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按照事先的构想，我在《文本的深度耕犁》这一卷中，应该是解读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可是，这个主观预想在2007年被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那一年，我们请到了齐泽克【1】。当时，我也正好完成了关于后马克思思潮【2】文本研究的《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二卷【3】。齐泽克正好是第二卷最后一位被讨论的对象。齐泽克在南京大学的日子是开心的，除去学术报告和小型研讨会，更多的时间我们都在相互了解和沟通。一天他突然很郑重地对我说：“张教授，在欧洲最重要的左翼学者中，你还应该关注阿甘本【4】、巴迪欧【5】和朗西埃【6】，他们都是我很好的朋友。”说实话，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陌生的名字。虽然在2000年，我已经提出西方后马克思思潮这一概念，但还是局限于国内已经比较热的鲍德里亚、德勒兹和后期德里达，当时，齐泽克是我最新指认的拉康式的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代表。正是由于齐泽克的推荐，促成了2007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开始购买阿甘本、朗西埃和巴迪欧等人学术论著的版权，这也是我自己关注这一新的“欧洲激进思想家”群体的开端。之所以转启“激进思想家”的学术指称，因之我后来陆续关注的一些重要批判理论家并非与马克思的学说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甚至干脆就是否定马克思的，前者如法国的维利里奥【7】、斯蒂格勒【8】，后者如德国的斯洛特戴克【9】等人。激进话语，可涵盖的内容和外延都更有弹性一些。这一研究领域已经开始成为国内西方左翼学术思潮研究新的构式前沿。为此，还真应该谢谢齐泽克。不久我就决定，《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三卷的写作将以更宽泛的欧洲激进思想作为主体，这样，除去原先我定义的后马克思思潮的一些新的文本，也包括一些并不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激进思想家的文献和少量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解读。这也就突破了我原先的设想。
那么，什么是今天广义的欧洲激进思潮呢？用阿甘本自己的指认，激进话语的本质是要做一个“同时代的人”。有趣的是，这个“同时代的人”与我们国内一些人刻意标举的“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的人”的构境【10】意向却正好相反。“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巴特语）。不合时宜的特殊构境，即是决不与当下的现实存在同流合污，这种同时代也就是与时代决裂。这表达了一切激进话语的本质。为此，阿甘本还专门援引尼采【11】在1874年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沉思》一书。在这部作品中，尼采自指“这沉思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他在此书“第二沉思”的开头解释说，“因为它试图将这个时代引以为傲的东西，即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一种无能和一种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被历史的热病消耗殆尽，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这一点”【12】。将一个时代当下引以为傲的东西视为一种疾病和缺陷，这需要何等有力的非凡透视感啊！依我之见，这可能也是当代所有激进思想的构序【13】基因。顺着尼采的构境意向，阿甘本主张，一个真正激进的思想家必然会将自己置入一种与当下时代的“断裂和脱节之中”。正是通过这种与常识意识形态的断裂和时代错位，他们才会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乡愁和深刻把握他们自己时代的本质。【14】我基本上同意阿甘本的观点。
阿甘本是我所指认的欧洲后马克思思潮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他也是近年来欧洲左翼知识群体中哲学功底比较深厚的原创性思想家之一。朗西埃曾经是阿尔都塞的学生，但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他自己清除了与马克思相关联的一切话语。虽然朗西埃也不时悄悄地挪用阿尔都塞式的批判性资源，但他并不属于后马克思思潮。法国的斯蒂格勒、维利里奥和德国的斯洛特戴克三人也算不上是后马克思思潮的人物，他们天生与马克思主义不亲，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还会抱有敌意（比如斯洛特戴克作为今天德国思想界的右翼知识分子，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可是，在他们留下的学术论著中，我们不难看到阿甘本所说的那种决不与自己时代同流合污的姿态，对于布尔乔亚世界来说，都是“不合时宜的”激进话语。斯蒂格勒继承了自己老师德里达的学统，在技术哲学的实证维度上增加了极强的批判性透视；维利里奥对光速远程在场性的思考几乎是对现代科学意识形态的宣战；而斯洛特戴克因最近的球体学和对资本内爆的论述，也直接成为当代资产阶级全球化的批判者。
本卷的第一章是对朗西埃的一个简单讨论，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他。只是将他关于生命政治讨论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做了一个概要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朗西埃是要力图建立一种与传统政治学研究完全异质的生命政治哲学，他通过区分可感身体中的可见与不可见者，界划出隐性构序中的治安，偷偷返回到他一度热情讴歌的劳动大众肯定不懂的理论世界。我觉得，这是一种理论无意识中的没有阿尔都塞的阿尔都塞政治哲学。第二章是对阿甘本生命政治哲学的讨论，在欧洲激进思想家中他是我最赞赏的学者。阿甘本高调光大了福柯创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资产阶级生命政治批判，生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赤裸生命、神圣人、悬法例外状态等一系列重要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统治新形式的深入思考之境，并对德波指认的资本主义景观社会、奥斯威辛集中营和现代收容所等重要历史事件做出了极为精彩的本质批判和内在透视，直接引领了当代激进批判话语的重要现实转向。这也是后来《遭遇阿甘本》【15】一书的最初基础。第三章是对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空间》一书的讨论，《资本的内部空间》是他作为德国右翼知识分子代表的一本属于激进话语的书，其中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的思考是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斯洛特戴克认为，所谓“全球化”概念，其实是一个由布尔乔亚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伪境，因为全球化是一个饱含资本主义血腥侵略和掠夺的复杂历史进程，只不过，这种全球侵占的血迹被历史季风吹干罢了。面对这一严重的“存在之遗忘”，他想重新再构这一被遮蔽和美化起来的历史原境。第四章是关于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一书的讨论。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网络信息化存在中出现的新现象，维利里奥指认出一个如同尼采的“我们杀死了上帝”的对当下在场性的谋杀，这就是由网络技术建构光速即时在场所实现的不可能临界时空——竞速学中的远托邦。第五章是关于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三卷中直接批判数字化资本主义的讨论。斯蒂格勒讨论了电子化第三持存中的意识畸变问题，即远程登录的电子蒙太奇所构成的数字化“伪我们”，认为这是数字化资本主义构架中的个体化沦丧——思想的无产阶级化。这种新的无产阶级化通过对个体内部结构的数字化虚假重建，使人的个体化进程被彻底摧毁，最终导致远程登录式的、不在场的在场中发生的存在之痛。最后，我将关于西方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16】和哈特【17】的《帝国》和维尔诺【18】的《诸众的语法》二书的讨论放在了本书的附录里。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今天的资本世界历史建构中，生成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领土统制的全球化隐性构序力量，这就是不可直观的资本帝国。这是一种通过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资本布展和劳动分工，由世界性的市场和生产的全球环路构式建构起来的支配关系网，是一种非实体性的客观现实。由此，新的革命主体——诸众也应运而生，他们将有可能翻转生命权力，将生命政治重构为全面的解放。维尔诺则对这个诸众概念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梳理，在他那里，诸众因后福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特定塑形，从传统工业构架的向心运动中脱离出来成为弥散式、星丛式的存在；因为网络化和奇异化的主体特征，诸众生成了在一般智力先个体化之中的个体化；后福特式生产方式所铸就的诸众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基本情绪，决定了一种出走和拒绝的反对革命的隐性激进立场。
张一兵
2017年3月5日于南京龙江
2017年8月20日再改于南京江宁
2018年春节第三稿于武昌茶港红星广场
2018年3月第四稿于南京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