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
当恐惧弥漫，一切肮脏都穿上了正当防卫的外衣；
当科学发狂，一切残忍都散发着追求真理的光芒。
我很少去大城市，在为数不多的出差旅程中，坐高铁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享受，因为在那段时间内基本没人会来打扰我。这时候我最常干的事就是戴着耳机，拿着Kindle阅读。比起玩手机，阅读对探索心智和舒缓神经紧张具有更大的作用，这也算是我的经验之谈。但是我发现，无论在高铁、地铁还是公交车上，几乎每个人（除不会玩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外）都会捧着手机，带着一脸麻木的表情在屏幕上点点划划。可玩的东西太多了，手游、抖音、微信……只要你想，内容丰富的App都能帮助你消磨无聊的时间，只是我没觉得每个人都为此感到幸福快乐。
很多人非常自豪地说我们身处信息时代（现在又被专家称为“数字时代”，据说是又一次革命性的跨越），不过仔细想来，我们（在这里特指容易被情绪左右的人）在信息时代取得的红利其实并不多。移动支付算吗？物流网络算吗？在我看来，这只是一场基于“如何让我们更快付钱”的变革。至于钱从哪儿赚，和花钱的项目相比，对普通人来说似乎选择权并没有变大。相反，随着AI技术的发展，指不定哪天我们的岗位就被人工智能给代替了。既然人工智能可以轻易打败围棋大师，干掉我这种角色恐怕更不在话下。
从我这种普通人的视角来看，这十几年来最大的变革，表象上恐怕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习惯于在屏幕上点点划划。毕竟大部分普通人和区块链、流量变现、投资风口的关系并不大。我曾阅读过一本科幻小说，它描写的时代中人们不仅可以在屏幕上点点划划，还能在衣服上、墙壁上以及我们所能触碰的一切媒介上进行交互操作。因为一场宇宙变故，这群人不幸回到了“旧社会”，穿上了普通的衣服，住进了普通的房子，但他们十分不适应。于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十分怪异的场景：一大群人时不时对着衣服和墙壁划来划去，然后露出疑惑和焦虑的表情，仿佛墙壁上不显示该有的信息，是一件十分不可思议的事。
有一次，我在坐高铁回程的路上遇见一个日本人，他只有站票，在两个小时的旅程中一直站着，手里拿着一本文库本津津有味地阅读。而在他周围的一大群国人，一个个都捧着手机，其中一个还肆无忌惮开着扬声器看搞笑视频。这个场景给我的震撼不亚于鲁迅先生在仙台看的那场杀中国人的电影。只是我资质愚钝，并未像鲁迅先生一样生出拯救国民性的壮志来，反倒开始思考起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捧着手机这一行为真的是天性所致？
这个问题纠缠了我很久，最后我惊讶地发现，不论是否处于信息时代，商业行为本身更像是某个群体针对另一个群体的心理“阴谋”。说得更正确一些，我们这群可怜的普通人，似乎已经在潜移默化中被洗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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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为了验证我的这一想法，某次在培训中，一位大学教授讲述了一件极为有趣的事，一家全国知名的网游公司想要聘请他为专家顾问，目的是为了研究如何让人们玩游戏成瘾。“打怪升级”是游戏中最常见的套路，也是利用人个性的心理驱向的最基础方法——你对某件即将发生的事的期待感会促使你成瘾。它完全不需要尼古丁之类的毒素，只需要利用一下你的神经回路就能够实现。这意味着什么？很简单，整个商业机制的运转需要我们成瘾，而这件事情就在心照不宣中合理合法地完成了。
如果说游戏成瘾尚可理解，那么在营销当中利用心理洗脑“迫使”人们产生购物欲望，这一行为就显得极为含蓄了。出于本能，我们的头脑并不能对“需求”做出正确的判断，一旦产生“购买这件物品能够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的想法，一切的行为就能够正当化。于是，各类宣传的噱头就显得极为重要，青春、时尚、美丽、浪漫……只要能想到的，都能成为营销的标签。像游戏一样，他们也会对产品不断地进行升级，不断地勾起人们的期待感。以手机为例，如果要推出一款新产品，制造商就会利用各种媒介进行宣传，以引起人们的期待感，同时极大地缩短我们的购买周期。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在明显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许多手机还会出现一销而空甚至供不应求的现象。不是我们“想”换手机，而是生产商利用了我们的思维弱点，让我们产生了换手机的想法，这种想法哪怕和现实不符（有谁真正需要半年换一次手机？），我们也难以察觉。这里运用的心理效应有些像魔术：没人逼我们购买，我们却认为是“自己确实想买”才心甘情愿地付钱，而付钱实在过于便利，哪怕没有现钱，你还可以使用赊账的平台，或者分期付款，只要几秒钟就能完成。这短短的几秒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仿佛钱不是我们从口袋里掏出的。你不知道的是，你在神不知鬼不觉的过程中早就被商家暗示了。
广告的核心不是宣传产品的亮点，而是心理暗示。这也是许多商家邀请明星代言，动不动就以“与某某明星同款”作为营销噱头的原因。广告会让我们的心理下意识地代入，当你看着某位明星拿着手机自拍时，在心理上会把这位明星当成自己（这和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书里的主人公是一回事，是一种角色代入的共情本能），你绝不会想到，不管你使用任何手机，害怕领导打电话过来这一点永远不会变。“购物使人放松”是一种错觉，这正如吸烟一样，那不是放松，不过是尼古丁使神经紧张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这些看似无害的心理暗示，对神经症患者来说却是极为危险的。商家的首要任务是卖出产品，所以绝不会因为加重你的焦虑和抑郁而感到自责。但是，一旦这些暗示成为外界的压力源，神经症患者就极容易发展成购物瘾症，割肾买苹果手机之类的事就会不断地上演。如果我们仅仅把过度消费当成一种虚荣心强、意志力薄弱的表现，显然是出于对心理认知行为的无知。在商业模式下生存的我们，如同一群被试验的小白鼠，表面上看，我们“更便捷更有选择权”，商家们纷纷表明“一切都是为了服务我们”，但事实上，我们内心仅剩的一点儿自由连同有限的薪水都被无处不在的心理暗示给耗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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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症不是单独孤立的症状，它和社会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具有极其强烈的社会属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处于封建观念较为浓重的古代社会，女子被初次见面的男子握了一下手，恐怕就是一件大事，这名女子想必会陷入某种情境困顿中，会感到羞怯甚至懊恼。但如果是现代社会，初次见面握一下手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甚至是一种礼仪。行为没有变，变化的是环境以及由环境造就的观念。如果在现代哪位女生被碰了一下手就感到极度不安，我们就可以认定她具有一定程度的神经症了。然而在古代，极度不安才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之所以在这本书中迟迟不给神经症下定义，是因为我认为它本质上不算是一种病症，而是一种文化观念造成的内在冲突。神经症患者不可能没有内心的冲突，甚至会因为这种冲突而感到焦虑。正如卡伦·霍妮在《如何化解内心的焦虑》中所讲的，我们无法通过某一具体行为去判定神经症，但焦虑才是神经症的基本特征。而这种焦虑恰恰就是我们身边的环境给予的。
商业是我们这个社会难以抹去的极其重要的文化因素。消费是拉动商业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没有消费就谈不上生产和投资。消费的主体就是我们这群人。我们不一定直接从事生产或投资，但一定离不开消费。但是，在基本物质条件已经满足的情况下，要让我们这群人主动消费，不花点儿心思是不行的。所以，营销学其实是社会心理学的延伸，营销者必须想办法给我们的头脑施加压力，我们购物并不是因为真正需要消费品，不过是为了消除神经系统产生的压力而已。营销者和我们不再是供给关系，而是操控与被操控的关系。看似繁荣的社会经济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以营销之名剥夺你的自由，甚至改造你的脑结构，让你丧失对自身的控制权。
可悲的是，你作为个体几乎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因为心理暗示无处不在。你打开电视，打开电脑，走在街上，哪怕是坐在高铁上，都会有一个声音对你进行“催眠”。以至于到最后，对方不需要再对你进行暗示，你也会主动去寻求信息，以解除所谓的“瘾症”。时不时拿出手机点点划划，正是这一情况的明证。许多人认为，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进一步加大以及片面的物质追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焦虑和抑郁人数攀升的最重要原因，他们显然忽视了社会模式的运作方式。也就是说，欲望也罢，瘾症也罢，都不可能单方面引起神经症，但如果人们因此产生了内心冲突并且为冲突而焦虑，神经症状就会存在。比如，时不时拿出手机这件事并未对你造成困扰，那么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正常的，这才是我所说的“在行为上难以判定他是否有神经症”的重要原因。再比如，我们无法根据一个人是否热衷社交来判定他是否有神经症，喜欢社交也许是一种心理错觉，是源于害怕孤独；相反，不喜欢社交也许是因为社交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困扰。社交这一行为本身并不具备心理上的积极或消极意义。但是，一旦社会普遍认为积极社交是一种必需的能力，是生存的基本技能，那么一些原本不擅长交际的人就会被打上标签，哪怕独处会让他们觉得心安，在社会暗示下这种心安在他们眼里也会变得不正常，不想社交和必须拥有社交能力之间就会产生心理矛盾，焦虑就这样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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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转机制不会顾及个体的情绪和状态，它本身并不掺杂任何的情感因素。但是，它的确存在心理操控的嫌疑。为了让个体配合社会运转机制，这种操控行为以一种正当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实行。
让我产生这一想法的契机是一次和朋友之间的聊天。我这位朋友参加了一次为期七天的培训，这次培训是由她所在的某个企业组织的。她告诉我，培训气氛非常热烈，许多人甚至还号啕大哭。这让我产生了疑惑，什么样的培训会让参与者当场大哭？我警觉到她使用的语气中含着一丝难以言状的亢奋，于是详细地询问了当时的情形。原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业务培训，我们暂且美其名曰“破冰”。在培训过程中，所有人的通信设备全部上交，相当于他们被关进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同时，他们被迫通过集体喊口号、惩罚自己等手段进行所谓的“突破极限”。老师们还对这批培训学员进行“鞭策”。比如他们会说：和你差不多年龄的人都开上了宝马，你还在挤公交，比你小的人都已经当大老板了，你还是个跑腿的，为什么？对，就是因为你没用！你有没有用？（对方可能会小声地说：我没用。注意，这可不是私人的谈话，而是在教室里进行的。）对不起，我没听见，你到底有没有用？（我没用。）大声点！（我没用！）
通过摧毁对方的自尊心，进一步破坏对方的价值观，进而灌输伪逻辑，是这类培训典型的洗脑做法。我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这类的培训机构并不在少数，套路也五花八门，有强迫对方把自己当成三岁孩子的，有强迫乞讨的，有相互打耳光的，简直和邪教的手段一模一样。在一个封闭的场所，在群体的促动下，人的思维容易陷入“休克”，自我身份会完全丧失，在企业员工身份和个人特性上，后者被完全抹杀。这一点，看过《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人应该非常了解。
事实上，洗脑一直是人类的特长，在人类历史上，大量的洗脑通过宗教活动、个人崇拜进行。人类社会历史很可能是一部个体意识和社会身份冲突的历史。关键在于，高敏感人格的人往往个人意识非常强烈，非常注重自我感受，一旦和社会身份相冲突，就会出现个人对抗环境的局面，这是引起神经症并且持续焦虑的重要原因——我们处在想取得身份认同而不可得的境遇。
如果说洗脑培训是一个极端，我们还可以探究一下其他的方式。任何一类组织都会想办法通过打造自己的文化认同来取得行动的一致性，学校、企业都不例外。有人曾经总结出36条企业洗脑的方式，包括和领导一同进餐、回母校宣传公司等。据说沃尔玛员工在进入企业时都要跟着主管发誓：当顾客离我有3米时，我将会微笑，我将看着他的眼睛，并且和他打招呼……就连我所在的小县城，每天早上也会看见员工在店门口一字排开，跟着主管大声地喊口号。而所有企业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张贴排行榜、评选销售冠军和“今日明星”，来增强员工之间的竞争意识。
这些方式很多以企业文化或者企业发展理念之类的噱头存在。它们似乎促进了员工对企业理念的认同，但实质上却是解构个人意识的过程。这意味着“你是谁”并不重要，“你能否融入”才是关键。“融入”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的关键词，而这个关键词也已经得到了我们普遍意义上的认同。因为我们都明白，唯有融入环境，我们才能顺利生存下去。
很少有人质疑这种方式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因为它已经成为社会运转机制的组成部分。但是这样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人作为个体如果完成了精神改造，他将丧失自我，成为一部社会性机器（这似乎正是社会组织所需要的），而且如果改造过程并不顺利（比如在业绩排行榜上基本垫底），个体不仅丧失自我，也得不到集体的认同；二是如果个人意识顽强抵抗，就会产生持续的心理冲突，尤其对那些无法顺利和他人交流的人来说，这种机制犹如地狱。请注意，我在这里讲的并非不迟到、不早退等正常规章制度，而是一种价值认同与自由意志的冲突。也就是说，在“正常”的社会运转当中，我们要工作要生存，就必须投身到某个社会组织当中（哪怕是自由职业者也要受此限制），一旦这个社会组织有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伪价值或近似于价值的理念），它就会对我们提出“融入体系”的要求，我们要么想办法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其保持一致，要么主动或被动地改造自己的价值观。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能够顺利地在其中混日子，其实这类人本身就没有什么所谓恒定的价值观。在任何组织，浑水摸鱼者并不在少数。但是，这对感觉敏锐、情感丰富、惯于追求体验的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他们极其重视自己内心的自由意志，无法做到真正的“融入”，但出于生存需要却不得不改造自己，这种痛苦常人恐怕无法理解。
披头士吉他手乔治·哈里森有一首歌叫作Brainwashed，歌词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洗脑出现在你睡觉的时候，在你堵车的时候，在你哭泣的时候，出现在你还坐在婴儿车的时候……洗脑来自媒体、来自手机、来自卫星……来自国王和女王、来自露天场合、来自台前幕后……”这个伟大的乐手在生命的尽头领悟到了这一点：洗脑无处不在，个人意志无处逃生，无可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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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环境只是给予我们暗示，尽管对高敏感人格的人来说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但基于此产生的焦虑只是一种普遍意义的存在。比如我们不管是否属于高敏感人群，恐怕手机不在身边时都会出现焦虑现象，各种瘾症也并非神经症患者独有。哪怕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进行社会价值认同或自我改造，这种痛苦也只是基于理想主义和现实的矛盾。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否为神经症患者，外在环境是一样的，只是个体反应不同而已。所以当我在家里露出痛苦的神色并准备一吐工作的不快时，父亲总是回给我一句：别人不也是这样的吗？这句话总是让我哑口无言。你永远无法用语言精准地告诉别人神经症患者承受的痛苦。
对神经症患者来说，深层次的焦虑本身和恐惧其实非常相近，这也正是我们平常所称的恐惧症：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和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找不出引发恐惧的任何具体原因，但焦虑和恐惧的心理阴影却明明白白地存在着。这又是为什么？它和环境以及背后的文化观念有关系吗？
让我以烟瘾为例阐述环境和恐惧之间的关系。有位叫亚伦·卡尔的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叫作《这书能让你戒烟》，对吸烟者的心理进行了极其精彩的描述，同时也指出，让我们吸烟的恰恰就是这个天天劝我们戒烟的环境。他说，吸烟者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他们害怕因抽烟患上肺癌，害怕因抽烟死去，但就是戒不了烟。我们总是以为这群人意志力过于薄弱，却从来没有想过，恰恰是因为害怕，所以他们才抽烟。他甚至指出，“戒烟”这个词本身就是在误导我们，戒的前提是我们喜欢抽烟，而事实是，几乎没有几个人喜欢“吸烟”本身。他正确地诠释了吸烟者的心理，也正确解构了“喜欢”这个表象性的概念。
为了让烟民远离烟草，政府似乎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调高香烟的价格。我还从来没看到哪项指令会像调高香烟价格这样执行得如此迅速。其结果是，烟民并没有减少，相反，烟民年龄还不断地下探，不过是给某些机构多了一笔极其可观的收入。比如在香烟的外包装上贴一些恶心的图片：一个烂掉的肺、一个骷髅图形、妻儿痛苦掩鼻的场景……他们想当然地以为，烟民看到这些图片，就会产生恐惧和内疚，抽烟的欲望就会减少。事实是烟民确实会恐惧和内疚，但这种情感只会促使他们的神经加倍紧张，为了缓减紧张，他们下意识的行为就是点上一支烟。可以说，这样的方法让想戒烟而不可得的烟民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对神经症患者来说，恐惧和烟瘾极其相似。一些轻微的举动都能引起他们的恐惧，比如别人无心说的一句话、车在半路抛锚、孩子发烧……哪怕没有这些实质性的事例，神经症患者也会时不时出现和恐惧相同的身体反应（和尼古丁缺失极为相似），比如心悸、胸闷和呼吸短促。他们总觉得会有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洗脸时，等车时，他们都会陷入恐惧的臆想，就像刺猬那样随时防备着敌人来袭。恐惧成了他们的本能，甚至可以这样描述：他们总是先出现类似恐惧的情绪，再为这种恐惧寻找现实的理由，如果找不到，恐惧就会进一步加重，因为找不到恐惧产生的原因才是最大的恐惧。这种恐惧持续时间越长，想要消除恐惧的念头也会越强烈，冲突进一步加剧，最终可能会演化为观念性强迫症，即逼迫自己恐惧。这时，头脑仿佛已经成了自己的死敌，千方百计想要让自己瑟瑟发抖。
没有经历过恐惧症的人根本无法体会自己和自己作对的痛苦。偏偏这时候，以竞争为要义的社会环境就扮演了为虎作伥的角色。各种绩效考核成了恐惧完美的注脚，这几年流行的“问责追责”也成了上级部门最喜欢挂在嘴上的词语。我们发现，整个社会的运转似乎是建立在威胁和恐吓之上的，它的核心机制在告诉我们：一旦发生什么事，我们就必须承担什么样的后果。这就是所谓的“压力传导”，是社会机制对待人们的最基本的方式。
除了工作上的压力，媒体在煽动恐惧情绪上也是功不可没。随手打开资讯网页，你都能找到无数恐惧的理由。有时甚至不需要我们主动打开网页，这些资讯都能通过弹窗的形式蛮横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头条上赤裸裸地写着哪里的孩子被老师虐待了，哪里的老师被学生殴打了，哪里的出租车司机又杀人了，哪里的高铁又有乘客霸座了，哪里的老人又被保姆欺负了……甚至在没有确凿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许多媒体还学会捕风捉影妄自推断，把网民引到舆论一边后，再来一个逆转。
为了提升舆论影响力，媒体还会用“×××，你怎么看？”之类的标题来引发网民的讨论。那些被称为“键盘侠”的网民自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于是，舆论造势就这样风生水起。至于当事人会遭受怎样的痛苦，就和媒体没什么关系了。这样的现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病，倒并非中国所独有。正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阐述的，引发群体效应的从来不是理性思维，而是情绪本身。这意味着一个群体在意的根本不是“我怎么看”，而是通过评论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并以为这样的发泄是正当的，甚至是正义的。这就会出现一种很怪异的现象：越是不具备判断力和基本逻辑思维的人越喜欢评论，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思维结构没有基本的认知。无知者无畏，大概就是对这些现象最精准的描述了。客观地讲，《乌合之众》这本书并没有所谓心理研究的要素，许多内容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作者的主观臆断，但在社会心理研究文本稀缺的前提下，这本书至少点明了群体心理是具备暴力性质的。虽然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事实。
现在，我们还把这群喜欢看热闹的人叫作“吃瓜群众”。且不论这是否有侮辱“群众”之嫌，事实上这瓜也是极不好吃的。媒体通过一桩又一桩负面新闻对你的头脑进行暗示，它们在变相地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极不安全的，你周围全是坏人，坐出租车时你得谨防对方是个性变态，送儿子上幼儿园你得注意教师是不是虐待狂，走在路上你还得小心有人碰瓷，待在家里总行了吧？不，你还得小心送货上门的快递员。这样的讯息时时刻刻在改造你的大脑神经，你的身体根据神经反应要时刻做出防卫的准备，你会变得越来越焦虑，且不知道这种焦虑产生的根源在哪儿。当你深受资讯的暗示，绝对不会一点儿代价都没有。
媒体的暗示能力不容小觑，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注意（害怕）什么。
如果说哪个国家对恐怖分子最为敏感，恐怕就是美国了。涉及恐怖主义的资讯能够在美国媒体大行其道，主要是媒体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这样做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说：“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就是一种表演。恐怖分子安排一场令人惊恐的暴力演出，抓住我们的想象，让我们以为自己即将再次陷入中世纪那种混乱当中。于是，各国常常觉得需要对这场恐怖演出做出回应，便刻意上演一场安全的大戏，比如迫害某地区全体人民，或是入侵其他国家，以显示其国力强大。在大多数时候，这种对恐怖主义的过度反应，反而比恐怖主义本身造成的安全威胁更大。”这句话大概是对恐惧极好的注解。心理学上有“聚焦”的说法，当美国人把焦点聚焦在“恐怖主义”这个词上时，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9·11”事件，所以，他们并不会把开车、暴饮暴食当成最大的威胁，虽然死于这两者的人数远远高于恐怖主义，但因为它们不能形成焦点，所以不会引发群体的恐惧心理。
相对而言，中国人对恐怖主义的概念并不那么敏感。但是，如果日本或美国政府有一点儿风吹草动，就会极大地刺激中国人的神经。这同样是一种“聚焦”效应。聪明的媒体恰恰是利用了这样的聚焦来传播资讯，他们给人们想看的东西，如此而已。所以我们会发现，越是带情绪的文字越能引起人们的情绪反应，而媒体（包括自媒体）一旦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它就不再有耐心去探究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不再花心思为改良社会机制而努力，原因也很简单，比起探究为什么幼儿园会出现教师虐待儿童的深层次原因、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学校的安全机制建立、信息的公开透明等，还不如一句“让这位教师的儿子也给人虐待一下”更让人解气。毕竟资讯像流水，在互联网上能维持的热度不超过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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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如果环境制造了太多关于恐惧的暗示，不仅个人会有患上神经症的风险，就连整个社会群体都会产生持续焦虑的现象。而这一点，心理咨询师是无能为力的。理由很简单，从弗洛伊德开始，到新弗洛伊德主义，再到行为认知和情绪认知疗法，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这两者最后殊途同归）往往只能从个体身上着手，无法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中去挖掘焦虑、抑郁和恐惧的深层次意义。这个重任基本上交到了社会学家手中，但是，社会学家首先要具备社会心理研究的基本常识，不能动不动就拿出政治经济学原理来。也就是说，心理学原本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但最终会被割裂，不完整性是它的特征。
问题在于，如果整个社会环境在精神上刺激你，行为上限制你，规则上束缚你，你又该如何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会发现从小学开始，我们就接受了语文、数学、英语的填鸭式教育，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在矛盾冲突的环境下如何与自己相处、如何接纳自己。相反，学校还自诩为社会的净土，从来不曾想过这批从净土走出的学生迟早要走进社会的染缸。这就意味着在心理认知和思维观察方面，我们其实是一个纯正的“文盲”。我们总是等出现了问题再进行补课，补课过程中也没有人教我们正确的处世方式。
时时有人告诉我们，不应该从外部去寻找原因，原因都在自己身上。理由刚才已经说过，并不是每一个人在同一种环境下都会抑郁和焦虑。但当我们退一步去观察自身和环境的关系时，会发现这是一个伪命题，把原因都揽到自己身上恰恰就是神经官能症患者最喜欢做的事。还有一些人试图从基因学下手，认为我们之所以会比别人更容易焦虑，是基因的问题。基因决定论甚嚣尘上，正如安德斯·艾利克森在《刻意练习》中阐述的那样，智力、天赋、基因遗传本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有用，他强调说，一个有杰出能力的人一定会具有某种“心理表征”。这是后天习得的。
如果我们观察孤独症患者，会发现他们很少会受外界的影响（这被看成一种症状），是因为和外界的沟通方式有落差。比如阿斯伯格症患者无法理解语言背后的隐喻，所以他们相对而言接受暗示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请试着想象一下，如果一天到晚都有一只大喇叭对着你，每时每刻都告诉你这个世界快完蛋了，任凭你有再强大的基因，恐怕也抵制不了。
但是，请记住，我想要揭示的仅仅是“环境不断给我们负面暗示且我们无力摆脱”这样一个事实，它是我们产生神经症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问题在于，我们按照环境的暗示被动地改造了自己的思维模式，且无法处理内心的冲突。除了承认这一事实，其余都不过是一种逃避而已。神经症恰恰就是一种逃避而无所得的表现。比如我们把“生活应该轻松自由”当成一种预设和现实进行比对，就会产生焦虑。所以，只有承认环境就是这样糟糕，我们才有直面旧有思维模式的可能。不管专家学者把心理疗法讲得如何天花乱坠，其本质也不过是“直面苦难”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