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的散文与战国末期的散文风格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随着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儒学一尊局面的形成，文章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适应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作家就是汉武帝时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前179～前104）。董仲舒承汉武帝意旨写遵命文章，其代表作有《举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其文章纲目清楚，首尾一贯，语言平易质朴，表现了一种典雅醇正的书生风度，颇为宋代理学家真德秀、朱熹等所称道。这种文风至成帝时得以发展，文章平平，无可称述。在这段时间内，值得一提的是昭帝时桓宽的《盐铁论》，其文章平实质朴，依然颇富论辩精神。至西汉末年的成、哀之世，政治危机日深，学风、文风又有变化，其突出代表是刘向、刘歆和扬雄。刘向（前77～前6）主张经学复古、文章复古，其代表作有《列女传》、《新序》、《说苑》等以及一些奏疏、序录之文，言论大胆，看法新颖。刘歆继承父业，继续不遗余力地反今学，复古学。扬雄（前53～公元18）也力主文章复古，写了不少文章，语言朴茂，气势流畅，其模仿《论语》所写的《法言》，有意学习先秦诸子文章特点，言简义多，对唐宋一些古文家很有影响。
两汉之交的桓谭（前23？～56）是一位反迷信的重要学者，其文章颇有特点，如其代表作《新论》，纵意而谈，语言通俗似口语，不事藻饰，又表现了文章由文转质的新趋向。王充（27～977）是东汉时期反神学迷信最有力的论说文作者，其流传下来的代表作是《论衡》一书。王充在文风上反对文章复古，认为文章应该有真实的内容，应该有补于世用，强调文章内容应与形式统一，并提倡独创精神，反对古奥艰涩的文章语言。故其《论衡》一书独抒己见，大胆创新，贯通古今，反复论证，信笔所之，文辞浅近。然而，过于繁复和不重文采，也是其文的缺憾。从桓谭到王充，重质而不重文，使文章的发展走向了一个极端。
东汉末年，有一批文人学者写了一些指责时弊的文章，如王符的《潜夫论》、荀悦的《申鉴》，仲长统的《昌言》、崔寔的《政论》等，这些文章暴露黑暗，时露郁愤不平之气，然略嫌空泛迂阔，多少有一点“清议”色彩，且明显受辞赋影响，日趋骈化。
历史散文在两汉发展到了一个极为辉煌的时期，其最杰出的代表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前145～前87？）忍辱含垢，发愤著书，写出了“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史记》不虚美，不隐恶，这种“实录”精神仍是继承了先秦的文风，因其“是非颇谬于圣人”，故有人称之谓“谤书”，而鲁迅却誉之为“史家之绝唱”。《史记》敢于直写事实，以致“显暴君过”，并于叙事特别是在描写人物之中寄托自己的感情，表现自己的爱憎褒贬，这显然是继承了诸子“发愤著书”和屈原发愤抒情的传统，故鲁迅誉之为“无韵之《离骚》”。《史记》在文学上的最成功之处是它塑造了各色各样的、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能从突出人物的主要思想品格出发，对材料加以选择和剪裁，让人物在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中，通过具体言行或典型细节，突现其形象和品格，力避抽象的梗概叙述；语言也力求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谚语和俗语，生动有力地表现人物的神态和性格特征。《史记》作为一部传记文学的典范作品，在中国散文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不但后世的“正史”均承《史记》的体制，而且唐以后的传奇文、文言笔记小说、人物小传等，无不受其传记文的影响，司马迁的散文是唐宋以来古文家学习的楷模，并成为他们反对华艳繁缛或古奥艰涩文风的旗帜。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班固（32～92）奉诏修史，书中比较明显地表现了汉王朝的正统思想。从总体成就看，《汉书》不及《史记》，然从文章的角度看，《汉书》自有其特点。一是更具历史文献特征，增加了有关学术、文献的事迹，更有意为学者立传，附录了一些辞赋和“经世之文”，使其文章更带学术气息；作为史传文学，《汉书》也写了许多形象生动鲜明的人物传记，并使忠臣、奸臣这两个类型的人物成为立传的重点；《汉书》叙事虽不及《史记》疏荡生动，但却简练整饬，富赡严密，且语言典雅，多用偶句骈语。
《史记》是汉代早期的史传之文，代表着儒术尚未一统时的文风；《汉书》是东汉时代的史传之文，代表了汉王朝正统思想的文风。《史记》之纵横驰骋，《汉书》之拘谨严密，正体现了汉代史传文章的发展变化。
除论说杂文和史传文学之外，秦汉的奏疏之文（如李斯的《谏逐客书》、东方朔的《上书自荐》等）、书信之文（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李固的《遗黄琼书》、秦嘉的《与妻徐淑书》等）以及其他杂文（如王褒的《僮约》，朱穆的《崇厚论》、马第伯的《封禅仪记》等）均各有特色，对后代文章亦颇有影响。
秦汉两代，不仅文章的篇章结构日趋完整严谨，而且文章的类别也日渐增多，至东汉而各体大备。文章语言也日渐丰富，作家开始有意为文，注重语言工丽，有意用典，开始注意刻画和描写，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水平。
魏晋南北朝散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散文发生又一次重大变化的时代，也是文学独立自觉的时代。
汉魏之际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是个开风气之先的时期，其主要作家是三曹和七子。
曹操（155～220）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散文家。他明确提出表章之文“勿得浮华”，故其为文亦不尚华词。其文多为表、书、律令，但都写得十分随便。其自叙身世、自明心迹之文，如《让县自明本志令》、《遗令》等，多能推心置腹，自然，实在；其求贤、荐贤之文，如《求贤令》等，多写得实事求是，无所顾忌；其祭吊之文，如《祀故太尉桥玄文》等，则多不拘旧套，信口而谈，然感情深挚。曹操的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能突破前代文章的某些陈规，放言无忌，形式自由，形成清峻、通脱、简约严明的基本风格，成为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对当时和后世散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曹丕（187～226）也是一个重要的散文家。在文学理论方面，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著。他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提倡“文以气为主”，反对文人相轻等，都颇富开创意义。其散文文体多样，风格自具。其文章多写得坦率自然，生动活泼，感情真挚，亲切有味。其行文通脱自然之风近于曹操，而其文章之华丽则是沿袭了东汉文章的华靡之风。
曹植（192～232）的散文众体兼备，而尤长于表章和书札，其《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等，都写得意气极盛，颇动感情，辞藻富艳，文采焕发，与其诗一样，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上》）的特色。
七子之中，散文成就较高的是孔融和王粲。孔融（153～208）的文章以议论为主，如《荐祢衡疏》、《论盛孝章书》、《与曹公书啁征乌丸》等，均能直陈己见，颇具锋芒，文句整饬、辞采典雅富赡，用事用比精妙，确有胆大气盛、放言无忌之特色。王粲（177～217）的一些书信和议论文字也颇值得注意，既有纵横之气，又有恳切的“仁人”之言。
七子之外，诸葛亮（181～234）亦以散文著称，其代表作是前、后《出师表》。文章叙事详明，说理透辟，感情色彩强烈，语言朴实无华，颇为后人推重。其他如应璩、吴质、繁钦等的书札文字，讲究用事，重视辞藻，代表了建安后期文章由质而文的发展趋势。
魏晋易代之际，散文的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倾向。以王弼、何晏、夏侯玄为代表的正始名士，多谈老庄玄理，其文章多“善言名理”，使说理文章有所发展。而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则写出了“师心”、“使气”的论辩之文。阮籍（210-263）的散文均为长篇大论，形式也不拘一体，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大人先生传》，文章以“大人先生”自况，多抒激愤之情，语言则韵散相杂，很有独创性。嵇康（223-263）的文章以析理持论见长，其代表作有《与山巨源绝交书》、《管蔡论》等，言论大胆，见解新颖，论证精辟，笔锋犀利，不仅是通脱，简直是纵横恣肆，无所忌惮。
两晋之文，仍多议论，然在用字平易、偶语日增、论叙益繁方面均过于汉魏。
西晋初年之笔札，首推张华（232～300）。其文信笔挥洒，不假雕饰，风格自然洒脱。名噪一时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则多以骈文、辞赋见称。两晋之际的刘琨、郭璞，散文自有特色。刘琨（270～317）之文主要是表笺和书信。其《为并州刺史到壶关上表》、《与丞相笺》等，均据事直言，不加虚饰，不用骈俪，自然朴实；其《与卢谌书》等，虽骈散相间，但亦无意属文，意到笔随，自然朴素。郭璞（276～324）的政论和一些赞、序之文也颇有特点。此外，西晋出现了一批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陆云的《牛责季友》，鲁褒的《钱神论》等，为前代所罕见，时人争相效仿，遂成一时风气。
东晋骈文盛行，散文有成就者，莫如王羲之和陶渊明。王羲之（303～379）之书信文颇为出色，不论是谈政事的《与会稽王笺》、《报殷浩书》，还是自叙生平志趣的一些书札，均纵意而谈，肺腑相见，具有自然洒脱，风神摇曳之特点。其最为人传诵的文章是《兰亭集序》。此文虽系宴集之作，多喟叹之情，但即事抒情，叙中写景，文笔清新疏朗，情致韵味绵邈，而又不带骈俪习气，风格真挚而自然。陶渊明（365～427）的散文不尚偶俪，不近繁缛，与晋宋之交的文风大异其趣。其《五柳先生传》、《告子俨等疏》等文语言省净，不事雕琢文饰；语气和平，而颇具真情实感。其传世名作《桃花源记》，虽有虚构成分，但其叙述之逼真，描写之精彩、寓意之深刻，语言之清腴，都使人拍案称绝。其散文以淳真淡泊之风格，卓然不群，独标一帜。
南北朝时期，骈文鼎盛，散文中衰。由于文学意识的逐步自觉，南朝刘宋时，文学已另设一馆，与哲学、史学正式分道扬镳。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总倾向也是重视文采，重视抒情，讲究骈俪和用典，加之声律说的出现和在创作中的运用，逐渐出现了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的分野，而重文轻笔的倾向，又大大推动了文章的骈化。然而就在骈文鼎盛之时，又有人起来批评骈文，开始了古今文体之争，故散文仍有一定成就。
在南朝而反南朝文风者，前有范缜，后有裴子野。范缜（450？～510？）的《神灭论》不用骈俪，说理透辟，锋芒毕露，风格与魏晋名理之辩文章一脉相承。裴子野（469～530）著《雕虫论》，直斥骈文等为“雕虫之艺”，他自己为文不尚靡丽之词，而写散体之文。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代表了由文而质的转变趋势。
北朝文风虽受南朝影响，然亦自有特色。苏绰（498～546）是文章复古的首唱者。他一反骈体，仿《尚书》写《大诰》，纯用散体，质朴无文，虽矫枉过正，然其改变文风、文体之用意十分明显。颜之推（531～594）是由南入北的作家，他主张文章应源于五经，提倡古今文体合流。其代表作《颜氏家训》是以说理为主的短篇随笔，语言通俗平易，质朴无华，用接近当时的口语写成，别具一格。郦道元（？～527）的《水经注》虽是讲水道的图经地志之作，同时也是描述山水的散文佳品，其中不少篇章段落如《江水注·巫峡》、《河水注·孟门山》等，均为历来传诵的名文。这些文章不但景物描写生动逼真，而且还广泛采集风土民情，历史掌故，民间谚谣等；虽以客观描述为主，然亦间有抒情；行文以散体为主，而写景状物也时杂骈俪。此书显然受南朝山水诗文之启发，它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对后世山水散文的发展有巨大影响。杨街之（生卒年不详）的《洛阳伽蓝记》是一部记述洛阳佛寺园林兴废的著作，内容较为广泛。其中《景明寺》、《永宁寺》等均为名作。此书工于描绘，情景生动；条理清晰，叙写完整；叙事主要用散文，描写、抒情则时杂骈偶。全书文笔流畅，然骈俪习气较重。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些史家之文（如陈寿之《三国志》，范晔之《后汉书》等）、小说家之文（如干宝之《搜神记》、刘义庆之《世说新语》等）、以及一些传统的散文名篇，也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散文成就。
隋唐五代散文
隋唐五代时期的散文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它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
隋朝统一中国后，隋文帝不满骈文之浮华，曾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李谔也上书朝廷，请革文华，猛烈抨击骈文之弊；王通也大声疾呼文章要“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并点名痛骂六朝的主要文人，然终隋一代，骈文仍居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