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强曾经对我说过：“我们走过的路，别人未必会走；我们经历的困惑，别人或许会有。”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还记得这句话。
当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在高中一年级。那所中学是我们县城最好的中学，同学中不是成绩好的，就是有背景的。当然在小县城，有背景也不会是什么大的背景，无非是父母经营点小生意或者是小官员。还有一种本身就是县城的，在那所中学的初中部上学，升入高中部相对来说就容易些。这种同学也暂且归类为有背景的一类吧，他们的背景就是生活在县城。相信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很普遍。
我的名字叫瞿格，来自一个小镇。我不知道为什么父母给我取了这样一个中性的名字，其实我是男生。我认为我是成绩好的那种，不知道别人怎么认为，反正自己这样认为。
高中的生活忙忙碌碌。由于很多人都是各乡镇的尖子生，学习气氛也非常好，但彼此谁也看不上谁，都有点傲慢。我对老师们更是怀着一种神圣的崇敬之情，认为他们是好学校的老师，其水平必定也是相当高，知识当然也是很丰富的了。我的学习热情高涨，来这里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要考上大学。至于考上后干什么，已经超出了我当时的考虑范围。
郝强出生在农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他的肤色有点黑，这种黑好像刚涂上去不多久，相信在学校待一段时间就会褪下去。九月份开学，南方的天气还有点热。他穿着一双蓝色塑料拖鞋，黑色的裤子几乎卷到了膝盖，让人感觉他刚从水田里上来一样。我看不起这样的人，虽然我家也种田，也算是乡下，但我毕竟是镇上的。我想来县城上学，再怎么也得要穿得像模像样一点吧！反正那时我穿的是白色的回力鞋，牛仔裤也没有卷起来。上学前，我特地要求我妈给我买的。当时我家的条件也不太好，过日子都比较紧。妈妈就说：“原来的解放鞋和灯芯绒裤不能穿吗？”我说：“妈，都什么年代了？你看电视里的学生谁还穿这些。”在我的软磨硬缠下，妈妈终于答应了我的要求。算是对我的一种奖励吧，毕竟我上了这所中学。再说我的要求并不高。
虽然我内心拒绝郝强，但有一件事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刚开学不久，班上搞了一次文艺晚会。大部分节目都是唱歌，有位县城的男生唱了一首《水手》，赢得了很多的掌声。我们好像很迫切需要这样一个主题的歌，因为正处于一个有个性的、叛逆的年龄阶段。其实我是一个比较随便的人，对生活无所谓，不过也并不代表我就没有个性。我没有表演节目，只是在嗑瓜子或者吃花生，象征性地起哄一下，鼓鼓掌。口渴的时候喝白开水，我忘记是否有矿泉水或者饮料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过来，物质生活水平还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阶段。记得当时是有麦克风和音响的，至于是否有薄薄的唱片，也记不清楚了。
郝强的上场让我眼前一亮，我没有想到他还有节目要表演。他依然穿着拖鞋，卷着裤脚，不过双手捧着一个口琴，表情严肃。这出乎我的意料，很难想象一个乡下的学生还有会乐器的。他说：“我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口琴独奏《渴望》。”我在镇上生活了十几年，也没有认识几个会乐器的。记得我曾经迷恋过一段时间的竹笛，便要爸爸帮我买一根。爸爸的回答彻底让我失望了，他说：“吹笛子能当饭吃吗？”我只好自己砍了一根竹子，研究怎样做出一根可以吹出调的竹笛来，结果没有成功。看到他有和我共同的爱好，都喜欢乐器，便决定和他交朋友。我感觉他吹得不是那么专业，但很用心，很真诚。同学们同样也很诧异，现场静静的，都在听他演奏。我也停止了吃喝。教室里充满了一种神秘的气氛，好像是在观看一个土著人的原生态表演。
我开始主动和郝强打招呼了，吃饭的时候和他在一起。上课时同学们都是在一起的，如果吃饭时跟谁在一起就意味着跟谁是朋友了。随着和他交往越多，对他了解也越深。有天吃午饭，我们在小食堂点了两个菜一起吃。学校的餐厅分大食堂和小食堂，小食堂的菜是现炒的，价格略微贵一点。看来他家条件也并不算太差。炒菜的火苗蹿得老高，锅里冒出滚滚的浓烟，雾一般的景致。
我们边吃边聊。他夹了一根菜，望着我，认真地说：“你觉得学校老师的水平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随便应了一句，说：“很好呀。”
他放下了那根菜，说：“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有点诧异，心想这可是我们县城最好的中学，反问了一句：“难道他们教不了你吗？”
他说：“也不能完全这样说。不过上次数学考试有一道几何题的证明，我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方法，老师居然没有看懂。也许老师没有仔细看吧，这道题没有给我分数。”
我说：“会不会你的证明过程有问题？”
他有点着急了，看得出来，他不希望别人认为他是乱说的，说：“连你也不相信我。下午上课的时候，我给你看看我的证明过程。”
为了吃饭愉快一些，我只好转移话题，说：“想不到你喜欢乐器，其实我也喜欢，不过我喜欢的是笛子。”
他好像在思考什么，没有理我。
我自问自答，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喜欢《射雕英雄传》里面的黄药师，他的样子很酷。”
这时他露出了笑容。
“可是我爸没有答应给我买。他以前当过兵，从部队转业回来后，当地也没有安排工作。还是得要种田，幸好他并没有忘记怎样种田。只是喜欢一个人喝酒，脾气也很大，经常和我妈吵架。”我继续说。
听到这里，他似乎来了兴趣，说：“你家也是种田的呀。种水稻还是棉花？”
我回答：“都种一点点，以水稻为主。”
我们又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吃完饭，天色有点灰暗的样子，就回宿舍午休了。
下午，他把几何题的证明拿过来给我看。我看完之后，对他升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证明过程很绝，没有错误。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我承认我是想不出来，但我能看得懂。
我说：“可是分数已经出来了，名次也已经排好了。要是再改分数，好麻烦的。”
郝强说：“你并没有完全了解我。我不在乎分数，我需要的是老师也承认。”
我和他接触时间不长，确实没有完全了解他，但我希望更加了解他，试探着说：“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叫老师当面认错吧？这样老师多没面子。”
他说：“倒也不至于这样。我想和老师私下里说清楚。”
后来，他果然找到了数学老师。我发现老师的脸红了一阵子。我没有想到郝强是一个如此执着和认真的人。
吃了晚饭后，我们拎着开水瓶一起去打开水。人很多，需要排队。
他对我说：“为什么班干部大部分都是县城的？”
我显得比他高明的样子，说：“这你都不知道呀？现在的班主任以前是他们的初中老师。”
他迟疑了一下，说：“为什么不能投票选举呢？”
我对能不能当班干部没有什么兴趣，是个随波逐流的人，说：“谁当班干部不一样？”
他把开水瓶对准了水龙头口处，说：“其实我也不想当班干部，不想领导别人，只是觉得好像不符合规则。”
我说：“其实也只能这样，不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我们从不同的地方走到一起，刚开学不多久。班主任不可能在短时间知道每个人的才能，只好自己提名了。”
说到这里，他才不作声了，似乎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我们打了开水后，就回宿舍了。
县城的学校生活是新鲜的，至少学了很多歌曲。文娱委员是县城的一个女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那么多的歌。每天上第一节课之前，大概有十来分钟左右的集体唱歌时间。当然也视上课老师的心情而定，唱歌的时间可长可短。我们学会了《十七岁的雨季》和《蝴蝶飞呀》等，都是港台流行歌曲。人们似乎总是对遥远的地方的人和事感兴趣。
每次教歌之前，她都会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白诗琴，下面教大家唱歌。”好像主持人报幕一样。刚听到这个名字，我有点震动，心想她的父母必定是很有文化修养的人吧！县城里的人就是不同，连名字也起得好听。我时常为自己的名字而懊恼。同学们都喊我的绰号“格格”。而且我姓“瞿”，这个姓也是非常的罕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姓这个。我并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然而却因为我的名字有时会被别人谈论，这让我有点老火。
她留着整齐的娃娃头，很干练的样子，眼神清澈而又明亮。我疑心我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眼神，如果她多看我几眼的话，我可能会被化掉。我很想找机会和她说几句话。可是说点什么好呢？不如说说唱歌的事吧。我就问她为什么会唱这么多好听的歌。
诗琴觉得我问得有点好笑，说：“听随身听呗。”
我没有见过随身听。我总结了一下镇上的人学歌的途径不外乎这几种：看春节联欢晚会和电视连续剧跟着学，还有就是音乐老师教，于是就问：“随身听长什么样子？”
这时，她笑了起来：“格格同学，你连随身听都没有见过呀。哪天我有空拿过来给你看看，只可惜我妈妈不准我拿到学校里来。”
我确实没有见过，有点茫然，说：“为什么不让带？”
“怕影响学习喽。”她说。
上课铃响了，谈话戛然而止。我还在回味刚刚她说过的话，觉得她的声音好甜美，一直在我的耳旁回响。那节课就在幻想当中过去了，我不知道老师都在讲什么。
国庆节到了，有几天假，郝强邀我去他家玩。我答应了，很想搞清楚他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他住的那个镇离我家不远也不近，几十里地。我有个姑姑嫁在那里，大概方向我知道。他留了个地址给我，叫我第二天去找他。
为了省钱，我没有乘公共汽车，决定骑自行车去。爸爸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反对我，只是说在别人家要懂事，不要乱来。而且他愿意把自行车借给我用，因为这件事，我打心眼里感激爸爸。也许他酒喝多了，我这样想，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我见他醉醺醺的样子。
十月一日，阳光从薄薄的云层落下来，过滤一般，很纯净。我蹬着自行车出发了。这是一辆老式的凤凰牌自行车，是爸爸卖了棉花后，下定决心买的。他平时很爱护它，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用，更不会轻易借给别人。爸爸对车的爱护，我觉得有时可能超过了对我的爱护。他经常给车上润滑油，螺丝拧得刚刚好，不松也不紧，用完后总是擦得亮亮的。我那时还没有发育完全，不够强壮，个头也不高。这是一辆笨重又高大的自行车，让我骑起来非常吃力。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长途骑行。
不过沿路的风景还是吸引了我。虽然是同一个县，但我所处的镇略微平坦，其他沿途的镇多多少少有些山包。山不高，相对高度不超过二百米。经过的地方大都是石子路，石子大大小小，从自行车的轮胎旁边跳出来。一段平路之后，紧接着一个个上坡和一个个下坡。只要不是太陡的上坡，我都愿意挑战一下自己的能力。达到坡顶之后，我放松了，任凭自行车自己滑行。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这是一辆真正的自行车，因为我没有用力是它自己在动。当然，兴致好的话，如果前面没有什么，视野宽阔，下坡我也会用力踩，体验一种极速的快感。
马路两旁一排排的树在后退，不时有几只麻雀掠过。快到中午的时候，终于到了郝强住的村子。向一个路人打听郝强爸爸的名字，他给我指了指，说：“那一栋两层的楼房就是了。”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果然看到了房子。觉得不远了，大约二里地的样子。我有点口渴，想买冰棒吃，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卖冰棒的地方。坚持一下吧，我鼓励自己，五分钟左右的时间过去了，离他家还有一百米左右。
门前有几块水田，不能直接骑过去。我只好下了车，推着走。田埂弯弯曲曲，宽宽窄窄，感觉一点儿都不踏实，松松垮垮的样子。一只中等体型的黑狗过来迎接了我，吠得正欢，给人一种“柴门闻犬吠”的错觉，仿佛回到了古代。我又累又饿又渴，样子相当狼狈。
郝强听到狗的叫声，出来了，一看是我，便对它说：“黑儿，莫乱咬，是我的同学。”黑狗似乎听懂了，立刻不作声，尾巴欢快地摇了起来。
我定下神来，这时才发现他戴着一顶薄薄的绿色的军帽，帽檐向后。由于我爸曾经是军人，我对军用品相当敏感。从质地上判断，明显是仿制的地摊货。不过，戴在他的头上，仍然让人感觉神采奕奕。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帽檐向后，古里古怪的。
楼房外墙贴着当时流行的马赛克，水泥地板的院子，黄色的木门，蓝色的窗户。十来棵橘子树环绕着院子，还有一个小小的池塘，搭了一座石板的小桥。我没有想到在这偏僻的乡村还有这样一个所在，先前的不适感立刻消失了。
他说：“饿了吧？我爸妈吃完饭后去山上摘茶子去了，留下一些饭菜，我陪你一起吃。”
我说先喝口水吧。他便拿了一个烧水壶给我倒水，烧水壶原本是亮色的，不过已经变成纯黑色了。我判断他家一定是用木材煮水的。菜很简单，没有肉，只有青菜和泡菜。饭是早上煮好的，吃的时候又炒了一次。我边喝边说：“为什么你们村里连个卖冰棒的也没有？”
他解释道：“这里只有赶场的时候才有卖的。”
我明白他说的就是赶集的意思，又问什么时候赶场。
他说：“每逢农历三、八就有，不仅有冰棒，还有卖油粑粑的呢！”
我喝了水，饿得不行了，开始狼吞虎咽地吃饭。他边吃边说：“等下吃完饭，你要和我一起去摘茶子吗？”我说这个主意不错，因为我喜欢爬树。背着篓子，我出门的时候比较急，差点踩到鸡粪了。有几只鸡正在橘子树底下找吃的，咯咯地叫着。
他家的茶山就在屋后面不远的地方，一片墨绿色。沿路长满了不知名的小花，偶尔有几只色彩斑斓的蝴蝶翩翩起舞。在这样的地方，一种自然舒适的感觉油然而生。耳旁没有了爸爸妈妈没完没了的争吵，也不用和妹妹争什么东西了。我像一只离开笼子的小动物一样，舒心极了。
山上大都是枞树和茶树，杂草丛生。我见到茶子了，外形有大有小，颜色有深有浅，我特别喜欢红色的那种。这时一个中年男人背着一满篓茶子过来了，倒在箩筐里。年纪应该和我爸差不多，不过看起来比我爸要老，脸上满是风霜的痕迹。他说：“郝强，你同学来了？爬树的时候要当心，不要摔下来了。”郝强说：“放心吧，爸爸，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确实不小了，都是十六七岁的年纪，我也这么想。
郝强爬上了一棵茶树，很大的一棵，站在下面，几乎看不到天。他身手敏捷，看得出来，是一个爬树的好手。我也不甘示弱，爬了上去。他说：“你知道吗？一到春天，茶树上就会结很多茶苞和茶耳，可以生吃的。”我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因为我们那里没有茶树，便问：“好吃吗？”他说：“球状的叫茶苞，耳朵形状的叫茶耳，很好吃，清甜清甜的。”我刹那间对这种神奇的果实羡慕不已，就要求来年春天的时候也来。他说没问题，只要功课不紧的话。
他爸爸走了，留下我们两个在一起。一片乌云过来了，林子里立刻暗了下来。我说：“你们这里会不会有野猪？”他说：“没有，野兔倒有。我放牛的时候就见到过，不过根本没有机会捉到它，跑得飞快的。”我说：“你也放过牛？”他说：“当然了，我这个年纪的，谁没有放过？不过我弟弟就比较少，他总是偷懒。”我说：“我也放过的。看到别的小孩子玩，自己又不能玩，生怕牛吃了别人的庄稼。我不喜欢放牛，好无聊的。”他说：“也不能这么说。要看你自己怎么安排了，我放牛的时候吹口琴。”我觉得他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又问：“吹什么歌？”他说：“《乡间的小路》。”这首歌我也会，旋律流畅优美。我立刻联想到他骑在牛背上吹这首曲子的情景，简直是可以入画的了。
我又问：“谁教你吹口琴的？”他说：“没人教我。我有个表哥是城里的，他买了一个新的，旧的口琴就给我了。然后他送了一本书给我，我自学的。”我吃了一惊，心想乐器还能自学？一不小心把一粒茶子掉在地上了，准备去捡。他说：“不用下去，等摘完树上的再去捡。”我说：“乐器能自学吗？”他说：“自己琢磨呗。都是人，别人能，为什么我们不能？”这句话触动了我。我从来都是被动地接受一切，敬畏权威，没有想到还能自学乐器。
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回家了。郝强的妈妈见到有小客人来，特意多做了一份腊肉炒青椒。这个时节居然还有腊肉，虽然很干，但味道很香。我当晚比平时多吃了一碗饭，打着饱嗝，不知道说什么好。
回到学校，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离高考还有一千多天，压力并不是很大。我和一个叫裘正的同学关系也不错。我不和郝强在一起玩的时候，裘正就是我的备用人选。他是县城的，戴着眼镜。可以推断出来，他看了不少书。他样子比较瘦弱，象棋下得不错。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共同爱好，我和他有不少话题。
我自认为我的象棋水平还可以，应该说是来自遗传吧。我爸爸就喜欢下象棋，不过他平时一般不和我下，只是大年三十的晚上才和我下，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时候，他是认真的，精神也集中，有种壮志未酬而又满腔热血的复杂心态。他下棋时很少和我说话，不过我从他的神情中猜想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当他把兵越过了河界当车使用的时候，有一种放松的表情，有难得的一点洋洋自得的笑意，这在平时是见不到的。
下课后，我和裘正下了几盘象棋，难分胜负。他不是寄宿生，要回家吃午饭了。我和郝强又到了烟雾缭绕的小食堂，照样炒了两个菜，青瓜肉片和西红柿蛋汤，小日子还不错。我问他：“你会下象棋吗？”他说：“何止会，还下得很好。”他流露出了自信，没有一点谦虚的样子。我说：“那有空下几盘呗！”
他迟疑了一会儿，说：“初中的时候，我喜欢下象棋和打扑克。打扑克用两幅牌打，升级或者说拖拉机，你知道吗？我那时玩牌很疯狂，常常通宵的。没有任何赌注，现在想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痴迷。”
我说：“那个时候年纪小，不懂事。”
“我们总是认为自己以前不懂事，从来不觉得自己现在不懂事。”他喝了一小口蛋汤，润了一下喉咙，说：“我想用象棋和扑克牌来比喻人生。象棋代表你的实力，双方都能看清楚对方兵力分布，这时候胜负靠的是实力。而扑克牌不同，代表的是你的运气，每个人得到的牌都有无限的可能，而且你也难以判断出对方下一步怎么打。”他的语气淡定而又冷静。
我沉默了一会儿。一束阳光透过玻璃射了进来，飞舞的灰尘清晰可见。虽然我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但我对智慧还是极为尊重的，顿时心中升起了一种敬佩之情，差点要顶礼膜拜了。不过我并没有打算此时让他看出我内心的浅薄，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说得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盯着我说：“那么，你相信命运吗？”
我有点慌乱，一块肉差点噎到了我。我没有想到他会问这样的问题，这超出了我的思考范围，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命运，也谈不上相不相信。”
我们的聊天就这样戛然而止，都只顾默默低头吃饭。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学校的生活很平静。诗琴又陆陆续续教了我们一些流行歌曲，包括《同桌的你》，等等。她穿了一件花花绿绿的连衣裙，色彩相当鲜艳。尤其是走路的时候，胸前好像有个小兔子一动一动的，给人一种想要捕捉的感觉。我还没有搞清楚随身听到底是一种什么玩意儿，一有机会我就找她聊天。
她说话的时候一般是笑笑的，使我认为她并不排斥我，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使人讨厌的人。
“星期天的时候，你就把随身听拿到学校来，给我看一看嘛。”我说。
她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说：“这个星期天不行，是我的生日。”
我有点奇怪，说：“为什么生日就不行呢？”
她说：“我约了几个同学去我家呢。”依然保留着一种迷人的笑。
我有点想毛遂自荐，也去凑凑热闹，但还是忍住了，觉得这样太冒昧了，从而希望她能主动邀请我。然而直到上课铃响起来，她也没有说。这让我有点失望。我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课堂上，但我做不到，心里在想她为什么不邀请我呢？不邀请我也就罢了，又为什么要笑呢？历史老师的声音很小，好像隔了遥远的时空传过来一样。只是模模糊糊记得老师在讲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革命群众攻占了巴士底狱。这段历史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低落的心情持续了几天后，裘正告诉了我生日晚会的大概情况，他有幸成为被邀请的人之一。我装作不在乎不想知道的样子，我越是这样，裘正就越是要说，好像他不说出来就不舒服的样子。
他说：“知道吗？上个星期天我去白诗琴家了，她的生日，一共八个人。她家可真讲究，进门要换拖鞋。地板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灰尘。进去后，开关在墙上，啪的一声开了灯。我们坐在沙发上，前面有一个茶几，茶几上有几个盘子，放了一些水果和糖果。彩色电视机带有遥控器，可以随意选台。我们唱了好多歌。VCD知道吗？画面很清晰。”开场白之后，他用的是当头炮——我们在下棋。
我胡乱应了一着，马跳了起来。
“她是我的初中同学，家里条件好，人长得漂亮，爱笑，我们之间很熟。她爸爸是公安局的，妈妈是棉纺厂的。父母在县城里都是好单位。她在棉纺厂子弟学校读小学时，喜欢跳舞，人活泼，逗人喜欢。”他也跳马了。
我没有说话，把炮移到了中间位置。
“生日那天玩得很开心，我们吃了不少苹果、橘子，还有香蕉，还有大白兔牌的奶糖。又吃了生日蛋糕，点了蜡烛，一共十七根，她一口气就全部吹灭了。”他不紧不慢地下棋，出车了。
我咽了一口口水，应了一句：“她的肺活量可真大。”我想起了我过生日的情景。爸爸妈妈也许会买点肉，或者炖点豆腐之类的，但从来没有吃过蛋糕和点过蜡烛。那应该是一种浪漫的场景吧！但我生活的环境只允许我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烛泪滴在蛋糕上，应该会浪费掉一部分吧！而且蛋糕分量还那么少，钱是花了却吃不饱。
他又下了一步，说：“是的。她的肺活量有点大，不然的话她怎么教我们唱歌呢？”
我很想挖苦她一下，说：“她的胸是不是也很大？”
裘正笑了，说：“这个你可别问我，我真不知道，我没有摸过。”
我也出车了，说：“从外面看不出来吗？”
裘正又笑了，说：“外面看是有点大。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露出了奇异的表情，说：“这东西还有假的吗？”
裘正说：“说不定胸罩里面垫点什么的。”
我更加不解：“有必要吗？”
裘正扶正了眼镜架，说：“你不要老问我这个问题好了，有本事你自己弄清楚。”
我打趣说：“你好像一本正经的样子。”
裘正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正经人。”
静了一会儿，我们继续下棋。我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题，说：“你说她会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裘正头也没抬，说：“那还用说，帅的呗。”
我说：“那你认为我帅吗？”
“我认为你帅不管用，诗琴认为你帅才行。不过她说了，乡下来的男生不可能有帅的。可以推断，她应该更喜欢城里的男生。”
我急切地问：“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你可能认为自己很帅，但在城里人的眼中只能称得上是一种野性。毕竟审美观不同。”他开始向我进攻了，棋风凌厉。
我脸有点变形，不过他并没有发现。我搓了一下脸，深呼吸了一口，调整了一下思路。那盘棋我没有给他任何机会，他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车、马、炮全部过了河，把对方的子全部吃光了。裘正的帅像一个被刮光了毛的猪一样吊在架子上任人宰割，我享受着凌迟敌手的一种快感。我露出了神秘的笑容，如同蒙娜丽莎一般。他怔怔地望着我，说不出话来。看得出来，他很难理解，不明白我何以突然之间有这样一种似笑非笑的笑容。
宿舍离教学楼大约五百米，四层楼。一个花白头发的门卫老头，戴着眼镜，有时听收音机，有时写写什么。到底写什么，无从得知，或者是巡查日志。他上了年纪，还镶了金牙，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当门卫，难道仅仅是出于一种爱好？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我们不好管，都很调皮。想起他，很能让人联想起古时的更夫。
每间寝室六张床，上下铺，十二个铺位，里面的公用设施只有电灯。刷牙、洗脸、大小便要去外面公共的地方，澡堂离宿舍更远。老鼠不少，不怕人，大白天也能见到。我们的行李很简单，基本上是一个箱子，木制的居多，一个塑料桶，外加毛巾之类的，也就这些。同学们的习惯也千差万别，有打呼噜的，也有不打呼噜的；有喜欢聊天的，也有喜欢做运动的，等等。不管怎么说，都要适应集体生活，没有选择的余地。
作息有规律，很早就要起来做早操和跑步，具体时间不清楚，很少有指示时间的仪器。郝强和我同宿舍，听见丁零零的响声后，我们不得不起来了。天还没有亮，一边往外走一边穿衣服，我开始抱怨了：“这不是折腾人嘛，正睡得香呢！”
郝强打了一个哈欠，说：“没办法，体育委员要点名。”
我说：“你说这大清早起来，能锻炼身体吗？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应该以睡觉为主。”
他说：“与其说是锻炼身体，不如说是锻炼意志。”
我说：“专家学者应该做调查研究，指出这样不适合青少年的成长发育。”
他说：“他们的研究已经有了结果，需要我们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按时晨练，至少算得上有纪律。”
很多同学都到了操场，广播体操的旋律也响了起来。我们像机器人一样开始伸伸腰，弯弯腿，面无表情，还没有睡醒。雾有点大，看不见月亮，隐隐约约有人影晃动。空气潮湿，草上都是水。温度不高，感觉有点秋天的味道了。操做完了之后开始跑步。操场周长四百米，约呈椭圆形，有直道也有弯道。球网睁着好奇的眼睛，好像也才刚刚醒来，注视着我们。也许是我们吵醒了它。郝强和我一起跑。
他说：“知道吗？北京正在申奥，你觉得哪个国家会赢？我觉得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古国，应该会战胜悉尼的。”
我一向对国家大事不感兴趣。学校阅读刊物很少，以课本为主。偶尔看一本《读者文摘》或者《青年文摘》，老师也许还会没收。《红楼梦》和《水浒传》等被视为禁书，对升学没有帮助，不允许阅读。我们只学习对高考有用的东西，不需要提高品德修养，不需要了解艺术和审美，也不需要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人生的意义也不需要追寻，对什么是幸福也不需要求解。不过老师依然要求我们知道中国四大名著是什么，仅仅作为常识知道而已。那个年纪能看懂名著吗？能领会多少呢？谁知道呢！
我承认自己思想狭隘，不开放，没有国际视野，淡然地说：“那又怎么样？”
他说：“你一点也不爱国。”
我有点不解，说：“这和爱国有什么关系？”
他停了一下，似乎也找不到什么理由反驳我，说：“举办奥运会，说明中国强大了。”
我们继续跑步，他又说：“今天中午不是有篮球比赛吗，我给你加油。”
说实话，我个子虽然不算高，但步伐灵活，弹跳力好，平常也不少练习，是班上的主力之一。篮球方面，我的偶像是乔丹，对他也不甚了解，只知道他球打得好。给我加油的人不少，黄梦飞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是我以前的同学，高中和我同年级不同班。她扎着两条麻花辫，身材有点单薄，说话时眼睛总是望着远方，给人一种迷离的感觉。她爸爸平时干农活，逢场的时候卖猪肉，妈妈是乡村的民办教师，教过我。她还有一个姐姐，去广东打工了。
中午，篮球场聚集了很多人。太阳光线强烈，无风。有些县城的女生戴了帽子，也许是怕晒黑的缘故。有人准备了开水，有人搬来了记分用的架子，还有一个裁判拿着口哨，比赛一触即发。女生对篮球比赛的期待似乎超过了男生，对她们来说也许是一场别开生面的选美比赛或者其他什么的。她们基本上不懂规则，也不关心球进了没有，似乎把比赛抽象成一群充满荷尔蒙的雄性之间的对抗，也可能幻想自己就是篮球，希望被男生争来抢去。队员们穿着短裤和背心，露出没有发育完全的胳膊和腿，有的队员腿上还长了毛，个个生龙活虎的样子。
梦飞一早就来到了篮球场，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只要有我参加的比赛，她每场都看，从来没有落下一场。是不是看在我俩以前是同学的份上？还是我球技出色？我没有问她。我没有想那么多，一心专注在比赛上。她穿着褪色的牛仔裤，是她姐姐从广东带回来的，看起来有点时髦。一件红白相间的衬衫，红色的圆点，白色为底。
哨声响了，裁判抛了球，比赛拉开序幕。双方队员对攻十分激烈。球传到了我的手上，我开始强行突破，连续过了几个人，如入无人之境。三步上篮，球进了。梦飞的声音首先传进了我的耳朵：“格格，你真棒！”掌声和欢呼声同时响了起来。我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十分亢奋。正如裘正所说的，我觉得表现我野性一面的时刻到了。球场就是战场，没有什么好让的。
我横冲直撞，表现出了难得的个人英雄主义。正当我沉醉在自我表现的时候，发生了一点意外。我被绊倒了，膝盖摔伤了，流血了。裁判要求暂停，我下了场，上了另外一个替补队员。梦飞第一个跑了过来，一脸焦急的样子，说：“没事吧，格格？”
我擦了一下血，并不严重，已经不流血了，只是有点青肿，说：“不碍事。”语气中给人一种顽强的感觉。
裘正也过来了，虽然前几天下棋有点别扭，但都没有记在心上，他检查了一下，说：“我给你去拿酒精和纱布。”
我喝了一口水，缓和了一下，叫住他说，说：“不用了，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
他坚持说：“防止伤口感染。”说完，便去了医务室。
梦飞说：“打球的时候，小心点，看你刚才一副不要命的样子。”
我们继续观看比赛。不一会儿，裘正来了，帮我涂了酒精，疼得我直叫，又帮我贴了纱布，问我：“这个女生是谁？哪个班的？”我给他们互相介绍了一下，算是认识了。裘正唠唠叨叨地和梦飞聊了起来，好像很久以前就认识了一样。我在观看比赛，没有怎么插话，腿上的伤痛也不觉。
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年纪和我父母差不多，头发稍微烫卷了一点，算是比较新潮。她要求我们写日记，相对来说，比初中老师要开明许多。她并不要求看我们的日记，说只是希望我们保持一种写作和思考的习惯。这也合情合理，本来日记是一种私人的东西，如果有人检查的话，难免写的不是真心话。而且据我所知，很多有成就的人都写日记，日记通常也只有在去世后才会被人阅读和研究。当然，班主任不要求看，并不代表日记的内容不会被泄漏。每个时期，周围都不缺乏一些类似“福尔摩斯”的奇葩人物，喜欢探案。他们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尽管隐私与自己无关，但可以创造出让人感兴趣的话题。正是他们的存在，显示出了生活丰富多彩的一面，让平静的生活泛起波澜。
高中生的日记大部分记录的是流水账式的琐碎生活，很少涉及崇高的理想，一般人的觉悟也没有那么高。偶尔也有一些真实情感的抒发，其中最让人想知道的莫过于谁喜欢上谁了。既然是写在日记本上，按理说可信度相当高。这时，一个消息传到了我的耳朵里，让我大吃一惊。
承包小食堂的老板三十岁左右，胡子拉碴的。他的老婆很漂亮，也一起帮忙，很难想象他能娶这样一个老婆。雇了两个伙计，看起来傻乎乎，却透露着一股憨厚的样子。我喜欢这两个伙计，常常称呼他们为大师兄和二师兄。他们也很配合，经常多放点菜或油什么的。他们从不穿白色的厨师服，也不戴白色的厨师帽，让人觉得不是“正规军”。这天我们换了口味，点了茄子炒肉和青椒炒豆角，还是两个菜，但菜的分量不少。
我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对郝强说，好像革命党人在密谋：“你知道白诗琴喜欢谁吗？”
郝强吃了一口茄子，说：“管他是谁，反正不是你我。”
我夹了一块肉，说：“就是你。”
他有点震惊，露出一种既希望是自己又觉得不应该是自己的神情，说：“你可别瞎说，得要有根据。”
我说：“‘福尔摩斯’同学亲口对我说的，他不小心看了她的日记。”
郝强还是不相信，说：“不可能吧？再说我有什么值得她喜欢的。”
我郑重其事地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信，我知道她不喜欢乡下人。不过‘福尔摩斯’同学说得煞有介事，不像在说谎，他没有必要传播谣言。原话我忘记了，大概意思是白诗琴觉得你是一个有无法言说的、独特气质的人，是一个率真的理想主义者。也就是说，她喜欢你这种‘菜’。”
郝强有点迷惑，说：“她是怎么知道的，我和她交往并不多。”
我说：“这个我也不清楚，说不定有一种超距离的感应。不过她对你的评价倒是蛮中肯的，至少我也这么认为。这难道就是你所说的命运？”
他说：“可是她太活泼，我接受不了。”
我只好笑着说：“要不你让给我好了。”
他认真地说：“这能说让就让的吗？这事还是先不要声张的为好，高中阶段是不能谈恋爱的，被老师知道就麻烦了。”
我说：“还是你命运好，我想谈还谈不了。其实恋爱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听说过吗？有些体育专业的男生把女生的肚子搞大了。”
他说：“他们搞体育的，发育得早。”
我说：“我们已经十七岁了。在古代，有在这个年纪结婚的。”突然之间，我有点羡慕古代的男人，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沉浸在一种惆怅和失落的情绪中，小食堂里喧嚣的声音似乎也听不见了。
郝强拿筷子敲了一下盛菜的盘子，说：“格格同学，不要想入非非了。这事就当没有发生过，我们都别说。”
“我暗恋一下总可以吧，这是做人的基本权利。”我说。
“应该是意淫，准确来说。”他说。
周末，裘正建议去搞野炊，让我叫上黄梦飞。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才聊过一次而已。我们在农贸市场买了一些菜，就上船了。同去的还有梦飞的同班同学蓝红霞，她是郝强的初中同学。
船在江面上前进，目的地单洲。单洲面积很小，江水冲积而成。春天涨水的时候会淹掉一部分，远远望去，只能见到树。江水清澈，正是秋天，水波不大。湛蓝的天空像洗过一样，没有杂质，十分纯净。几只鸟在自由盘旋，更显出天的空旷。嗒嗒的马达声，伴随着哗哗的水流声，并不觉得吵闹，似乎奏着和谐的乐曲。远远地见到有几艘大的货轮，冒着青烟。和煦的阳光渗透在空气中，迷人的水腥气静静地弥散在四周。船走得不快，轻微地颠簸着，好像一个巨大的摇篮。
郝强第一次坐船，显得十分兴奋，说：“啊，太好玩了。”
裘正说：“知道吗？这就是沈从文小说《边城》中提到的沅江。”
我说：“你说沅江不就得了，干吗说得那么复杂，欺负我们没有文化。”
裘正得意地笑了笑，望了望靠着栏杆的梦飞。红霞在她的身边，穿着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衬衫。衬衫的底色是纯白的，略微泛出了土黄色，估计应该有些年月了。乌黑的头发及肩，不笑的时候也能见到浅浅的酒窝，笑的时候能看到两颗尖尖的牙齿。梦飞没有搭话，依然望着远方。
红霞说：“裘正，你会游泳吗？”
裘正说：“我自小在沅江边上长大，却不会游。我家就我一个孩子，爸爸妈妈管得很严，不让我下水，生怕我淹死。”
红霞嘻嘻笑了：“你是男人吗？我认识的像你这个年龄的男的没有不会游泳的。”
裘正脸羞得通红，说：“你这逻辑不对。不过话说回来，你会吗？”
红霞说：“会是会一点，只是没有在这么大的江里游过。”
裘正说：“游泳要脱衣服吗？”
红霞有点不好意思。白诗琴过来解围了，说：“裘正同学，不要那么色好不好？”
梦飞突然插了一句，说：“你们说那些大船最终会开到大海里去吗？”
郝强说：“沅江是长江的支流，长江最终流向大海。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
梦飞打量了一下郝强，说：“如果你是船长，你会怎么开？”
郝强说：“我会在沿途的码头停靠，遇到好玩的地方就多玩几天。”
梦飞说：“然后呢？”
郝强说：“直到找到一个好的地方，就在那里住下来。”
裘正插话了：“要我是船长的话，我要航行到大海里，然后继续前进，看看大海对岸到底是什么样子。人生就是一场寻梦之旅。”
梦飞说：“格格同学，你又是怎么想的？”
我说：“我开到单洲就行了。”
梦飞一脸吃惊的样子，说：“你的理想也太小了吧？你单名一个‘格’字，想必你父母希望你能格物致知，将来大有前途的。”
我也有点吃惊，说：“我父母未必知道什么‘格物致知’的，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理想。”
梦飞说：“可是你初中的时候成绩挺好的。”
我说：“成绩好就应该有远大理想吗？再说像我这种程度的人多了去了，上次的摸底考试，我在班上的排名才二十名左右。”
梦飞没有说话了，似乎在想什么，继续望着远方。船上其他几个乘客在说话，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船努力保持着与水流垂直的方向前进，风不大，波浪也不大，时间过得也不那么快，没有过多久，我们就到了单洲。
这里每年都有或大或小的洪水，有些人已经搬走了。遗留下来的房子年久失修，瓦片散落。秋天的草有点枯黄，容易着火，树倒是挺拔、笔直。诗琴和我负责洗菜。秋日的江水是凉的，但能够和诗琴一起干活，我心里暖暖的。我们抬着塑料的篮子，边走边聊。我觉得她似乎对我有了好感。她说话的语气很温和，脸上充满了欢乐。洗菜时，我有几次险些碰到了她的手。她的手在流水中，显得细而白，宛如莲藕。裘正和梦飞去寻柴火，很快，就一人抱了一抱回来。在路上，裘正不时地望着她，又主动要求自己抱多一点。梦飞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并不是很重，不过觉得裘正还是蛮体贴人的。我们返来的时候，郝强和红霞正在打灶。
郝强是这方面的行家，他说：“我以前在老家野炊的时候，只需要带火柴就行了。”
白诗琴不解地问：“那吃什么？”
郝强说：“那还不简单，就地取材。地里有玉米、红薯、花生之类的，挖一个小坑当作灶，找一个废弃的瓦罐当作锅。”
她问：“那些是自家种的吗？”
郝强说：“一般是别人家的。”
白诗琴说：“那不是偷吗？”
郝强说：“也可以这么说，别人家的东西总是好吃一点。我们乡里的孩子是野生的，谁都偷过。”
她问：“被发现了怎么办？”
郝强笑了笑，说：“还能怎么办，跑啊。他们一般也只会骂几句，就当作被鸟兽糟蹋了。”
白诗琴说：“庄稼人的心态可真淡定。”
郝强说：“我们那个时候小，父母也忙，没有人管，精力旺盛，喜欢做一些破坏的事。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时候我们真的不懂事。”
“你说的对，我们小时候是不懂事。”我说。
梦飞一边拨火一边说：“那你说，我们几十年后再回想起今天野炊的情景，会不会也会觉得不懂事？”
郝强说：“也许吧。这个我也不知道，谁知道几十年后我们会想什么。”
裘正说：“我想应该是觉得浪漫才对。”
蓝红霞正在烤玉米，说：“裘正，我觉得你是一个爱幻想的人，所以才会觉得浪漫。”
裘正说：“那你认为呢？”
红霞说：“我感情没有你那么丰富，如果要我回想的话，感觉就是在玩过家家游戏。”
裘正说：“可不能这么说，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他又望了望梦飞，说：“梦飞，你说呢？”
梦飞还在拨火、吹火，没有抬头，说：“你的确不是小孩子了，你的理想也很远大。”
裘正说：“那你说说，你们女生都有什么理想？”
梦飞望了望他，说：“我的理想就是离开小镇。”
裘正问：“为什么？”
梦飞说：“我姐说了，广东那里很好的。晚上有霓虹灯，商店里有很多衣服卖，热闹。不像我们小镇，一到晚上黑灯瞎火的，什么也没有。我要赚钱，改善家里的条件。我爸其实不喜欢卖猪肉，也不喜欢杀猪，不过为了我们这一家子，他不得不多挣点钱。我妈是民办老师，心里也不踏实，总觉得没有保障，说不定哪天就被辞了。”
红霞说：“我很赞同梦飞的说法。裘正同学，你是县城的，不了解农村生活。你知道吗？农忙的时候，我五六点钟就起床跟父母下田干活了。插秧，割稻，水田里面有蚂蟥，腿觉得有点痒，用手一抓，感觉黏糊糊的，吓得赶紧扔了。割油菜，收黄豆，捡棉花，什么活我都干过。”
裘正说：“割油菜倒是一件浪漫的事，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
红霞说：“这只不过是你的想法。不过，话说回来，油菜花的味道是真好闻，有催眠的作用。只要是开花的季节，我上课的时候都会打瞌睡。”
裘正又问：“诗琴的理想又是什么呢？”
诗琴说：“我也想离开小县城。”
我问：“为什么？你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吗？”
诗琴说：“我喜欢文艺，也算是耳濡目染吧。我妈喜欢，每逢国家重大的节日，厂里有文艺汇演之类的事，她挺忙乎的，喜欢参与，唱歌、跳舞，不赚钱都乐意。我爸以前也喜欢，革命歌曲几乎都会，只是现在没有以前那么热衷了。于是有天，我跟我妈说我想搞文艺。她告诉我，我们这是小县城，舞台小，也没有特别专业的老师指导，这条路行不通。还是读书吧，等考上了大学，去到了大的城市，机会就多了。可是我对读书不感兴趣，就喜欢唱歌、跳舞。不过能有什么办法呢？父母的想法不会有错吧。而且老师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考学是一条最便捷的路。”
郝强若有所思，说：“可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出生的地方呢？难道这里不好吗？”
我们默默无语，停下了手上的活，好像在思考什么。晴朗的天空不知道什么时候布满了乌云，光线暗了下来。一阵风刮了过来，送来了秋天的一丝凉意。渡船也远离了，开向对岸。除了我们，四周不见人，连鸟兽也不见。我们置身在一个孤岛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孤寂感袭来。我们出生的地方不够好吗？这里的人不够亲切吗？这里的山水亏待了我们吗？这几个问题一连在我头脑里闪现，却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沅江水一层一层地涌向远方，似乎没有回头的迹象。
这时郝强又说了一句：“那么你们说我们将来还会想要回来吗？”
问题如同石沉大海，我们继续保持沉默，没有人回答。我只是隐隐觉得，走得越远，回家的路就越漫长。老实说，这里是鱼米之乡，算不上富裕，但还算可以，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春有香花，秋有圆月，夏有凉风，冬有白雪，四季分明。要山有山，要水有水，水田、旱地错落分布。路上有公交车缓慢行驶，河里有轮船往来。村庄偶见两层的砖瓦楼房，城里人称为别墅。邻里相处和睦，微笑并不稀缺。县城古意盎然，各种物品供应充足。我们希求的远方又是什么样子呢？想象中应该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流光溢彩。
裘正打破了沉默，说：“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要离开的了。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父母、老师，还有周围的人都在给我灌输这种意识。也许我原来并不这样想，不过这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了，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诗琴说：“我们之间能有个约定吗？十年后在单洲再聚一次。”
我们都觉得这个想法不错，表示赞同。野炊在继续，火苗呼呼地飘着。食材的种类真不少，有茄子、黄瓜、西红柿，等等，还有一种辅料辣椒末。我指着诗琴的脸，笑着说：“你们看，白诗琴长胡子了。”诗琴说：“哪里，哪里，别瞎说。”急切之间寻不到镜子，一脸着急的样子。梦飞和红霞看了，也说有。原来她吃的玉米烤煳了。她是一个爱干净的人，赶紧跑到江边去洗脸。郝强说：“你陪她去吧，小心别被水卷走了。”我跑过去，跟紧了她。她照了照，江水波动，根本照不出胡子。又用手抹了一把，果然有黑的，便捧了水来洗脸。她问我洗干净没有。我说还没有，又指了指准确的位置，告诫她说，以后吃烧烤的食物可要小心。红薯米粥煮好了，火候很到位，是红霞做的，能见到红薯丝了。我们吃的时候，都觉得甜，赞不绝口。我想，生活要是总这么甜，该多好啊！
天阴了下来，下起了小雨，火渐渐冷却了。雨不大，却淋湿了我们。我们干脆脱了鞋，在周围欢快地跑了起来。又寻到破碎的瓦片，玩起了打水漂的游戏，看谁打得多，打得远。那水漂瞬间被流水淹没，消失在又长又阔的河道里。白诗琴不熟，往往打到一两个，瓦片就已沉没。她便向我们请教技巧。郝强说要尽量贴着水面打。我补充说瓦片形状的选择也很重要。我们玩了很久，都累了，就往回撤。沅江上有一层烟雾，能见度很低，只觉一片迷茫。
回来后不久，我就感冒了，头疼流鼻涕。梦飞见了，坚持要我看医生。我表现出了男子汉坚强的一面，坚持自愈。郝强没有嫌弃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和我同吃同玩。没过几天，症状就消失了。
下课铃响了，我们像圈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样，争先恐后地出来了。女同学利用课间几分钟，踢毽子。郝强和我靠在沙石的栏杆上聊天。他的穿着终于有了进步，不再穿拖鞋了，裤子也没有以前卷得高了。也许是由于天气变凉的原因吧，我这样猜测。他也没有先前那样黑了。校园里，初中部的学生在嬉戏打闹，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压力，无忧无虑的样子。万年青郁郁葱葱，硕大的梧桐树开始落叶子了。在阳光的照射之下，一切都清晰可见。
郝强问我：“你觉得历史老师教课怎么样？”
我说：“一般般。”
他说：“我也这样认为。他那种水平，我也有，基本上是照着书念。吐词不清楚，信心也不足，让人老觉得历史好像不真实。”
我说：“所以我打算高二分科的时候选理科。”
“我也准备选理科，说不定我们还能分到一个班呢。我对文科没有兴趣，觉得文科不能提高人的智商。以前我初中的时候，成绩好。为了保住名次，我什么都得学，历史、地理、生物，等等。这些都是死记硬背，没有什么意义，浪费了不少时间。老师也没有教我们怎么推理，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他说。
我说：“我也有同感。理科的就业面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他说：“上次摸底考试，我排名和你差不多，也是中等水平。因为我放弃了文科，不想在这些科目上浪费时间。初中的时候可不行，如果你的排名突然下滑了。父母就会觉得你不用功了。现在，我可以向他们解释说，这里聚集的是全县的尖子生，中等排名就名正言顺了。”
我说：“这么说，你初中的时候活得很累了。”
他说：“谁说不是呢！我必须在下课的时候也得学，老师也觉得这种精神值得表扬。现在回想起来，既浪费了时间，又消耗了精力。而且，如果你成绩好的话，别人会要求你在道德方面也同样优秀。可是，道德有时往往也和智商一样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有时必须伪装，让大家觉得我的道德也高尚，比如有拾金不昧的精神，孔融让梨的精神。可是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自私的人。”
我说：“也就是说你没有表现出真正的自己？”
他说：“可以这样认为。所以高中的时候，我可以表现出我坏的一方面。有些恶在早期的时候就释放一部分，也许不是一件坏事，至少危害不会十分大。”
我得承认，和他的认识相比较，我相差那么一个等级，也就是说我不如他。他不是那种天才式的人，但比普通人要强那么一点。所以，我还是有点服他的，尽管我认为我也不差。
“也就是说，不要活得那么压抑，不要为了别人的预期而活。”他继续说。
裘正也过来凑热闹了，说：“听说你们两个要选理科，可是我要选文科。”
我问：“为什么？”
裘正诡异地笑了笑，说：“文科班女生多呀！听说梦飞也准备选文科。”我们同时白了他一眼，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喜欢读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我又问：“为什么文科班女生多？”
裘正说：“因为女生好感性思维，也许是基因决定的吧，我也闹不清楚。总之，从历届文理科的数据统计来看，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我说：“原来你是冲着女生去的，没有安什么好心呀。”
裘正说：“话可不能这么说。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城里的孩子选文科的多，乡下的孩子选理科的多。白诗琴是铁定选文科的了。”
我问：“这又是为什么？”
裘正推了推镜框，乜斜了我一眼，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我有点恼火了，说：“你的意思是我们理科生是劳力者？”
裘正说：“我可没有这么说，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郝强对我说：“不要那么生气，也许他说的有道理。”
裘正说：“理科生追求的是一种确定性的东西，其实生活往往是不确定的。”
有个毽子飞了过来，我见是白诗琴踢过来的，正要飞起一脚踢回去。上课铃响了，我们又一窝蜂地进了教室，继续方程求解之类的课程。老师解题的思路很巧妙，基本上都能求出解，让人感觉办法总比困难多。
那天，下了晚自习，天已经黑了。我们照例回到了宿舍，刷牙、洗脸。不一定洗脚，因为不是每天都打热水。天也有点凉了，并不适合用冷水洗脚。宿舍十分凌乱，袜子和鞋摆放没有规则，满地都是。人的习惯不同，即使有那么一两个喜欢规则的人，也会不可避免地被同化掉，混乱是宿舍的一种常态。虽然已经是秋天，蚊子还没有走，必须用蚊帐。家庭条件好的蚊帐白一点，差一点的成黄色，几乎成黑色的也有。蚊帐尺寸参差不齐，里面仅有枕头和被子，家庭条件好的或许有饼干。常常发生偷吃饼干的事件，但始终查不出是谁干的。关灯之后，同学们喜欢夜聊。
“你们说说班上谁的胸最大？”
“你这个流氓，光关注这些关键部位。我觉得胸大并不值得骄傲，最主要是挺才好，有一定的手感。”
“我还以为你是什么正人君子呢！跟我想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你们太龌龊了。女生好不好看，脸是关键。白诗琴的脸太美了，纯净，对称，有某种弧度的美。”
“请解释一下，什么是弧度？”
“我的意思是她的脸在下巴合拢的位置闭合得很完美，简直可以用某种函数来描述。”
“其实我觉得屁股上有肉才好看。”
“你的眼光好独特啊！”
外面传来了门卫老头的呼喊声：“不要说话了，关灯睡觉了。”同学们顿时静了下来。门卫老头也许在念叨，这些孩子和他年轻时候想的问题几乎差不多。不过保持宿舍的安静是他的职责所在，所以他不得不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巡视和警告。他可真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没有他我们不知道会说到什么时候。尽管电子手表已经普及且价格也不贵，但很多人都没有戴手表的习惯，基本上靠学校的铃铛声来判断时间的大体区间。大家认为知道确切的时间也没有什么用途，更多的时候是用上午、下午或晚上来习惯性地描述时间，倒也没有造成生活上的诸多不便。
过了一会儿，我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了一个念头，静悄悄地爬到郝强的床上，用一种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我们去看录像吧！”这个想法已经盘旋很久了，以前在老家的镇上由于周围人都认识我，我不好意思去。而且我初中时成绩还可以，无形中对自己道德水准的预期也比较高，不想在同学们心目中树立不好的形象。后来又听说如果高一的时候不放松玩玩，到了高二、高三功课紧，就没有时间了。我知道郝强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常常会打破固有的观念，他也许会同意我的要求。果然，他没有犹豫，二话没说，开始穿衣服了。
门卫老头也已经关灯睡觉了。我们爬上了铁门，越过了尖锐的顶端，像野猫一样，悄无声息。估计夜已经深了，校园里面没有人走动，和白天热闹的场面判若云泥。不过我们还是很小心，蹑手蹑脚，不敢翻越学校的正门，有保安，决定翻墙。围墙有点高，郝强比我高，他蹲在下面，让我先过去。我不客气，踩在他的肩膀上，爬了上去。随后，他跳了起来，双手扒在围墙上，弯曲双臂，也爬了上来。我们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干净利落，没有惊动任何人。
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忐忑的。一方面觉得突然之间挣脱了束缚，有了自由。另一方面内心又充满了茫然，并不知道后果会怎样。没有路灯，夜很黑，除了眼前的路，什么也看不见。街上没有行人，人力车也不见了。偶尔见几辆摩托车呼啸而过，骑手是古惑仔也不一定。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漆黑的尽头依然是漆黑。为了壮胆，我开始和郝强聊天。
我说：“会不会有警察把我们带走？”说完这句话，我立刻后悔了，更加害怕。
“我们看起来不像坏人吧？不要怕。”他的语气也不那么肯定。
我说：“要是真被抓了怎么办？”
他说：“白诗琴的爸爸不是公安局的吗？”
听了这句话，我算是有底了。又说：“那些街上的小混混会不会敲诈我们？”
“这个也说不定。不过我们不像带了很多钱的人。”他总是安慰我。
我问：“你怕黑吗？”
“不怕，我曾经独自走过山里的夜路，常常吹口哨或者哼歌壮胆。”他说，“不过倒是这种突然之间降临的自由，我有点不适应。”
“我也是。”
“也许以后慢慢就习惯了。”
我停顿了一下，说：“你知道我想看什么片子吗？”
他说：“色情片。”
我有点吃惊，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说：“英雄所见略同。”
“这么说，我们是英雄了。”
“狗熊也有可能。成为英雄之前也许先要成为一头合格的狗熊。”
“不顾一切往前冲的那种？”
“是的。”
白天经过县城的街头时，录像厅的海报五颜六色，五花八门，以港台片为主。各种各样的古惑仔片、武打片、赌片，还夹杂着一些色情片。单是听到里面的声音，就令人浮想联翩，驻足不前。不过白天我通常不敢去，因为容易被发现。要是白诗琴偶尔逛街，见到我从录像厅出来，情何以堪？而且听说色情片白天很少放映，这也是我白天不去的理由之一。
大家都希望我做一个好人。家长叮嘱我在学校里面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老师教导我要尊敬长辈，团结同学。社会也希望我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人，便于管理。他们从来没有给我们机会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我表面上装出一副很顺从的样子，可内心是不可理喻的，是充满反叛的。我不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但我也不会存心去伤害别人。我只想做我自己，我有我的判断力。我不希望别人给我指明道路，我只想自己去找。
郝强建议去看看晚上的沅江是什么样子，我表示同意。江风夹杂着水气扑面而来，让人不觉有一丝寒冷。我打了一个冷战，头脑清醒了些，我已经离开学校了。江面上什么也看不见，鸟儿去哪里了，轮船又停靠在哪里，不得而知。只隐约听见流水的声音，感觉水流一定很急，浪花一定很大。头顶上既不见有星星，也不见有月亮。此时此刻，只有郝强和我。时间似乎不存在，很难说这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江中的单洲也不可见，不久前我们还在那里野炊过，似乎只是一种幻觉。那里的火应该早已熄灭了吧，我不禁这样想。为了驱散寒冷，我开始做扩胸运动，像在拥抱什么，然而空中什么也没有。我很想大喊一声，打破沉静，然而又怕失去这种沉静，终于还是忍住了。郝强也有点冷，开始跳跃，手不停地摆动，能听到他的呼吸声。这时做什么都可以，没有人会嘲笑，无拘无束。
此地不宜久留，冷且风大，我们继续前行。空气中渗透着腐烂的水果的味道，还有死鱼的气味，都往鼻孔里钻，有点刺激。刚刚应该是经过了农贸市场。离县城中心不远了，终于有光亮了，发廊的彩灯在旋转。这么晚了，还有人理发吗？我暗自问自己。透过模糊的玻璃门，我很想弄清楚里面的姑娘究竟长成什么模样。郝强看透了我的心思，警告我说里面危险，不要进去。我只好留恋不舍地多望了几眼，离去，但身体的某个部位已经有了反应。
郝强说：“你不是会唱《堕落天使》吗？”
“是的，刚学没多久。”
于是我们相视而笑，一起唱了起来，声音不大，但吐字很清晰，“你那张略带着一点点颓废的面孔，轻薄的嘴唇含着一千个谎言……”自我感觉良好，潇洒而又自在。
路过一家电子游戏厅，我们决定去玩几把。好像坏人做坏事一样，做两件和做一件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况且我们并不是干坏事，只是想放纵一下自己。见到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也在玩，年纪比我们小，乳臭未干。这帮孩子为什么没人管，家长都干吗去了，我心想。声音很吵闹，有玩麻将的，打得好的，还可以脱去屏幕中少女的衫；有玩战斗机的，轰隆隆地响。投币后，我们玩对打，屏幕上显示了几个日本漫画风格的肌肉结实的人供选择。我们操纵着手柄和按键，玩了一会儿，觉得无聊，就离开了。没有和老板打招呼，和他不熟，平时玩得少。
录像厅门口的售票员给我们打招呼，说今晚的片子不错，里面还有空位。做这行竞争也挺大的，一连就有几家。由于我们目标明确，没有理他，径直奔向了裘正推荐的那家。他是县城的，听他的没错，他不知道看过多少回了，城里的孩子见过世面，开放。每次他给我绘声绘色描述的时候，我只能想象，插不上话。
录像厅的海报很吸引人，在深夜的灯光照射之下，更加醒目。我们略微犹豫了一下，低着头，买了票就进去了。里面有不少人，空气混浊刺鼻，有口香糖的味道，也有香烟的味道。我鼻子不适，打了一个喷嚏。也不知道到几点钟了，郝强开始打哈欠，有点犯困的样子。我提醒他要打起精神，正片子很快就要开始了。正在放映赌片，这类片子我们看得多了，没有多大的兴趣。有观众开始大声叫唤：“到时间了，该换片了。”放映工没有理会，说：“看完这部吧。”观众的情绪缓和了一些。有人开始睡觉了，有打呼噜的，需要养足精神。郝强似乎也有点支持不住了，躺在了座位上，嘱咐我说放正片子的时候叫醒他。有几个年轻人被警告说不要在里面抽烟，小心火灾。他们只好出来，我也跟着出来了。售票员困了，穿着军大衣，趴在桌子上睡觉。夜深了，香烟形成的雾袅袅升起，年轻人有说有笑。不远处，有警车的声音传过来，后来又弱了下去，直到听不到。我感到饿了，环视四周，没有一家店铺开门营业，连烧烤摊也不见。外面的空气是好一点，但温度低。我只好再次进去了。
赌片终于完了，换了一部片子。这是一部枪战片，并不是我们需要的。观众再次爆发了抗议，要求换片。放映人员解释说，今晚不行，县里正在整顿和严打，不能在风口浪头上冒险。我觉得他说的好像是真的，因为刚才听到了警车的声音。于是有人要求退票，放映人员又说，不行，买了票就不能退。我感到很失望，我是千辛万苦，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到这里的，竟然没有满足我的愿望。不过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郝强也醒了，知道了情况，说：“要不我们回去吧？”我说：“太晚了，不如就在录像厅过夜。”他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开始睡觉，睡得迷迷糊糊，不是很踏实，扩音器里总是传来稀里哗啦的枪炮声。投影机的灯光在黑暗中穿越，呼噜声和枪炮声交织在一起，口香糖和脚臭的味道难以分离。
墨色的天空逐渐变浅，有几只麻雀出来觅食。一轮红日出东方，新的一天来临了。县城的街道开始苏醒过来，我们肚子饿得咕咕响，昨晚消耗的能量太多。米粉早餐店人不少，我们分别叫了两碗，为了省钱，第二碗没有要浇头。每个月家里给的钱很固定，如果有一天花多了，意味着另外一天就得少花点。米粉很地道，滑溜，顺着喉管往下滑。我妈曾经跟我说，越是饿的时候越要慢慢吃，吃得快撑肚子。大人的经验我选择性地加以传承，为了防止吃得太快，我加多了一些免费的辣椒酱和泡菜。郝强很快就吃完了，果然说肚子太撑，而且没有吃到味道。但我还在津津有味地享用。我想多年以后，如果我离开了这里，我会很想念米粉的，尽管它只是一种普通的、廉价的食物。老板丝毫没有怀疑我们的饭量，认为我们正处于长身体的阶段，吃两碗很正常。其实我们平常只吃一碗就够了。他是一个慷慨的人，第二碗的分量比第一碗还要多。
因为太饱，我们坐着休息了一会儿，见到人力车夫在吆喝。这种车当地人称为“慢慢游”，属于一种三轮车，有篷供客人遮风挡雨。他们总能带你去想要去的地方。
郝强说：“蓝红霞的爸爸干过这行。”
我应了一声：“哦。”
“她姨父在郊区，每当农忙完之后，她爸爸就会去那里踩三轮车。他们一起有个伴。”他补充道。
我说：“她家条件不好吗？”
他说：“也谈不上好不好，我们那里比较平均，条件都差不多。只不过她家有三个孩子，还有个姐姐和弟弟。”
“比我们家多一口人吃饭。”
他说：“听说那一行也不好干。三轮车夫分地盘，欺生。”
“新时代的骆驼祥子。”
他说：“所以蓝红霞有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挣脱她出生的环境。”
“不难理解。”
路上行人渐渐多了起来。三三两两的学生，踩着自行车上学。估摸着差不多了，我们开始回学校。电子游戏厅的门已经锁了，该休息了。发廊的灯不再旋转，也许要到下午才营业。农贸市场上，卖菜的小贩和买菜的主妇在谈着什么，像往常一样热闹。昨晚的腐烂气味已不可闻，由新鲜的蔬菜味道所代替。沅江泛起了一层浅白色的水雾，偶尔传来汽笛的声音。经历了这一晚，我们似乎成熟了不少。
来到学校，我们连升旗仪式也没有落下，和同学们一起唱国歌，庄严的国旗冉冉升起，随风飘扬。紧接着是教导主任训话，他说了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大概意思总逃不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报效祖国，等等。教导主任常年穿中山服，戴鸭舌帽，穿皮鞋，表情严肃，没有笑容。我们都很敬畏他，但又说不上来为什么，总感觉他的理论深不可测。他说话的时候先要静默一会儿，等到鸦雀无声的时候，才开始说。一来可以保证他的话能被我们听清楚，二来可以显示出一种威严。我其实有点累了，耷拉着眼皮，心不在焉。不过人很多，他也没有注意到我。他说完了话，我们机械性地鼓掌，然后就散了。
晨读的时候，班主任巡查。我强打着精神，读书声音不比其他人小。晨读可以选择语文或英语，我选的是读英语，这样我可以避免思考，不那么疲惫。我瞟了郝强一眼，他也在打哈欠，目中无神。白诗琴的头发比以前长了一点，如果再不剪，就不能称为娃娃头了。我似乎出现了幻觉，觉得她就像一个仙女一样，鹤立鸡群，在对我打招呼。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下盹，回过神来，继续朗读。同学们的朗读声也此起彼伏，犹如交响乐一般。教室外面有鸟在叫，声音清脆，一会儿又飞走了，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当天我值日，有几次竟然忘记擦黑板了，上课也没有喊“起立”和“老师好”，显得很没有礼貌。同学们也不以为怪，认为只是偶然现象。课间十分钟，我也不像往常一样在走廊里玩耍。只有裘正觉得不正常，他一再追问我，我就是不告诉他，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上课时，我双手托着下巴，装出很认真的样子，脑子里却一片空白，没有思维的痕迹。到上午第四节课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趴在课桌上睡了起来。不幸的是我和郝强双双被送到了班主任那里，毕竟有两个人同时上课睡觉是很蹊跷的事，而且这两个人平时关系还不错。
我已经忘记是怎样离开教室的了。班主任在办公室坐着，戴着眼镜。透过镜片，依然能感觉到她目光的严厉和深邃。我们站在那里，好像罪犯一样接受审判，心里滋味难受。她双手平放在办公桌上，态度严肃。我们起初百般抵赖，说什么也没有干过。不过她并没有放过我们，她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教师。几个回合之后，我们便败下阵来，和盘托出，一五一十地交代了经过。
她说：“我教了这么多年书，也没有教过像你们这样的学生。”
我们保持了沉默，我们确实不同寻常。
她又说：“你们家长辛辛苦苦挣钱，送你们来这里读书学习，希望你们考上大学，脱离农村，你们叫他们怎么想？他们赚钱容易吗？”
我心想，确实不容易。我想到了大热天父母在田里割稻，一担一担肩挑回来，又把稻穗喂到机器中脱粒的情景。谷子晒干后，又争先恐后地上交给国家，换来几张薄薄的钞票当作学费。我的眼睛有点湿了。
她继续说：“你们的青春年华就这样浪费掉，将来回忆的时候，你们不后悔吗？”
这点我倒不清楚，没有感应。头脑里继续闪现农忙的景象，打稻机在田里呼啦呼啦地响着，每一脚踩下去，都很费力。男人们齐声发力，推着打稻机前进，所过之处，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没什么可商量的，必须叫家长过来。”她最后说。
郝强说：“可不可以不叫家长，怎么惩罚我们都可以。”
我有点害怕，害怕事情闹大了，叫家长来，多没有面子啊！简直无地自容。初中时，我可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低声说：“我们错了，以后不敢了。”
班主任在思考，当时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电话，叫家长过来也不方便，往返坐车至少需要四个小时左右。我想，她似乎要原谅我们了，她脸上流露出了一种松懈的表情，她有着一颗慈母般的心。而且因为这样一件事叫家长过来，对学生将来的成长也不利。年轻人处于成长的阶段，犯错误也是情有可原的。
她说：“念到你们是初犯，而且承认错误的态度还算真诚，家长就不叫了。不过罚你们搞一个星期的卫生。”
我们如同被特赦一般，连连说“好，好”，退了出来。
她叫住了我们，说：“还有，在班会上要做书面检讨，写一篇不少于五百字的检查。”
我们无话可说，没有反抗的余地。
我作文水平不好，平时写作文很难受，总是很空洞，写的题材也是设定好的，没有生活经验，也无法发挥。我把这次看录像的缘起、经过，写了出来，又从思想高度上有认识、有总结，洋洋洒洒下来，居然也达到了五百字左右。心中不由欣喜不已，原来自己还是有一定文采的，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班会的时候，我开始念检讨了。我很少面对这么多的人说话。虽然他们都是我熟悉的人，我还是有点害羞，不好意思，声音像蚊子一样。班主任提醒我要大声点，她听不清楚。我只好提高了声音的分贝，念到最后，我几乎被自己感动了，大意是从小处说这是一次自由主义的放纵，从大处说不利于学校的安定团结，在同学们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我要改正，洗心革面，等等。同学们的神情各异，有幸灾乐祸的，有表示同情的，有吃惊的。很多人没有想到我竟然有这样的胆量，而且还是主谋，因为我看起来是一个老实的人。我瞟了白诗琴一眼，她露出了鄙夷的神情。这对我的打击很大，脸不由自主地红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裘正同学一脸坏笑地望着我。
检讨完了，没有掌声，只有唏嘘声。紧接着郝强也做了类似的检讨。班主任再总结发言，希望同学们以此为戒，不要再重蹈覆辙。
本来打扫卫生是学生们之间轮流干的活，结果我俩干了一个星期，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路过的人对我们行注目礼，从他们的表情可以推测出各种各样的想法。有人可能想知道我们的尊姓大名，有人可能想知道背后的原因。当时并不是学雷锋的时节，而且我们也没有流露出助人为乐的喜悦，学雷锋做好事是可以否定的了。梧桐树的叶子每天都在落，怎么扫也扫不完。这里地属亚热带气候，树木四季常青。我拿着扫把，他端着簸箕，活儿并不重，配合还算默契。但风不时刮过来，我不得不追着叶子满地跑，真折腾人。
休息间隙，我靠着扫把，问郝强：“你有没有觉得后悔？”
他说：“没有。至少我们经历过了。”
看来他并没有埋怨我，我说：“我心里好受一些了，你不怪我。”
他说：“即使你不邀我，我心里也想去，怎么能怪你呢？而且有了这段经历，我以后就不会再期望去看录像了。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坏事，没有伤害到别人，只不过随心所欲，是一种释放罢了。”
他认识比我深刻，听了他的解释，我也没有先前那么强烈的羞耻感了，继续扫地。一会儿后，我静静地说：“我只不过是表现出了真实的自己，真实的欲望而已。难道人不应该做回自己吗？”
郝强没有回答我。风继续吹，凉飕飕的。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成了一个寺庙的小和尚，每天在师父的安排下，打扫卫生。我不解，问师父为什么老是让我干活。师父说，他也不知道，只管扫就行了。
第二天，打扫卫生的时候，我把这个梦给郝强说了，希望他给我解解。他说，他也不明白，只是觉得我的梦做得很好玩。头一次听人说我做的梦好玩，我说：“你不是在安慰我吧？”他说：“没有必要，是好玩。其实我蛮喜欢扫地的。”我说：“你确定不是在安慰我？”他说：“你不觉得扫地对身心有益吗？”我们把叶子倒在了垃圾车里，一起推到了指定的地方。垃圾在燃烧，冒着青烟，有点呛人。叶子很容易着火，很快就化为灰烬。我寻思着梦，只顾埋头扫地，别人觉得我好像着了魔一般，只有郝强觉得我是一个正常人。
事情还是传到了梦飞和红霞那里。她们边走边聊，一起回宿舍。秋天的阳光不再那么强烈。红霞穿一件新买的红色羊毛衫，开胸有纽扣，两个小袋。远远望去，不再显得那么土气，步伐中却缺少都市少女的那种娴静。据说他爸最近赚钱了，狠了狠心，给她买了一件。梦飞依然是牛仔裤，配一件紫色夹克外套，拉链拉到了脖子边，胸部略微突出了一点。
红霞说：“初中毕业后，我去过郝强家。”
“单独一个人去的？”
“哪里好意思一个人，和几个同学。”
“为什么？”
“一个人去，别人还以为我喜欢他呢。”
“你不喜欢他吗？”
红霞稍微红了一下脸，说：“他家条件还不错，父母都是本分人，肯干。郝强初中时成绩很好，经常得第一名。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现在堕落了。”
“这不能算堕落，其实我也想看录像。”
红霞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吃惊地睁大了双眼，说：“不会吧？”
“怎么不会。只不过我们是女生，不敢轻易说出来，更不敢去做。”
“这话你可不要张扬。”红霞说，“看不出来瞿格也有这样的胆量。”
“我了解瞿格，他表面上很温顺，其实也是一个有性格的人。”
“不过这事发生在他们身上，还是有点奇怪。”
“我没有觉得奇怪。相反，我认为他们表现得比其他人更真实。”
到了宿舍，她们停止了说话，其他人正在睡午觉。女生宿舍稍微干净、整洁一点，基本上没有化妆品，生活俭朴。和男生宿舍相比，只是多了胸罩、卫生巾、镜子、梳子、发卡之类的物品。反正这里不会有男生进来，有些任性的人也不讲究，衣服堆在床上，并不折叠；胸罩搭在线上，散发着体味。
升旗仪式每个礼拜照例举行一次。教导主任发言，意思是最近有一股歪风邪气在学校漫延，希望我们提高警惕，以学习为第一要务，切不可放任自由。他神情严峻，声音低沉，中山服依然穿得很齐整，袋盖左右对称，露在外头。他并没有提到郝强和我的名字，不过我老觉得他是在隐射。莫非这件事他老人家也知道了？随后我们唱了校歌，“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升起，美丽的校园青春洋溢……”歌词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朗朗上口。
转眼之间，秋去冬来。皑皑白雪覆盖了校园，十分纯洁。不见麻雀前来觅食，不知道它们飞到了哪里。天空也不可见全貌，只见雪花成片飘舞。有几只肥硕的乌鸦在梧桐树间穿梭。偶见老鼠或猫留下的痕迹，但不久便被白雪遮掩，杳无踪影。课间，低年级的学生在追逐，相互扔雪团，留下一串串脚印。万年青的积雪不时被抖落。下雪天不需要撑伞，戴上帽子或者围巾即可。雪花不会立马融化，轻轻掸一掸，恢复如初。鼻孔中冒着白气，有人双手搓着冻红的脸颊。有人手脚冻伤了，红肿，一到晚上的时候奇痒无比。有穿套靴的老师，到了教室后，换上了棉鞋。
这节课，我们上的是高尔基的《海燕》。班主任分析了课文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接着声情并茂地带我们朗读。然后，她介绍了作家的其他作品。我对俄国人写的小说不喜欢，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名字太长，而且什么夫斯基又太多，经常搞不清楚谁是主要人物、谁是次要人物。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可能找到他们的原著。不过我喜欢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首歌，白诗琴应该也会唱吧！
然后，她又要我们记住高尔基的原名，说可能会是一个考点。我很疑心学校教育的重点出了问题，记住一个俄国作家原名到底有什么用，仅仅是为了考验一个人的记忆力吗？外面大雪纷飞，我把那几只乌鸦想象成了海燕，真是顽强的生命，如同黑色的精灵，在白色的世界里画画。它们比我更自在，不用记作家的原名，只管挥毫泼墨。
班主任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说：“也许大家觉得这些知识点没有用，不过知道多一点总不是件坏事。高尔基的作品你们现在没有时间读，将来或许也不会读，或许也有人读。”当时的语文教师讲课基本上是跟讲义，很少能有自己的观点，自身的知识难以成系统，七零八落的。不过不应该对他们有太高的要求，他们经历过文化的沙漠。
第一学期结束，寒假到了。郝强和蓝红霞坐上了公共汽车，一起回家。这是他们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其实也不叫单独，周围还有一些陌生的乘客。红霞对他的爱慕来源于对智慧的向往，在她看来，郝强的头顶有一种光环。他总是那么的自信，认为课本上没有不能理解的知识，甚至可以自学成才。这能称得上恋爱吗？她也闹不清楚，没有人传授恋爱的知识。当一个人了解了什么是恋爱以后，已经老了。
郝强觉得红霞也不错。他们有共同的生活背景，对双方的家庭也有一定的了解，这点很重要，意味着有共同的语言。红霞看起来结实、健康、红润、纯真，不像大家小姐那样耍脾气。生活也不容许她耍脾气，家里人多，生活拮据，父母干活辛苦，她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她的脸很光洁，几乎没有斑点，如同有一层透明的薄膜。他们坐在同一排座位上，相隔一尺有余，车颠簸的时候会不小心碰撞一下，接着又分开了。他们聊了一些学校的见闻，接着又提到初中同学的一些境况。有些去了职校，有些干脆辍学打工去了，也有上中专的，务农的也有……干什么的都有，过上了各种各样的生活。
红霞问：“你选文科还是理科？”
“理科，我理科成绩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你文科、理科都可以选。不像我，只能选文科。女生年纪越大，脑子越不灵活。”其实她希望他也能选文科，这样就有机会在同一个班了。
“文科老师课讲得不好，我不喜欢。你这件毛衣好看，谁给你买的？”
“真的吗？说不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爸前段时间，踩‘慢慢游’生意还好，就给我买了一件，说大姑娘了，也该注意打扮了。我弟还闹了一阵子意见呢。我不敢跟别人说，跟你熟才说的。”她露出了尖尖的牙齿，可爱的样子。
“哦，你爸挺喜欢你的。”
“哪有爸爸不疼爱女儿的！”
“以前我路过你家几次，不敢去找你，怕碰到你爸。”
她咯咯笑了，说：“我爸又不吃人，怕什么？”
“倒是你妈见到我之后，认识我，叫我进去玩。我不肯，她又打红枣给我吃。你当时好像不在家。”
“是的。我家门前是有一棵枣树，很高，分叉也多，可以乘凉。”
“我家有桃树，我很想送些桃子给你吃，最后还是不敢。”
“为什么不敢？我最喜欢吃桃子了，汁多又甜。”她开始嗔怪他了。
“不敢就是不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一向不是个胆大的人吗？”
郝强脸红了一下，说：“看录像的事你也知道了？”
“知道。不过你放心，我不会给家里人讲。”
“我相信你，这样就好。”
车子走走停停，不断有人上车下车，没有站牌，随叫随停，尘土飞扬。售票员耐心地询问目的地，她清楚沿途的每一个地名，或者某些标志性的景物，比如什么河什么树之类的。天空云卷云舒，呈现出有意象的图案，有的像奔马，有的像走象，有的像城堡。有几爿绿色的菜园，散养的黑牛悠然地吃草，白羊咩咩地叫着。干活的人见到有车经过，抬起头无意识地打量，见到没有熟人下车后又继续干活。若是见到熟人，总要打招呼，“去街上干什么去了”或者说“抽根烟再走”。正值冬季，人们并不十分忙，过年的节奏。
郝强回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打糍粑，聚集了男女老少。妇女们忙着添柴，蒸糯米饭。火很旺，青烟顺着烟囱往外冒，呛不到人。灶房里弥漫着白色的蒸气，水在锅里呼啦啦地响，木制的甑外凝聚着水珠。小孩子到处乱窜，狗在摇尾巴，鸡也不安静，随意地叫。一个石臼放置在中央，打糍粑的工具也准备好了，木头的棒子或者干脆就用锄头把。有人用筷子插了几下糯米饭，又尝了一口，觉得差不多了，于是把糯米饭倒在了石臼里。每个小孩子都分到了一小团，先让他们吃着，免得吵闹。郝强的爸爸正值壮年，中午喝了一点酒，面色通红。他已经开始了，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手，顺手拎了一把锄头，显得轻而易举。他的对手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年轻人早就听说郝强的爸爸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好手，这次是特意来挑战的。刚开始的时候节奏很快，糯米也不粘，越到后来越是拔不出来。而且每次务必打到点子上，否则会被别人笑话。年轻人毕竟嫩了点，空有一身蛮力，一会儿后开始脱衣服了，累得不行。这不仅需要力气，也需要技巧，考验的也是一种耐力。中年人是最有耐力的了，他们肩负着生活的重担，知道力气需要源源不绝地使出来，不再像年轻人一样血气方刚，光知道使猛力。
糯米已经打得黏糊糊了。有位年长的老人负责出坨，均匀地分成一坨一坨。刚出石臼时温度很高，老人抹了一手的茶油，顺着木棒往下拔。孩子们和女人们上场了，糍粑的形状各异，以圆形为主，有调皮的小孩子甚至做成了三角形。孩子们争抢着印花的模具，胜利的一方总是得意地高举着。
郝强也跟着做糍粑，不一会儿听到爸爸的声音：“儿子，来替我打几把。”郝强脱了外套，像大人们一样唾了两口，接过了锄头。不久，他便觉得手几乎要起血泡了。他出生在农村，也干过一些农活，不过基本上属于业余玩票的性质，家里希望他还是以学业为主。没有一定厚度的手茧，是干不了这种活的。打糍粑看起来很轻松，好玩，其实并不那么简单。有些事情是非要亲身体验才知道的。他还是在坚持，不过心中已经逐渐体验到农村生活的艰辛了。打糍粑在庄稼人的眼里，是小儿科，是农闲时的娱乐。但对于一个未曾干过重活的健壮的年轻人来说却是颇费力的一件事。灶房里没有风吹日晒，也很热闹，不会感到孤单，打糍粑的氛围相对来说非常好。
成年男人们在抽烟，相互借着火，间杂着一些似是而非的成人笑话。不一会儿，糍粑就铺满了一席一席的。小孩子做了一会儿，没有新鲜感了，又去玩了，相互追逐，或追猫、狗。大人们也不理会，继续干活，没人觉得小孩子一定要干活。况且这是一年中最轻松、最惬意的时光，平时的辛苦和委屈随着青烟消散在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