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人世
我的祖籍是浙江杭州。1938年7月9日我出生于北平。
那年北平已经沦陷，日军司令部就设在铁狮子胡同。但是华北之大，日军根本无法控制。日本政府决定“以华制华”，在占领区扶植各种傀儡政权，以达成征服中国的目的。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日军接管并垄断了华北的交通、邮电、钢铁、煤炭、电力和纺织等行业，还强行发行了联银券。华北的粮食、棉花等物资被运往日本，导致食品奇缺，物价飞涨。【1】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一家就去了上海。北平沦陷后，绝大多数北平文化教育界的著名人士都拒绝与侵略者合作，宁愿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到大后方为抗战尽力。由于种种原因走不了的，也宁可隐居起来，过着清贫的日子。在这种情况下，我父母决定带着全家去南方谋生。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大姐，我和二姐是双生子。按照家谱，我们姐妹是樊家的梅字辈，大姐的名字中就有个“梅”字。但是父亲希望女孩子也要饱读诗书，于是分别以“诗”“书”为名，给我们姐妹俩取了名字。我的双胞胎姐姐叫“樊锦书”，我叫“樊锦诗”。
我是在协和医院出生的。我和姐姐是早产儿，出生的时候才六个半月。听祖母说，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大腿就只有她大拇指那么粗。由于我们严重不足月，医院不让出院，需要放在暖箱里观察。现在想想，如果不是在协和医院，以当时一般的医疗条件，估计我们早就没命了。
因为有两个孩子，母亲的奶水又不足，等我们出院的时候，她就雇了一个奶妈。姐姐由母亲亲自喂养，我就交给奶妈喂养。因为奶妈的奶水很好，很快我各方面的指标都超过了姐姐。过了一阵子，我们到协和医院做检查，医生说这两个小孩，怎么一个胖一个瘦，是不是妈妈偏心。其实并非妈妈偏心，而是奶妈格外偏爱我，照顾我特别细心。
但我和姐姐毕竟是不足月的早产儿，又是双生子，从小体质就比较弱。特别是我，小时候多病多灾。因为先天不足，背也有点驼，就是一个“丑小鸭”。
我父亲名叫樊际麟，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个工程师。
父亲大学毕业后就在北平的工部局工作，后来我们举家搬到南方，他一度改行经商。他的外语特别好，非常热爱中国古典艺术和文化。因为我很小就离开了北平，因此对小时候在北平的那一段生活并没有特别的印象。
南下上海之后，因为家里孩子多，母亲就在家操持家务，全家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我们家本来已经有了三姐妹，后来又陆续有了两个弟弟，一共姐弟五个。因为家里还有爷爷奶奶，父母的负担比较重。于是，母亲把我和双胞胎姐姐放在外婆家里寄养，我们就和外婆住在上海愚园路的一幢公寓里。外婆家的生活条件很好，她会做西餐，我很小就会吃西餐。
父母带着大姐和弟弟住在舅舅家一个石库门的房子里。那个房子位于现在的静安区新闸路。后来我们全家又搬去了虹口区，租住在一个租界时期的西式房子里，家里还有壁炉。不过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全家人都从那里给轰了出去。
老人的观念比较陈旧，外婆总说女孩子念什么书，将来能识字，能看丈夫的家信就行了。所以我弟弟六岁就能去读书，而我和姐姐直到八岁才进正式的学堂。幸亏我父亲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他觉得女孩们也应该去上学，于是说服了外婆。正是由于父亲，我才有机会进学校读书。
我先后上过三个私立小学。我的第一个学校是愚园路的彼得小学，那是一个教会学校。二年级的时候我从彼得小学转到了当时的求德小学，第二年又转到了海宁路的善导小学。我们家有五个孩子，要供五个孩子读书，父母的负担可想而知。直到后来公私合营，中学都是公立学校，没有私立学校了，这时候我才进了公立学校读书。
每逢新学期开始，我和姐姐们领了新书回家后，父亲总要和我们一起包书皮。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现成的漂亮包书纸。当时就是找些干净的牛皮纸，把课本的封面包上。之后，父亲就会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在书封写上“樊锦诗”三个字。父亲练过书法，字写得非常漂亮，他对孩子们也是言传身教，从小要我们练书法。他还找来颜真卿、欧阳询的字帖让我们临摹。我小时候也喜欢模仿父亲的字，潜移默化地，我的字和他的很像。
受我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喜欢听评弹、看戏，特别喜欢跟随家人去听戏，因为到了戏院就可以吃到许多点心。我现在还喜欢评弹和昆曲，最喜欢听刘天韵的《林冲踏雪》。
路有冻死骨
我从小目睹过什么是“十里洋场”，也目睹过城市贫民和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群。抗战期间，上海沦为“孤岛”，市区绝大部分地方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还有英法等其他国家控制的租界。大家都害怕日本人，有时候小孩子哭闹，只要大人一说：“日本人来了！”小孩子连哭都不敢哭。所以我们小时候对日本人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我记得每家每户的玻璃窗上都贴着米字格纸条，怕轰炸声把玻璃震碎了，我的印象中连窗帘都是黑的。
在我的记忆里，大人们会给孩子们讲文天祥、岳飞、戚继光的故事，当时的儿童读物主要是这样一类鼓励爱国的书，连积木上也印了这些个英雄人物。在父母和家人的呵护下，我们兄弟姐妹小时候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的印象中，父亲还时常教我们背诵《古文观止》，带我们去看电影。静安寺愚园路附近有一个百乐门影院，我就在那里看过美国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和《绿野仙踪》，后来还看过苏联电影《第三次打击》。
听家里人说，就在我出生那年的年初，也就是1938年1月，因为寒潮入袭上海，有上万人被冻死、饿死。据说到了1939年，情况更加严峻，大多数市民的生活也变得格外艰难，原因是米价疯涨。上海人主要的粮食是大米，由于通货膨胀、筹备军粮，还有游资的囤积和政府的限价，导致了米荒。【2】1949年前的上海街头，经常有要饭的乞丐，我至今还记得在上学路上亲眼看到过路边饿死的难民。一天早上我看见有个经常在同一地点要饭的人，就倒在了那里。很多乞丐都是从外省逃难来的。淮河地区经常闹水灾，安徽一带的难民就逃难到上海来，但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也没有他们的生路。
那段时期还听说了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情。上海米价疯涨，买不到米，而对生了小孩的家庭来说，最好的营养品就是用大米熬的粥，普通市民都想尽办法出去弄米。听说，有一家的月婆子出去买米，可是出门后一连几天也没有回来。家人十分着急，以为她去乡下什么地方买米了，但是没想到其实是被日本人抓去了，从此再没有了音讯。这实在是童年记忆中一件令我感到震惊、恐惧而难忘的事情。
还有一件令我无法忘怀的往事，就发生在我们和外婆居住的公寓楼里。有一天晚上，我听到外面有日本兵的叫喊声和汽车声，瞬间就感到特别恐惧。楼道里非常吵闹，大人说有日本兵正在搜查。这种吵闹声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荷枪的日本兵从楼里押着一批人往外走。透过门缝，我注意到被抓的全都是高鼻子的外国人。日本兵把他们塞到停在公寓门口的卡车里，就扬长而去。我当时并不知道日本兵为什么要来公寓抓人，年幼的我不懂也不会问。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过来。很可能是“珍珠港事件”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向日本宣战。那天晚上日本兵的突然袭击，应该是来抓捕和我们住在一栋楼里的美国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传来，上海各界组织了各种庆祝活动。那一刻，整个上海兴奋得不得了！中国胜利了！上海人简直高兴得都狂热了！我那时候已经七岁了。在这七年里，我虽然年幼无知，但受到大人的影响，和所有人一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信念：“绝不当亡国奴！”现在敦煌研究院和日本方面合作的项目很多，我们也能合作得很好，有些日本学者确实非常热爱敦煌艺术，也为莫高窟的保护做了很多切实的贡献。但是我有时想起小时候的这些事情，还是觉得不能完全释怀。
当然，这只是一个孩子当时的感受。如今回过头来看，这种爱国的感情，和大人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我们当时看的书，看的图片，听的故事，虽然也有白雪公主、美人鱼，但更多的是精忠报国、抗击倭寇。这些教育对我影响至深。
一个崭新的上海
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物价飞涨。特别是1947年，上海出现粮食供应不足、米价飞涨的情况，一般市民无力购买，那一年的5月还出现了抢米的风潮。其他生活物品的价格也是疯涨。据说1949年初天气寒冷，但是煤运相继断绝，存户居为奇货。工厂囤积商品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加之各种投机活动、特务活动和帮会活动，那时的上海比较混乱。
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几乎每个月物价都在涨，手里有的钞票很快就贬值了，市民非常恐慌。所以一般市民每月一领到工资就全部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这就导致物价继续急速飙升，市场价格一抬再抬。那时候听到弄堂里的大人们叽里呱啦，一般就是在抱怨柴米油盐太贵，薪水太少，日子难过。
当时上海有很多失业人口、城市游民，还有救济机构的老弱病残及妇孺，人数众多。城市游民没有正当职业，有的就以偷盗、抢劫、诈骗、赌博等不正当的方式谋生。
上海的文化事业一向是比较发达的，报纸、杂志、广播和各类娱乐场所也比较多。就报纸而言，有《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日发行量逾十万份，其他各类报纸也很多。那时候还有很多电影院和剧院，收音机的使用也比较普及。
但是，上海的公共事业基本上是被外商垄断的，比如美商开办的电力公司控制着上海电力的供应，开办的电话公司控制着上海旧公共租界、法租界及沪西越界筑路区的电话；英商开办的自来水公司、电车公司控制了公共租界的自来水供应和电车交通；法商开办的电灯电车公司控制了法租界的电灯和电车交通；上海的对外交通也几乎都被外商垄断。【3】
上海市民对于解放是拥护的。在解放前夕，就有市民在街头打出“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横幅。我小时候常常听到街上传来欢迎解放军渡江解放大上海的口号，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渡江，上海人民翻身的日子到了！”“欢迎解放军渡江，拯救人民，解放京沪杭，解放全中国！”“保存国家元气，避免人民损失，要求按照北平办法实行上海的真和平”等。
解放军进城之后是非常强调纪律的，部队在南下时早就强调过，良好的入城纪律就是给市民的见面礼。所有部队机关一律不准驻扎在工厂、医院、学校和教堂；还要制定适合城市生活习惯的制度和规则。解放军战士为了不干扰市民的正常生活，晚上就露宿街头，这让上海的老百姓非常感动。
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街头，还有饿死的乞丐，之后就看不到类似的事情了。起初也出现过粮食紧张的情况，因为洋米不能进口，加上水稻收成不好，还有商人的投机活动，上海也一度出现过粮食危机。当时中央就调集东北、华中地区的大米到上海，缓解上海的粮食危机。不仅如此，上海市政府还为失业人员发放了救济粮，不仅有工厂工人，还有街道的清扫工、推小车的苦力，还有码头和车站上扛货的脚夫、水手、堂倌、店员、女工，以及开电车的、开火车的、三轮车夫、邮差等过去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底层劳动者。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大街上的城市游民、扒手、妓女、骗子、流氓几乎都看不到了，偷盗、抢劫、敲诈、乞食、赌博、卖淫这些事情也没有了。所以，我感觉那时候上海人普遍比较阳光积极，大家都有一种建设新中国的信念。那时的人就是爱国。抗美援朝的时候，动员大家捐献飞机大炮，大家都积极响应，我也参加了捐赠。总的来说，那时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大家热情高涨，整个社会给人欣欣向荣的感觉。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风气下，国家需要你去哪里，你就愿意去哪里。上海过去有一些著名的布店、建筑公司，说是需要支援西北，很快就搬到西北去了。
1949年后，父亲回到了上海食品工业设计院工作。他本来做事就认真，工作起来格外卖力，到设计院之后就更加投入了。因为他的英文好，水处理工作需要参考外文资料，于是他就给单位翻译了很多外文资料。他的专业是土木工程，我的印象中，他下班回家老在那儿弯腰画图纸，所以落下了腰疼的病，有时候患着病也还要坚持弯腰画图。
差一点死于小儿麻痹症
和其他孩子不一样，我小时候特别爱吃肥肉，吃饭的时候就愿意挑肥肉吃。因为爱吃肥肉，所以长得比较胖，家里人都叫我“小胖”。
我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但是特别喜欢笑，见人就笑。据家里人后来回忆说，突然有一天，我的脖子肿起来，发烧生病了。但是为了不吃那种病人吃的炒米粥，我就说自己没有病，这样就可以继续吃我喜欢的肥肉。这一吃就吃坏了。
医生诊断后说要每天打针，但是根本不管用。医生说要等肿块软了以后再开刀。我从小体质比较弱，母亲怕我承受不了，更何况这么小的女孩子脖子上开一刀多难看，于是就想办法托人找了个有名的中医。医生给开了外敷和内服的药，不打针也不开刀。这个病拖了很长时间，在中医治疗下我才慢慢好起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爱吃肥肉了，但是我相信了中医。
还有一次生病更突然，也更危险。我当时在海宁路上小学三四年级，早上刚到学校时还挺正常，突然感到走路特别艰难，浑身发热，说不出的难受，但我还是咬紧牙关，扶着墙蹭到了教室。
那天早上，我坐在教室里，根本什么也听不进去，脸上滚烫，浑身不舒服，汗珠子一颗一颗从额头上冒出来。老师发现我有些不对劲，就让班里的一个高个子同学把我送回家去。为了不耽误同学上课，才走到我家楼梯口，我就让同学赶紧回去。同学一走，就发现自己已经不能走路了，勉强爬着上了三楼。等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两条腿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连步子也跨不出去。我只能趴在门上，拼命捶门，还使劲喘气。家人一开门，见我在地上趴着，吓得不轻。再一看这个孩子两腿无力，浑身滚烫，赶紧扶进屋子让我躺下休息，当时以为是营养不良得了软骨病。
其实，我得的根本不是什么软骨病，而是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症。这是一种严重的病毒性传染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小孩子一旦感染上这种病，一般很难逃脱瘫痪甚至死亡的命运。但是家里人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意识，也不太知道这种病。我很快从不会讲话发展到神志不清，全家人急坏了，以为这个孩子没救了。我烧得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我的祖母在烧纸“叫魂”。
在我卧床的那几天，恰好有一位给我祖父看病的医生来家里出诊。当时祖父得了黄疸病。等这位医生看完了病，家人就特意请他到另一个房间看看我。医生用小锤子在我的腿上敲了几下，我却毫无感觉。医生就说这个小孩得的可能是小儿麻痹症，这是个传染病，情况很危急，必须尽快隔离，立刻送医院治疗。
当时根本没有可以医治这种病的药，后来才有了防治脊髓灰质炎的糖丸。医生只是给了家人一个名单，上面列的都是得过这种病而后来康复的小孩。为什么要给这个名单呢？就是要我们想办法联系上他们，因为这些挺过来的小孩，虽然多多少少都落下了些后遗症，但是他们的体内已经有了抗体，如果能输他们的血，也许有得救的希望，就可以救我的命。结果联系了一圈下来，没有一家愿意输血给我。那怎么办？医生说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有血缘关系的家人给我输血，因为家人跟我住在一起，实际可能也感染上了，只是抵抗力好，没有犯病而已。大家决定就让双胞胎姐姐给我输血，我这才被救了回来。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腿有了知觉，也慢慢能走路了。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常常感慨自己非常幸运，因为病愈后我依然可以正常说话，正常走路，基本没有什么后遗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
记得当时，上海有一个神经科的著名大夫叫粟中华，他说自己看过很多小孩患上这种病都没有治愈。他见我恢复得特别好，还能正常走路，格外高兴，于是就对我说：“你长大后结了婚，一定不要忘记请我吃喜酒。”只是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这个著名的神经科专家。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最终也没能参加我的婚礼。
我对自己的这段经历记忆犹新，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逃过死神的手掌。我曾离死亡那么近，却奇迹般地痊愈了。不过我总觉得自此以后，我的腿就不是特别利落，尤其到了老年，好像走路越来越不稳健，摇摇晃晃的。但就是这两条瘦弱的腿，命运却安排我用它们从上海这座大都市走到了北京，又从北京走到了大西北，走到了那么远的敦煌，走过荒漠和戈壁，走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的道路，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我的兴趣所在
我就读的中学是上海市新沪中学。我自小比较懂事，学习没让家里费过心，成绩不错。父母对我的学习很放心，唯一不放心的就是我的身体。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我经常会上着课就慢慢感到老师的声音越来越遥远，然后就失去了知觉。后来才知道我有低血糖的病。再后来到了敦煌，我也常常因低血糖而昏倒，所以父亲特别不放心我这个女儿。
我读书其实不是最用功，平时也不怎么爱说话，但是只要成绩过得去，每次考完试成绩单拿回家就交账了。所以父母对我管得比较松，我也可以有时间看一些闲书。我特别爱看小说，《水浒传》《西游记》《七侠五义》，什么都看，尤其爱看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都被我翻烂了。在我的印象里，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就爱看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这些书我也都看。我还看了很多其他国家的小说，比如《牛虻》《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等。我也读了一些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记得小说批判了“拜金主义”。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拜金主义”，后来才慢慢知道。我看书比较杂，古典的、现代的，西方的、中国的，什么都看，也没有什么系统，反正就是瞎看。
居里夫人的影响
小时候，我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我很小就知道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故事，觉得她太伟大了，以至于我曾经一心就想学化学。
记得我读书的时候，上海小学很多，中学不多，特别是高级中学就更少。有的学生小学毕业、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当时小学毕业比较容易，因为是义务制教育。但是初中毕业是个坎，如果成绩不好，考不上好的学校的话，就要去参加工作，继续念高中的人并不多，更不用说考大学了。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当时初中有13个班，一个班有60多个人，总共约800人。到了高中就只剩下三四个班，一个班30人，总共120人左右。我没有参加考试就直升了高中。其实我的学习成绩不算拔尖，但是我的兴趣广泛，很喜欢历史，也喜欢外语，特别喜欢化学。我觉得化学很奇妙，各种溶液在试管里倒来倒去，居然能变出其他东西，还能做出很多新的材料，所以很有兴趣。如果当时考大学真的填了这个志愿，或许就考上华东化工学院了。
我想学化学还因为我也曾想当一名医生，这是我最初的理想。我觉得医生很神圣。我小时候生病，要不是医生把我看好了，就不会有未来的人生。在我心中，医生救死扶伤，这个职业非常神圣。但是，有人私下里对我说：“就你这个身体还想学医？恐怕不行，到底谁给谁看病？”我一想也有道理，于是我后来就选择了学历史。考大学前需要填报志愿，老师来动员我考师范，我并不是特别有兴趣。为什么？因为我特别不爱说话，可是如果当老师，就需要在讲台上一个劲儿地讲。我这么一个不爱说话的人怎么能当老师？根本没有这份自信。
别无选择
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填报了高考志愿。思忖再三，还是觉得想上北大，所以我大胆地在志愿表上填写了北京大学。我选择的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当时考大学可以同时填报九个志愿，可我只填报了三个，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还是北大。虽然并不想当老师，但也不能不尊重老师的意见，我的第三志愿就填报了华东师范大学。大家都觉得学历史的人就是看书，也不需要什么体力，所以就报历史吧，何况自己也很喜欢历史。我报考历史学系，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自己会选择考古。
我之所以选择北京大学，是因为我早就从父亲那里知道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历史学系是最好的历史学系，北大有最好的教授，我当然想选择北大。直到高考结束，父母也不知道我的选择。那时高考不像现在，父母不怎么过问。有一次父亲突然问起我的学业，我说：“我已经高中毕业了。”父亲当时非常惊讶：“你都高中毕业啦？”我又说：“我已经考大学了。”父亲接着问：“你考大学啦？那你考的哪所大学？”我就回答：“我填报了北京大学，但还没发榜，不知道能不能考上。”父亲一下子非常高兴。他是清华毕业的，还曾经在北大当过两年讲师，所以他非常满意我的选择。
等待录取通知书的过程非常紧张。到了发榜的日子，邮递员送来一个信封。我当时十分忐忑，不知道是录取了，还是没有录取，拿着信封不敢拆—拆出来，万一没有被录取可怎么办？最后一个人躲起来拆了信封。我看到通知书上写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我被北大录取了。
我的两个姐姐和弟弟都没有能考上大学。大姐读了师范专科。二姐喜欢画画和书法，很可惜没有上成艺术类学校，初中毕业不久就参加了工作。我的父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大弟的就业也受到影响。一直到“文革”之后，父亲得到了平反，大弟才得以子承父业，在父亲原来的单位接班，做父亲生前做过的工作。他和父亲一样喜欢工程，喜欢钻研，很快就成了工程师。
注释：
【1】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史》编写组编：《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2】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