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风险管理是银行经营的核心内容。柳东海和一同在新加坡见习的同事经常有这样的交流。
他在鲁南中汇银行时，家离银行比较近。下班后喜欢去银行的前后院散步，和行里其他愿意在那儿逗留的同事聊天。
突然有一天，行里来了几个公安局的人，说刚刚接到报案，一个储户的五万元资金被盗取了。当时，还没有银行卡，客户只能用存折。用存折取款时，必须经过柜台，填写取款凭条。
公安局的人一直都没离开，等到下班，把行里所有涉及柜台业务的人都留下，集中到会议室，围成一圈，发给每人一个平时练习数字的小本，让大家反复在上面写阿拉伯数字0到9，之后再写大写的数字，用来核对笔迹。每人都要整页整页地写，以便看出写字的特征。
第二天下班后，又写，因为前一天的没比对出来。
第三天，继续。
连续写了一个星期。大家心里都特别压抑，柳东海下班后也不敢在银行周围逗留了，怕被当作坏人。
这期间，公安局检查发现储蓄专柜的宋主任此前丢了三本存折，竟然一次都没有上报。这是重要发现，遂对他进行了跟踪监听。行里保卫科的人说，宋主任和家人上班后，家里的电话座机就被安了监控、监听的一类东西。
公安局天天来，不但让大家下班写“作业”，中午休息也要写，然后轮流接受询问：“发生盗取那天那个时间段，你都干了什么？”
当时，没有监控，回忆起来很困难，大家都深感郁闷。有的员工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甚至会跟家里人说：“今天我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家里人问：“钱是你偷的？”
他说：“不是我。”
家人不解：“不是你，为啥回不来啊？”
员工无奈道：“赶上冤假错案也不是不可能啊！”
宋主任是重点审查对象，却也没有结果。他只是解释说：“我是怕行里知道了处分我，没有别的原因。”没做出别的解释，疑点就更大，于是，他被拘留了一天一夜。
行内上下轰动，都在传这事儿就他干的，苦于没有证据，于是扩大了侦查范围。
为什么要扩大侦查范围？由于银行缺人手，正式员工换班吃午饭时，保安可以进来帮忙做业务。他们用的印章、公章都是行里员工的。公安局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把侦察范围扩大了。
案子很快水落石出，这件事是一个保安做的。他事先偷了一本存折，就是宋主任丢的其中一个。如果宋主任当时上报的话，这些问题可能就避免了，存折上都有编号，一旦挂失，再拿来用就能被发现。保安偷了存折后，盖上了银行的印章，又趁替岗的时候把储蓄柜员的名章找机会盖上。最后，他让自己的女朋友填写了取款凭条。该女友不是本行的人，警察让本行人写再多的数字也是不可能对上的。
扩大范围一查，再加上审问，保安的心理防线就被突破了，宋主任也解脱了。行里没有免他的职，但进行了批评处分。
从那时起，柳东海也养成习惯，下班再也不去银行院内散步了。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内银行，下班后，正式员工都要轮流值夜班，柳东海也值过。银行当年的安全保卫也非常严格，但主要依靠人防，现在更多的是技防。保卫科的保卫干事每天晚上两个人守金库。金库分里外两道门，他们只负责金库，任何其他区域发生问题，都不归他们管。他们的责任就是看金库，被称作“守库”。柳东海他们属于值班干部，并给配枪，负责楼上楼下各个区域。讲真，柳东海值班时心情是相当紧张的。
配枪最好用不到，彼时的安全保卫形势比现在严峻。一次，行里安排柳东海跟保卫科和出纳科的两个同事一起去总行缴外币现钞，行里收到的外币美元、港币、日元都不能放在行内，放在行内既不能放贷款，也不生息，还要付客户利息，相当于赔钱。外币要送到总行，统一转到境外，或存到外资银行，有利息收入。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外币送到总行。
柳东海他们带着介绍信，坐上火车卧铺就去了。当时，几个人都配了枪，给柳东海的是一把五四式手枪。他那时才发现，战争年代的战士手头真有劲，五四手枪的安全栓拉起来很吃力，虽然部队转业的保卫干事教他如何使寸劲儿，但还是挺费劲儿的。
躺在卧铺上，枪就没地方放了。柳东海抱着它不敢睡，放在腰上怕它响，放到枕头下怕它丢，就这么一整晚没合眼。到了总行把外币现钞上缴后，他们连逛街也不敢。飞机是不能坐的，路程又比较长，来回路上无不提心吊胆。有此经历后，柳东海就认定参加工作最好别动枪，小时候感觉当个解放军战士挺光荣，但真的拿枪了感觉却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