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儒学，复兴诸子
【原文】
（一）
成帝即位，显等伏辜，更生乃复进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是时帝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时数有大异，向以为外戚贵盛，凤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二）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东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译文】
（一）
成帝即位，石显等服罪，更生于是又进用，改名向。刘向以原来九卿身份召拜为中郎，叫他领护三辅都水。多次上奏密封的章疏，升为光禄大夫。这时皇帝的大舅阳平侯王凤做大将军秉政，倚仗太后，专擅国权，兄弟七人都封作列侯。当时多次有大灾异，刘向认为是外戚贵盛，王凤兄弟掌权的罪过。而皇帝正精心于《诗》《书》，攻读古文，诏令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刘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述五行阴阳福祸的应验。刘向便集合上古以来经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的记载，推究事情的经过，加上对祸福的解释，写出占卜的应验，按类排列，各有条目，共十一篇，号为《洪范五行传论》，上奏给皇帝。皇帝心里知道刘向忠贞精诚，本是因王凤兄弟而发此议论的，但到底不能夺去王氏的权力。
（二）
刘歆和刘向开始都研究《易》，宣帝时，下诏让刘向学习《穀梁春秋》，十多年，已学得很精通。到刘歆校订秘书，看到古文《春秋左氏传》，他非常喜欢。当时丞相史尹咸因能研究《左氏》，和刘歆一起校订经传。刘歆大略跟尹咸和丞相翟方进学习，询问大义。起初《左氏传》多为古字古语，学者传解训诂而已，到刘歆研究《左氏》，引传文来解经，互相发明，从此也具备了章句义理。刘歆又沉静又有谋略，父子都好古，博闻强记，超过别人。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和圣人一样，亲眼见过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后，听传闻和亲眼见，详略不同。刘歆多次向刘向发难，刘向不能责难他，却仍自己坚守着《穀梁》的义旨。等刘歆被皇上亲近，想把《左氏春秋》和《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立于学官。哀帝让刘歆和《五经》博士讲论他们的意旨，各位博士有的不肯和刘歆辩论，刘歆于是致书太常博士，责备他说：
从前唐虞衰亡，三代继起，圣帝明王，相承迭兴，大道显著。周室衰微礼乐不正，大道如此难以保全。所以孔子担心大道不通行，游历各国去应聘。从卫回鲁，之后音乐匡正，《雅》《颂》各得其所；刊定《易》，做《书》序，著作《春秋》，来记载帝王之道。到夫子死而精微的言论灭绝，七十子死而大义乖谬，又遇上战国纷争，摒弃笾豆的礼仪，着手军旅行阵，孔氏大道衰微，孙吴法术兴盛。逐渐衰落一直到了暴秦，烧经书，杀儒士，制定禁书法律，赞扬古代的被治罪，大道法术从此灭绝。
汉兴起，离圣帝明王很远，仲尼大道又灭绝，法度无从因袭。当时只有一个叔孙通大致制定礼仪，天下只有卜书《易》，没有别的书。到孝惠时，废除禁书法律，但公卿大臣绛、灌等人都是披戴盔甲的武夫，不以为然。到孝文皇帝，开始让掌故晁错，跟伏生学习《尚书》。《尚书》刚从屋墙中取出，朽折散乱，现在那书仍在，当时师傅只是传解诵读而已。《诗》开始萌芽。天下出现了很多书，都是诸子的传释，尚且广泛立于学官，为它们设置博士。在汉朝的儒生，只有贾生而已。到孝武皇帝，之后邹、鲁、梁、赵常有讲解《诗》《礼》《春秋》的前辈老师，都兴起于建元年间。在这时，一人不能独自穷尽经书，有的通晓《雅》，有的通晓《颂》，大家相配合才能完成讲经。《泰誓》后出，博士收集并诵读。所以诏书说道：“礼崩乐坏，书简脱缺，朕很担心。”当时汉兴起已七八十年，离开全部的经书，本来就很远了。
到鲁恭王发掘孔子旧宅，想建造宫室，在断墙中得到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有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上它们，遇上巫蛊仓促的祸患，没来得及施行。至于左氏丘明所修的《春秋》，都是古文旧书，多的有二十多篇，藏在秘府，隐秘没有公布。孝成皇帝怜惜学术残缺，与原书相差很大，便公布旧藏，校订旧文，用这三种书，校订学官传授的经传，经有的脱简，传有的错编。传令询问民间，有鲁国恒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的传学与此相同，受压制没有施行。这是使有识者怜惜，士君子痛心的事。以前做学问的人不考虑书的残缺，苟且因陋就寡，分析文字，言辞烦琐，学者到老不能研究通一艺。信口解说背诵传记，信奉低等的老师而责难以往的古事，至于国家要有大事，如立辟雍、封禅、巡狩的仪式，便糊涂不知应该怎样。仍要抱残守缺，带着怕被戳穿的私心，而没有服从善意的公心，或者心怀忌妒，不思实情，雷同的便相追随，听声音附和是非，压抑这三种学问，认为《尚书》是完备的，说左氏没有传解《春秋》，不是很可悲的事吗？
【评点】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约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卒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是皇族楚元王的四世孙。刘向的时代，正是所谓“昭宣中兴”之后，西汉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时代。这时，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已发展到一触即发的程度；统治阶级内部，宦官、外戚和以“拥刘安汉”为名的士大夫之间的斗争也非常激烈。元帝时，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用事，提拔更生等一起辅政，图谋罢退当时擅权的外戚许氏、史氏和宦官弘恭、石显。这场斗争几经反复，萧望之自杀，周堪及其弟子张猛虽被复用，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周堪喑哑而死，张猛自杀。更生曾先后被下狱、免为庶人，最后废居十余年。成帝即位后，石显等伏诛，复进用，更名向，官至光禄大夫。此时，外戚王氏擅权，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体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之权。其实，刘向并不相信谶纬迷信，这从《新序》与《说苑》中可以看得出来。在《新序》与《说苑》中，刘向辑录了许多古代逸事、寓言，其目的就是要破除“勘舆、天命、卜筮、妖祥、鬼神、死人有知”等各种迷信。例如，他曾假借管仲之口说：“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又曾假借孔丘之口说：“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那么，刘向又为何在《洪范五行传论》中大谈符瑞灾异呢？这确如《汉书》所指出的，是“为凤兄弟起此论也”，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
刘歆是刘向的少子，字子骏。他曾“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经、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刘向死后，他继承父业，辑六艺群书，列为《七略》。刘歆提倡《逸礼》《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以对抗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今文经，而受到了今文经学派的激烈反对，“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五原、涿郡太守。平帝时，王莽执政，受到重用，被提拔为右曹中大夫，后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
王莽篡汉后，刘歆为国师。后谋诛王莽，事泄自杀。他曾著有《三统历谱》，最早推算出圆周率为3.15047。
刘歆作为西汉末期的著名学者，他曾对西汉中叶以来盛极一时的今文经学进行过尖锐批评。他认为今文经学“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根本无法达到“用日少而畜德多”，以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的目的，因此他要求“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尽快结束那种“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烦琐的章句学风。除此之外，刘歆还对今文经学的以家法传授的弊端进行了指责，认为他们“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达到“党同门，妒道真”的政治目的。刘歆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刘歆在对今文经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又竭力提倡古文经学。刘歆认为，当时太学中的博士们所传习的经典是在秦焚书之后、由汉初经师凭记忆口耳相传下来的，因此难免会有差错。所以这些用汉初文字记载下来的“今文经”是不完全的，不是全经，也不是真经。“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促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悯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向民间，则有鲁国恒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亦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悯，士君子之所嗟痛也。”这就是说，在刘歆看来，只有古文经才是真经、全经；而古文经又有三个来源：一是鲁恭王在孔宅坏壁中发现的；二是宫廷秘府藏书的公开；三是民间经师的传习。这三者比较起来，当然是从坏壁中和秘府中得到的经典更加可靠。因此刘歆竭力主张将古文经《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为博士，其重点又在《左氏春秋》。因为刘歆认为，与通过“口说”流传下来而备受尊崇的《公羊春秋》相比，《左氏春秋》是由左丘明执笔记录下来的孔子与左丘明一起研究鲁国历史的成果，因此它最能代表孔子的思想。刘歆说：“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在这里，我们除了注意刘歆所谓只有《左传》才是孔门真传之外，我们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在古文经学家刘歆的笔下，孔子已由今文经学中“受天命”的“圣王”和谶纬神学中作为“黑帝之子”的神还原成了一个研究古代制度文化的学者、还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的最大不同之处。
刘歆倡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时未能实现。但平帝即位后，王莽为了改制代汉，开始推崇古文经，因此他为《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周官经》皆立了博士，古文经学在新朝时盛极一时，到东汉时又获得了更大发展，尤其是东汉后期，出了马融、许慎、郑玄等几位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他们深究经义，兼采今文之说，在学术上占有了压倒的优势。后来经过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今文经典丧失殆尽，而古文经学却流传不绝。时隔一千年之后，在清末时今文经学才重新出现。
刘向、刘歆父子是在儒学作为经学而一统天下之后，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的重要人物。刘向在对《管子》《晏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关尹子》《子华子》以及《战国策》等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认为它们皆有符合儒家经义的地方。例如，刘向说：《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荀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其书比于传记，可以为法。至于道家，刘向则认为（道家）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兢，合于六经。除此之外，刘向还在《说苑》《新序》中直接采用并假借诸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见解，实际上这也是对诸子学的一种肯定。刘歆继承父业，他在《七略》中把儒家和诸子各家并列为十家，并认为各家可以互相补充：“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不仅如此，刘歆还特别强调从诸子各家中汲取思想营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兼采各家之长，方能“通万方之略”。正如《易》中所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如究虑，以明其指，虽有敝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既然诸子各家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那么在当时“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的情况下，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这就是说，在刘歆看来，只有恢复诸子学的思想传统，才能在吸收各家思想长处的基础上，使儒学由僵化的经学、世俗的神学变为真正能够治国安民的经世致用之学。
刘向、刘歆父子在当时经学独尊的情况下，大力倡导研究诸子之学，对削弱官方学术思想的统治、解放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