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的305首诗。在先秦时代，《诗经》有两个名称：一个简称为《诗》；另一个称为《诗三百》，这是因为《诗经》一共300余篇。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孔子整理过的书，可以为人们常法，于是尊它为“经”。当时设立了“五经博士”的专门官职，确定了《诗经》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诗经》产生的地域，是以黄河流域为主的中原地带，它覆盖了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的北部等地区。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要把如此广阔的地区的诗歌收集起来，确实是一件浩大的工程。《诗经》的作者不下数百人。他们中间有平民，也有士兵，有男子，也有妇女，有下级官吏，也有达官显宦。时至今日，他们的真实姓名大都无法考证了。然而这些无名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其姓名的消失而降低。
《诗经》中作品分风、雅、颂三类，反映出诗篇的来源和用途之别。“风”有十五国风160篇，“雅”有大小雅150篇，“颂”有周颂、鲁颂和商颂40篇。《诗经》里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祭祀 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其中《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具有鲜明的史诗性质。
农事 《诗经》产生的时代，农业生产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其中有不少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和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农业诗。《七月》一首叙述了农夫一年间的艰苦劳动过程，形象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那个年代的农民的生活情况，其中所展现的无可奈何的感情色彩，让时至今日的我们不得不为之动容，不愧为农事诗中最优秀的作品。
宴飨 《诗经》中有些诗以君臣、亲朋欢聚宴飨为主要内容，反映了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的生活状态，体现了周代初年靠血缘亲缘关系、礼乐以及通过这些活动巩固统治的目的。
怨刺 大雅和小雅中有不少的诗篇反映了厉王、幽王时的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等诗或讽刺统治者不劳而获、贪得无厌，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在辛辣的讽刺中含有强烈的不平。这些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是当时政治腐朽、社会黑暗的产物。
战争和徭役 有些战争诗，从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了乐观精神。有的战争诗也写出了征夫厌战、思妇闺怨的情绪。
爱情和婚姻 这个题材的诗作在《诗经》中比重很大，内容也较为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的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国风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
《诗经》可谓是历代民歌承袭的渊源，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出了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它们一直是人民手中最锐利的战斗武器。《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它启示人们不要把文学看成茶余饭后仅供消遣的东西，从而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白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也以“风雅”、“比兴”为标准，批评了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又总结魏晋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成就，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的要求，这正是《诗经》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扬。
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民间，真正的诗歌首先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诗经》有力地证明了劳动人民具有的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它也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去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这样，他们的创作可以得到更新的血液，更新的进展。在文学史上由于作家们向民歌学习，常常形成一个时代文学的革新，形成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高潮，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唐代诗歌的繁荣，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由诗到词、由词到曲的文体转变，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诗经》对后代文学也有影响消极的一面。由于《诗经》内容十分复杂，加之从汉代以来被定为儒家经典，历代经学家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对此做了种种歪曲的解释，掩盖了《诗经》的真正面目，几乎完全沦为统治阶级“厚人伦”、“美教化”的说教工具。但人民和历代的进步文人并没有完全被统治阶级散布的烟雾所迷惑，他们能够洞悉《诗经》的真正价值，继承并发扬它的传统，使诗歌成为自己的战斗武器。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因而人称老聃，楚国昔县（公河南鹿邑县）后张曲仁里人。曾做过周王室管理藏书史官。后来隐居不仕，不知所终。《老子》是记录老子思想成就的哲学论著。
关于《老子》这部书，《史记》中说：“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莫知其所终。”对于这位著书的老子是谁，司马迁也没有确指，后世学者对于《老子》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问题的意见自然也不统一。有的认为，《老子》是春秋末期老聃的著作，有的则以战国以前无私人著述，《老子》中有反对儒、墨思想的言论等为理由，认为《老子》当成书于战国时期。目前通常的观点是，《老子》可能成书较晚，但是它的基本思想还是属于老聃的。
《老子》又名《道德经》、《老子五千年》，全书81章，5000余字，囊括了哲学、艺术、教育、政治、军事、医学等各方面的内容，分上、下篇，又称“道经”、“德经”。它是道家和道教的主要经典，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老子》大致全面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其中“道”的观念，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老子反对儒墨两派的道德观，认为真正的道德是不追求道德，提倡柔弱虚静，减少私欲，知足不争；理想政治是无为而治；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社会。《老子》包含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对中国哲学有巨大影响，后来唯物、唯心两派都从不同角度吸取了《老子》中的思想。
琅琅上口，简洁通畅的《老子》散文，实际上是韵文与散文的结合体，即后世所谓的散文诗。其四字为句的若干篇章，直类于《诗经》，其他有韵的散文也颇有与诗歌相类之处。《老子》一书的这种文体与《论语》有相似之处，都以精炼隽永、言简意赅为主要特色，都与以长篇议论为主的散文有较大距离。
《老子》在文学上有其自身的价值，其特点是文词简练，说理透彻。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句话就把民意不可违的道理概括无余。它往往赋予理论以生动鲜明的形象，将深奥的理论具体化，通过比喻等方法直接深化论点，显得雄辩有力。
同时，《老子》对论说的逻辑性也颇有讲求，往往层层推进，条理分明。《老子》一书中还有一些韵文文词，读来琅琅上口，铿锵有力。《老子》和《论语》一样，都采用语录体形式，在中国古代诸子散文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古代散文文学的经典之作。当然，老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其精深的辩证法思想和美学体系所奠定的。历代学者对《老子》的文章也颇为赞赏，如刘勰称其“精妙”，薛道衡称“其辞简而要，其旨深而远。飞龙成卦，未足比其精微；获麟笔削，不能方其显晦”。但总的说来，较之思想与美学的成就，《老子》的文学成就只应占次席之位。
《论语》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年轻时做过管理仓廪和苑囿的小吏，五十岁时做过鲁国的司空（主管工程）、司寇（主管司法）、中都宰等职官，但不久被罢官。以后曾周游宋、卫、陈、蔡、齐等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博学多才，以知礼闻名于世，毕生致力于教育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的事业，对于古代文化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的思想及其开创的儒家学派，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有巨大影响。相传孔子弟子三千，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二人。《论语》便是孔子弟子与再传弟子所记录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一部书，最后编定于战国初期。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散文，全书包括《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20篇，共计492节，12700字。篇幅虽然不大，却集中了孔子学说的精华，其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如何修身养性、立身处世，如何齐家，如何治国，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
孔子是主张好学的，而且也强调了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的重要性。在《论语》中，孔子为后人提出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学习方法。如：“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又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指只读书不思考，就不会分析，只空想而不读书，就会不明事理。这句话阐述了学习与思考的关系。
作为一个出色的教育家，孔子不但认为“有教无类”，即认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还第一个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孔子强调做人应该不断的、随时随地地反省、检查自己的言行。在《论语·学而》中，孔子的弟子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省身即修身，修身为儒家教育主要条目之一。
在《论语·学而》中，孔子指出的“温、良、恭、俭、让”，即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可谓是古人修身的最高境界了。此外，孔子还提出了“仁人”应当具备的五种品德：“恭、宽、信、敏、惠。”即庄重、宽厚、诚信、勤敏、慈惠。
《礼记·大学》里写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儒家把修身当作是齐家、国、平天下的基础，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交友方面，孔子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体现了他君子处世的坦荡胸怀。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主张盲目的交友，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就提出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择友原则。这里的“道”，指的是一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观点及取向乃至思想体系。
在处世方面，孔子遵循的处世之道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说话正直，行为也要正直；国家政治黑暗，行为要正直，说话则要随和谨慎。
在孔子看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所以，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做君王的要使自己符合于君道，做臣子的要符合于臣道，做父亲的要符合于父道，做晚辈的要符合于子道。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里，上下尊卑的关系是靠“礼”来维持的。
《论语》是一部传世的儒家经典，是后人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严格说来，《论语》并不是一部文学著作，但是由于历来为文人所诵习，所以对文学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汉武帝以后，儒家被定为一尊，孔子的地位提高。从元仁宗起直到明清，《论语》被定为科举考试必读的教科书。士人为了求取功名，必须旦夕吟诵，熟记在心。一般平民也把它作为启蒙读物，教授子孙。所以两千多年来，《论语》一书，浸润濡染，影响着人们的道德素质、心理结构、风俗习惯，对中华民族起着不可估量的凝聚作用。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是我国散文最初的一种形态，多以三言两语为章，言简意赅，发人深省，许多语句已成为至理名言。《论语》里许多精彩的语言经过长期的凝聚或沿用已成为今天习见习用的成语，如三思而行、过犹不及、因材施教、当仁不让、祸起萧墙等等。《论语》语言流畅通达，活泼生动，语气词、叠句、排比、对偶大量运用，感情色彩很浓。
《论语》虽然篇幅不大，但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它所表现的人生态度思想观念，不仅在我国文化思想史上，留下了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引起中国和世界文化界人士的广泛重视和潜心研究。
《左传》
《左传》是我国传世的史学名著，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撰。它仿效《春秋》的体例，分条附在《春秋》之后，故称《左氏春秋》，又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全书共三十卷，按鲁国十三位国君在位的顺序分年记史，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共记载了269年的史实，计十八余字，大部分内容是传注《春秋》重要史实的过程，并不解释《春秋》的经义。它广采了当时的史书记载、旧文简册和口头历史传说，删繁就简，内容十分丰富，是一部史实叙述甚为详细的编年史著作。
《左传》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春秋时代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所发生的事件，比如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示了当时诸侯、卿大夫的活动，反映了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变动的内在原因及其趋向。下面介绍《左传》中两个较为有名的故事。
郑伯克段于鄢 郑国国君的妻子武姜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就是后来的郑庄公，老二是共叔段。因生庄公时难产，所以姜氏憎恨庄公，而宠爱共叔段。姜氏想让共叔段以后继承皇位，可是郑武公不答应。不久郑武公去世，郑庄公即位。姜氏就乘机要求把“京”这个地方封给共叔段，庄公答应了。共叔段不断在“京”扩大自己的势力和规模，庄公的臣子们屡次劝庄公警惕。庄公只是静观事态发展，并认为共叔段不义之事做多了，只能自取灭亡。共叔段果然偷袭国都，姜氏准备开城迎接。庄公此时才决定讨伐共叔段。“京”里的人民不听共叔段的号令，共叔段最终因立不住脚而逃亡鄢，庄公紧追到鄢。共叔段又逃往共，最后走投无路，自杀身亡。
庄公因怨恨姜氏有偏心，就把她安排在城颍居住，并发誓与母亲不到黄泉永不相见。不久，庄公又后悔了，却又不便自毁诺言。有个叫颍考叔的人用自己的孝行感动了庄公，并为庄公出了一个主意。庄公和母亲在挖好的一条通往泉水的隧道中见面，母子二人遂重修于好。
曹刿论战 鲁庄公十年，齐桓公为了报一箭之仇，以强凌弱，发兵攻打鲁国。鲁庄公任用曹刿迎战。曹刿根据鲁国的政治环境和民心向背认为可以作战。在战场上，庄公一切听曹刿指挥。曹刿在战略上打的是防御战，选择有利地形，诱敌深入，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结果打败了齐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个以弱胜强的战役——齐鲁长勺之战。
《左传》被后世称为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是我国叙事散文成熟的标志。其中有不少名篇广为流传，在文学史上有着极高的造诣。所以，它不仅是我国杰出的编年史著作，也是我国古代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左传》之所以能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主要是因为它从文学角度看有着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它记叙历史事件时不是平铺直叙，毫无选择，而是只拣事件中的重要环节大力描写，所以写出来的事件很有戏剧性，很像故事。比如写晋灵公与赵盾的斗争，先从二人的矛盾写起，接着写晋灵公派我祐去刺杀赵盾，但我祐在赵盾家中亲眼看到赵盾尽忠国事，不忍下手，反而自杀了，而赵盾若无其事，继续去上朝。晋灵公不死心，派人专门用草人训练猛狗，在赵盾出宫时放出来去咬赵盾，卫士提弥明只身与猛狗搏斗，杀死猛狗。灵公大怒，派军队追杀，提弥明奋勇拦阻，掩护赵盾逃到邻国。赵盾的侄子赵穿伺机射杀晋灵公，赵盾又返回晋国。这些情节都是异常紧张、变化莫测的小故事，由它们串联起来组成“赵盾弑君”的事件，不仅不显枯燥，反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感受。
其次，《左传》非常善于描写战争。可以说，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书中，描写战争的作品数不胜数，但很少有能像《左传》中描写的那样，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这是因为《左传》写战争不只是简单地写军事斗争，而是把它与政治、经济、外交等联系起来写。战争不是孤立存在的，每场战争都有其不同的、丰富而深刻的背景，《左传》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它才能抓住每次战争的特点写得千姿百态，绝少雷同，既使人百看不厌，又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
此外，《左传》语言简练，字句精严，行文变化纵横，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特别是其中选择性地收录了不少外交官精彩的外交语言，也为它增添了不少光彩，前人将《左传》的这个特点称之为“行人（指外交特使）辞令之美”。
《孟子》
《孟子》是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孟轲和他的学生共同完成的政论散文集，它集中体现了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孟轲主要的政治、哲学观点，同时也展现了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孟轲高度的论辩技巧和杰出的语言才能，是我国先秦散文中杰出的典范，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孟子即孟轲（约前372～前289），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其先世是鲁国公族。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还是一名儒学大师及散文艺术大师。
孟子曾师从子思的门下，在儒学的分化演变中，被称为思孟学派，代表孔门的嫡系正传。孟子到了中年时期，主要的活动是收徒讲学，宣扬儒家学说。当他44岁时，带领着学生开始周游列国，到齐、宋、滕、魏、鲁等国宣扬他的“仁政”、“王道”学说。然而当时的局势是诸侯争霸，战乱频仍，孟子的这种“仁”的思想和各国统治者所推崇的以暴力和杀戮争夺地盘和利益的方略是相悖逆的，因此没有得到重视和采纳。年过花甲却屡遭挫败的孟子于是结束周游生活，隐退闲居，除了继续讲学外，便是同弟子一起著书立说，编撰《孟子》，直至终老。
《孟子》一书以问对、答辩的记述形式，记载了孟子的思想、言论和事迹，还涉及了先秦文学、历史、经济和哲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共计30000余字。
《孟子》一书模仿《论语》而作，共有七章：《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后人将以上各章又分别划分为上、下，所以也有“十四章”的说法）。《孟子》各章的篇幅虽然比《论语》长，但各章之间的联系并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它积章而成篇，篇名也是撮取第一句的几个字，这和《论语》是相同的。
孟子的思想反映了由氏族奴隶主转化过来的封建地主的利益，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学说。
性善论
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人类性善论。“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
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性善论”是一套唯心主义的说法，不过，从孟子以“性善论”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方面来看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的。
道德论
“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说的“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他反对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反对国与国和家与家之间的战争。
政治及经济方面
孟子着重发挥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
“仁”、“义”是孟子论理想的核心，也是他的政治经济学说的出发点。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孟子以“仁政”为根本的出发点，创立了一套以“井田”为模式的理想经济方案。提倡“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要求封建国家在征收赋税的同时，必须注意生产，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样财政收入才有充足的来源。这种思想，是应该肯定的。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孟子还提出重农而不抑商理论，改进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这种经济观念在当时是进步的。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对后世确立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治国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及指导意义。
在哲学思想及认识论等方面
孟子的观点中包含了一定的唯心主义的成分。孟子的思想是复杂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义的成分居多：《孟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方法：肯定在进行教育时，必须采取因人而异的多种方法；对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进一步发展，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孟子所倡导的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是我国古代教育学的结晶，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和教育仍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孟子的思想主张，对于发展和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结束战乱割据，实现统一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孟子》一书，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反映了儒家的重要思想，同时在散文写作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成就。孟子的散文对后世影响很大，唐宋时的散文大师，几乎都以孟子的文章为典范。《孟子》一书所阐述的儒家思想，虽然在战国时期不为人所接受，却几乎在后世的每个朝代都占据了相当高的地位。
《孟子》一书以问对、答辩方式展开，以驳论为主要的论证方法。作为先秦散文的典范之作，孟子诸篇，热情奔放，爱憎分明，善于辩驳答疑，文风刚健潇洒，气盛辞壮，极富摄人心魄般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宋代程颐曾说：“孟子尽雄辩。”这除了孟子高度的文字组织水平外，还与孟子的个人性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孟子为人耿直豪爽，泼辣大胆，极富自信，他不但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统治者的错误缺点，而且敢于大胆地讽刺、鄙视，甚至痛快淋漓地责骂他们。这种精神和心理上的居高临下，配合着豪爽的性格与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就形成了《孟子》咄咄逼人的气势。
《孟子》一书，还善于运用许多短小的寓言故事和形象生动的比喻，形象地表达作者的观点，许多精炼的寓言和精彩的比喻后来都演化为成语，成为汉语语言文库中的宝贵财富。
从散文发展的角度来看，《孟子》又比《论语》有了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略，《孟子》中却出现了一些比较细致的描述和长篇大幅的议论。从《论语》到《孟子》再到《荀子》、《韩非子》，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先秦议论散文发展的轨迹。此外，《孟子》对后代散文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苏轼，都特别注意向《孟子》学习，从注重文章气势到“欲擒先纵”的具体论辩技巧，都多有师法。所以，《孟子》不仅是儒家经典而且是历代散文效仿的楷模。
《庄子》
庄周又称庄子，名周，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具体生卒年不详，和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孟子处于同一时期。庄子是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他才学出众，但只做过一段时间的漆园（在今涡河北岸）吏。他生活非常贫苦，衣衫褴褛，身居陋巷，曾经依靠打草鞋维持微薄的生计，还曾向监河侯借米度日。庄子素来“适己任性”，自在超脱，蔑视所谓的功名利禄。楚庄王仰慕他的才华，用重金聘请他做自己的卿相，但是庄周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不想被国事羁绊，宁愿终身不做官，逍遥于物外。
庄周的政治、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老子的思想倾向，与老子思想有不少相通之处。但在继承老子思想的同时，庄子又发扬了老子等人的思想学说，并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思想的、一个独立的思想门类。因此世人通常将老子与庄子并称为“老庄”。
《庄子》一书，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重要著作，反映了庄子及其弟子的思想，涵盖了许多学科的见解及知识。《庄子》一书，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人生、处世等方方面面的精辟见解与思想。现存的《庄子》全书共33篇，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其中内篇包括了从《逍遥游》至《齐物论》等7篇；外篇包括了从《骈拇》、《马蹄》至《知北游》的15篇；杂篇包括有《庚桑楚》、《徐无鬼》在内的11篇。通常人们认为内篇7篇是庄子所作。
《庄子》一书既是一部深含哲理的杰作，也是散文史上的奇迹。《庄子》散文在先秦时期的散文艺术中独树一帜。大诗人李白说庄子“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正抓住了庄子散文恢廓深邃的思想与汪洋恣肆的文风完美结合的特征。《庄子》诸篇构思精妙，汪洋恣肆，仪态万方，令人读后得到非凡的艺术享受。例如庄子在讲述自己对于绝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对于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的向往时，并不进行纯理论的说明，而是设计了大鹏的艺术形象，让读者进行联想。庄子在《逍遥游》中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通过大鹏这个艺术形象，作者实际上蕴含了虽然鲲鹏之大，但亦依靠气和水来“扶摇而上”，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逍遥，而真正的逍遥，必须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没有任何约束和负担。许多深奥的哲理在《庄子》书中都十分恰当地通过寓言的形式进行说明，让人历久不忘。庄子在论述其相对主义的观念时就讲了庄周化蝶的寓言。
庄子所要强调的道理是梦与觉，甚至生与死、祸与福、物与影、是与非等等现象表面看来是有差别而各不相同的，但是在本体上却是一致的，亦即“道”的“物化”。所以按照庄子的观点，明智的人应当取消各种事物间的对立关系，任凭自然而随之变化就可以了。这种相对主义的深奥道理，靠着庄周化蝶的寓言，得到深刻而形象的说明，表现了庄子这位哲学大师在散文写作中将论据顺手拈来即可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庄子》是我国先秦诸子与百家争鸣时的一部重要作品，是我国庄周派的著作总集，代表着庄周思想。在战国中期继承老子思想的最著名的思想家是庄子，庄子将老子的主导思想发展到了极致，给人以无限思考的余地。庄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读庄子的书是一种美的享受，这种思想的美感和心灵所受到的启迪使得庄子哲学具有了无限的魅力和永恒的价值。在《庄子》这部气势恢弘、境界开阔的书中，作者以浪漫的文学的形式反映了严肃的哲学主题，可谓是匠心独运、别具一格。《庄子》一书不仅是一部深含哲理的杰作，也是散文史上的奇迹。
《庄子》一书，构思自然奇特，文风飘逸优美，语言铿锵有韵，描写细致传神，篇篇都流露出了庄子丰富真挚的感情，体现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庄子笔下的山水树木、花鸟虫鱼仿佛都沾染了作者的灵气，在书中显得自然清新、栩栩如生，而且情趣盎然。
庄子散文中的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叙述了大量的寓言。《庄子》一书，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寓言故事集。这些寓言内容生动浅显，反映的思想细微深刻。阅读这些寓言，人们可以感受到庄子丰富的想像力和不拘一格的写作手法。他善于借助寓言的形式，运用诙谐、辛辣的语言，反映和鞭挞社会现实中的丑恶和虚伪，从而达到淋漓尽致的艺术效果。
《庄子》一书，开创了荆楚文学浪漫主义的庄骚风格，对后世文学及其他艺术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中所体现的庄子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庄子也因此成为世界公认的思想巨人。
《韩非子》
《韩非子》一书，是我国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理论的代表作之一，作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韩非。
韩非，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法家的代表人物，生活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08年至公元前233年。韩非原本是韩国公族，与李斯同出于伟大的思想家荀子的门下。韩非子倡议变法，以实现振兴韩国、富国强兵的大计，为此他曾经多次上书给韩王，但都没有被韩王采用。韩非苦于没有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机会，失落之余，将精力转向了著书立说，著《孤愤》、《五蠹》、《说难》等10万余言，借助这种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理想和志向。秦王看到了韩非的著述之后，非常仰慕韩非的才学，于是立即进攻韩国，并修书一封，强行邀请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受韩王派遣到了秦国，受到了秦王的重用，后遭李斯、姚贾诬害入狱。公元前233年，韩非含冤自杀于狱中。
《韩非子》原名《韩子》，为了避免和唐代的大文豪韩愈及其作品相混淆，后人将《韩子》改为《韩非子》。《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的主要著作，也是先秦散文的代表著作之一，在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韩非子》包括55篇政论，它以文言散文的形式系统论述了韩非的“以法治国”思想，细致入微地剖析了各种权术，从各个角度为君主出谋划策，因而成为后来历代统治者巩固政权、驾驭臣民的枕中秘笈，堪与后代西方的政治学名著——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相媲美。
《韩非子》一书中，纵观天下形势，针对韩国变法不彻底的弊端，全面总结了战国时期变法改革的经验利教训，提出了“以法治国”，“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政治理论。韩非提倡法治，他写作《孤愤》一文的目的，就在于揭露法家和旧贵族之间的矛盾。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观点，是在战国时期法家的“主法”、“主术”、“主势”三派思想的基础上，经过总结、改进得到的，并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流派的、自身特有的体系。韩非认为，治理国家并不一定需要非常智慧的君王，如果依照法、术、势，即便是学识与能力居中的国君同样可以治理好国家。此外，韩非还阐述了“法”、“术”、“势”三者的相互关系及作用。它们是统一的整体，是一个系统而紧密的思想体系，三者缺一不可。“法”是根本，“势”是基本前提，“术”是执“法”的必要手段。合理巧妙地运用“术”，可以起到加强人为之势的作用。韩非“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理论，在《韩非子》中有详尽的阐述，这部著述也因此成为先秦时期法家理论的巅峰之作。
《韩非子》一书载有大量寓言，据统计约有300余则，集先秦时期寓言创作之大成。这些寓言，有些是韩非对民间流传的整理，有些则是自己的创作，其寓言的形象鲜明，寓意深刻，为其说明事理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韩非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名著，同时它还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郭沫若曾将它视为先秦散文的“四大台柱”之一，他说：“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深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说，实在是各有千秋。”韩文中那龄静切实的思考，精辟透彻的议论，峻急劲疾的气势，辟肌入理的剖析，细密严谨的结构，气象万千的文体，喷薄欲出的激情，酣畅犀利的笔触，以及那平实坦率的取材，精巧别致的构想，细腻传神的人物描写，机智诙谐的语言技巧，蔚为文学之大观。这多方面的文学成就，不但形成了韩文深刻明切、严峻峭拔、激越犀利的基本风格，使它成为古代论说文中别具一格的楷模；而且又足以使它成为丰富的文学宝库，从而对后世的各种散文体式，甚至骈文、笔记小说之类都发生很大的影响，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明珠。
《韩非子》一书，体现出韩非的思想具有的唯物主义的因素。韩非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统一的根本规律，这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和发展了老子关于“道”的论述。韩非不但指明了“道”是一切事物所具有的普遍规律，而且相对提出了“理”的概念，认为“理”是各个事物自身存在的特殊规律，依据“理”可以区别各种事物。实际上是肯定了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认识到了世界既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
值得一说的是韩非对于寓言创作的贡献。在韩非以前，寓言故事都是零散地存于诸子散文或历史散文中，充当说理的一种手段或叙事的一个部分。到韩非子手里，开始得到系统地收集整理，而后分门别类编辑成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像《内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等篇即是。这几篇共有寓言故事270余则，占韩非子全书里面故事的绝大部分。这种现象说明韩非已把寓言摆在了重要地位，从此以后，中国古代寓言不再是陪臣附庸，而上升成为强宗大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楚辞》
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基础深厚的地域文化往往培养出杰出的文化名人，楚文化与屈原就是典型的一例。在丰厚的楚文化的孕育下，伟大诗人屈原以其《离骚》、《天问》等鸿篇巨制，耸立起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成为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而屈原的伟大成就与《楚辞》是分不开的。
《楚辞》由西汉刘向收集而成，包括屈原、宋玉、淮南小山、东方朔等人作品十多篇，其代表作家是屈原。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人，是我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公元前278年，秦军攻陷楚都郢，国家的灭亡和个人的不幸使屈原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传说这年五月五日，他抱石自沉于长沙附近的汨罗江。
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那九死不悔的执着意志，深沉的忧患意识，自我完善的高洁精神，坎坷多舛的悲剧生涯，恢宏瑰丽的锦秀文章，涌动在世代文人心中。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云：“屈原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高度评价了屈原的伟大贡献。
“楚辞”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它受《诗经》的某些影响，同它有直接血缘关系的，是南方土生土长的歌谣。以前楚地歌谣仅一鳞半爪地存于历史记载中，直到战国中期，屈原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出现在楚国文坛之后，“楚辞”才成为一种文学样式。汉代起，“楚辞”成为屈原等人作品的总集名。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其他人的作品未能流传下来。屈原的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
以下介绍一些主要篇章内容。
《离骚》 屈原的代表作，《楚辞》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成为《楚辞》的代名词，它确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离骚》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篇长篇抒情诗，全诗共370多句，近2500字。全诗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前一个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首先自叙家事生平，认为自己出身高贵，又生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因此具有“内美”。他勤勉不懈地追求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国家，实现“美政”的理想。但由于“党人”的谗害和君王的动摇多变，使自己蒙冤受屈。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屈原表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显示了坚贞的情操。后一部分极其幻漫诡奇。在向重华（舜）陈述心中愤懑之后，屈原开始“周流上下”“浮游求女”，但这些行动都以不遂其愿而告终。在最后一次飞翔中，由于眷恋宗国而再次流连不行。作品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既有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又有典型的神话传说的浪漫想象。
《九歌》 也是《楚辞》中重要的作品，是祭神之歌，共11篇。《东皇太一》祭至尊之天神，《云中君》祭云神丰隆（又名屏翳），《湘君》、《湘夫人》皆祭湘水之神，《大司命》祭主寿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东君》祭太阳神，《河伯》祭河神，《山鬼》祭山神，《国殇》祭阵亡将士之魂，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之曲。总的说来，《九歌》以描写爱情为主，但也表达了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之情，还描述了阵亡将士的勇烈悲壮。诗中呈现的是一群人性化的美好的神灵，他们既有威严的气势，又具备丰富的人的情感。
《天问》 《天问》和《离骚》一样，也是《楚辞》中的一篇重要的长诗。这是一篇独特的作品，全篇采用的几乎都是问句的形式，一共包含了170多个问题。这篇诗作在文学创作方面，以其构思奇特、格调高古，气势雄浑而独步千古。全诗每句都以“曰”字开头，连续提出170多个问题，问题的内容包括了天地山川、神话传说、历史事件及人物、天命人事、现实生活等等，非常广泛。从思想方面说，这篇诗表现了屈原大胆怀疑、勇于探索真理的积极精神，也反映了屈原学识的渊博和思维的敏锐。《天问》的文字曾被郭沫若先生称为“空前第一等文字”，德国的孔好古称《天问》是“中国艺术史上最古的文献”。
《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先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对后世的文学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汉魏六朝在贵族中盛行的辞赋就直接沿袭了“楚辞”的传统。《楚辞》中的《招魂》直接影响了汉代七言诗的发展。楚辞中反映出屈原等人的忧国爱民的高尚思想，从而成为历代文人的楷模。《橘颂》则对后来的咏物诗产生了巨大而长久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中高度评价了《离骚》的文学价值：“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屈原个人际遇和生活的悲剧，奠定了其诗作中忧国忧民，执着追求真、善、美的主旋律。屈原以自己为原型，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拥有极美好心灵世界的形象。《离骚》用简约的文词表达了高洁的志向和品质，言简而意赅。在语言运用的艺术上，《离骚》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创造了句法参差的新形式，增加了艺术容量和表现力。这种骚体的创制是对于诗歌创作的一大贡献。屈原特别注意吸收楚地方言口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重言等语言技巧，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声律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