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这也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战略目标，同时也是在“十三五”期间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
完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意味着我们在抓经济的同时，不能忽视法治，必须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法治，这两手是不可分开的。这首先要求我们应当将法治作为一种目的去追求，而不应当仅仅将法治作为一种手段。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的党政官员简单地将法治视为保障经济发展的工具和手段。因此，如果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法治就要靠边站，需要的时候，就把法律高捧在手；而不需要的时候，就把法律搁在一边，甚至抛之脑后。实践中出现的野蛮拆迁、暴力执法、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都是上述观念的具体反映。这种做法虽然短期内可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无法形成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也难以保障经济长期有序的发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经济规模在2030年超过美国，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6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驾驭这样一个庞大经济体，必然需要法治的保障，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依靠人治，不能真正建立完善的市场，也难以保障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公平和有序，与此相反，随着发展的加快，社会矛盾凸显、群体性事件频发，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不能够得到应有的保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发展经济并不能使社会矛盾迎刃而解。尤其是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法律保障下的自由、安全、尊严等要求也会日益增加。人民的幸福不仅体现为衣食无忧，还体现为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享有必要的自由，要有尊严、体面地生存，能够轻松、愉快地生活，免于一切非法的强制和恐惧。总之，要真正实现民富国强、经济秩序稳定发展、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安定有序，就必须依靠法治。
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法治是构建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竞争机制实现的，这就必须依循一套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规则，从而使“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控规范化。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一是构建了交易正常进行的法律基础。科斯定理的要点，是要在产权界定清晰的背景下，促进交易的有效达成。产权的界定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关键。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交易的总和，而物权法、知识产权法等确定了明晰的产权，确立了交易的前提；而合同法等法律则明确了正常的交易秩序和交易规则；侵权法、刑法则为产权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基本构建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二是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为利益所驱动而相互竞争，彼此间有密切的利害关系。这就有必要通过法治来构建正常有序的市场秩序。例如，通过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遏制不正当竞争，防止垄断对市场秩序的破坏，优化企业创新的法律环境；通过合同法的违约责任制度以及相关法律责任，促进当事人信守合同、严守允诺。三是维护市场的合理预期。无论是房地产市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还是证券市场以及金融市场，其稳定的基础在于制度的构建，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必然是以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为基础，以交易当事人对制度的合理预期为前提；法治越健全，市场就越完善。四是保护交易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这两项安全的保护，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的“稳定器”和“安全阀”。只有有效保护人民的安全，人们才会有投资的信心、置产的愿望和创业的动力。没有健全的法治，将导致人才、智力的外流与财富的流失。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就像一只最容易受到惊吓的小鸟，对法治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就像小鸟受到惊吓会四处逃散一样，一旦法治出现缺陷，资本必然受到惊吓，纷纷外流。五是有效防治市场发展所带来的“外部化效应”。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掠夺、生态破坏等一系列副“产品”。其深刻的原因在于未严格地依法办事，以及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例如，一些环境污染企业能够不经过全面的环评即可上马，一些企业的严重污染长期不能得到有效制止和查处，都反映了在我国环境保护中，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责任追究和赔偿制度仍未落实。六是可以提供有效的、可信服的纠纷解决机制。市场是交易的综合，其中充满了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但这些冲突绝非不可调和。法治，特别是完善的程序法律制度，是解决这些冲突和矛盾的最为有效的方法。
完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首先要不断适应改革的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以引领和保障改革。即应当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编纂民法典，制定期货法等一系列新法律，修改证券法、票据法等既有的商事交易法，协调整合三资企业法、公司法与合伙企业法等商事组织法，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为完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奠定制度基础。其次，进一步强化依法行政的理念，简政放权，从根本上约束和限制公权力，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使权力的运行守边界、有约束、受监督，逐步建立一个职能科学、职权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政府的执法行为必须规范、公正，使人民群众真正从执法中体会到公平正义。再次，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依法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和监督权，禁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插手案件的审理；深化司法公开，加强法律文书的说理，构建阳光司法；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提高司法人员的专业水平，强化其职业道德，努力提高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美国人经常夸耀所谓的“美国梦”，其所强调的是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吸引到美国，人尽其才，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创造力。“美国梦”其实是以法治为支撑的，其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其关键也在于通过法治确立有效的制度框架，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最大限度地鼓励和激发人们的创造力，而这些都依赖于良好的法治环境。在经济领域广泛吸引人才和资本，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保持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需要营造尊商、重商、安商、扶商的良好法治环境。如果我们把经济比喻成一个国家的血肉，那么可以把法治比喻成国家的骨架和脊梁。因此，必须按照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1]。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