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冯助郭 拥戴中山
邵飘萍生性厚道，结交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能，尤其在北洋军阀首领曹锟以贿选手段夺得总统，北京政府完全被反动军阀曹锟、吴佩孚掌控，全国革命形势陷入低迷期间，这时的邵飘萍觉得一个文弱书生力量有限，不可能战胜恶势力，所以经常留意政局，渴望与军界进步人士的联合，文武兼容，以实现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冯玉祥、郭松龄在北洋军人中比较进步，因此，邵飘萍极力找机会与他们接近，最终，双方结下了深厚友谊。
冯玉祥在北洋军人中，性格倔强，痛恨政府的腐败无能，立志要救国救民，因此在军阀中受到排挤、猜忌和压制。1922年10月31日，吴佩孚将冯玉祥由河南督军调任陆军检阅使，驻扎京郊南苑。冯玉祥深知其中的奥妙，一方面不动声色，大智若愚，大练精兵；一方面留心物色合作人才，以图他日登山再起。邵飘萍就是他选择的一个对象。1923年6月，冯玉祥邀请邵飘萍到南苑做客，就当时政局及其他种种问题做了深刻交流。第二天，《京报》刊出了部分谈话内容。1924年，冯玉祥又邀请北京各界代表人物到南苑参观督军阅兵式，邵飘萍也在应邀之列。阅兵式上，队列整齐，显示了冯军的威武和良好的素质，参观者赞不绝口，冯玉祥自然高兴。冯玉祥还邀请新闻界人士座谈，席间，多数人用溢美之词形容冯玉祥，唯独邵飘萍直言督军的弱点，以及不利的处境，精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建议冯玉祥离开北京，屯兵西北将来必有作为。冯玉祥对邵飘萍一番话甚感兴趣，大为赞赏，当晚又邀请邵飘萍密谈。邵飘萍还建议冯将军与南方革命力量联系，将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邵飘萍的这些建议和谈话给冯玉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4年9月15日，奉军张作霖向山海关进攻。北京当局曹锟、吴佩孚发布命令讨伐张作霖，18日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率兵北上与张作霖作战。冯玉祥假装听命，21日，先头部队出发，其实是在寻找机会推翻曹锟、吴佩孚政府，因此，后续部队却迟迟不出发。军队一天前进八十里，然而又折回六十里，在佯动中做好一切准备。10月12日，吴佩孚离开北京，到山海关前线督战。冯玉祥获悉后，立即宣布班师回京。10月21日，冯玉祥的数万部队掉转枪口，瞄准了北洋政府。镇守北京的孙岳大开城门，冯玉祥军队迅速封锁了要道，包围了总统府，抓获了曹锟，并囚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北京政变”。北京政变的当日下午，邵飘萍又与冯玉祥会晤。邵飘萍提出种种问题，冯将军一一解答。对于这次谈话，《京报》于10月24日刊出《冯检阅使与本社邵君谈话》，标题为邵飘萍手书，还刊出了照片。第三版又刊登了《冯军驻京后之京畿治安》、《冯玉祥等主张和平通电》、《冯检阅使之布告》等文稿，积极支持冯玉祥的北京政变。
25日，冯玉祥召开军政会议，组织摄政内阁，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商定国是。会议采纳邵飘萍的建议，决定将参加此次政变的部队更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公推冯玉祥为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对于此次军政会议，《京报》于26日作了详细报道。对于冯玉祥政变后的时局，邵飘萍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为了助冯玉祥一臂之力，《京报》特发增刊《时局论坛》，增刊从10月31日至12月1日，共发8期，深受民众欢迎，也是冯玉祥国民军将士的主要参考读物。
然而，北京政变的局势很快就恶化了。奉军张作霖不守诺言，抛开政变前与冯玉祥“保证奉军不入关”的君子协定，待曹锟、吴佩孚一倒台，就挥兵入关。冯玉祥考虑到孙中山先生来京还需要一段时间，又错误地先请段祺瑞出面维持，段祺瑞轻而易举地夺取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宝座，形成了一个以段祺瑞为首，段、张、冯联合政府。
上台后，段祺瑞野心不改，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宣布维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并与驻京的各国公使勾结起来，反对孙中山北上。段祺瑞、张作霖还联合排斥冯玉祥，迫于无奈，11月24日，冯玉祥通电下野。1925年1月13日，被逼无奈的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一职。为再助冯玉祥一臂之力，2月15日，《京报》增发附刊《西北周刊》，创刊号上刊登冯玉祥赠送邵飘萍的照片，刊名下署“西北边防督办”。周刊头版刊登邵飘萍的文章《开发西北之重要关系》，文章开门见山地称，本刊发行之目的，在于开发西北，欲图西北之开发，不可不先引起国内注意西北问题，共同讨论，以供边防当局之参考。文章还论述了开发西北的重要意义，指出可以巩固国防、减除兵患。
邵飘萍对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历来没有好感。1918年张作霖在秦皇岛抢劫了北洋政府向日本订购的一万七千支步枪，时为《申报》记者的邵飘萍迅速发表文章揭露张作霖，将张抢劫枪支的行为与其土匪出身联系起来，陈词尖锐，全国哗然，张作霖十分难堪，耿耿于怀，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对于军阀的祸国殃民，邵飘萍深恶痛绝，经常在《京报》上公开指责奉系军阀张作霖。
政府的腐败无能和革命形势的向好发展，使得政府军中的一些高级将领不断反戈政府，投身革命。奉系军阀中郭松龄效仿冯玉祥将军，宣布与国民军结合，改称所属为东北国民军，讨伐张作霖。1925年10月，郭松龄获悉张作霖打算承认卖国贼袁世凯都不敢完全兑现的“二十一条”为条件，来换取日本大量军火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郭松龄大为震惊，正好当时张作霖委托他去天津成立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统辖三个军，郭松龄充分利用这次组建司令部的机会，调配人员，安插心腹，为将来的倒戈张作霖作了相应的准备。当邵飘萍从秘密渠道获悉郭松龄有倒戈张作霖之意，特意发表很多赞扬郭将军的文章，甚至不断做工作。
在与郭松龄的交往中，邵飘萍主动宣传国民革命的形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促使郭早日与张作霖决裂。邵飘萍还在冯玉祥和郭松龄两位将军中穿针引线，密传情报。邵飘萍经常派其助手祝文秀秘密送递文件，往返于京津、东北等地。有次祝文秀往东北奉天送信，刚下车就发现有人在把关搜查，祝文秀那天穿得很漂亮。出站时，装出一副贵妇人的派头，一边等候搜查，一边拿出小粉盒子，对着里面的小镜子给自己涂脂抹粉，其实那封秘密信件就放在粉盒的夹层里，几个搜查的人朝她看了几下，不知道她的来头，问也不敢问就放她过去了。祝文秀就是通过这样与北洋军阀斗智斗勇，往返于京津之间，为冯玉祥和郭松龄传送密件。
1925年11月24日，郭松龄到栾川召开军事会议，宣布班师回奉，倡导和平。当场扣留了不肯签名附和的四个师长和三十余名旅以下的军官，爆发了东北国民军的滦州事变。郭松龄通电反张，电文近两千字，刊于27日之《京报》。同日同版刊载的还有郭松龄等声讨杨宇霆的电文。冯玉祥在24日也发出通电，历数张作霖的罪状，劝他引咎下野，以谢国人；并调整军队部署，以示对郭松龄倒戈反张的支持。
就在郭、冯通电反张之日的前后，邵飘萍在包头采访，并与冯玉祥将军进行了长时间会面，27日，冯玉祥将军亲书聘书，聘邵飘萍为高等顾问。回京后，邵飘萍立撰《包头视察记》，并载于11月28日的《京报》，同时刊出与冯玉祥一起视察的三张照片。自郭、冯通电全国，邵飘萍在《京报》刊登了《郭松龄致张学良一封书》、《再致张学良》、《电告进攻锦州奉军》、《联冯反奉原因及其经过》、《郭军到锦州》、《郭松龄到兴城》、《京津间之形势》、《郭军已占锦州》、《张作霖之末路》、《奉张大势已去》、《昨日之国民军》等大量文章，支持郭、冯。并亲自撰写评论，指出西北和东北国民军联合打倒东北张作霖，为中国国民革命扫清障碍，并评价这一革命行动“虽不敢谓中国之政治面目即是进于康衢大道，然至少可认为服从民意，警醒军阀，使中国发生一种新机运之有益的行为”。
邵飘萍在京报上发表文章，历数张作霖的种种罪状，在《日军阀之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指出：“吾人所以反对张作霖者，固因其违反民意，妄肆野心，以武力逞威权，视战争如儿戏，独夫民贼，不应再听其专横。……固虽拥有东省之富庶，而财政紊乱，胡匪猖獗，暴敛横征，社会破产，数次侵略关内之战，皆耗费数千万金，可莫非东省之人民之所负担，充其舍近图远穷兵黩武之虚荣心理，东省民力将无复得资修养之期。推翻张作霖，即为铲除整理地方之障碍。”在郭松龄节节取胜，进逼张作霖老巢奉天时，邵飘萍又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邵飘萍在报纸上对张作霖的讨伐，令张作霖坐立不安，汇款三十万给邵飘萍，想收买他，堵住他的嘴，邵飘萍更为恼火，当即将张的三十万汇款退回，并继续在报上对张进行无情的揭露。
日本政府对郭松龄发动的倒戈事件极为关注。滦州起义后，日本政府立刻发表声明：“满蒙与日本有密切关系，对蒙满发生的事件，日本不能持旁观态度。”但没有表明在张、郭之间支持哪位，而是静观其变，想利用张、郭战争来扩大其在东北的利益，等待机会在张、郭中选择一位进行交易。他们先与郭松龄接触，得出的结论是一旦郭取得政权，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将会大受其害。于是暗地支持张作霖，向张作霖提出“关东租借地租期”、“南满铁路管理权延长九十九年”以及日本在蒙满享有其他种种特权作为条件，并要他承认“二十一条”中关于蒙满地位的条款。张作霖为了达到消灭郭松龄，保护自己利益的目的，再次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在日本早已准备好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关注东北局势的邵飘萍对张作霖的伎俩洞察秋毫，于12月10日发表评论《日本兵与张学良》、《日军阀之干涉中国内政》，谴责历来以“中日友善”为口头禅的日本当局妄图侵略东三省，乃至全中国的野心。
一心想除掉张作霖的郭松龄终于在日、张的联合夹击下失败下了。最后夫妇俩都死在张作霖的屠刀之下。郭松龄失败后，邵飘萍在《京报》上阐述倒戈反张失败的原因时指出，要害是日本关东军的参战和张作霖接受白川司令的要挟条件。在时评《日本暗助奉张之成功》中揭露：“日本阻止郭军之前进，各省严守中立之态度，实际则使郭军中途淹留，奉张可以从容备战，致九死一生中获得最后之胜利。故此次郭军之败，乃日本助张政策之成功，日本亦何爱于奉张乎？……”邵飘萍把此事件的真相向民众披露后，在北方掀起了反日、反张的民众运动。这使张作霖更加痛恨邵飘萍，发誓打进北京后就要逮捕邵飘萍，枪毙他。
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几十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夺得，几次组织政府几乎都是昙花一现，最后都是被野心家挤下台。对于孙中山为救国走过的艰难坎坷，邵飘萍从在孩提时代开始就看在心里。邵飘萍当面向孙先生请教多次，因此，孙中山先生，对于邵飘萍来说，永远是个长者、良师和益友。
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采取积极步骤，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壮大革命统一战线，李大钊、毛泽东、高君宇积极参与了此事。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这次会议，《京报》以《国民党大会通过组织政府案》一文，就“孙总理致训词后，关于中国现状与国民党改组问题，演说亘二小时之久”作了概要报道。后又连载了《国民党全国大会宣言全文》。孙中山在绝望之际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邵飘萍积极支持，并利用《京报》积极宣传。
冯玉祥取得北京政权后，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事，《京报》几乎每天报道孙中山的消息和北方政局。1924年11月14日刊《孙中山定昨日离粤赴沪》，报道孙中山先生将在上海稍作停留，与上海方面国民党商议几天后北上的消息。17日，邵飘萍又全文刊登《孙中山离粤时宣言》。19日，中山先生到达上海后，《京报》刊《所谴帝国主义者之一矢》，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受到当地一百多个团体、一万余人的热烈欢迎，《京报》先后刊出《孙中山先生绕道日本来津》、《北京各团体筹备欢迎孙中山》、《中山抵津盛况》等新闻通讯。邵飘萍在中山因病延期到京期间，为宣传中山主张，先后刊载中山先生演讲录《大亚洲主义》，在《京报》副刊《图画周刊》创刊号上，登出“全国景仰之中山先生”全身像。所有这些宣传，给反对孙中山的段祺瑞执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无所畏惧 英勇就义
1924年4月初，张作霖、吴佩孚为了共同的利益，重归友好，又拉拢山西军阀阎锡山作盟弟，从三面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张作霖率军攻克九门口、山海关、进占滦州、唐山；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又从侧翼发起夹攻，占领马厂，逼近天津；吴佩孚出兵进攻河南，相继占领了开封、郑州，直取石家庄。北京已面临直奉联军的包围。4月中上旬，直奉联军派飞机对北京狂轰滥炸。《京报》于13日刊载《联军飞机掷弹全城市民恐怖》，披露12日上午9时许，两架飞机投36枚炸弹于西直门外车站、广安门内大街一带，炸死5人，炸伤24人。轰炸还导致大量房屋倒塌，民众流离失所。
这时，正在赴苏途中的冯玉祥，不得不下令陷于奉直联军三面包围的国民军撤出北京城，开往西北地区。16日，《京报》以《国民军昨晚实行总撤退》的消息，报道鹿钟麟率全军开回西北，警察权移交各调解人接收。亲眼目睹了直奉军阀无恶不作的邵飘萍，不顾个人生死，刊出署名飘萍的评论《欢送国民军》。高度称赞国民军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勇敢地表达了“本报对于国民军第一军始终示爱护之态度”，赞扬国民军是当时中国不同于军阀部队的“良好之武力”，是可以承担捍卫国家重责的部队，对直奉军阀军队的暴行进行了鞭笞。
国民军撤离北京前，冯玉祥把邵飘萍的安危系在心上，先后三次派鹿钟麟劝说邵飘萍暂时放弃《京报》，随军撤离北京城。这时的邵飘萍也自然明白，只要国民军一离开北京，死神就会很快降临到他身上，但是他顾及《京报》是党的舆论阵地，他想利用矛盾，在险境中求生存。邵飘萍支持“父让子继”，让张学良接任镇威军总司令，改造东北政局。加之自认为与张学良私交不错，他希望这次能冒险成功，于是婉拒了鹿将军的劝说，坚守革命阵地。
4月18日，张作霖的前敌总指挥张宗昌率直鲁联军率先进城。联军进城后，烧杀抢掠，无所不做，百姓敢怒不敢言，《京报》迅速刊登《联军之军用券》、《京师流通军用钞票问题》等报道，披露士兵强付军用票，只要店主稍微不愿意，就拳脚相加，商户只好关门，京城顿时一片荒凉冷落的景象。奉军入京后，发布27条，宣布凡“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并派出军警大肆搜捕进步学生，散发传单，诬陷邵飘萍是“卢布党”记者，封杀进步报刊。张作霖公开声称“谁敢说我张某坏话，就休想出报！休想活命”，到处制造恐怖气氛。这时的张作霖暗中出高额赏金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命令捉拿邵飘萍，京报馆和邵家的电话被监听，馆舍受到监视，邵飘萍的生命时刻处在危险之中。邵飘萍的亲戚、朋友、同事都劝他到外地躲避一段时间，邵飘萍没有同意，只是将《京报》暂时交给夫人汤修慧打理，照常出报，自己避居俄国使馆，且在六国饭店开了一个房间，处理公事，接待来访。奉军抓不到邵飘萍不甘心，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元大洋为诱饵，收买了曾与邵飘萍有过旧交的《大陆报》社长张翰举。
张翰举外号叫“夜壶张”是个投靠军阀官僚的无耻文人。4月中旬，张翰举经常在使馆区寻觅邵飘萍，见到邵表示异常亲密，诡称张作霖惧怕国际间的干涉，并不敢加害于他，且说只要邵改变作风，《京报》仍可照出，并自吹他能设法向张学良疏通。邵飘萍听了之后，将信将疑。4月24日，邵飘萍拟回报馆料理事务，事先用电话与张翰举说明，张满口以人格担保不会出事，叫他放心回馆，暗地里却向张作霖通报。邵飘萍回报馆处理完事务就与朋友在报馆打起了麻将，当他们打完麻将从京报馆出来的时候，张作霖早已在门口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候邵飘萍，就这样，邵飘萍落在了张作霖的手里。
邵飘萍被捕的第二天，4月25日午前，汤修慧致电多处，请求营救邵飘萍。下午3时，新闻界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办法，大家推举刘煌等十三名代表晋见奉军第三团团长张学良，请求宽赦邵飘萍。张学良告诉代表：“逮捕邵飘萍一事，老帅与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余与飘萍私交也不恶，唯此次要办飘萍，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害青年，罪在不赦，碍难作主。”代表们再三与军方、警方交涉，但是张学良不为所动，以郭松龄被捕杀为例，笑着说：“余与郭松龄情谊之笃，世无伦比，郭倘因他事犯罪，余可牺牲一己，与其私逃。而其前次举动，余实亦无法援助。……”反动军阀毫不改口，代表们无功而返。
同日，《黄报》社长薛大可又为此事写信张学良，《东方时社》记者张培风要张学良搭救邵飘萍，但都效果不大。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察厅将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没经法院公开审判，就将邵飘萍定罪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昭炯戒……”秘密将邵飘萍处死。临刑前，邵飘萍向监刑官拱手说道“诸位免送！”，面向阴霾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从邵飘萍被捕到最后被杀，北京、上海、天津的报纸作了报道，但多数报道极为谨慎，言语中流露出可惜。
邵飘萍是联军进城后最早捕杀的革命知识分子。邵飘萍一生都在追求中国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他以“铁肩辣手”自勉，并坚定地向自己的理想努力着，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的标杆，不仅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的称谓，更有他敢于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