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桥，是为了从此岸到彼岸。
——题记
奶奶去天国了。
接到姑姑电话，我还在晕晕乎乎睡大觉。前一晚发烧头痛得厉害，早上就没去单位。尖锐铃声突兀响起，把我的头痛吓去一半。姑姑的电话更是将我从床上惊起，头痛也隐匿了。我火速穿好衣服，带上门向奶奶家赶去。
我有两个奶奶（不算外婆）。两个奶奶都不是我的亲奶奶——听起来蛮复杂，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两个奶奶都不是爸爸的亲妈妈。爸爸是被领养的。领养他的我的第一个奶奶，我还没出生她就去世了。听爸爸说是饿死的。我想象不出饿死是怎样一种状态，痛苦到什么程度。
当然我也“饿”过——感觉昏昏然、轻飘飘，虚弱得想抓住一点儿什么，但很快我就能吃上很多东西，家里没有，就去楼下的便利店，再多走几步，就是吉野家、面包房和缘禄寿司——我的意思，我生活的年代想吃什么就能够随便买到什么。我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是真正的饥饿，尤其无法想象吃树皮、米糠和草根的滋味。
听爸爸说，奶奶是为省下家中一丁点儿的米粮，吃草根和树皮吃坏的。因为饥饿和严重营养不良，她的双腿浮肿得厉害，一按一个坑……如此想来，奶奶的死着实惨啊！而我现在是不是太幸福了？有时候太容易得到，就不晓得珍惜。
我的第二个奶奶（就是我现在奔去想要见最后一面的上海奶奶），和我第一个奶奶（乡下奶奶）年轻时是小姐妹。上海奶奶是后来嫁到上海去的，小时候也在乡下长大。她很早就没了父母，是个孤儿。我的第一个奶奶一直很照顾她，两人还结为“义姐妹”。
比较起来，上海奶奶远远要比乡下奶奶好福气——嫁到上海，从此做了“上海人”，还活得很长寿。我没记错的话，上海奶奶该有九十高龄了。我在上海读大学的日子里，每个周末都要去奶奶的小阁楼住一晚。乘上71路公交车，中间再换乘24路“辫子车”，马当路下车，走几分钟就到奶奶的石库门弄堂了。
到了之后，我就在楼下门口的躺椅上歇脚。奶奶已经给我备好了吃的。夏天是冰西瓜和番茄——我喜欢吃番茄，奶奶换着花样给我做糖番茄、番茄炒蛋、番茄色拉、番茄炒西芹，临走的时候再装满整整一个塑料饭盒，让我带回学校；春天则有新上市的炒蚕豆，碧绿鲜嫩的蚕豆上沾了切得很细的小青葱；秋天是刚出炉的生煎馒头、鲜肉月饼、糖炒栗子；冬天换成干煎带鱼、红烧肉冻、炸春卷……
总之我对奶奶的回忆充满了食物的气味。想起奶奶，就想起她肥硕的身子在厨房里忙进忙出的样子，想起我回学校路上手里提着的一盒一盒饭格子。好像她在她“好姐妹”那里欠下的，如今要一点一点加倍补偿在我身上。
我在漆黑走道里摸索着找扶手。
楼梯窄而且陡，木头都已经老化了，踏在上面咯吱咯吱响。
奶奶家我数不清来过多少回了，每一回都是屏住呼吸，抓紧了扶手摸着黑上。楼梯口有灯绳，可是我永远搞不清线头密布的溜黑灯绳，哪根是爷爷奶奶家的，哪根是左邻右舍的。
奶奶家住二楼半——上海人都知道那是小阁楼。奶奶住小阁楼的历史，从她二十来岁嫁到上海来就开始了。她和我爷爷住了大半辈子的小阁楼，后来也搬过家，但仅仅是从这个阁楼搬到那个阁楼，中间只隔了两条马路。
我从来没见奶奶因房子而冲爷爷发火，俨然习以为常的接受样子。倒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差他去买“许家生煎”，他就近买来了别家摊点的，奶奶一吃，发觉不对味，就要数落半天……
总的来说，我印象里的爷爷奶奶，尽管和弄堂里的大多数人家一样，也吵、也争、也为子女的事生口角，但是两个人相濡以沫一辈子，对彼此的性格脾气知根知底，终是一方将就了另一方。尤其奶奶生有一双不一般的大脚。奶奶的大脚可真是“气壮山河”！她的两条小腿粗壮得和大象可有一比（其实是有病）。冬天还好，要是夏天，走长一点儿的路就气喘不止，这个时候，爷爷总会奇迹般地出现。在我眼里，爷爷就是奶奶的保护神。
我在楼梯口站定。阁楼上传来仿佛天籁的乐音，梵呗声声。我心里一顿，知道，这一回，是真的永远也见不到奶奶了。
楼梯转角靠后天井，新开了一扇小窗。细碎的阳光从纱窗里透进来，泛着旧纸的暗沉的光，就那么一瞬间，那些斑驳的、闪着亮片的童年回来了！
对，没错，那个剪着童花头、苍白瘦弱敏感的“小哑巴”就是我。
那年夏天的整个暑假，我没有了自己的名字。弄堂里的爷叔、阿姨们一律提高嗓门喊叫“哑——巴”。连奶奶也不再喊我“小美”，顺着人家叫“哑巴”！
我很生气奶奶也这么叫我。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怪我自己不争气。从爸爸牵着我手，坐上长途汽车，转呀转来到这个陌生的大城市，我就很不适应马路上那么多的车和那么闹的人。我开始后悔。我不想去奶奶家了。我想和爸爸一起回家。
可是爸爸说：“讲都讲好了，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怎么说不去就不去了呢？再说我还得赶回去上班……”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这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暑假，第一次出远门，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此前，我只跟爸爸去过家乡的小镇。爸爸在小镇上班。
我跟着爸爸走进一条弄堂。奶奶家在弄堂的最深处。我走呀走，弄堂里人声杂沓，烟雾袅袅。有人在水斗边洗菜、淘米、刷牙，有人弯着腰在生炉子，有个阿婆坐在门口剥毛豆，还有个大叔穿着背心裤衩旁若无人地嚼大饼油条……
我紧拉着爸爸的手，生怕一个闪失，弄丢了自己。暗暗觉得这弄堂太深太闹了，到处是眼睛……
不知走了多久，爸爸终于停下来，说到了，就这个门牌号。我跟着爸爸站定，看到黑漆漆的门洞里走出来一个矮个老人，又一个矮个老人。两个老人笑眯眯地同时伸出手来。
他们就是我从未见过面的爷爷奶奶。
饭后，奶奶嘱咐我上楼睡午觉。我随奶奶上楼——尽管事先早有准备，我还是吓了一跳！——这就是奶奶在上海的家吗？小得像个鸽棚，我家猪圈也比这里宽敞！白天还要开灯。奶奶那么胖的身子跨进门，跟在后面的别想加塞！
小阁楼里塞满了杂物，靠墙两面放两张床后就没什么空间了。门口有一个马桶，用一块布帘子挡着。剩下的，就是当中一块我用来睡觉的地板了。
地板擦得都掉了色，显出老旧的纹路。奶奶走在上面，感觉整个房间都在震动。我真是提心吊胆。
奶奶交代完就下楼了。我在地板上躺下又坐起。紧靠楼下走道的墙面，开了一扇小窗——这是这间小阁楼唯一的一点儿亮色。我朝小窗的一格一格窗棂里看去，发现可以看到走道外面的弄堂，奶奶在楼下走动的身影也清晰可见。
突然一个小女孩闪进身来——
她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眼睛黑亮，长得清秀白净。
她冲我笑。我也不明就里地回她一个笑。她用手指指上面，意思她就住楼上。我会意地点点头。接着她又指指楼下，做了个玩耍的动作，我猜她是想叫我和她一道下去玩。正举棋不定，奶奶上来了。小女孩冲奶奶一点头，猫一样闪身，突然又折回，指了指楼下。
奶奶说你怎么和哑巴说话？我一愣，这个女孩是个哑巴？！
奶奶见我愣怔着，自言自语道：“这孩子真可怜……唉，生在这么个家庭……”
我很快和“哑巴”成了朋友。
“哑巴”有名字，叫米莉，可是没人叫她米莉——叫了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米莉的父母整天沉迷于麻将，从来不管女儿的事。米莉都七岁半了，还没去上学（她应该上聋哑学校的吧？）。米莉每天楼上楼下、弄堂天井地乱窜，她似乎有着无限多的精力和探险的热情。好像她耳朵不能听、嘴巴不能说，反而激发了她眼睛和鼻子上的功能。她的眼睛像两颗晶亮的紫葡萄，可以看穿你的心思。她的鼻子很灵，不用回头也能猜到谁站在她身后，是快乐还是正发着怒……
虽然米莉是哑巴，但我们交流并无障碍。对两个小孩儿来说，眼神和手势足以叫我们心意相通！米莉带我去楼下的后天井捉蝴蝶和蟋蟀，看长在墙头缝里的苔藓和蕨类植物。我们还穿越弄堂，去马路对面的街心花园找金龟子、绿蝉、天牛，闻野蔷薇的花香……总之无限多的乐趣！
我天天和“哑巴”钻进钻出，手舞足蹈打哑谜。隔壁张姨有一天当着奶奶面笑我：“小鬼头，侬叫啥？哪能没（上海话读mē）听侬讲（上海话读gāng）过唉喔（上海话闲话的谐音）？要么又是一个喔子（上海话‘哑巴’的谐音）？”
奶奶笑着叹气。我则低了头不说话。我在陌生的大人面前紧张得要命，不敢说话，越是不说话，就越紧张。和米莉在一起则不同，我觉得我和她天然地亲近。和米莉在一起，我愿意也是哑巴！
现在好了，我也成了哑巴。两个哑巴在一起，能有什么事呢？
有一天，我蹲在后天井里等米莉，可迟迟不见她的影子。隔壁的秦伯蹑手蹑脚不知从哪冒出来，他左顾右盼，好像确定了没有人就向我招招手。我跑过去。秦伯示意我小声点儿。他快速地从裤袋里掏出一沓卷了边的毛票，塞到我手里，指点我出了后门，穿过街心花园，向右拐，走一段路，再向左拐，看到一爿烟纸店，在店里买一包“飞马”回来。他就在原地等我。
我揣着钱拼命点头。光顾着记香烟牌子、出了门后怎么走，手心渗出汗来了都没觉得。我箭一样向弄堂口飞去，紧张又兴奋！那种被赋予信任的小小虚荣心，感觉骄傲无比！
我买好了烟往回走，可是走着走着发觉不对头了，我忘了回去的路！来上海好多天了，可我还是不认路。我辨不清东南西北，觉得上海的弄堂马路很相像，这里那里没啥区别。像我这般路盲就很容易迷失。
我沿着街心花园绕啊绕，事实上一直在弄堂附近打转。这时，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迷路了！很可能，我因此被坏人拐走——这是奶奶常在我耳边叨咕的。她嘱咐过我多次，和米莉一起出去玩，千万不能跑远！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偏偏秦伯还在天井里等我。我连买一包烟的小事都办不好……
我坐在石阶一角，看走来走去的一个个人，都不是熟悉的脸孔。眼泪不争气地下来了。
米莉就在这个时候抱着一盆草出现。我惊喜地扑上去。米莉吓了一跳，那盆草颤颤悠悠地也受了惊，米莉紧紧护着。
我装着顺路跟着米莉一道回家，心里感激得要命，却没好意思“说”出来。
秦伯烟瘾一上来，又偷偷“差”我去。后几回我学乖了，总是结伴和米莉一道去。秦伯的老婆就是笑我是“哑巴”的张姨，她是个厉害的女人，我总是不敢直视她。可是秦伯就很和蔼，瘦瘦高高的，走起路来像一只孤独的丹顶鹤。
米莉突然央求我教她写字。这个我在行。我都念完一年级了，马上就升二年级，我会写不少字。
我从冷落了多时的书包里取出课本和小学生字典，煞有介事地做起小老师来。米莉学得很专心。想不到她领悟能力超强，连我都觉得她是读书的料——尽管她还没上过一天学。
两个人连比带画学了一上午。下午照旧是玩。米莉带我去了不少地方，大世界、复兴公园、有很多小吃店的城隍庙……当然都是背着奶奶偷偷去的。我们都是走路去走路回，从来不乘公交车。省下钱来买赤豆棒冰，去的时候一根，回来再一根。有时肚子饿了一人一串臭豆腐。去城隍庙还吃了双档，粉丝百叶包油面筋！那可是我头一回见识那么好吃的东西！
时间过得真快，我的这个暑假没剩几天了。爷爷写了信，叫爸爸哪天、在哪里碰头。爷爷向来少言寡语，做事认真。他在信里画好了路线图，生怕爸爸走岔。那个时候可没手机，打公用电话也没用。
爷爷和我一起坐长途汽车。爸爸在长途汽车的倒数第三站等我。
走的那天，米莉抱了一盆草来送我，就是那盆我差点儿将它撞倒的不知名的草。
米莉破天荒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她将信和那盆草塞到我手里，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喉咙口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想跑回去叫住她，哪怕和她拉一下手也好……
可是爷爷催我快走。他的“生物钟”时刻和那张路线图连在一起，分秒都不容我耽搁。我将信塞进书包里，抱着米莉送我的草跟爷爷走。
我回头，没见米莉的影子。奶奶一直不放心地跟出了弄堂。我向奶奶挥手，奶奶也挥手。肥硕的身子越来越小，直至看不见。
我坐在车上读米莉的信。
米莉的字歪歪扭扭，少一撇或多一捺。有些笔画多的字，用了我教给她的拼音。有的干脆画一个符号，好在我能够看懂。
米莉在信上写：
哑巴妹妹：
你好！你为我做了两个月的哑巴。我会想念你！谢谢你教我写字。现在我也会写字了，我很高兴。这个秋天，我也想去读书。我想和你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常常写信了。
这盆草送你，是我在公园的河滩边挖来的。别看它不起眼，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彼岸花。彼岸和此岸，这头和那头。是不是很美？它在秋天开花，花瓣是红色的。我喜欢红色！你要好好待它啊。好好待它，它就开花。
我读完信，忍了很久的泪终于夺眶而出！
我俯身抱起脚边的草，想象它开花时的样子。蓄在眼底的泪掉在叶片儿上，一滴，又一滴。我哭得更厉害了……
回到家后，我安顿好那盆草，径直去爸爸的书橱。
我站在半人高的方凳子上翻找。最上面一格都是爸爸“束之高阁”的工具书。我找出《博物大百科》，费了很大劲翻到“彼岸花”一项，很讶异地发现，原来这种叫“彼岸花”的草大有来头。书上写“原产中国，在日本极为常见”。花期与日本人秋季上坟的时节“秋彼岸”重合，所以叫“彼岸花”，也叫“红花石蒜”。
彼岸花开，只一团火，花开无叶，叶生无花，相念相惜却不得相见……
这盆草后来果然开花了。如火如荼，热情四射。我兴奋地写信告诉米莉。
再后来，米莉来信说，她要搬家了，去遥远的地方，和妈妈一起去。爸爸和妈妈离婚了，她只有一个选择。她选择了妈妈。
此后米莉再没写信来。我和她断了联系。奶奶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小学和初中的很多个暑假，我都在奶奶家过，一次也没见米莉的影子，就像是从来不曾有过这个哑巴女孩。
很多年后，日渐老态的奶奶躺在竹椅上，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话：“我们过桥，是为了从此岸到彼岸……”
就这么一句话，在我脑海里一闪念，我想起了童年的米莉……
又多年后，此刻，现在，奶奶也离我而去了。从此以后，此岸到彼岸，相念相惜却不得相见……
走的那天，米莉抱了一盆草来送我，就是那盆我差点儿将它撞倒的不知名的草。
——彼岸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