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秋》者，余所著《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大旨略具。今所讲者，补其未备而已。
问《春秋》起于何时？曰：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皆在孔子之前。《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郑注云：“谓若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是《春秋》起于周，非始于古代也。《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孔《疏》云：“《鲁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时事，发凡言例，皆是周公制之。然韩宣子云周礼在鲁者，所以美周公之德耳。非谓《易象》《春秋》是周公所作也。”《春秋》备纪年时月日，《尚书》往往有年有月有日而无时，其纪年月日，又无定例。如《书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此所谓“十有一年”者，以文王受命起数，非武王之纪元也。纪年之法，苟且如此，即为未有《春秋》编年之法之故。今人以为古圣制礼作乐，必无不能纪年之理。其实，非惟周公未知纪年之法，即孔子亦何尝思及本纪、世家、列传哉！太史公《三代世表》谓“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可见史公所见周秦以前书不少，而纪年各不同。今观《竹书纪年》，自黄帝以来，亦皆有年数。而与王孙满所称“鼎迁于商，载祀六百”之言违异。此为古无纪年之作，后人据历推之。各家所推不同，故《竹书》所载与古语不符也。太史公不信谱牒，故于三代但作《世表》，共和以后，始著《十二诸侯年表》。《大戴礼·五帝德》称宰予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如当时有纪年之书，宰予何为发此问哉！刘歆作《三统历》以说《春秋》，班氏以为推法密要，然周以前不可推。以古人历疏，往往有日无月，不能以月日推也。
《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元年。余意《春秋》之作，即在共和之后。盖宣王即位，补记共和国时事，而有《春秋》也。观《十二诸侯年表》，诸侯卒与即位均书年，可见《春秋》编年之法即在此时发明者，于是厉王出奔，宣王未立，“元年”者，谁之元年乎？《春秋》以道名分，故书共和元年也。《墨子·明鬼》，历举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而始于杜伯射宣王事。前乎此者，但征及《诗》《书》而已。可见宣王以前无《春秋》也。宣王中兴令主，不但武功昭著，即文化亦远迈前古。改古文为籀文，易纪事以编年，皆发明绝大者也。至列国之有《春秋》，则时有早晚，决非同时并作。《晋世家》记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当周宣王二十年，是晋于是始有《春秋》。其余各国，皆在宣王之后。鲁之《春秋》，始于隐公元年，当平王四十九年，上去共和元年历一百一十九年。其所以始于隐公者，汉儒罕言其故。杜元凯谓平王东周之始王，隐公让国贤君，故托始于此。此殆未然。列国《春秋》，本非同时并作，鲁则隐公时始有《春秋》耳，非孔子有意托始于隐公也。后人以太史公“世家”首太伯，“列传”首夷齐，推之《春秋》殆于鲁隐，其意正同。其实太史公或有此意，孔子则未必然。隐公但有让桓之言，而无其实事。云“使营菟裘，吾将老焉”者，不过寻常酬酢语耳，何尝真以国让哉！
周之史官有辛甲、尹佚。尹佚即史佚，其书二篇，《艺文志》入墨家。《吕氏春秋·当染篇》云：“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墨子之学，出于史角，由此可知史角即尹佚之后。鲁有《春秋》，殆自史角始矣。
《左传》所载五十凡例，杜氏以为周公之旧典。盖据传凡例谓之“礼经”，而谓此礼经为周公所制也。然时王之礼皆是礼经，岂必周公所制然后谓之“礼经”哉！余意五十凡例乃宣王始作春秋之时王朝特起之例。列国之史，其凡例由周室颁布，抑列国自定，今不可知。要之，当时之礼即可谓之礼经，不必定是周公作也。
作史不得不有凡例，太史公、班孟坚之作有无凡例不可知，范蔚宗作《后汉书》则有之，惟今不可见。唐修《晋书》，非一人之作，不得不立凡例以齐一之。宋修《新唐书》，吕夏卿有《唐书直笔新例》一卷。《新唐书》本纪、志、表，皆欧阳修作，列传，宋祁作。二人分工，如出一手，凡例之效也。大氐一人之作，不愿以凡例自限。《春秋》本不定出一史官之手，无例则有前后错误之虞。故不得不立凡例。惟《左传》举五十凡例，不知为周史所遗，抑鲁史自定之耳。
自来论孔子修《春秋》之故者。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公羊传》曰：“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公羊》之论，较《孟子》为简赅。然《春秋》者，史也。即在盛世，亦不可无史。《尚书》纪事，略无年月。或颇有而多阙，仅为片断之史料。《春秋》始有编年之法，史法于是一变，故不可谓《春秋》之作专为拨乱反正也。宋儒以为《春秋》贵王贱霸，此意适与《春秋》相反。《春秋》详述齐桓、晋文之事，尚霸之意显然。《孟子》《公羊》，同然一辞。虽《孟子》论人，好论人心，以五霸为假。然假与不假，《春秋》所不论也。贵王贱霸之说，三传俱无，汉人偶及之，宋儒乃极言之耳。三传事迹不同，褒贬亦不同，而大旨则相近。所谓绌周、王鲁、为汉制法者，《公羊》固无其语。汉儒附会以干人主，意在求售，非《春秋》之旨也。要之，立国不可无史，《春秋》之作，凡为述行事以存国性，以此为说，无可非难。今文化之国皆有史，惟不如中土详备。印度玄学之深，科学亦优，而其史则不可考。又如西域三十六国，徒以《汉书》有此一传，尚可据以知其大概。彼三十六国无史，至今不能自明其种类。中国之大，固不至如三十六国之泯焉无闻，然使其堕入印度则易。此史之所以可贵，而《春秋》之所以作也。
问鲁之《春秋》，孔子何为修之？曰：鲁之《春秋》，一国之史也。欲以一国之“春秋”，包举列国之“春秋”，其事不易。当时之史，惟周之“春秋”最备，以列国纪载皆须上之周室。孔子之作《春秋》，如欲包举列国之史，则非修周之“春秋”不为功。然周之“春秋”，孔子欲修之而不可得，鲁为父母之邦，故得修鲁之《春秋》耳。然鲁之《春秋》，局于一国。其于列国之事，或赴告不全，甚或有所隐讳，不能得其实事。既鲁史载笔，亦未必无误。如此则其纪载未必可信，不信则无从褒贬，不足传之后世。以故孔子不得不观书于周史也。既窥百国之书，贯穿考核，然后能笔削一经尔。
嘉庆时，袁蕙□据《左传》从赴之言，以孔子未尝笔削。然此可以一言破之：鲁史以鲁为范围，不得逾越范围而窜易之，使同于王室之史。孔子之修《春秋》，殆如今大理院判案，不问当事者事实，但据下级法庭所叙，正其判断之合法与否而已。传曰：“非圣人谁能修之？”焉得谓孔子无治定旧史之事哉！乾隆时重修《明史》，一切依王鸿绪《明史稿》，略加论赞。孔子之修《春秋》，亦犹是也。所以必观书于周史者，《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据此，可知孔子观周与修《春秋》之关系浅，与作《左传》之关系深。然自孔子感麟制作，以讫文成，为时亦当一年，更逾年而孔子卒。古之学者三年而通一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授弟子，恐非期月之间所能深通。今观仲尼弟子所著，如《曾子》十八篇，无一言及《春秋》者。太史公云：“《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信矣！盖《春秋》与《诗》《书》《礼》《乐》不同，《诗》《书》《礼》《乐》，自古以之教人。《春秋》，史官之宝书，非他人所素习。文成一年，微言遂绝。故以子夏之贤，曾无启予之效。而太史公又谓七十子咸受传指，人人异端，盖之过矣。诚令弟子人人异端，则《论语》应载其说，传文何其阙如。尝谓《春秋》既成，能通其传指者甚少，亦如《太史公书》惟杨恽为能祖述耳。左丘明身为鲁史，与孔子同观周室。孔子作经，不暇更为之传，既卒而弟子又莫能继其志，于是具论其事而作传耳。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案《说文》：“事，从史，之省声。”史所以记事，可知事即史也。“《春秋》天子之事”者，犹云《春秋》天子之史记矣。后人解《孟子》，以为孔子匹夫而行天子为事，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此大谬也。周史秘藏，孔子窥之，而又泄之于外，故有罪焉尔。向来国史实录，秘不示人，明清两代，作实录成，焚其稿本，弃其灰于太液池。以近例远，正复相似。岂徒国史秘密，其凡例当亦秘密。故又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义”即凡例之谓。“窃取其义”者，犹云盗其凡例也。《孟子》之言至明白，而后人不了其义，遂有汉儒之妄说。夫司马子长身为史官，作史固其所也。班孟坚因其父业而修《汉书》，即有人告私改作国史者，而被收系狱。《后汉书》亦私家之作，然著述于易代之后，故不以私作为罪。《新五代史》亦私家之作，所以不为罪者，徒以宋世法律之宽耳。若庄廷 私修《明史》，生前未蒙刑罪，死后乃至戮尸。国史之不可私作也如此。故孔子曰窃取、曰罪我矣。
孔子之修《春秋》，其意在保存史书，不修则独藏周室，修之则传诸其人。秦之燔书，周室之史一炬无存。至今日而犹得闻十二诸侯之事者，独赖孔子之修《春秋》耳。使孔子不修《春秋》，丘明不述《左传》，则今日之视春秋犹是洪荒之世已。
《公羊传》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语不然。公羊在野之人，不知国史，以事实为传闻，其实鲁有国史，非传闻也。董仲舒、何休更以“所见之世”为著太平，“所闻之世”为见升平，“所传闻之世”为起衰乱，分二百四十二年以为三世，然《公羊》本谓“《春秋》拨乱世反诸正”，是指二百四十二年皆为乱世也。
僖公《经》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左传》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似传意以此为孔子所修。然《史记·晋世家》称“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则知此乃晋史旧文，孔子据而录之耳。是故杜氏以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是孔子新意，正未必然。惟《赵世家》云：“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此当为孔子特笔。又《左传》具论《春秋》非圣人不能修，盖以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为孔子特笔。外此，则孔子特笔治定者殆无几焉。《春秋》本史官旧文，前后史官意见不同，故褒贬不能一致。例如《史》《汉》二书，太史公所讥，往往为班孟坚所许。《春秋》之褒贬，当作如是观矣。宋人谓《春秋》本无褒贬，则又不然。三传皆明言褒贬，不褒贬无以为惩劝，乱臣贼子何为而惧也。胡安国谓圣人以天自处，故王亦可贬。此又荒谬之说也。晋侯、齐侯，贬称曰“人”，略之而已，无妨于实事。如称齐伯、晋伯，则名实乖违，夫岂其可？如胡氏之言，孔子可任意褒贬，则充类至尽，必至如洪秀全所为。洪秀全自称天王，而贬秦始皇曰秦始侯，贬汉高祖曰汉高侯。可笑孰甚焉？余意“褒贬”二字，犹言详略，天子、诸侯之爵位略而不书，贬云乎哉？
《春秋》三传者，《左氏》《公羊》《谷梁》是也。《史记》称《左氏》曰“春秋”，称《公》《谷》曰“传”。清刘逢禄据是谓《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刘歆等改左氏为传《春秋》之书。东汉以后，以讹传讹，冒曰《春秋左氏传》，不知春秋固为史书之通称，而《传》之名号亦广矣。孟子常称“于传有之”，是凡经传无不可称“传”，孔子作《易》十翼，后人称曰彖传、象传、文言传、系辞传是也。《左氏》之初称“传”与否，今莫能详。太史公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此谓丘明述传，本以说经。故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裹相持而成。”焉得谓是《晏子》《吕览》之比！盖左氏之旨，在采集事实，以考同异，明义法，不以训故为事，本与其余释经之传不同。《春秋》不须训故，即《公》《谷》亦不重训故也。
《春秋》经十二公，何人所题？哀公经又何人所题？是当属左丘无疑。《汉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此因《公》《谷》合闵于庄，而《左氏》则庄、闵各卷，故《公》《谷》十一，而《古经》十二也。闵公历年不久，篇卷短少，故合之于庄。乃何休则以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不以凿乎？
《汉志》：“《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是经、传别行。杜元凯作注，始合经传而释之。昔马融作《周官传》，就经为注。康成注《易》以十翼合之于经。皆所以便讽籀耳。《论衡·案书篇》云：“《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壁中。”而《汉志》称孔壁所得止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说文序》云：“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张苍所献者，是否经传合编，则不可知。今《左氏》经文已经后师用《公》《谷》校改，观三体石经与今本不同可知也。《儒林传》称贾谊为《左氏传训故》，是《左氏传》先恭王坏壁而出，《说文序》云张苍献之，是也。
唐赵匡云：“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而刘歆以为《春秋左氏传》是丘明所为耳。”案昔人所以致疑于左氏者，以《左传》称鲁悼公之谥。鲁悼之卒，后于获麟五十年。又称赵襄子之谥，赵襄之卒，更在其后四年。如左氏与孔子同时，不至如此老寿。然考仲尼弟子，老寿者多。《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子夏少孔子四十岁，《六国表》称魏文侯十八年受经子夏，时子夏一百一岁矣。至文侯二十五年，子夏一百有八，《魏世家》犹有受经艺之文。假令左氏之年与子夏相若，所举谥号在鲁元初年，其时不过八十余年，未为笃老也。又《吕览·长利篇》载南宫括与鲁缪公论辛宽语，缪公之卒，上距元公之初五十余年，南官得见缪公，则何疑于左氏之不逮元公也。刘向《别录》称“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钞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钞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案《吕氏春秋·当染篇》《史记》列传皆称吴起学于曾子，《说苑·建本篇》称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则起受《左氏春秋》于曾申可信。《十二诸侯年表》云：“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微”者，具体而微之谓，即“钞撮”是也。《左传》全文十七万字，合经文则十九万字，简编之繁重如此，观览不易，传布亦难矣。《汉志》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抑亦未尽之论。恐《左氏》之不显，正为简编繁重之故，此铎椒所以作《钞撮》也。
《吕氏春秋》《韩非子》诸书多引《左氏》之文，其所见是否《左氏》全文，抑仅见铎氏《钞撮》，今无可征。至《公》《谷》所举事实，与《左氏》有同有异。大概《公》《谷》本诸铎氏，其不同者，铎本所无耳。《别录》云铎椒授虞卿，以其时考之，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封，而铎椒为楚威王传。自楚威王元年至信陵君救邯郸之岁，历八十三年，则卿不得亲受《春秋》于椒。《别录》所述，当有阙夺。又云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张苍。虞卿相赵，荀卿赵人，自得见之。荀卿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荀卿废后十八年秦并天下，时张苍为秦御史，主柱下方书。苍以汉景帝五年卒，年百有余岁。则为御史时已三四十矣，其得事荀卿自可信。荀卿之卒，史无明文。《盐铁论》称“李斯为相，荀卿为之不食”，是荀卿亦寿考人也。苍献《左传》而传之贾谊，今观贾谊《新书》征引《左氏》甚多，其传授分明如此。
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鲁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以《公羊》隐十一年传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谷梁》定元年传直称“沈子”，则沈子当与《谷梁》为同辈。此《公》《谷》后先之证也。柏举之役，《谷梁》称“蔡昭公归，乃用事乎汉”，《公羊》则改“用事乎河”。盖公羊齐人，知有河而不知有汉。不知自楚归蔡，无事渡河，此公羊不明地理之过也。改一字而成巨谬，斯又《公羊》后出之证也。《谷梁》常引尸子之言，《汉志》云：“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谷梁有闻于尸佼，疑其亦得见《秦纪》。《六国表》称《秦纪》不载月日，谷梁闻尸佼之说，见《秦记》之文，故以鲁史之书月日为义例所在矣。殽之役，《谷梁》言“秦越千里之险，入虚国，进不能守，退败其师。徒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秦之为狄，自殽之战始也。”范宁不能解，杨士勋疏云：“乱人子女，谓入滑之时纵暴乱也。”案《史记·扁鹊传》云：“秦穆公梦之帝所，帝告以晋国且大乱，其后将霸。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夫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与《谷梁》之言合符。盖谷梁得之《秦记》尔。《史记·商君传》：“商君告赵良曰：‘始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此亦秦师败于殽而归纵淫之证也。至《谷梁》所记，亦有可笑者。如“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此真齐东野人之语，而《谷梁》信之。又如宋、卫、陈、郑灾，《谷梁》述子产之言曰：“是人也，同日为四国灾也。”岂以裨灶一人能同日为四国灾耶？
《谷梁》下笔矜慎，于事实不甚明了者，常出以怀疑之词，不敢武断。荀卿与申公皆传《谷梁》，大抵《谷梁》鲁学，有儒者之风，不甚重视王霸。公羊齐人，以《孟子》有“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言，故盛称齐桓，亦或过为偏护。何休更推演之，以为黜周、王鲁、为汉制法诸说，弥离《公羊》之本义矣。
《公羊》后师有“新周故宋”之说。《公羊》成十六年传：“成周宣榭灾。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夫丰镐为旧都，成周为新都。《康诰》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召诰》曰：“乃社于新邑。”《洛诰》曰：“王在新邑烝。”“新周”犹言新邑，周不可外，故书。义本坦易，无须曲解。“故宋”本非《公羊》家言，《谷梁》桓公二年传：“孔子，故宋也。”孟僖子称孔子圣人之后，而灭于宋。《谷梁》亦谓孔子旧是宋人。新周、故宋，截然二事，董、何辈合而一之，以为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义实《公》《谷》所无，由董、何读传文而立。至文家五等、质家三等之说，尤为附会。《左氏》言，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公羊》亦云：《春秋》伯、子、男一也。申之会，子产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鲁语》，叔孙穆子言诸侯有卿无军，伯、子、男有大夫无卿。据《周官》，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即谓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至春秋时，则伯、子、男同等。此时王新制尔。若去素王改制，则子产、叔孙穆子皆在孔子修《春秋》以前，何以已有伯、子、男同班之说？仲舒未见《左氏》，不知《公羊》之语所由来，乃谓孔子改五等以为三等，为汉制法。其实汉代只有王、侯二等，非三等也。
公羊即不见《左氏传》，或曾见铎氏《钞撮》，故其说亦有通于《左氏》者。如元年春王正月，《左氏》云：“王周正月。”“王周”犹后世之称皇唐、皇宋，谓此乃王周之正月，所以别于夏、殷也。《公羊》云：“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盖文王始称王、改正朔，故《公羊》以周正属之，其义与《左氏》不异。乃董仲舒演为“通三统”之说，如董说，则夏建寅，商建丑，必将以二月为商正月，三月为夏正月，不得言王二月、王三月矣。
《公羊》本无神话，凡诸近神话者，皆《公羊》后世附会而成。近人或谓始于董仲舒。案《公羊》本以口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当汉景帝时，则与仲舒同时也。何休《解诂》，一依胡毋生条例。盖妖妄之说。胡毋生已有之，不专出董氏也。《公羊》嫡传，汉初未有其人。《论衡·案书篇》云：“公羊高、谷梁赤、胡毋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夫三人并列，可知胡毋生虽说《公羊》而亦自为一家之学。汉人传《尚书》者，小夏侯本受之大夏侯，后别立小夏侯一家。胡毋生之传《公羊》，亦其比矣。《别录》及《艺文志》但列公、谷、邹、夹四家。今谓应加胡毋氏为五家，庶几淄渑有辨。惜清儒未见及此，故其解释《公羊》总不能如晦之见明，如符之复合也。惟《公羊》得胡毋生而始著竹帛，使无胡毋生则《公羊》或竟中绝，然则胡毋生亦可谓《公羊》之功臣矣。
汉末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厨，《公羊》为卖饼家。自《公羊》本义为董、胡妄说所掩，而圣经等于神话，微言竟似预言，固与《推背图》《烧饼歌》无别矣。今治三传，自应以《左氏》为主，《谷梁》可取者多，《公羊》颇有刻薄之语，可取者亦尚不少，如内诸夏、外夷狄之义，三传所同，而《公羊》独著明文。又讥世卿之意，《左》《谷》皆有之，而《公羊》于尹氏卒、崔氏出奔，特言世卿非礼。故读《公羊》传者，宜舍短取长，知其为万世制法，非为汉一代制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