慰生者之望。”
日用器皿造型，作风朴素注重适用。东晋南朝的碗达10种以上，碟有5种之多。大小成套。德青等地的钵、碗、碟、洗等，拉坯规整，适应叠装套烧，饼形底平而且厚，加强了叠烧的承受力，用扁圆泥点间隔，器型达到一致。另有东晋“三足盖砚”，砚面圆而平，外围子口，既可围护墨汁，又起固定扁平形器盖的作用，底有三个“之”字形扁足，盖微鼓，绕中心圆纽有五道同心圆宽弦纹，凹凸起伏，釉色随之深浅，富于韵律感。从造型到纹饰，都体现了轮制的妙用。壶、罐、坛等配有器盖，盖合紧密，也体现着成型工艺的水平。
六朝造型，先后有明显的演变和改进，壶、罐、钵、碗、盂等，体态由低矮向高耸发展，由丰满变修长。口沿多盘形到杯型，腹部浑圆，“桥型系”，是这时期特有的形式，形成整个器型的对比而统一的特色。尤以“盘口壶”、“鸡头壶”为典型。鸡头壶是三国末出现的新品种。西晋多盘口，肩部前后堆贴鸡头、鸡尾为实体装饰。东晋壶身变大，鸡头作筒形出水流，鸡尾变为圆形把手由口沿到腹部。南朝为杯口，口颈加高，鸡头挺直引颈高冠，曲栖翘卷，更为适用而完整秀美。例如南朝青瓷鸡头壶。
南北朝又出现了特殊品种“莲花尊”。南朝齐、梁和北魏都有，北魏“青瓷莲花尊”（河北景县封子绘墓出土），造型宏伟而瑰丽。喇叭口长颈。颈部凸弦纹分割。贴3周纹饰，上有6个飞天，中为宝相花，下是4个兽面和两组蟠龙。肩有6个直系。椭圆腹上凸塑上覆下仰莲花，上部3层覆莲递长，下层莲瓣长尖外卷，瓣上加菩提垂叶。下二层仰莲丰满肥壮。腹下收，接向外微展的足，堆贴两层覆莲。底露胎。有盖，莲心为纽，莲瓣围绕。整体装饰华丽。釉层厚匀，呈色青而微灰，堂皇精美。
还有“大盘”；口径40厘米，“托碗”，带托深腹碗。胎质含氧化铝和氧化钛，呈灰色。釉薄有细裂纹，呈色灰绿或灰黄，凝重质朴自成北方风格。
装饰 常见的纹样，主要有弦纹，水波纹，叶脉纹，龙、凤、兽、禽、铺首、人物、仙人、佛像、莲花、忍冬等，表现手法多种，有刻划、压印、模印、印贴、堆塑、镂雕、以及釉下彩，釉色点彩等。雕绘结合，有多种艺术效果。
三国承汉传统，有堆塑亭阙、人物、禽兽以及佛像等。釉下彩绘产生，是在瓷胎上绘纹上罩透明釉而成，开了彩瓷先端。典型有“青瓷釉下彩盘口盖壶”（南京雨花台长岗出土），通高32.1厘米，腹径31.2厘米，束颈鼓腹。用褐色绘纹。釉色透明泛黄。盖纽塑鸾鸟回首衔符，腹上一周贴四个铺首；二尊佛祖端坐双兽、莲台上；两个比翼鸟形耳，为双首连体张翼屹立共衔一物俯栖状。绘纹在纽两旁有一桃形；盖面四组纹样，两个人首鸟身的寿禽在一株木芝上方飞舞，下方各一兽对卧。壶颈绘七只白虎；腹部绘两排持节羽人，间有飘然若动的黄龙芝仙草。各部纹样间隔一折线朵花纹带。釉下彩绘的生动描写与精美的贴塑融为一体，构成充满神秘气氛的画面，反映了道教中“魂神澄正，得升天堂”的内容等。
西晋装饰，多在形体端庄的器皿口沿和肩部压印一两条轻细的几何纹。有弦纹、菱纹（内凹或重线）、斜方格网纹（或内方格）、小圈点联珠纹（并列花芯纹）、忍冬纹（十字花纹）、还有飞禽、走兽纹（龙、虎、凤、雀）构成装饰纹带等。配合模印浅浮雕的铺首，辟邪、猛兽，以及刻划细腻的龙首、虎头等。例如“猛兽尊”（宜兴出土），花苞型，腹部堆雕一猛兽，头部突出而形状奇特。还流行镂雕装饰，以香薰为多。典型有《香薰炉》（宜兴周处墓出土），炉体为球形，上部镂有三层等边三角形孔，下开一椭圆形炉门。顶有鸟形纽，昂首展翅欲飞。炉底及承盘下，各装三个熊形足，直立躬背肩负香炉。造型端巧玲珑剔透而适用。另有青瓷熊灯。
东晋，装饰简朴，多通体光素划一两道弦纹，晋末始有莲瓣纹，承西晋后期，褐彩斑釉色装饰流行。青釉上点酱色斑纹，使用了褐彩点画图案，由点和线条两种形式的不同构成，一种是在器皿口沿、肩、腹加几点褐彩，或在肩、腹用褐色点彩组成各种图案；一种是绘出长条形线段，长短粗细视画面大小而定。皆以含铁量高的色料绘成。例如“褐彩鸡头壶”（温州郊区出土），在盘口、鸡头和把上加饰彩点，肩腹间18个圆点构成一圈，再以头柄、双耳为起点点出四条弧线，上下交叉划成8个区间，每区间饰圆形花一朵。还有“褐彩四系罐”等。
南朝刘宋有两类装饰，褐色点彩发展为小点密集形式。再者是由于佛教影响，承晋末盛行莲花、忍冬、佛像、飞天等题材，吸取融化而发展。尤以莲花纹饰最突出，用划、印、浮雕、堆贴等技法，有尖瓣、圆瓣、单瓣、复瓣、仰式、覆式等样式。南朝青瓷钵、碗、盏、壶等外壁和盘面、碟心、常划重线，形似一朵盛开的荷花，有的加佛像等。南朝齐梁、北朝北魏，都有莲花尊之类，以莲为造型和装饰主体，形成浑然统一的美感。
2.黑瓷
黑瓷承汉代更加成熟。东晋浙江德青烧造黑瓷驰名，胎色砖红，或浅褐或紫色。釉色乌黑发亮，滋润如漆，着色剂主要是氧化铁，含量高达8%。典型如“黑釉四系盘口壶”（上海博物馆藏），盘口微敞，壶身浑圆，颈上饰双平行凸弦纹，盘棱连肩，肩上凸出四个桥形系。下体微收，足略展，底不挂釉。造型节奏明朗，浑圆中含有秀劲，胎细釉厚，乌黑中有赭紫色“出筋”，黑体中有变化。另一代表作品“黑釉鸡头壶”。“茶盏”盏托配套，免烫止溢，是新型茶具。另有盒、桶、壶、罐等，都配有器盖，盖口密合，适用清洁而美观。
北方黑瓷也有发展。北齐有“黑釉四系小罐”（河北平山崔昂墓出土），高仅14厘米，口、底径同9.4厘米，阔口、宽肩、深腹、平底。线条挺拔器身轩昂，颈下做反弧形收缩，造型新颖大方。胎质坚硬，全器内外满施黑釉，上浓黑逐下淡至茶褐色，制作精致而有气魄。
3.白瓷
白瓷的烧造，首先发现于北朝的北齐，是陶瓷史上的一大创造。人为的将胎釉中的含铁量降到1%以下，克服了铁的呈色干扰而成功。北齐白瓷，胎料经过淘练，比较细白，釉薄而滋润，呈乳白色，釉厚处泛青，始具白瓷特征，较东汉似为早期白瓷的“灰釉高足碗”（长沙出土），有质的飞跃。从此，瓷分青、白两个大体系，有划时代的意义。例如白瓷碗、“白瓷杯”（河南安阳范粹墓出土）武平六年（575）前的制品，胎釉白净细润雅致。还有“白釉绿彩四系莲瓣缸”（同上）从肩到腹堆塑成凸起的丰肥莲瓣，型饰融合一体，是北方风格的典型，绿彩以氧化铜为着色剂，溶融流淌，彩色自如，又属釉彩新品种。另有“白瓷绿彩四系盘口瓶”（徐州狮子山出土），口颈划弦纹，点绿色彩斑，肩饰垂莲，瓣中划出梅花，也是白釉彩瓷的先例。
4.瓷塑
继承传统，又吸收了外来因素，例如东吴“青瓷人物俑”（武昌莲花寺出土），永安五年（262）制品，颜面丰满，肥鼻大眼，眉间额上印释迦“白毫相”，可见受佛教艺术影响，有荆楚地方特色。西晋“青瓷武士俑”（长沙市郊出土），手持刀盾，形象威武。胎色青灰略白，釉色黄绿开冰裂纹。还有“骑马奏乐俑”骑在马上吹奏，士族豪门部曲、门客、奴仆、仪仗的真实写照，形象变形，手法稚朴，亦有“白毫相”影响。北固有“三彩观音造像”（徐州博物馆藏），一尊观音坐像，与背后佛光都是翠绿色，像座为绿、赭、黄三色，上下有浮雕纹样，是六朝彩色瓷的代表。
陶器
1.南方日用陶器
南方日用陶器以陶缸为大宗。“釉陶大缸”（上虞、南京发现），高80厘米，口径40厘米，底径30厘米，椭圆腹，卷口沿平底，青灰色胎墨褐色釉，口侧四个条形耳。外壁饰线纹和锯齿纹圈，是常用容器。吴晋时代明器居多，其中有器具、禽兽、建筑等类。形体玲珑，塑造有真实感。突出的有“葬仪塑像陶罐”（南京中华门眼香庙出土），口部贴塑一棺，旁有戴双揩长巾掩面而泣的妇女，伏地嚎啕的孝子。奏哀乐的乐伎排列棺前。有声有色的描绘出葬仪场面。
2.北方铅釉陶
北方铅釉陶出色。由北魏复兴，施釉创新。有黄地加绿彩，白地加绿彩，黄、绿、褐三彩并用等，釉质莹润明亮。有“深绿釉陶器”（山西大同出土），太和八年（484）前烧制。用莲花纹装饰。东魏有“酱色釉陶器”（山东高唐出土）寨里窑产品。釉中含铁量较高。到北齐釉层匀润色泽多种，器型丰富。典型有“黄釉陶扁壶”（安阳范粹墓出土），胎质细腻，通体施深黄釉，莹润精美一度误以为瓷。高20厘米，造型精巧别致，颈肩以联珠纹饰一周。凸起两个小系上收下放成扁圆形，壶身的两面，都模印浮雕胡人乐舞画面。一人居中踩莲花起舞，左右四人吹、弹、拍、击伴奏，五人都是窄袖长靴、深目高鼻、神态生动的龟兹人。表现出生活情趣浓厚的民族乐舞场面，上有忍冬纹饰，富有时代特色。还有“三彩陶器”，淡黄釉上加深棕釉和绿釉，为“唐三彩”的前驱。“绿釉陶扁壶”（故宫博物院藏），型制纹饰和黄釉陶扁壶相似。形象地反映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另有“彩釉陶四系莲花缸”（河南濮阳出土），直口圆腹平底。系下划带状卷草纹饰一周。腹上有八瓣丰满的覆莲，瓣尖向外微卷至中部，口沿至瓣端施薄釉，淡黄中分垂六道绿彩，流浸淋漓，下部露白细的胎地，纹饰釉色上自具格调。还有“黄釉陶龙柄鸡头壶”、“黄釉陶大盘（山西寿阳出土）、“深绿釉陶龙柄鸡头壶”、“深绿釉陶大盘”（山西祁县出土），均见北方釉陶制作水平。
3.陶塑
陶塑具有时代特色，南朝“女侍俑”（南京迈皋桥出土），扎扇形头巾穿广袖衣衫，形象清秀，有南方风格。北朝在神态刻划方面有显著突破，形式非常丰富。北魏孝文帝以后，陶塑进步并流行铅釉陶俑，人物形态写实，比例匀称自然，出现骆驼俑，颇为生动。“文士俑”中宽衣大袖，肃然拱立，见温文恭谨之态；“武士俑”中全身甲胄扶盾持械，显凶猛强悍之象。“披甲骑士俑”，人马全披铠甲，雄武列队的北朝骑兵，突出了鲜卑人驰马善战的本色。“女侍俑”，则是体态端庄，秀骨清像，具有北方特色又有时代的统一审美风尚。“负物骆驼俑”（河北曲阳出土），背负排状屐，上铺厚垫。四肢稳健有力，具耐劳任远的神态。“镇墓兽”（曲阳等地出土），守墓门以避邪祟，战国始以木漆，北朝兴用陶塑。人面兽身或兽头兽身，蹲伏状、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表现恐怖和威力。北齐有“鲜卑侍吏俑”（安阳出土），深目高鼻，戴圆顶风帽披套衣，双手拱胸前，具有北方特征。造型生动，技巧娴熟，从衣冠服饰及至社会生活等方面，反映了各族文化大融合的特点。
4.建筑用陶
建筑用陶工艺制作、内容形式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南方“画像砖”一般为长方形，画面舒展。东晋开始采用多块砖并成一个画面，并加榜题。由几十块、上百块成为整体性和主题性大型印纹砖壁画，是设计、制作工艺及建筑装饰上的新成就。题材内容上有车马出行，列队乐舞，四神、仙人、奇禽、异兽等类。描写圣贤高士，具有生活气息。莲花卷草、山石树木，也占有重要比重。多用线条表现并多为浅浮雕立体效果，形成清秀雅致的艺术特色。南方集中在南京及常州等地。例如“青灰长方砖”，模印五铢线纹、双十字斜纹等。另有“韵语长方砖”（广州出土），铭文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为西晋末期，战乱影响较小的反映。“龙纹砖”（南京出土），凸起阳纹线由模印而成，为昂首张口翘尾疾驰的形象。活泼洗练，上角题“龙”字，东晋永和四年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竹林七贤壁画砖”（南京西善桥出土），表现魏晋名士“竹林七贤”及春秋高士荣启期八人。画面形象神韵生动，表现放任无羁、傲然超俗的性格，以翠竹、青松、银杏、垂柳花木陪衬，用模印凸起线纹手法，200多块印纹砖拼合而成，是南朝画像砖的杰作。
北方建筑用陶发展空前。北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郭善明甚机巧，北京宫殿多其制作。”又“迁都洛阳，司空公穆亮，营造宫室。”后又有匠作大匠蒋少游，对洛阳宫殿台榭设计兴建。“永宁寺”由殿中将军郭安兴设计建造（《洛阳伽兰记》）。东魏高欢建都邺城，高隆之负责营建。这三次建都促进了建筑用陶的发展。北魏“画像砖”，多浅浮雕手法，有立体感，用线潇洒而气韵生动，烧成后部分砖面填涂颜色，多的达7种，与南方略有区别。典型有“洛阳宫兽面大砖”，长57厘米、高45厘米、厚6厘米，塑有兽面，神态凶猛，巨口虬须怒目獠牙，造型生动气魄雄伟，背面磨平有两个钉孑乙是装饰在檐下、墙头的贴面砖，还有一种小的、型制基本相同。“鸱尾”（洛阳出土），灰褐色陶制、形体庞大，尾呈扇形。另有“车骑出行画像砖”（邓县学庄发现），为墓主出行情景，盛大的场面反映了豪门士族的兴起和浮华风尚。还有“吹笙舞凤画像砖”具有故事情节。“飞马画像砖”天马是瑞兽，昂首奔驰翘尾飞鬃，体形秀劲。清秀飘逸是六朝时代的统一风格。
纪年瓦当和吉祥文学瓦当仍然流行，使用釉陶砖瓦，“朔方太平城，后魏穆帝治也。太极殿琉璃台及鸱尾类，以琉璃为之。”。大同北魏宫殿以琉璃瓦为装饰，可惜只发现残片。有“传祚无穷瓦当”（大同云岗发现，北京历史博物馆藏），井字格、魏书体四字。“莲花瓦当”莲瓣凸起。洛阳宫瓦多深褐色，质地坚致火度高。有板瓦、瓦当等，瓦上多刻有文属，有主、削、昆人（磨工）、轮、匠等，生产规模大分工细。纹样主要是莲花纹和兽面纹，莲花以6个双瓣宝相花为常见。兽面及云雀纹、卷云纹袭前代样式，“洛阳宫花头板瓦”长49.5厘米、宽33厘米、厚2.3厘米，经磨削加工上一层陶衣，瓦头部分捏成花纹或锯齿纹装饰，“莲花瓦当”，径15.6厘米，厚1.6厘米，中间凸起圆珠，围以双层莲瓣，外圈联珠纹，整齐大方富于装饰性。
染织工艺
六朝的染织工艺，继汉代之后，仍以丝织为主，织机和工艺都有改进。毛纺也有普遍发展，植物纤维以麻织较为盛行。印染发达品种多样，刺绣技艺提高，绣像随之产生。同时织绣专家出现。
丝织
染织工艺中以丝织领先，尤以蜀锦居首。三国时诸葛治蜀，奖励耕织发展蚕桑，以备军需。“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并种实验田，“孔明家产，桑树八百株”以蜀、益二郡为主要基地。魏帝曹丕赞叹不已，“前后每得蜀锦，殊木相似。”吴派张温使蜀，赠锦“五端”（250尺），遣使和吴资“重锦千端。”景耀六年拔给姜维锦、绮、彩绢各20万匹以充军费，可见产量之大。
艺传滇、黔、桂诸兄弟民族，诸葛率兵至大、小铜仁，派人带丝绸深入苗乡医痘（《丝绣笔记》）。并亲为画图传技（《华阳国志》）。古州苗民织成五彩绒锦称“武侯锦”。锦屏的侗族妇女织的侗锦称“诸葛锦”，为记其功。“蜀地锦花来历久，开遍西南有巧手”，影响深远。
曹魏纺织工艺家马钧革新提花织机。“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抩，六十综者六十抩，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十二抩”。结构简化使效率倍增。提花图案对称而不死板，花纹变化而不紊乱。“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魏提花绸与蜀锦可以并美。景初元年，日本使者来访得赠大批纹锦。景初二年（238），日本女王卑弥乎专使来，带回去大批“绛地交龙锦”等，提花及印染技术随之传人日本。
两晋丝织仍以蜀锦著名，城郊村镇，“技巧之家遍布”，“百室篱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同时内地还有“常山细缣”等“晋慧帝宫中储锦帛四百万匹。”（《四府元龟》），可知聚敛之多，十六国中的前秦符坚时（357～393），秦川刺史窦滔之妻苏蕙，是著名染织工艺家，双手织出回文诗句，称“回文锦”，造诣卓越、史传佳话。
南北朝丝织，江南普遍有所发展，刘宋设少府，下有平准令，后改染署，进行专门管理。南齐除蜀锦外、荆州、扬州也是主要产区。永明六年曾于苏、皖、鄂等八州大量收购。北方拓跋设少府后改太府，有司染署，下属京坊、河东（永济）、信都（冀县）三局。中尚方领经州、雍州丝局、定州绸绫局，有相当规模的生产。
六朝丝织品种、纹样、色彩丰富可观，十六国中的后赵在邺城设有织锦署，“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光明、小光明、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纹锦、斑纹锦、凤凰朱雀锦、韬纹锦、核桃纹锦。”以及青、白、黄、绿、紫、蜀绨，“工巧数百，不可尽名。”（陆拥《邺中记》）
实物发现有东晋什平八年（364）、北魏和平元年（460）、西魏大统七年（541）的锦、绮、缣、绢及印花彩绢等（新疆吐鲁番民丰出土），还有绫、绢（江苏铜山、常熟出土）。锦、绮图案织作精细，主要的有两种类型，一是纯几何纹，一是以规则的波状几何纹骨架，形成几何分隔线，配置动、植物纹，从而构成样式化，后期纹样吸收了外来因素，多为平纹经线彩锦，兼有纬线起花，出现了中亚、西亚纹样。有“菱纹锦”、“龙纹锦”、“瑞兽锦”、“狮纹锦”、“忍冬菱纹锦”、“忍冬带联珠纹锦”、“双兽对鸟纹锦”、“鸟兽树纹锦”、“树纹锦”、“化生锦”（新疆出土）。色彩有大红、粉红、绛红、黄、淡黄、浅栗、紫宝蓝、翠蓝、淡蓝、叶绿、白等多种，如“忍冬菱纹锦”，以绛色圆点构成菱形格，菱内置肥大的绛色十字花，花内有细致的朱色忍冬，既带花芯又自成小花，构成“花中有花，”色彩简洁明快而不单调。“骑士对兽纹锦”（新疆吐鲁番出土）。“天王化生锦”，高昌重光元年（620）前的织锦，有狮、象和佛教艺术中化生、莲花等中亚习见的纹样。“方格兽纹锦”（阿斯塔那出土），高昌延寿八年（631）前的织锦，黄、绿、白、蓝、红五色丝织，在黄、绿等彩条上，织有蓝色犀牛，红线白狮，蓝线白象等纹样。锦薄色多，提花准确组织细密，为时代特色。
绮多为单色斜纹经线显花，纹样繁缛，质地细薄透明，织造技艺进步。有“鸟兽纹绮”，是晋代丝织。另有“龟背纹绮”、“对鸟纹绮”、“对兽纹绮”、“双人对舞纹绮”、“莲花纹绮”、“套环贵字纹绮”、“套环对鸟纹绮”（新疆出土）、“双人对舞纹绮”纹样是圈外环鸟群，四个椭圆形交界空隙处有双人对舞图案。“莲花纹绮”是在2个椭圆弧线结合处，饰8瓣莲花一朵，新颖别致。
毛纺织品
在民族大融合的交流中普遍发展。晋怀帝永嘉四年（310），京师洛阳“饥匮”，凉州刺史张轨捐送毛织物达三万匹（《晋书·张轨传》）。织品有呢布，组织细密呈色均匀；厨，薄细柔软；褐，斜纹，或方格，如粗毛呢。同时，毛毯广为应用，曹魏时已发给士兵。编织技术提高。南北朝时，西北民族编织毛毯，用“之”字形打结，底经底纬斜纹组织。便于采用简易机械代替某些手工操作，从而提高产量。“毛毯”（新疆若羌米兰出土），在北朝，帐毡等更广为应用。
植物纤维织品
葛限于山区而渐少。芋局于江南，“夏布”织造精细。大麻种植普遍。北方盛行。魏晋“皆以麻布克税”，织造技术发展。“麻皮洁白柔和可绩细布。”棉织品，仍由边疆运入，晋有“潼花布”、“黄润布”、潼花布，“出永昌”。
印染
随着纺织的发展，印染工艺很有进步，晋朝蜡缬可染出十种彩色，东晋绞缬已有小簇花样、蝴蝶缬、蜡梅缬、鹿胎缬等多种。紫地白花斑为当时流行色。
1.丝织染品
丝织染品有“红色白点绞缬绢”、“绛色白点绞缬绢”（新疆阿斯塔那出土），是西凉（400～420）织染品，“蓝色蜡缬绢”蓝地白点连珠构成菱形方格和梅花纹样，均为现存最早实物。“夹缬印花绢”（于田出土），北魏染品，大红地、白色六角形小花，清晰齐整，“蓝色冰裂纹绞缬绢”（民丰出土），天蓝地白色冰裂纹，形成自然的网状纹样，灵活有韵味。“绿地鸟兽纹彩绸”（敦煌莫高窟发现），绿地白纹，弧线划分加平行直线为骨架，其间有鸟兽为主纹，精美而素雅。“彩画绢”（民丰出土），直接手绘，承传统发展。
2.毛织染品
西北地区已开始蜡防印染毛织物。有“胭脂红地缠枝花毛织品”，缠枝花为主体纹样，构成两种连续、婉转伸延都显示出柔嫩姿态，花叶经过变形换色而不失自然气息，大块胭脂红为基调，黑色宽线条衬托出白色、绿色的花叶，整个画面和谐明丽。还有“紫色呢布”、“驼色黑方格纹褐”、“蓝色蜡缬厨”（新疆于田出土）；“蓝色印花斜纹褐”（新疆和田出土）。
3.棉织染品
棉织染品有“蓝印花布”（于田出土）。丝、毛、棉织物上都有染色印花，已广为流行。
刺绣
刺绣工艺有显著提高。三国时，已有著名织绣工艺家，“针绝”艺人，东吴有“吴王赵夫人，丞相赵达之妹，善书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龙凤锦，宫中号为机绝”，“又于方帛之上，绣作五岳列国地形，时人号为针绝。又以胶续发丝作轻幔，号为丝绝。”这三绝都属工艺美术的绝技。
刺绣用于佛教艺术，“绣像”技艺高超。北魏有《一佛二菩萨说法图》（敦煌莫高窟发现）“发愿文”绣有“太和十一年”（487），“广阳王”等字样。绣地是在黄绢上，绢中夹层麻布，用红、黄、绿、紫、蓝等色线，绣出佛像和男女供养人，女子高冠绣服，对襟长衫上满饰桃形“忍冬纹”，边饰“卷草纹”、“发愿文”及空余衬地全用细密的“锁绣针法”，进行“满地绣”。横幅花边纹饰为“空地绣”，绣出圆圈纹和龟背纹套叠图案，圈中为四片“忍冬纹”，又与“龟背纹”重叠，圈用蓝、白、黄等色，“忍冬”用黄、蓝、绿等色，“龟背”用紫白等色。构成富于变化的几何图案，线条流利，针势走向随各种线条的运转方向变化。使用两色或三色退晕配色法，以增强形象质感效果，是六朝时代的刺绣珍品。另有“绣片”（新疆出土），辫绣间盘绣。
总之，六朝时代的织、染、绩、绣，在汉代基础上，于民族融合的情况下，有新的发展。从纹样内容到形式色彩，以及工艺技巧，都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新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