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分六段讲：一，命名。二，孔子删《书》。三，秦焚《书》。四，汉今、古文之分。五，东晋古文。六，明清人说《尚书》者。
一、命名。周秦之《书》，但称曰《书》，无称《尚书》者。“尚书”之名，见于《史记·五帝本纪》《三代世表》及《儒林传》。《儒林传》云：“伏生以二十九篇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又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则今、古文皆称《尚书》也。何以称之曰《尚书》？伪孔《尚书序》云：“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此言不始于伪孔，马融亦谓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而郑玄则以为孔子尊而命之曰《尚书》。然孔子既命之曰《尚书》，何以孔子之后，伏生之前，传记子书无言《尚书》者？恐《尚书》非孔子名之，汉人名之耳。何以汉人名之曰《尚书》？盖仅一“书”字不能成名，故为此累言尔。《书》包虞、夏、商、周四代文告，马融独称虞者，因《书》以《尧典》《舜典》开端，故据以为名。亦犹《仪礼》汉人称《士礼》耳。哀平以后，纬书渐出，有所谓《中候》者。此荒谬之说，不足具论。要之《尚书》命名，以马融说为最当。
二、删书。孔子删《书》，以何为凭？曰，以《书序》为凭。《书序》所有，皆孔子所录也。然何以知孔子删《书》而为百篇，焉知非本是百篇而孔子依次录耶？曰，有《逸周书》在，可证《尚书》本不止百篇也。且《左传》载封伯禽、封唐叔皆有诰。今《书》无之，是必为孔子所删矣。至于《书》之有序，与《易》之有《序卦》同。《序卦》孔子所作，故汉人亦以《书序》为孔子作。他且勿论，但观《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是太史公已以《书序》为孔子作矣。《汉书·艺文志》本向、歆《七略》，亦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是刘氏父子亦以《书序》为孔子作矣。汉人说经，于此并无异词。然古文《尚书》自当有序，今文则当无序，而今《熹平石经》残石，《书》亦有序，甚可疑也。或者今人伪造之耳。何以疑今文《尚书序》伪也？刘歆欲立古文时，今文家诸博士不肯，谓《尚书》惟有二十八篇，不信本有百篇，如有《书序》，则不至以《尚书》为备矣。《书序》有数篇同序，亦有一篇一序者。《尧典》《舜典》，一篇一序也。《大禹谟》《皋陶》《弃稷》三篇同序也。数篇同序者，《书序》所习见，然扬子《法言》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盖《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同序，而扬子以为仅《康诰》有序，《酒诰》无序。或者《尚书》真有无序之篇，以《酒诰》为无序，则《梓材》亦无序。今观《康诰》曰：“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王”者，周公代王自称之词，故曰孟侯朕其弟矣。《酒诰》称：“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今文如此，古文马、郑、王本亦然。马融之意，以为“成”字后录者加之。然康叔始封而作《康诰》，与成王即政而作《酒诰》，年代相去甚久，不当并为一序。故扬子以为“《酒诰》之篇俄空焉”。不但《酒诰》之序俄空，即《梓材》亦不能确知为何人之语也。
汉时古文家皆以《书序》为孔子作，唐人作《五经正义》时，并无异词。宋初亦无异词。朱晦庵出，忽然生疑。蔡沈作《集传》，遂屏《书序》而不载。晦庵说经，本多荒谬之言，于《诗》不信小序，于《尚书》亦不信有序。《后汉书》称卫宏作《诗序》。卫宏之序，是否即小序，今不可知，晦庵以此为疑，犹可说也。《书序》向来无疑之者，乃据《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一语而疑之，以为如“王”为成王，则不应称康叔为弟。如为周公，则周公不应称王，心拟武王。而《书序》明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知其事必在武康叛灭之后，决非武王时事。无可奈何，乃云《书序》伪造。不知古今殊世，后世一切官职皆可代理，惟王不可代；古人视王亦如官吏，未尝不可代。生于后世，不能再见古人。如生民国，见内阁摄政，而布告署大总统令，则可释然于周公之事矣。《诗》是文言，必须有序，乃可知作诗之旨。《书》本叙事，似不必有序。然《尚书》有无头无尾之语，如《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未明言谁与谁大战。又称“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亦不明言王之为谁。如无《书序》，“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一语，真似冥冥长夜，终古不晓矣。
《商书序》称王必举其名，本文亦然。《周书》与《夏书》相似，王之为谁，皆不可知。《吕刑》穆王时作，本文但言王享国百年，《序》始明言穆王。如不读《序》，从何知为穆王哉！是故《书》无序亦不可解。自虞夏至孔子时，《书》虽未有序，亦必有目录之类，历古相传，故孔子得据以为去取，否则孔子将何以删《书》也？《书序》文义古奥，不若《诗序》之平易，决非汉人所能伪造。自《史记》已录《书序》原文，太史公受古文于孔安国，安国得之壁中，则壁中《书》已有序矣。然自宋至明，读《尚书》者，皆不重《书序》，梅□首发伪古文之复，亦以《书序》为疑。习非胜是，虽贤者亦不能免。不有清儒，则《书序》之疑，至今仍如冥冥长夜尔。
孔子删《书》，传之何人，未见明文。《易》与《春秋》三传，为说不同，其传授源流皆可考。《诗》《书》《礼》则不可知。盖《诗》《书》《礼》《乐》，古人以之教士，民间明习者众。孔子删《书》之时，习《书》者世多有之，故不必明言传于何人。《周易》《春秋》特明言传授者，《易》本卜筮之书，《春秋》为国之大典，其事秘密，不以教士，而孔子独以为教，故须明言为传授也。伏生《尚书》，何从受之不可知。孔壁古文既出，孔安国读之而能通。安国本受《尚书》于申公，申公但有传《诗》、传《谷梁》之说，其传《尚书》事，不载本传，何所受学，亦不可知。盖七国时通《尚书》者尚多，故无须特为标榜耳。
孔子删《书》百篇之余为《逸周书》。今考《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与《逸周书·世俘解》词句相近，疑《世俘解》即《武成篇》。又《箕子》一篇，录入《逸周书》，今不可见，疑即今之《洪范》。逸书与百篇之书文字出入，并非篇篇不同。盖《尚书》过多，以之教士，恐人未能毕读，不得不加以删节，亦如后之作史者，不能将前人实录字字录之也。删《书》之故，不过如此。虽云《书》以道事，然以其为孔子所删，而谓篇篇皆是大经大法，可以为后世模楷，正未必然。即实论之，《尚书》不过片断之史料而已。
三，秦焚书。秦之焚书，《尚书》受厄最甚。揆秦之意，何尝不欲全灭《六经》。无如《诗》乃口诵，易于流传。《礼》在当时，已不甚行，不须严令焚之，故禁令独重《诗》《书》，而不及《礼》。盖《诗》《书》所载，皆前代史迹，可作以古非今之资，《礼》《乐》，都不甚相关。《春秋》事迹最近，最为所忌，特以柱下史张苍藏《左传》，故全书无缺。《公羊传》如今之讲义，师弟问答，未著竹帛，无从烧之。《谷梁》与《公羊》相似，至申公乃有传授。《易》本卜筮，不禁。惟《尚书》文义古奥，不易熟读，故焚后传者少也。伏生所藏，究有若干篇，今不可知，所能读者二十九篇耳。孔壁序虽百篇，今不可知，所能读者二十九篇耳。孔壁序虽百篇，所藏止五十八篇。知《书》在秦时，已不全读，如其全读，何不全数藏之。盖自荀卿隆礼仪而杀《诗》《书》，百篇之书，全读者已少，故壁中《书》止藏五十八篇也。此犹《诗》在汉初虽未缺，而治之者或为《雅》，或为《颂》，鲜有理全经者。又《毛传》《鲁诗》，皆以《国风》《大雅》《小雅》《颂》为四始，而《齐诗》以水、木、火、金为四始。其言卯、酉、午、戌、亥五际，亦但取《小雅》《大雅》而不及《颂》。盖杀《诗》《书》之影响如此。然则百篇之《书》，自孔壁已不具。近人好生异论，盖导原于郑樵。郑樵之意以为秦之焚书，但焚民间之书。不焚博士官所藏。其实郑樵误读《史记》文句，故有此说。《史记》载李斯奏云：“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此文本应读：“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者”，何以知之？以李斯之请烧书，本为反对博士淳于越，岂有民间不许藏《诗》《书》，而博士反得藏之之理？《叔孙通传》，陈胜起山东，二世召博士诸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二世喜曰：“善！”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曰非所宜言。今案“人臣无将”二语，见《公羊传》。于是《公羊》尚未著竹帛，然犹以非所宜言得罪，假如称引《诗》《书》，其罪不更重哉！李斯明言“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如何博士而可藏《诗》《书》哉。郑樵误读李斯奏语，乃为妄说。以归罪于项羽。近康有为之流，采郑说而发挥之。遂谓秦时六经本未烧尽，博士可藏《诗》《书》，伏生为秦博士，传《尚书》二十九篇，以《尚书》本止有二十九篇故。二十九篇之外，皆刘歆所伪造。余谓《书序》本有《汤诰》，壁中亦有《汤诰》原文，载《殷本纪》中。如谓二十九篇之外，皆是刘歆所造，则太史公焉得先采之。于是崔适谓《史记》所载不合二十九篇者，皆后人所加。由此说推之，凡古书不合己说者，无一不可云伪造。即谓尧舜是孔子所伪造，孔子是汉人所伪造，秦皇焚书之案亦汉人所伪造，迁、固之流皆后人所伪造，何所不可！充类至尽，则凡非目见而在百年以外者，皆不可信。凡引经典以古非今者，不必焚其书，而其书自废。呜呼！秦火之后，更有灭学之祸什佰于秦火者耶？
四，汉今古文之分。汉人传《书》者，伏生为今文，孔安国为古文，此人人所共知。《史记·儒林传》云：“伏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其叙《尚书》源流彰明如此，可知伏生所藏，原系古文，无所谓今文也。且所藏不止二十九篇，其余散失不可见耳。晁错本法吏，不习古文。伏生之徒张生、欧阳生辈，恐亦非卓绝之流，但能以隶书迻写而已，以故二十九篇变而为今文也。其后刘向以中古文校伏生之《书》，《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文字之异，或由于张生、欧阳生等传写有误，脱简则当由壁藏断烂，然据此可知郑樵、康有为辈以为秦火不焚博士之书谬。如博士之书可以不焚，伏生何必壁藏之耶？
《儒林传》称伏生得二十九篇，而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云：“《泰誓》后得，博士而赞之。”又《论衡·正说篇》云：“孝宣皇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然则伏生所得本二十九篇乎？抑二十八篇乎？余谓太史公已明言二十九篇，则二十九篇之说当可信。今观《尚书大传》，有引《泰誓》语。《周本纪》《齐世家》亦有之。武帝时董仲舒、司马相如、终军辈，均太初以前人，亦引《泰誓》。由此可知，伏生本有二十九篇，不待武帝末与宣帝时始为二十九篇也。意者伏生所传之《泰誓》，或脱烂不全，至河内女子发屋，才得全本。今观汉、唐人所引，颇有出《尚书大传》外者，可见以河内女子补之，《泰誓》始全也。马融辈以为《左传》《国语》《孟子》所引皆非今人之《泰誓》。《泰誓》称白鱼跃入王舟，火流为乌，语近神怪，以此疑今之《泰誓》。然如以今之《泰誓》为伏生所伪造，则非也。河内女子所得者，秦以前所藏，亦非伪造。以余观之，今之《泰誓》，盖当时解释《泰誓》者之言。《周语》有《泰誓故》，疑伏生所述，即《泰誓故》也。不得《泰誓》，以《泰誓故》补之，亦犹《考工记》之补《冬官》矣。然《泰誓》之文，确有可疑者。所称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何其诞也！武王伐纣如有征调，当先下令。不征调而自来，不令而同时俱至，事越常理，振古希闻。据《乐记》，孔子与宾牟贾论大武之言曰：“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可见诸侯毕会，亦非易事。焉得八百诸侯，同时自来之事耶！此殆解释《泰誓》者张大其辞，以耸人听闻耳。据《牧誓》，武王伐纣，虽有友邦冢君，然誓曰：“逖矣，西土之人。”可知非西土之人，武王所不用也。又曰“庸蜀羌□微卢彭濮人。”庸、蜀、羌、、微、卢、彭、濮，均在周之南部，武王但用此南部之人，而不用诸侯之师者，以庸、蜀诸师本在西方，亲加训练，而东方诸侯之师，非其所训练者也。所以召东方诸侯者，不过壮声势扬威武而已。又观兵之说，亦不可信。岂有诸侯既会，皆曰可伐，而武王必待天命，忽然还师之理乎！是故伏生《泰誓》不可信。若以《泰誓故》视之，亦如《三国志》注采《魏略》《曹瞒传》之类，未始可不为参考之助也。《泰誓》亦有今古文之别。“流为乌”，郑注：“古文乌为雕。”盖古文者，河内女子所发；今文者，伏生所传也。伏生发藏之后，张生、欧阳生传之。据《史记·娄敬传》，高帝时，娄敬已引“八百诸侯”之语。又《陆贾传》称陆生时时前称说《诗》《书》，可见汉初尚有人知《尚书》者，盖娄敬、陆贾早岁诵习而晚失其书。故《儒林传》云“孝文时求为《尚书》者，天下无有”。“无有”者，必无其书耳。然《贾谊传》称，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其时在文帝之前。《诗》本讽诵在口，《尚书》则在篇籍矣。可知当时传《书》者，不仅伏生一人，特伏生为秦博士，故著名尔。
《尚书》在景帝以前，流传者皆今文。武帝初，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孔安国献之。孔安国何以能通古文《尚书》？以其本治《尚书》也。伏生传《书》之后，未得壁经之前，《史记》称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安国为博士，以《书》教授。儿宽初受业于欧阳生，后又受业于安国。所以然者，以欧阳生本与孔安国本不同耳。儿宽之徒，为欧阳高，大小夏侯。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本之儿宽，而儿宽本之孔安国。孔安国非本之伏生，则汉之所谓今文《尚书》者，名为伏生所传。实非伏生所传也。三家《尚书》，亦有孔安国说，今谓三家悉伏生，未尽当也。今文《尚书》之名见称于世，始于三国，而非始于汉人。人皆据《史记·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一语，谓孔安国以今文《尚书》翻译古文，此实不然。《汉书》称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谓以隶书读古文耳。孔安国所得者为五十八篇，较伏生二十九篇分为三十四篇者，实多二十四篇。二十四篇中《九共》九篇，故汉人通称为十六篇。孔安国既以今文字读之，而《史记》又谓《逸书》得十余篇，《尚书》兹多于是。可知孔安国非以伏生之书读古文也，盖汉初人读古文者犹多，本不须伏生之《书》对勘也。
孔安国之《书》，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恽。自孔至王、涂，凡五传。王涂至王莽时，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涂传东汉贾徽。太史公从孔安国问，《汉书》称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然太史公所传者，不以伏生之《书》为限。故《汤诰》一篇，《殷本纪》载之。
哀帝时，刘歆欲以古文《尚书》立学官，博士不肯，歆移书让之。王莽时，乃立于学官。莽败，说虽不传，书则具存。盖古文本为竹简，经莽乱而散失，其存者惟传钞本耳。东汉杜林，于西州得漆书一篇，林宝爱之，以传卫宏、徐巡，后汉讲古文者自此始。其后，马融、郑玄注《尚书》，但注伏生所有，不注伏生所无。于孔安国五十八篇不全注。马融受之何人不可知，惟贾逵受《书》于父徽，逵弟子许慎作《说文解字》，是故《说文》所称古文《尚书》，当较马、郑为可信，然其中亦有异同。今欲求安国正传，惟《史记》耳。《汉书》云，迁书《尧典》五篇为古文说。然《五帝本纪》所载《尧典》，与后人所说不同。所以然者，杜林所读与孔安国本人不甚同也。《说文》“国”下称“《尚书》曰，圛升云，半有半无。”据郑玄注，称古文《尚书》以弟为国。而《宋微子世家》引《洪范》“曰雨、曰济、曰涕”，字作“涕”。是太史公承孔安国正传，孔安国作“涕”。而东汉人读之为“国”，恐是承用今文，非古文也。自清以来，治《尚书》者皆以马、郑为宗，段玉裁作《古文尚书撰异》，以为马、郑是真古文，太史公是今文。不知太史公之治古文，《汉书》具有明文。以马、郑异读，故生异说耳。
古文家所读，时亦谓之古文。此义为余所摘发。治古文者，不可不知。盖古文家传经，必依原本钞写一通，马融本当犹近真，郑玄本则多改字。古文真本今不可见，惟有《三体石经》尚见一斑。《三体石经》为邯郸淳所书，淳师度尚，尚治古文《尚书》。邯郸淳之本，实由度尚而来。据卫恒《四体书势》称，魏世传古文者，惟邯郸淳一人。何以仅得邯郸淳一人，而郑玄之徒无有传者？盖郑玄晚年，书多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故传古文者，仅一邯郸淳也。今观《三体石经》残石，上一字为古文，中一字为篆文，下一字为隶书。篆书往往与上一字古文不同，盖篆书即古文家所读之字矣。例始《三体石经·无逸篇》，“中宗”之“中”，上一字为“中”，下一字为“仲”，此即古文家读，“中，仲也”。考《华山碑》，亦称宣帝为“仲宗”。欧阳修疑为好奇，实则汉人本读“中”为“仲”也。
今文为欧阳，大、小夏侯为三家，传至三国而绝，然蔡邕《熹平石经》犹依今文。今欲研究今文，只可求之《汉书》《后汉书》及汉碑所引。然汉碑所引，恐亦有古文在。
五，东晋古文。今之《尚书》，乃东晋之伪古文，更分《皋陶谟》为《益稷》，又改作《泰誓》，此外又伪造二十五篇。不但伪造经，且伪造传。自西晋开始伪造以后，更四十余年，至东晋梅赜始献之。字体以古文作隶书，名曰隶古定。人以其多古字，且与三体石经相近，遂信以为真孔氏之传，于是，众皆传之。甚至孔颖达作《尚书正义》，亦以马、郑为今文矣。
梅赜献书之时，缺《舜典》一篇，分《尧典》“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之首。至齐建武四年姚方兴献《舜典》，于“慎徽五典”之上加“曰若稽古，帝舜”等十二字，而梁武帝时为博士，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错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然其后江南皆信梅书，惟北朝犹用郑本耳。隋一天下，采南朝经说，乃纯用东晋古文，即姚方兴十二字本也。其后又不知如何增为二十八字，今注疏本是已。
东晋古文，又有今文、古文之分，以隶古定传授不易，故改用今文写之，传之者有范宵等。唐玄宗时，卫包以古文本改为今文，用隶书写之，唐石经即依是本，然《经典释文》犹未改也。唐宋间亦多有引古文《尚书》者，如颜师古之《匡谬正俗》，玄应之《一切经音义》，郭忠恕之《汗简》，徐锴之《说文系传》皆是。宋仁宗时，宋次道得古文《尚书》，传至南宋，薛季宣据以作训，而段玉裁以为宋人假造，然以校《汗简》及足利本《尚书》，均符合。要之，真正古文，惟三体石经可据。东晋古文则以薛季宣本、敦煌本、足利本为可据耳。
六、明清人说《尚书》者。明正德时，梅□始攻东晋古文之伪。梅□之前，吴械、朱熹，亦尝疑之，以为岂有古文反较今文易读之理？至梅□出，证据乃备。清康熙时，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始知郑康成《尚书》为真本。阎氏谓《孟子》引父母使舜完廪一段，为《舜典》之文，此说当确。惠栋《古文尚书考》，较阎氏为简要。其弟子江声，作《尚书集注音疏》，于今文、古文不加分别。古文“钦明文思安安”，今文作“钦明文塞宴宴”，东晋古文犹作“钦明文思安安”。江氏不信东晋古文，宁改为“文塞宴宴”。于是王鸣盛作《尚书后案》，一以郑廉成为主，所不同者，概行驳斥，虽较江为可信，亦非治经之道。至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古文采马、郑本，今文采两《汉书》所引，虽优于王之墨守，然其所疏释，于本文未能联贯。盖孙氏学力有余，而识见不足，故有此病。今人以为孙书完备，此亦短中取长耳。要之，清儒之治《尚书》者，均不足取也。今文家以陈寿祺、乔枞父子为优。凡汉人《书》说皆入网罗，并不全篇下注，亦不问其上下文义合与不合。所考今文，尚无大谬。其后魏源作《书古微》，最为荒谬。魏源于陈氏父子之书，恐未全见，自以为采辑今文，其实亦不尽合。源本非经学专家，晚年始以治经为名，犹不足怪。近皮锡瑞所著，采陈氏书甚多。陈氏并无今古是否之论，其意在网罗散失而已。皮氏则以为今文皆是，古文皆非。其最荒谬者，《史记》明引《汤诰》，太史公亦明言“年十岁，诵古文”，而皮氏以为此所谓古文，乃汉以前之书，非古文《尚书》也。此诚不知而妄作矣。
古文残阙，《三体石经》存字无几，其他引马、郑之言，亦已无多，然犹有马、郑之绪余在。今日治《书》，且当依薛季宣《古文训》及日本足利本古文，删去伪孔所造二十五篇，则本文已足。至训释一事，当以“古文《尚书》读应《尔雅》”一言为准。以《尔雅》释《书》，十可得其七八，斯亦可矣。王引之《经义述闻》，解《尚书》者近百条，近孙诒让作《尚书骈枝》，亦有六七十条，义均明确，犹有不合处。余有《古文尚书拾遗》，自觉较江、王、孙三家略胜，然全书总未能通释，此有待后贤之研讨矣。
古人有言：“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训诂之道，虽有古今之异，然造语行文，无甚差池，古人决不至故作不可解之语。故今日治《书》，当先求通文理。如文理不通，而高谈微言大义，失之远矣。不但治经如此，读古书无不如此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