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七君子”中的秘密党员沙千里
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史良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被捕。全国人民愤怒了，一场拯救“七君子”的行动在全国传接。在狱中的“七君子”积极配合监狱外的爱国人士，与国民党政府展开抗争，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这七位斗士。沙千里就是七位斗士中的一位，抗战期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与国民党进行不屈的斗争。
出生贫寒 志向远大
沙千里，曾用名仲渊、重远，祖籍江苏苏州，1901年6月12日生于上海。其上辈是商业资本家，家庭比较富裕。沙千里出生后五六年，家境中落，一家五口，父亲、母亲、姐姐和妹妹及他，生活十分贫困。1908年，沙千里的父亲不幸去世，生活的负担全部落在了母亲顾庆云一个人身上，好在母亲有文化，又能吃苦，十分能干，加上母亲娘家生活水平不错，经常给这个家庭不少帮助，一家人的生活才勉强维持。
由于父亲过早离去，母亲受到莫大的打击，给她的生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面对三个年幼的孩子，母亲常常会在一个人的时候号啕大哭。父亲死后几年，沙千里的姐姐夭折，这对他母亲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母亲常常以泪洗面，感慨命运对自己不公平，这一切，幼小的沙千里看在眼里。受母亲的影响，加上现实社会的残酷，沙千里痛恨社会的不平，他暗自下定决心，长大后要好好孝敬母亲，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现状。由于家庭贫困，沙千里没有读完小学，14岁时就被母亲送到上海大丰棉布批发号当学徒。
进入大丰棉布批发字号后，沙千里过着典型的学徒生活，时时要面对主人的冷眼，师傅的刁难，所有的脏活、累活都要干。他的主要工作是洗地板、擦桌子、扛重物、做饭、夜间一个人守店堂，这一切，沙千里都默默承受着，并且不断学习，寻求解脱的机会。由于他聪明过人，思维敏捷，办事牢靠，深得店老板喜欢。两年后，沙千里破格升任店员，在店员的岗位上，沙千里踏踏实实，做好本分工作，二三年后，店里账房缺人，店老板又将沙千里调到账房，任代理账房，20岁左右的他就独自承担管理店里账目的重担。在工作以外的时间，沙千里没有被当时上海的花花世界所诱惑，沉迷于灯红酒绿的生活，而总是利用闲暇时间阅读进步书籍，参加青年会办的夜校补习英文。不断的阅读，使沙千里所见世面不断扩大，他自己不断成长，不断进步，也开始忧国忧民。
1919年，沙千里18岁，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爆发，风华正茂的沙千里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参与各种活动，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吸取“五四”的各种新思想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深深地吸引了他，认为这和他在大丰棉布批发字号工作以来的体验完全吻合。他曾经说道：“在我不短的洋布庄的职业生活里，使我清楚地认识了英国与日本帝国主义洋布在中国是占了怎样的势力，以及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的厉害……，深深地体验了资本家对伙计和学徒的剥削生活。我对旧社会的不满及对帝国主义的痛恨，可以说完全是由于实际生活所产生的结果，不是凭空设想或从书本上体会的。”
“五四”前后各种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突起，各种新思想、新理论冲击着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和封建伦理道德。上海复旦大学师生创办的《平民》周刊就是当时较有影响力的一本杂志。沙千里受这本刊物的影响也很大。
《平民》周刊创刊于1920年，由上海复旦大学师生组织的平民周刊社（后改名为平民学社）创办，刊物大肆宣扬合作主义，其思想主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歌颂劳动者为主，同时号召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劳动，尊重劳动；第二阶段：宣传合作主义，主张社会改良；第三阶段：周刊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注重调查国内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讨论关于工人农民的各项问题，研究提高工人农民地位，解除他们痛苦的方法，这时的《平民》周刊开始发表共产党人的文章，并积极传播共产党的思想主张。
沙千里被《平民》周刊倡导的合作主义所吸引，认为合作主义揭示了商业剥削者的性质。而且还认为“合作”一股一权，公平合理，是改革现有经济制度的最好办法。在周刊的影响下，他撰写并翻译了不少宣传合作主义的文章。沙在自传中称，当时的《上海时事报》“合作”副刊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的《合作》、《合作运动概观》等作品，开始关注俄国十月革命，歌颂和向往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合作化运动。在作品《合作》中，他论述道：“值得我们注意的，厥唯苏维埃俄国的状况。十月革命以后，合作社曾经遭过一度劫难，但施行新经济政策后，革命的领袖们，都认识了合作于俄国国家经济和国计民生上都有伟大的价值，于是一变摧残的政策，而积极加以提倡。”沙千里认为，中国应该借鉴苏联经验，发展合作经济，使国家富强，而且认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
虽然现在看来，沙千里对于合作主义的认识存在局限，在当时的中国很难实现。但是，他明确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反对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他的思想其实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
1925年，沙千里考取上海法政大学，次年转至上海法科大学。上海法科大学创立于1926年夏，当时原上海法政大学“闹风潮”分裂出来的部分师生另立新校，沙千里也是其中之一。发起者王开疆，校址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
1926年，北伐战争取得了很大成功，看到良好的革命形势，异常兴奋的沙千里毫不畏惧当时上海军阀李宝章疯狂镇压国民革命，残害革命青年的举动，积极投身国民革命，从事秘密工作，并且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党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进步人士，国民党变成了新的军阀，与旧军阀毫无两样，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混战不断，以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为靠山，各自割据一方，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掠夺百姓，镇压进步力量，排斥异己，横征暴敛，国内工人农民甚至民族资产阶级在内都没有得到丝毫政治和经济的利益。为此，沙千里对国民党开始失望，但他坚信中国需要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
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上海法科大学参加革命工作的师生很多，因此校誉蒸蒸日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曾多次逼迫该校开除所谓跨党分子12人，潘力山校长被特务谋刺身亡。在这种情况下，褚辅成被推为暂代校长，沈钧儒为教务长。1928年1月，褚辅成被公推为正式校长。在学校期间，沙千里刻苦学习，在北伐战争的影响下，积极组织同学参加社会活动，关心时政，关注百姓疾苦，逐步在学生中树立了威信。1928年11月28日，沙千里被推举为该校己巳级学生会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秋，沙千里从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毕业，成为了一位能够主持正义的律师。
杂志主编 社团骨干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血腥屠杀，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革命转入低潮。曾任上海大学职员的共产党员许德良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此，他自己在家里办了一个英文补习班，培养进步青年。在教授英文的同时，他不断传授做人的道理，有意识地鼓励学生做一个好的青年。他还给学生们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社会不公平的根源，经常推荐或者借阅一些进步书籍给学生看，逐步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受大革命失败的影响，当时上海的很多报刊比较颓废，不是反动就是色情，没有任何品味，一潭死水，对青年成长非常不利。鉴于此，许德良建议学生集资办刊物。经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刊物定名为《青年之友》，以“指示青年的修养，努力改造社会”为宗旨，鼓励青年对社会负责，不随波逐流、趋炎附势，不自暴自弃、意志消沉，不丧失斗志，就此沉沦。
刚开始，《青年之友》的稿源非常有限，仅仅是补习班的学生以及他们的朋友，发行量不到1000份。为扩大影响，壮大力量，1928年，许德良等发起成立“青年之友”社，并在杂志上刊登启事，招募人员。沙千里看到启事后，便参加了“青年之友”社，并积极参加社里的各种活动，逐步成了社里的骨干，后被推举为“青年之友”社的负责人。在沙千里的领导下，“青年之友”社人员不断增多，力量不断壮大，还创办了图书馆，不定期举办读书会，受到了进步青年的青睐。但同时大家也觉得“青年之友”社的会刊《青年之友》内容贫乏，形式呆板，不能满足青年的需求。于是，大家一致推选沙千里为杂志主编，改革杂志，出版“革新号”。沙千里不断努力，对杂志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改革，革新后的《青年之友》有很大进步，内容充实，形式活泼，切中时弊，还能积极引导青年讨论大家关心的国际问题、社会问题、婚姻问题。后来又增出文艺副刊（由李伯龙任编辑），宣传普罗文学，深得读者的喜欢。周刊发行量逐渐增加，最高达到5000份，全国都有发行，读者遍布全国，甚至南洋各地，仅次于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
《青年之友》在青年中不断扩大影响，因而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国民党政府发出了禁止销售《青年之友》的密令，并要查拿负责人，其罪名是宣扬普罗文学，鼓吹阶级斗争，违反出版法。沙千里与许德良、章乃器、李伯龙商量斗争对策，决定不集中办公，组织稿件出版最后4期，用更鲜明的观点，揭露和批判当局的倒行逆施。1930年，在反动派的高压政策和特务的不断破坏下，《青年之友》不得不停刊。
《青年之友》虽然被禁，但是他们的斗争并没有停止，青年之友社还存在，核心骨干还定期开会，研究斗争策略。沙千里、李伯龙、许德良、任先、沈仲君、徐赓敖、杨修范、马燮庆、徐以礼等骨干经过多次研究，决定以《青年之友》社原有的社友为基础成立“蚂蚁社”。“蚂蚁社”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从事文化运动。目标是以文化运动为手段，使新社会早日实现。用团体的力量，严峻的纪律，艰苦的奋斗向着改造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为了争取合法的地位，在成立过程中，沙千里争取了一个国民党党员，这个党员不止一次向沙千里借钱，沙千里总是慷慨答应，从不拒绝，虽然知道借去后不会有归还。沙千里通过这个国民党员的关系，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申请立案，并被批准为全国职业界青年文化团体，领取了国民党政府颁发的证书。
他们以蚂蚁自诩，认为蚂蚁虽是小动物，力量小，但是为了共同利益，能够团结一致，不惜牺牲自己，与敌人进行拼死的斗争。沙千里在社员大会上讲话时，也常常以“蚂蚁精神”激励大家，号召大家“做活蚂蚁”，“要像蚂蚁一样团结一致，奋斗不息”。蚁社不断发展，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著名群众团体之一。
为了鼓舞斗志，蚁社编有《蚁社社歌》和《蚁社之路》两首歌曲。《蚁社社歌》由沙千里作词，黄自作曲。歌词是：“蚂蚁是爱群互助的小虫，蚂蚁是有集团组织的大众。我们都是蚂蚁，不是吃书无用的蠹虫。在光明与黑暗决斗的战壕中，我们要前冲，我们要前冲！前冲，前冲，前冲，前冲！我们都要前冲！用蚂蚁的精神，来播种新文化的种，使新世界的光明，更加灿烂鲜红。起来，起来，蚂蚁们，大家起来，蚂蚁们，向前去做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先锋！”
蚁社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社友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执行委员会由全体社友选举，由执行委员9人组成，沙千里担任过历届的执行委员。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社友和文化三个部，分别管理各项具体活动。沙千里是社友部负责人，负责管理与社友有关事宜，团结社友中的积极分子，起核心作用。除此而外，沙千里还曾负责过文化部的读书会与时事研究会。
1934年初，沙千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苏联之友”社，并与许德良、李伯龙、杨修范、章乃器、葛师良等在蚁社里面组织“苏联之友”小组。
除了参加社团政治活动外，沙千里的本职工作是律师。在他审理的案件中，他秉公办理，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受害的贫苦百姓，他尽力给予法律援助，在律师中有较好的威望和声誉。
创办刊物 宣传抗日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执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35年，日本进一步向华北进军，妄图一举吞没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宣言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宣言还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沙千里看到“八一宣言”后，心情非常激动，认为宣言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反映了他的愿望和要求。从此，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的中坚力量。
为了宣传抗日救亡，10月，沙千里创办《生活知识》半月刊，为了躲避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的干涉，决定效仿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不用职业教育社的名义，而是自成一格独立组织的办法。为此，他们不以“蚂蚁社”的名义，而以沙千里、徐步两人的名义出版《生活知识》。《生活知识》的发刊词指出：“在‘穷则变，变则通’的前夕，中国广大的民众是在热烈地要求对现实的解释，所以出现了很多杂志。我们相信现有的杂志也还未能达到其应有的数量；何况有些杂志因切中现实而不免于停刊，更何况有些杂志根本无视现实或甚至有意曲解现实而为历史进化的障碍，于是我们的刊物便应客观情势的要求而出现了……我们杂志的目标为我们的刊物名称所示，是生活知识。但不是生活于任何时间及任何地方的自然人所应有的知识，而是生活于国土丧失，农村破产，‘天灾’因人祸加剧的现代中国的社会所特应有的知识……我们希望我们的刊物能给读者以这样的知识，我们更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刊物让读者摄取得这样的知识。”
《生活知识》是当时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一个重要的宣传阵地。特约撰稿人有何封、章乃器、艾思奇、孙克定、骆耕漠、朱楚辛、夏征农、周钢鸣、关露等一些进步文化人士。读者多数是蚁社社员、中下级职员，他们有的在公司，有的在商号、工厂、银行、工部局和海关等单位工作，身受不同程度的压迫，薪水微薄，时有失业的恐慌，又都有点文化，容易接受真理。刊物内容切合实际，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因此成为不少青年的良师益友，不少的青年从中受到启发，从而走上了进步的道路。
成立“职救” 抗日救亡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6000余名爱国学生涌上街头。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学生。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高潮，上海等地纷纷成立抗日救亡组织，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鲜明地阐述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对北平学生表示同情和支持。12月21日，上海妇女代表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陈波儿等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27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王造时、章乃器、李公朴、江问渔等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接着，上海工人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新闻界救国会，一个接一个成立。1936年1月间，上海各界救国会要求联合起来统一领导，于是在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4周年纪念日，上海各国救国会代表和爱国人士800多人举行纪念大会，推选沙千里和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王造时、史良等为执行委员。
1936年2月9日，沙千里等发起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礼堂正式成立，会上选出了公司、字号、海关、银行、保险、出版及教育等职业界的一些爱国人士组成理事会。理事有沙千里和葛师良、杨延修、任崇高、李少甫、杨经才、陆诒、石志昂、王文清、丁观澜等。沙千里任常务理事，分工负责总务部工作。之后，沙千里作为“职救会”的代表参加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任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职救会”特别注重基层活动，努力扩大抗日救国队伍，积极地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组织会员参加游行、示威等群众运动。“职救会”的成员是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所组织的历次抗日游行示威的积极参加者和骨干力量。
随着上海各抗日团体及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团体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使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地发展，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所谓《告国人书》，诬告救国会是共产党利用文化团体和知识分子在救国口号的掩护下，反对中央，颠覆政府。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及时发表了《对国民党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有力回击国民党的污蔑。郑重声明：“‘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们倘使是中宣部一纸文告所能恫吓倒的人，我们早就不敢在‘救国有罪’的环境之下，公然以救国相号召。中宣部倘使希望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这样无耻的懦夫，那显然是欲使全国人民变为汉奸顺民而后快。这样，国家还有救吗？ ……”沙千里积极著文予以回击：“我们那时敢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进行抗日救国活动，早就有入狱坐牢，杀身成仁的思想准备。”呼吁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不论身份地位、思想信仰和党派宗教，应该立刻起来发动神圣的民族战争。在民族抗战的最大目标下联合起来，结成强固的统一的民族阵线，向敌人作战，争取生存和独立。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沙千里作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会上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的政治纲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大会选出40多名执行委员和后补执行委员，沙千里是执委之一。执行委员会选举沙千里和沈钧儒、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等14人为常务委员。大会决定创办《救亡情报》为“全救”的机关报，沙千里是《救亡情报》的编委之一。沙千里参与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随后在《救亡情报》、《职业界救国会会刊》、《生活知识》等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宣传救国会的主张。还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各界人士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重，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沙千里与沈钧儒、章乃器、史良、彭文应等5人，代表全国各界联合会前往南京请愿，要求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并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同时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了请愿的情形和救国会的抗战主张，还同在南京的各地实力派接触，加强救国会与他们的联系，推动他们起来抗日。7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会为了促成全国各党派、各地方势力团结合作，共同抗敌，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全面阐述全国救国会关于联合抗日的立场，以及对当局和民众的六点希望。公开信发表以后，沙千里表示坚决支持，并在他所办的《生活知识》上全文发表。他说：“这个文件影响很大，比‘全救’成立宣言还大。”
同年8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发表了《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函》表示：“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和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组织或个人合作。”沙千里从上海的地下党那里听到了毛泽东的来信，心情十分激动，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救国斗争，必须有中国共产党和民众的支持，因而感到方向更明确了，同时进一步增进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更充满了抗日必胜的信心。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日，救国会在静安寺的草坪上举行大会，沙千里、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等在会上讲话，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特别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全国各界继承孙先生遗志，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努力。随后，又进行了游行，沙千里带病游行，并走在队伍的最前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