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靖国，徽宗初郊，亦见曾文肃《奏事录》，言之甚详。在于当日，为一时之庆事。十一月戊寅凌晨，导驾官立班大庆殿前，导步辇至宣德门外，升玉辂，登马导至景灵宫，行礼毕，赴太庙。平旦雪意甚暴，既入太庙，即大雪。出巡仗至朱雀门，其势未已，卫士皆沾湿。上顾语云：“雪甚好，但不及时。”及赴太庙，雪益甚，二鼓未已。上遣御药黄经臣至二相所，传宣问：“雪不止，来日若大风雪，何以出郊？”布云：“今二十一日。郊礼尚在后日，无不晴之理。”经臣云：“只恐风雪难行。”布云；“雪虽大，有司扫除道路，必无妨阻。但稍冲冒，无如之何。兼雪势暴，必不久。况乘舆顺动，理无不晴。若更大雪，亦须出郊。必不可升坛，则须于端诚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颁告天下，何可中辍？”经臣亦称善，乃云：“左相韩忠彦欲于大庆殿望祭。”布云：“必不可。但以此回奏。”经臣退，遂约执政会左相斋室，仍草一札子以往。左相犹有大庆之议。左辖陆佃云：“右相之言不可易。兼恐无不晴之理。若还就大庆，是日却晴霁，奈何？”布遂手写札子，与二府签书讫进入，议遂定。上闻之，甚喜。有识者亦云：“临大事当如此。”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布以礼仪使赞引就洗之际，已见月色。上喜云：“月色皎然。”布不敢对。再诣洗，上云：“已见月色。”布云：“无不晴之理。”上奠瓒至神宗室，流涕被面。至再入室酌酒，又泣不已。左右皆为之感泣。是日，闻上却常膳蔬食以祷。己卯黎明，自太庙斋殿步出庙门，升玉辂，然景色已开霁，时见日色。巳午间至青城，晚遂晴，见日。五使巡仗至玉津园，夕阳满野，人情莫不欣悦。庚辰四鼓，赴郊坛幕次，少顷，乘舆至大次，布跪奏于帘前，请皇帝行礼，（景灵、太庙皆然）遂导至小次前升坛奠币，再诣洗，又升坛酌献。天色晴明，星斗灿然，无复纤云。上屡顾云：“星斗灿然。”至小次前，又宣谕布云：“圣心诚敬，天意感格，固须如此。”又升坛饮福。行过半，蒋之奇屡仆于地。既而当中，妨上行，布以手约之，遂挽布衣不肯舍而力引之。行数级，复僵仆。上问为谁？布云：“蒋之奇。”上令礼生掖之登坛，坐于乐架下。至上行礼毕，还至其所，尚未能起。上令人扶掖，出就外舍，先还府，又令遣医者往视之。及亚献升，有司请上就小次，而终不许，东向端立。至望燎，布跪奏礼毕，导还大次。故事，礼仪使立于帘外，俟礼部奏解严乃退。上谕都知阎守勤、阎安中，令照管布出地门，恐马队至难出，恩非常也，众皆叹息，以为眷厚。五鼓，二府称贺于端诚殿。黎明，升辇还内。先是，礼毕，又遣中使传宣布以车驾还内，一行仪卫，并令攒行，不得壅阏。布遂关卤簿司及告报三帅，令依圣旨。及登辇，一行仪仗，无复阻滞。比未及巳时，已至端门。左相乃大礼使，传宣乃以属布，众皆怪之。少选，登楼肆赦。又明日，诣会圣宫。宫门之两庑下所画人马，皆有流汗之迹。云庆历西事时，一夕人马有声，至明观之，有汗流，至今不灭。又有一小女塑像，齿发爪甲皆真物，身长三尺许，云太祖微时所见，尝言太祖当有天下。然无文字可考。像龛于殿之侧坐殿内（盖殿门也）。
程若英上言皆验
又云：“是月，奉职程若英乃文臣程博文之子，上书言：‘皇子名，及御名皆犯唐明宗名，宜防夷狄之乱。’诏改皇子名。至是，又上书乞换文资，从之。”时亦建中靖国元年，后来果验，亦异事也，因著之。
邓洵武乞正选人官称
神宗更定官制，独选人官称未正。崇宁初，吏部侍郎邓洵武上疏曰：“神宗稽古创法，厘正官名，使省台寺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而制禄。命出之日，官号法制，鼎新于上，而彝伦庶政，攸叙于下。今吏部选人，自节、察、判官至簿、尉凡七等，先帝尝欲以阶寄禄而未暇，愿造为新名，因而寄禄，使一代条法，粲然大备。”徽宗从其言，诏有司讨论。于是置选人七阶。蔡元道《官制旧典》乃失引之。
政和中废毒药库，并罢贡额
政和四年六月戊寅，御笔：“取会到入内内侍省所辖苑东门药库。见置库在皇城内北隅，拱宸门东。所藏鸩鸟、蛇头、葫蔓藤、钩吻草、毒汗之类，品数尚多，皆属川、广所贡。典掌官吏三十余人。契勘元无支遣，显属虚设。盖自五季乱离，纪纲颓靡，多用此物以剿不臣者。沿袭至于本朝，自艺祖以来，好生之德，洽于人心。若干宪网，莫不明置典刑，诛殛市朝，何尝用此。自今可悉罢贡额，并行停进。仍废此库，放散官吏，比附安排。应毒药并盛贮器皿，并交付军器所，仰于新城门外旷阔迥野处焚弃。其灰烬于宫地埋瘗，分明封堠标识，无使人畜近犯。疾速措置施行。”仰见陵仁厚之心，德及豚鱼。敬录于编，以诏无极。
靖康中邓善询随车驾次雍丘，召县令计事
靖康元年正月戊辰，金贼犯州。徽考微服出通津门，御小舟，将次雍丘，命宦官邓善询召县令至津亭计事。善询乃以它事召之，令前驱至近岸，善询从稠人中跃出，呼令下马，厉声斥之。令曰：“某出宰畿邑，宜示威望。安有临民而行者乎？”善询曰：“太上皇帝幸亳社，聊此驻跸。”令大惊，舍车疾趋，舟前山呼拜蹈，自劾其罪。徽宗笑曰：“中官与卿戏耳。”遂召入舟中。是夕阻浅，船不得进，徽宗患之，夜出堤上，御骏骡名鹁鸽青，望睢阳而奔，闻鸡啼。滨河有小市，民皆酣寝，独一老姥家张灯，竹扉半掩，上排户而入，妪问上姓氏，曰：“姓赵，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卫士皆笑，上徐顾卫士亦笑。妪进酒，上起受妪酒，复传爵与卫士。妪延上至卧内拥炉，又劳薪，与上释袜烘趾。久之，上语卫士，令记妪家地名。及龙舟还京，妪没久矣，乃以白金赐其诸孙。（蜀僧祖秀云）
编类元党人，立碑刊石
元八年九月三日，崇庆撤帘，泰陵亲政。时事鼎新，首逐吕正愍、苏文定。明年，改元绍圣。四月，自外拜章子厚为左仆射。时东坡先生已责英州。子厚既至，蔡元度、邓温伯迎合，以谓《神宗实录》诋诬之甚，乞行重修，繇是立元党籍，凡当时位于朝者，次第窜斥，初止七十三人，刘器之亦尝以语胡德辉理，见之《元城道护录》，其间亦自相矛盾，如川、洛二党之类，未始同心也。徽宗登极，复皆召用，有意调一而平之。蔡元长相矣，使其徒再行编类党人，刊之于石，名之云元奸党，播告天下。但与元长异意者，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殆三百余人。有前日力辟元之政者，亦饕厕名，愚智混淆，莫可分别。元长意欲连根固本牢甚，然而无益也，徒使其子孙有荣耀焉，识者恨之。如近日扬州重刻《元党人碑》，至以苏钅至为苏过。叔党在元年犹未裹头，岂非字画之误乎？尤为无谓。钅至字彦远，东坡先生之族子，登进士第，为泸川令，元符末应日食上言，尤为切直。蔡元长既使其徒编类，上书邪等，彦远为邪上尤甚，又入元党籍之石，坐削籍编管华州，遇赦量移潼川，牵复为普州岳安尉，卒于官。绍兴初，特赠宣教郎。事见王望之赏所作彦远妻《史夫人墓志》及《重修泸川灵济庙碑》。
宰相枢密分合因革
明清顷访徐五丈敦立于川，徐询以创置右府与揆路议政分合因革，明清即为考证以对，徐甚以击节，即手录于其所编，今列于后。案，唐代宗永泰中，始置内枢密使二员，以宦者为之。初不置司局，但以屋三楹贮文书，其职惟掌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昭宗光化二年九月，崔胤为宰相，与上密谋，欲尽诛宦官，中尉刘季述、王仲元，枢密使王彦范、薛齐阴谋废上，请太子监国。已而太子改名缜即位。十二月，孙德昭、董彦弼、周承诲三人，除夜伏兵诛季述等。翌日，昭宗复位。三人赐姓李，除使相，加号三功臣，宠遇无比。崔胤与陆乞尽除宦者，上与三人谋之，皆曰：“臣等累世在军中，未闻书生为军主者。若属南司，必多更变，不若仍归之北司为便。”上喻胤等曰：“将士意不欲属文臣，卿等勿坚求。”于是复以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然唐自此乱矣。朱梁建国，深革唐世宦官之弊，乃改为崇政院，而更用士人敬翔、李振为使。二人官虽崇，然止于承进文书、宣传命令，如唐宦者之职。今士大夫家犹有《梁宣底》四卷，其间所载，大抵中书奏请，则具记事，与崇政使令于内中进呈；所得进止，却宣付中书施行。其任止于如此。至后唐庄宗入汴，复改为枢密院，以郭崇韬为使，始分掌朝政，与中书抗衡。宰相豆卢革为弘文馆学士，以崇韬父名弘正，请改弘文为昭文，其畏之如此。明宗即位，以安重诲、范延先为枢密使，二人尤为跋扈。晋高祖即位，思有以惩戒，遂废之。至开运元年，复置。末帝以其后之兄冯玉为之。自是相承不改。国朝因之，首命赵韩王普焉。号称二府，礼遇无间。每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祖宗亦赖此以闻异同，用分宰相之权。端拱三年，置签书院事，以资浅者为之，张逊是也。官制旧典，误以为邓公。庆历二年，二边用兵，富文忠公为知制诰，建言：“边事系国安危，不当专委枢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枢密使，国初范质、王溥以宰相兼参知枢密事。今兵兴，宜使宰相兼领。”仁宗然之，即降旨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且书其检。吕许公时为首相，以内降纳上前曰：“恐枢密院谓臣夺权。”富公方力争，会西夏首领乞砂等称伪将相宋降，各补借职，羁置湖南。富公复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当厚赏以劝来者。”仁宗命以所言送中书，而宰相初不知也。富公曰：“此岂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极论之。时张文定为谏官，亦论中书宜知兵事。遂降制以宰相吕夷简兼判枢密院事，章得象兼枢密院事。未几，或曰：“二府体例，判字太重。”于是复改吕公亦为枢密使。五年，贾文元、陈恭公同为宰相，乞罢兼枢密使，以边事宁故也。有旨从之。仍诏枢密院：“凡军国机要，依旧同议施行。”而枢密院亦自请进退管军臣僚、极边长吏、路分、钤辖以上，并与宰臣同议。从之。张文定复言：“宰相既罢兼枢密院，则更不聚厅。万一边界忽有小虞，两地即须聚厅，每事同议。”自是，常事则密院专行；至涉边事而后聚议，谓之开南厅。然二府行遣，终不相照。熙宁初，滕达道为御史中丞，上言：“中书、密院议边事多不合。赵明与西人战，中书赏功，而密院降约束。郭逵修保栅，密院方诘之，而中书已下褒诏矣。夫战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书欲战，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愿敕大臣，凡战守、除帅，议同而后下。”神宗善之。其后竟使枢密院事之大者，与中书同奏，禀讫先下，俟中书退后，进呈本院。常程公事，凡称三省、密院同奉圣旨者是也。建炎初，置御营使，本以车驾行幸，总齐军中之政，而以宰相兼领之，故遂专兵柄，枢密院几无所干预。吕元直在相位，自以谓有复辟之功，专恣尤甚。台谏以为言，元直既罢政，遂废御营司。而宰相复兼知枢密院事，自范觉民为始，尔后悉兼右府矣。秦会之独相十五年，带枢密使。至绍兴乙亥，会之殂。次年，沈守约、万俟元忠拜相，遂除去兼带，中书与枢府又始分矣。
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
徐敦立语明清云：“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执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旧属史馆，元丰官制属秘书省国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状，则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时政，执政之所日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左右史虽二员，然轮日侍立，榻前之语，既远不可闻，所赖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务省事；凡经上殿，止称别无所得圣语，则可得而记录者，百司关报而已。日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状，于士大夫行事为详，而人多以其出于门生子弟之类，以为虚辞溢美，不足取信。虽然，其所泛称德行功业，不以为信可也；所载事迹，以同时之人考之，自不可诬，亦何可尽废云。度在馆中时，见《重修哲宗实录》。其旧书，崇宁间帅多贵游子弟以预讨论，于一时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书复因之。于时急于成书，不复广加搜访，有一传而仅载历官先后者；且据逐人碑志，有传中合书名，犹云“公”者。读之使人不能无恨。《新唐书》载事，倍于《旧书》，皆取小说。本朝小说尤少，士夫纵有私家所记，多不肯轻出之。度谓史官欲广异闻者，当择人叙录所闻见，如《段太尉逸事状》、《邺侯家传》之类，上之史官，则庶几无所遗矣。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州，以其间所记述有未欲广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秩。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进本，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也。”
自秦相擅政，纪录不足传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