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回的刘颂之所以青史留名，倒不是因为他的危机公关，而是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司法是朝廷信用的最后底线，是社会道德的最后防线，守不住将会很危险。他不仅这么想，而且也是这么做的。在他眼里，公平正义有时虽然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这个刘颂就是上文因审理二王争功没有领会皇帝意图而被贬的那位老兄。
刘颂担任过尚书三公郎和廷尉等职务，主要掌管法律、审理冤狱，是个很执着的法官。一个叫扈寅的尚书令史，不知是得罪什么人还是莫名其妙遭到陷害而被下狱，司马炎诏令刘颂调查个究竟，刘颂跟他非亲非故，也没受人之托，但他明察秋毫，经过细致调查后坚持认为扈寅无罪，扈寅才得以免祸，时人把他比为西汉的张释之。
张释之是什么人？他是汉朝的一位法官，在维护法律公正方面，他严守法纪，秉公断案，依罪量刑，当皇帝的诏令与律令发生抵触时，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政策和法律不一致，刚正不阿的他多次与汉文帝发生冲突，不顾自己生死，也要执意守法。时人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刘颂也这样，当朝廷的规定和实际情况发生冲突时，他会不顾一切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予以解决。不过，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当初相国司马昭征召他为相府掾属，奉命到蜀地出使。当时蜀地刚平定，土地荒芜百姓饥饿。按照规定，他应该把所见所闻如实向朝廷汇报，朝廷再组织户部等部门进行廷议，决定是否开仓赈贷。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一来一回至少要数月之久。但眼前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救人要紧！他一边向朝廷发出紧急公文，一边不等批复就开仓赈灾。结果就被免职了。
等他复出时，为了使天下无冤民、世上无冤案，他强调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判案，断罪应以法律条文为依据，没有法律条文，就应根据刑名和法例，法律和名例都用不上，就不能定罪。他极力反对司法官吏迎合君主意志，迁就社会舆论，借口具体情况，“看人设教”、“随时之宜”，以致撇开法律条文不用，量刑畸轻畸重。他说，如果认为法律条文不尽妥当，可以修改；如果认为法律条文完善，就必须严格执行，不许枉法。跟现在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是同个道理。
不仅审判执法要公正不偏，从政做事也要公正公平。他担任淮南国相期间，严肃公正，很有政绩。先前官府修治芍陂，每年都动用数万人，当地豪强相互兼并，孤独贫穷的人失业。刘颂就想了个办法以改变现状，让当地人戮力同心，参与修治，并按功劳大小获得报酬，有点社会主义初期按劳分配的味道，百姓都称他公平。
上梁不正下梁歪，要想公正公平，就从上面开始。西晋自从泰始以来，已将近三十年，晋武帝还没有纠正衰乱时代的弊病，各项事业也并没有比以往更加兴旺，为此刘颂忧心忡忡，写了一份著名的奏疏，向皇帝毫不避讳地指出，要理顺体制，公正行事，如果以后大业或许不安稳，那么责任就在于陛下。
在奏疏里，他提到要逐渐依靠公正的标准去管理。“陛下由于刑法禁令宽松放任，想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这种局面是平时日积月累形成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能用公正的标准治理下民，这确实要等到时势所宜的机会。然而至于矫正世风，救治时弊，自然应当逐渐走向清廉整肃。这就好比行船，虽然不能径直渡过急流，然而应当渐渐随着水势往前走，一点一点地朝着自己要去的方向，然后就能渡过河去。”
他给皇帝提出了建议，皇帝亲政也好，宰相摄政也罢，大头头毕竟只有一个人，要主理这么大的天下，主要还是依靠百僚有司。所以妥善的办法，不是直接控制，而是间接控制，不是下令让他们去干什么，而是放手让他们大胆处理，之后再用考察评价来监督。
“如今陛下常常是精心于初始的构建却忽略对结局的考察，这正是治理的功效所以不完美的原因。人君如果确实能够处于平易而抓住根本，于成功失败的结局之后考察功劳与罪过，那么手下的官员们就没有地方逃避奖赏与惩治的处理了。”
他还指出，不能为了公正而矫枉过正。细微的过失，荒谬的言行，这是人的本性所难免的，但是全都要用刑法来矫正，那么朝野上下就没有人能够立身了。近世以来，担任监察的官员，大都不抓根本大事，却对微小的过失抓住不放，这大概是因为畏惧、躲避豪强却又担心荒废了职责，因此就谨慎地使法律周密，以搜罗微小的过错，使得上奏的揭发罪行的文状接连不断，表面看来是在为公事尽职，实际上却扰乱了法规。
皇帝为了面子和享受，往往要大建宫殿大修官署，刘颂同样持反对态度，他认为这是对朝廷对社会的一种妨害，因为眼下有很多要紧的事情要处理。修建宫殿这种事情不用担心发动不起来，即使到了将来，没有陛下的命令也自然能办成的事情。现在的问题在于，对于不急的事情抓得紧，办得勤恳，但却损伤了所赖以依仗的根本，所以他认为有些过分了。
遗憾的是，对他的意见晋武帝都没有采纳。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晚年的晋武帝只顾享乐，无暇顾及朝政；二是这些建议虽好，但实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索性就把它留给他的下任吧。
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刘颂随淮南王司马允入朝。晋惠帝下诏让刘颂担任三公尚书。后来因上疏商议律令，很有见地，为时论所称美。后转任吏部尚书，在用人上，刘颂也采取公平公正的措施，建立了将官员分九个等级考核的制度，计划使朝廷大小官员在职位上都企求升迁，考核官员胜任与否，明确对官员的奖惩制度。但当时外戚贾氏、郭氏专擅朝廷大权，想当官的人都想迅速升迁，因此刘颂的计划没有能够实行。
公正的人往往是爱憎分明的。
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杀死皇后贾南风等，一向正直的执政大臣张华也被杀害，刘颂听说后哭得很伤心。后来听说张华的儿子得以逃脱，高兴地说：“茂先（张华的字）呀，你还有后代呀！”司马伦的同党张林听说此事后大怒，想把刘颂捉拿一并治罪，但怕刘颂公道口碑而不敢伤害他。
赵王司马伦等人专权，胡作非为，行为违背众人心愿，而所封功臣都是小人，践踏司法，扰乱朝纲。不久后，司马伦同党孙秀在朝廷中商议加赐司马伦九锡之礼，文武百官没有谁敢提出不同意见。只有刘颂说：“过去后汉封曹魏九锡，曹魏封晋九锡，都是当时的特殊运用不能认为是通例。周勃、霍光，他们的功勋卓著，都没有听说给他们加九锡。”又是这个张林，听后特别愤怒，想把刘颂当作张华的党羽，要杀掉他。还是孙秀阻止说：“诛杀了张华、裴頠已经损害我们的声望，不能再杀刘颂。”张林这才悻悻罢休。
刘颂坚信公平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果不出所料，没多久，得意一时的司马伦被人赶下台，同党孙秀、张林等人失败被杀，满门被斩，多行不义必自毙。
刘颂是汉武帝刘彻的后人，虽出身高门大户，但与当时尸位素餐、宅心物外的士林风气格格不入，反而他基于公正的理念，务实的做法，取得很大的政绩，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直言时弊，也希望通过制定新制度，改变官场腐朽颓废的现状，因为大环境的缘故，改革措施没能施行，但其心可鉴、其情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