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奏音乐
若干同类或不同类的乐器成组配合演奏多声部织体的一种器乐样式。中国传统器乐合奏音乐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先秦的钟磬乐，汉魏的琴瑟乐，鼓吹乐，隋唐的大曲（器乐段落），宋元的细乐和清乐，明清的弦索乐、十番、十番锣鼓、西安鼓乐，近现代的江南丝竹、广东音乐、吹打乐、笙管乐等，一脉相承，五彩缤纷。就其大的分类，各种合奏音乐今大致可划为弦索乐、丝竹乐、鼓吹乐、吹打乐、清锣鼓五类。弦索乐，即主要由弦鸣乐器演奏的合奏音乐。如清代荣斋所编《弦索十三套》，各套乐曲均由琵琶、弦子（三弦）、胡琴、筝等乐器组合演奏，故称“弦索”。另河南“板头曲”、山东“碰八板”等亦属于此。其音乐具有典雅、庄重、质朴的艺术特色。丝竹乐，即主要由弦鸣乐器与竹质气鸣乐器组合演奏的合奏音乐。“江南丝竹”、“广东音乐”、“潮州弦诗”、“福建南音（大谱）”等地方性乐种即属于此。以流行于江苏、浙江一带的“江南丝竹”为例：所用乐器一般为二胡、小三弦、琵琶、扬琴（以上弦鸣乐器）和笛、箫、笙（以上竹质气鸣乐器）等，另有少数板、木鱼、铃之类体鸣乐器加入，音乐具有清秀细腻、抒情婉转的艺术特色。鼓吹乐，即由唢呐或管子或笛子等气鸣乐器主奏，另加入锣、钹、鼓等体鸣乐器配合演奏的一种合奏音乐。“冀中管乐”、“山西八大套”、“鲁西南鼓吹”、“辽南鼓吹”等地方性乐种，即属于此。以“鲁西南鼓吹”为例：流传烟台、莱阳一带的，以管子主奏；昌潍、章丘一带的，以笛子主奏；菏泽、济宁、聊城一带的，以唢呐、锡笛主奏。编制一般6～8人，除主奏乐器之外，配合演奏的体鸣乐器有鼓、锣、钹、钗、板、梆子等，音乐具有激奋、昂扬、悲壮的艺术特色。吹打乐，即由气鸣乐器和体鸣乐器主奏，另加入部分弦鸣乐器演奏的一种合奏音乐。“十番鼓”、“十番锣鼓”、“浙东锣鼓”、“潮州锣鼓”、“西安鼓乐”等地方性乐种，即属于此。以流传江苏的“十番鼓”为例：由笛、箫、笙、唢呐（以上气鸣乐器）和板、点鼓、板鼓、同鼓、云锣、木鱼（以上体鸣乐器）主奏，另加入二胡、板胡、小三弦、琵琶等弦鸣乐器合奏。“十番”之“十”，意为多数；“番”，意为不断反复；“十番”即不断花样翻新地反复演奏。由于演奏中常常出现由鼓独奏的段落，故称“十番鼓”。鼓段是乐曲结构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它由若干鼓点牌子构成，演奏技艺可变化万千地灵活发挥，若干丝竹乐合奏段落，即由这些鼓点牌子串联起来，故而整体构成大型吹打乐合奏形式。清锣鼓，即单纯用锣、钹、鼓、板之类体鸣乐器演奏的合奏音乐，亦称“素锣鼓”。四川“闹年锣鼓”、陕西“打瓜社”、湘西土家族“打溜子”等，即属于此。某些吹打乐中相对独立的锣鼓音乐段落，如“十番锣鼓”中的“素锣鼓”，亦属此类。以湘西土家族“打溜子”为例，它用马锣、大锣、头钹、二钹等几件体鸣乐器合奏，民间有曲牌百余支，代表曲目如《八哥洗澡》、《喜鹊闹梅》、《猛虎下山》、《锦鸡拍翅》等，演奏上使用变换音色和音量的“闷、亮、侧、跳”等击奏方法，以丰富的音响变化和节奏组合，惟妙惟肖地描绘出动物的生动形态以及人们的劳动生活情景。
舞蹈音乐
结合传统舞蹈表演的一种音乐门类，包括歌曲和器乐曲两种音乐类型。广泛流传于中国各民族地区。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区的舞蹈，具有不同民族特征和地方特色，中国传统舞蹈音乐亦因之显现出多样艺术风格。
中国传统舞蹈音乐历史久远，在原始社会时期，华夏祖先便创造出与舞蹈合为一体的歌唱艺术与器乐艺术。《尚书·益稷》所记“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以及《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内容，所述即舞蹈与器乐相结合和舞蹈与歌唱相结合的概况。先秦时期，载歌载舞颂扬领袖业绩的乐舞形式得到奴隶主阶层极大重视，宫廷中相继出现六部集古乐古舞之大成的乐舞作品——黄帝时期的《云门》、唐尧时代的《大咸》、虞舜时代的《大韶》、夏禹时代的《大夏》、商汤时代的《大瀵》、周武王时代的《大武》。这些作品在周代经乐舞机构“大司乐”整理、排练，常在宫廷礼仪程序中表演，并同时成为教习贵族子弟的基本教材。源于远古“伊耆氏之乐”、用于祭祀活动“腊祭”的乐舞，此期亦得到广泛传播。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春秋战国墓葬实物，亦有当时边疆少数民族所用芦笙舞乐和铜鼓舞乐的显示。秦汉以来，包含乐舞表演的综合型艺术散乐百戏得到迅速发展，随后在相和歌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大曲，使舞、歌、器并存的乐舞形式显露出高级大套结构的特征。隋唐时期，各民歌乐舞在长安交相辉映，九部乐和十部乐恢宏的结构、艳丽的格调，体现出此期舞蹈音乐进入全盛阶段。宋元以后，各民族民间舞蹈音乐蓬勃发展，至近代汉族的秧歌、花灯、采茶歌、花鼓调，少数民族的打歌、锅庄、萨满调、鼓舞乐、弦子舞乐、芦笙舞乐、器具舞乐、动物舞乐等，各盛一方，传统舞蹈音乐遂形成千姿百态的繁荣局面。
传统舞蹈音乐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纯歌唱或以歌唱为主（另加少量乐器伴奏）配合舞蹈表演的舞蹈歌曲，简称“舞歌”；一类是用纯器乐演奏配合舞蹈表演的舞蹈器乐，简称“舞乐”。舞歌和舞乐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内，因舞种和音乐形式的差异，又常常可再划分为若干不同的舞歌种类和舞乐种类。
舞歌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秧歌、灯歌、茶歌、打歌调、果谐、萨满调等。
芦笙舞乐
是舞蹈者跳芦笙舞时同时用芦笙吹奏的器乐曲。主要流传于贵州、湖南、广西、云南等省区苗、侗、水、仡佬、瑶、彝、纳西、傈僳等民族中。芦笙舞包括芦笙舞和葫芦笙舞两种，前者用芦笙作为舞器兼乐器，后者用葫芦笙作为舞器兼乐器，其乐即相应分为芦笙舞曲和葫芦笙舞曲两种。芦笙舞乐以贵州苗族的最负盛名，有黔东南地区的和黔西北地区的两种风格。黔东南地区苗族芦笙舞乐一般由数人成组地执大、中、小各型芦笙边舞边吹，曲目全为舞曲。其中丹寨一带的同时要加入只吹单音的五种低音芒筒，音乐雄伟而富有气势。常用曲目有《舞曲》、《踩芦笙》、《二步舞》、《三步舞》、《五步舞》、《母曲》、《古调》等，织体具有主调音乐特征，和声型态主要是主旋律的节奏型配奏和低音部持续长音衬托。黔西北地区苗族芦笙舞曲一般由一人单独舞蹈时吹奏，偶尔也可两人边舞对吹。常用曲目有《玩场曲》、《七月米花场》、《跳场曲》、《搭腔曲》、《正谱》、《跳花》、《大谱》、《米梗》、《梗斗抓》、《梗差呆》等。和声织体有的具有主调音乐特征，有的则具有复调音乐特征，即一首乐曲中同时出现两个对比性旋律。
弦子舞乐
指舞蹈者跳弦子舞时同时用弦子弹奏的器乐曲。主要流行于云南省彝、怒、傈僳等民族中。“弦子”为广义泛称，彝族四弦和三弦、怒族琵琶、傈僳族琵琶和三弦等弹奏乐器，有时都可泛称为“弦子”。这些乐器在相关舞蹈中，既是舞具又是乐器，故其舞可统称“弦子舞”，其乐可统称“弦子舞乐”。彝族的四弦舞曲和三弦舞曲，怒族的琵琶舞曲，傈僳族的琵琶舞曲，是弦子舞曲中较有代表性的品种。彝族四弦舞曲在云南流传较广，各地风格相异，所用乐器四弦又称“月琴”，形制与汉族乐器月琴类同。如楚雄彝族四弦舞曲常用曲目有《谢哩谢罗》、《切克沙》、《三步弦》等，多用单音弹挑，节奏欢快、活泼，一首乐曲随舞蹈动作可不断变换节拍和速度反复变奏。怒族琵琶舞曲流传于怒江沿岸的贡山、碧江、福贡等县。所用乐器琵琶，怒语称“达比亚”，四弦。由于怒族琵琶舞动作多模仿生产劳动姿态和动物形象，故其舞曲常适应舞蹈表现内容而被分为“跳舞调”、“生产调”和“模仿调”三类。常用曲目有《友情调》、《画眉调》、《舞曲》等。傈僳族琵琶舞曲和三弦舞曲流传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及保山、德宏等地的傈僳族居住区。怒江州的傈僳琵琶，傈僳语称“其布厄”，四弦，其舞曲分类与怒族琵琶舞曲分类近似，常用曲目如《舞曲》、《砍柴调》、《雀叫调》、《乌鸦喝水》等。保山地区的傈僳族三弦，傈僳（花傈僳）语亦称“其布厄”，其舞曲结构短小，节拍整齐，情绪活泼。常用曲目如《三弦舞曲》、《其布厄调》等。
农乐
朝鲜族表演传统舞蹈“农乐舞”时演奏的器乐。主要流传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乐舞源于该族古代农耕社会的祭祀活动，后发展成为农事劳动中的娱乐乐舞，其伴奏音乐称为“农乐”。农乐演奏时使用唢呐、长鼓、法鼓、小锣等乐器，其中小锣是舞蹈和伴奏音乐的指挥。乐曲无专门标题，以打击乐的各种不同节奏型态命名，称为“长短”，共有十二种不同“长短”的乐曲，民间称为“农乐十二槌”。其音乐风格热烈、欢快。
中国传统舞蹈音乐，从总体上概括具有下述几个主要特点：①音乐与舞蹈在表演上具有同一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音乐表演（伴奏或伴唱）者，同时又是舞蹈者，音乐与舞蹈结合于同一主体。中国传统舞蹈音乐中的大部分舞歌和舞乐属此。二是演奏音乐的乐器，同时又是确定舞蹈形式的表演器具，伴奏乐器和舞蹈道具集于一体。前述舞乐中的芦笙、弦子，其他还有铜鼓、长鼓、三棒鼓、花鼓等，均属于此。②音乐型态结构单纯、简炼。曲体结构以单曲体和联曲为主，单曲体以单段体和两段体为主，句式规整、节奏鲜明，较多相同句式或段式的严格再现。③音调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域的同一种舞蹈音乐，多具有相异的鲜明个性。④曲调大多来源于当地民歌和器乐曲。有的是当地民歌或器乐曲的舞曲化衍变；有的则直接取用民歌和器乐曲。
曲艺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门类。说与唱结合并同时用乐器伴奏以说唱人为中心演释民间传说、故事，交待情节、描写人物的音乐样式。广泛流传于全国城乡，有繁多的种类，其中汉族曲艺音乐所占比例较大，少数民族曲艺音乐在近现代亦有较快发展。“曲艺”一词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今已习惯作为古今专业说唱艺术形式的总称。
曲艺音乐萌芽于先秦，形成于唐代，兴盛于宋元，发展于明清。现存荀子（约前313～前238）的《成相篇》，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说唱性唱本。汉魏时期，进入“相和歌”、“清商乐”中的叙事性作品《王昭君》、《秋胡行》、《杨叛儿》，以及长篇叙事歌曲《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都具有可供说唱的曲词特征。四川彭山出土的东汉说唱俑和成都出土的东汉说唱俑，表明当时已有专门从事说唱艺术表演的伎人。至唐代，寺院僧人在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基础上创造出可供说唱的佛经故事和释讲教义的“变文”。“变文”亦作“变”，说唱艺术形式“转变”的底本。“转”有又说又唱的含义；“变”即奇异，故“转变”可释为“说唱奇异故事”，这是已知中国最早形成的曲艺音乐形式之一。宋元时期，城乡工商业逐渐发展，城镇经济和市民文化生活空前繁荣，与之相适的曲艺音乐，亦随之兴盛，专供曲艺艺术和其他表演艺术演出的场所“瓦舍”、“勾栏”，大量出现，职业和半职业曲艺艺人不断增加，他们以艺谋生，相互竞争，推动了曲艺音乐进一步向前衍进。此期曲艺音乐样式既有小型的“陶真”、“涯词”、“小唱”、“货郎儿”、“鼓子词”，又有较大型的“唱赚”和“诸宫调”。明清以来，曲艺音乐继续分化、衍生，新品种大量涌现，至近现代，独立曲种已积累数百余种。分类上，汉族曲艺品种基本上已形成弹词、鼓词、牌子曲、道情、琴书等五大类格局。
据1982年调查统计，曲艺品种有341个。其中汉族曲艺品种参照历史渊源、表演特征和音乐格调，除继续遵循上述五大类分法外，另还从中划分出杂曲、走唱和板诵等类。少数民族曲艺品种情况较为特殊，一般单列类别，其中侗族“嘎窘”、布依族“弹唱”、傣族“赞哈”、白族《大本曲》和《本子曲》、藏族《析朵》、蒙古族“好来宝”等音乐性较强的曲种，比较成熟并具有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