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于1940年获得美国国籍，著有《理性和革命》、《单向度的人》等著作，《理性和革命》是其最负盛名的著作。马尔库塞的思想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20世纪30年代：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2）20世纪40年代：努力探析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关联性；（3）20世纪50年代以后：主要依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并努力实现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作为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主要致力于从伦理的角度来诊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
一、异化问题与“单向度的人”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深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征服大自然方面成效显著，社会物质财富达到空前丰富的程度，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真正的解放，他们的精神生活并没有因为物质生活享受的拓展而得到相应的提升，而是遭到了日益严重的消解。马尔库塞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将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是导致人发生异化的罪魁祸首。
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是指失去了现实批判能力的人，是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机器，是物的奴隶，没有人的本质属性。
第一，“单向度的人”没有“自我”。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人们必须承受人为操纵和物质诱惑的双重压力，他们从内在思想到外在需要都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控制，人与人、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不是相对分离的关系，而是被人为地一体化了。人们陶醉于物质生活的舒适，满足于受到虚假意识的支配，陶醉于“痛苦的幸福生活”。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比，人们拥有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却无法从劳动中将自己解放出来。根据马尔库塞的看法，人获取真正幸福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必须成为人的自由活动和消费活动，但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在整个社会发挥着支配作用，人们所从事的劳动变得单调而无聊，它不仅不能带给劳动者快乐，而且导致劳动者的肉体和精神都遭到损害。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己，它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它实质上是一种异化劳动。这种劳动不能使劳动者的自我得到实现，而是使他们因为失去了自我而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第二，“单向度的人”失去了创造性。在马尔库塞看来，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的人离幸福的天堂始终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近。在这种社会中，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操纵，人单纯是物质生产和消费的机器，没有思想，没有灵性，只是执行某种功能的工具，从而表现出物性和单向度性。由“单向度的人”构成“单向度的社会”。马尔库塞认为，这种单向度性意味着“对立”、“多样性”的消失，意味着创造性的终结。对人而言，“单向度”是指人的内心向度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人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无法创造和想象另一种新的生活，只能屈服于现实；对社会而言，“单向度”是指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志受到压制，社会趋向同一化和凝固化。具体地说，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极权主义的盛行使政治对立面被一体化，从而消除了危害现存社会存在的隐患。因此，不仅温和的反对派放弃了先前的主张，就连激进的革命派也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丧失了其否定性和革命性，并与以往的敌人握手言欢了；人的生活方式被同化，不同阶层的人享受着同样的物质生活，平等和自由似乎不是问题了，过去那种在平等与自由名义下提出的抗议已失去了现实的基础；高层文化与现实的鸿沟已被填平，超越现实的理想已被现实所超越；分析哲学的盛行宣告了单向度哲学和单向度思维方式的胜利，它成功地对语言进行了清洗，将人大脑中的最后一丝“对立”清除干净，人类创造的火花被彻底地掐灭。
“单向度”应当说是马尔库塞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作出的经典总结。他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表面上表现出科技发达、生产力水平很高、物质异常繁荣的景象，公民的各种需求也好像都得到了满足；但事实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公民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压抑，不但生活上没有自由，而且思想上受到禁锢，因为满足他们的都是一些虚假的需求；在整个社会，人只是机器的一部分，无法创新，很难发展；科学技术严重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它的统治代替了过去的政治统治，并且这种统治不断地侵入人的私人生活和内在心理本性；社会变化受到完全的遏制，多元主义普遍衰落，对立面趋向一体化，整个社会成了一个没有反对派的单向度的病态社会。这种逐渐极权化的统治使人的所有创造力与批判性在物质生活的舒适中消于无形，人失去了自我，成了物的奴隶，成了“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原因导致的：
首先，需求的异化导致单向度的人初步形成。所谓需求的异化，是指需求的满足不但不能发展人，反而成为控制人的异己力量。“异化”一词最初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哲学术语，它指的是权利的转让、关系的疏远、精神的错乱等。直到德国古典哲学时代，它才被用于分析人与整个外部世界的主客体关系，因而也才具有了特定的哲学内涵，即主体活动的成果成了主体本身的异己力量，并反过来危害或支配主体自身。马克思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和异化劳动理论。他曾指出，“财产同劳动之间，活劳动能力同它的实现条件之间，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价值同创造价值的活动之间”是“绝对的分离”状态，这就是工人与其产品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异化关系。[57]具体地说，工人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他们就越沦为廉价的商品，他们占有的产品就越少，他们也越贫困；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产品成了他们的对立物和统治他们的敌对力量。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进一步加剧了人的单向度性。马尔库塞指出，人的真正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得不到满足，而不必要的需求却被强加给人，这极大地压抑了人性，并进一步加剧了人的单向度性。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压抑人性的社会。在马尔库塞看来，人的真正本质是爱欲。如果根据人的爱欲是充分得到满足还是被压抑歪曲为标准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它肯定是一个爱欲受压抑的社会。马尔库塞的爱欲论受到弗洛伊德爱欲论的影响，但又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爱欲论。弗洛伊德也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爱欲，在他看来，作为人之本质的爱欲是人之为人的生命本能，而人类文明恰恰是以遏制人的本能为基础的。弗洛伊德把文明的起源归结为爱欲的压抑。在他眼里，每个人类个体都具有追求快乐的本能，而现实原则（操作原则）旨在压抑这种本能，因此，人的生命本能（爱欲）不仅外化为文明形态，而且内化为人的压抑性心理机制。文明存在和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压抑人追求快乐的本能，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的快乐本能被压抑的历史。这也就是说，文明不仅压抑人的社会性存在，而且压制人的生物性存在；不仅压制人的一般性存在，而且压制人的本能存在。不过，这种压抑是文明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是必要的。另外，文明越发展，它对人的本能压抑越严重。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较高阶段，因而也是人的爱欲遭到压抑很严重的阶段。
马尔库塞在继承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修正了他的文明观。他对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重新作了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压抑”理论，将“压抑”区分为“基本压抑”和“多余压抑”。在他看来，本能与文明是对立的，但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历史的；也就是说，文明依靠压抑人的本能而产生和发展，但它对本能的压抑并不是永恒的。总体来看，这种压抑会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另外，匮乏是文明压抑本能之有效性的前提。马尔库塞据此将“压抑”分为“基本压抑”和“多余压抑”。他认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必需品十分匮乏时，人们必须靠辛苦劳动才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那么本能的冲动就必须升华为生产性劳动。这种由物质匮乏所产生的对人的本能的压抑是必定的和合理的，这就是“基本压抑”。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技不断进步、物质逐渐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有保障，人们不再需要从事不愿从事的劳动。一旦人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本能需要来享受最大快乐，文明对本能的压抑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人的本质即人的爱欲也会得到解放。如果进入这一阶段的人的本能仍然受到压抑，压抑就是多余的和不合理的，因此，马尔库塞称之为“多余压抑”。这种压抑是由外在的社会因素导致的，但它是社会统治“所必不可少的约束”，是产生于特定统治机构的“附加的控制”[58]。“多余压抑”的多寡可以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和本能的关系状况。一般来说，它在一个社会中的程度越低，该社会的文明就越少压抑人的本能，它也就越合理、越进步。
马尔库塞经过考察发现发达工业社会存在越来越严重的“多余压抑”。他在《爱欲与文明》的“导言”中说：“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倾向不是进步道路上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最有效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59]显然在马尔库塞看来，压抑不仅存在于发达工业社会，而且已成为这个社会的一种常态。为了维护特定阶层的利益和现有社会的存在，统治阶级将本来不是人的本质性的东西强加给人。他们制造五花八门的虚假需求，并借助这种需求来制造多余压抑，从而将人变成消费商品的工具和物的奴隶。为了获得更多的消费品，人们不得不不停地进行劳动，他们不是在为自己活，而是在为商品活，于是便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在当代工业社会，异化劳动状况与过去相比较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加剧了。这样一来，人的爱欲的满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通过劳动途径来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爱欲受到的摧残主要表现在异化劳动里，其主要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加强，但却使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而失去创造性和主动性；劳动不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变成了人们物质消费的手段；统治者千方百计强迫人们劳动，劳动变成了强制性的劳动。资本主义操作原则将人的身心都变成了异化劳动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性的压抑正是借助异化劳动的形式实现的。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高消费社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促进商品生产的巨大动力，但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生产的商品必须被消费掉。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统治阶级就不得不把社会对消费的需求“标准化、协调化和普及化”，于是，社会通过种种手段使个人屈从于强加给他的生活方式，把社会的需求变成个人并非出于自主的需求。不仅如此，发达的科技也被用于无情地侵蚀人的自由，因为在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设施中所进行的自由选择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因为它从目标的确立、研究过程到成果的应用推广都受到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严密控制。科学技术与价值观念的严重分离状态就是由这种严密控制导致的。在马尔库塞的眼里，新科技革命只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充分利用的一个工具，即被他们用于政治统治和维护社会安定的工具。一次又一次的科技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这很容易让人们产生“技术万能”的错觉，也很容易让人们错误地把科学技术当成一种医治社会疾病的灵丹妙药，并将人们变成“技术拜物教”的奴隶，以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产生一种自我陶醉的满足感。马尔库塞对此进行了猛烈批判。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基于人类本性建构的，它应该是一个真善美实现完美统一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类能够拥有充足的物质资源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问题，也能够拥有足够的精神食粮解决精神享受问题；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既能够通过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为自己造福，也能够通过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方式与自然和谐相处。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们普遍以追求科学技术的结果为根本目的，科学真理与善、美相分离，整个社会和人陷入了全面异化的境地。
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因为它能够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它有积极的、合乎伦理的一面，但它不是万能的。它本身没有趋利避害的能力，不能自发地解决人的精神方面的问题；它本身也不能追求美和善的事物，更不能直接催生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价值观念。虽然科学技术能够充当社会进步的动因，但是它不仅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方法和技巧存在，而且只能在现实的社会制度体系中推动社会进行量的积累和变化。因此，它仅仅是人借以实现其目的的工具，纵然科学技术具有革命性的成就，它也不可能对现实的社会制度构成超越性的破坏。科学技术并不创造人类的理想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因为它永远是一种人为创造或发明的结果。科学技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才会放心大胆地披上科学技术这件外衣，并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不可告人的统治目的，即通过对人性的压抑，一劳永逸地解除危害资产阶级统治的因素，维护资产阶级的特权利益。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把正常的人一步一步地变成“单向度的人”。
最后，“单向度的人”最终是因为人彻底丧失批判性而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借助“科学技术”这一手段控制人的物质需要，压抑人的精神生活，其最终目的是要将被统治的人变成物，以达到其维护统治地位的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因为受到统治机器的严密控制而完全失去自我，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人们一旦变成这样的人，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单向度的人”，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最终也就扫除了阻碍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最后一道障碍。人们一旦不再具有否定性和批判性，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对立、没有矛盾、没有对峙、没有冲突的“和谐社会”。于是，阶级对立、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就“融化”在所谓的社会一体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就变成一个同化的王国。这样的王国一旦出现，资本主义制度就表现出永恒化的趋势，作为特权阶级存在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因此而变成了一种可以永久合理化的利益。在马尔库塞看来，人的内心向度是人的否定性思考力量即理性批判力量的寓所，它是人能够批判现实、否定不合理性和超越现实的动力所在。因此，如果现实社会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内心向度，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就会无孔不入，这就意味着人的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都会被技术现实所侵占和削弱，异化现象也在所难免。正是在这种否定性和批判性普遍缺失的情况下，“单向度的人”最终在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形成。资产阶级总是试图将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一个“没有反对派”的极权主义社会。
马尔库塞强调，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会千方百计以科学技术作为工具，对劳动人民及整个社会进行全面操纵。他们对劳动人民及整个社会进行从生产到消费、从心理到思想等各个层面的全方位控制，却对人的真正需要和人的本质与目的置之不理。这不仅严重消解了人类社会应有的人文关怀，而且导致了人的异化与社会的扭曲，使得单向度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滋生蔓延。
二、双向度的社会与人的双向度性
资本主义社会是受资产阶级的统治意志操控的社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几乎不择手段，其不惜将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一个单向度的社会，不惜将生活于其中的人变成单向度的人。不过，马尔库塞的心目中装着一个美好的社会理想。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社会不仅是一个物质财富丰富的社会，而且是一个能够让人受到尊重的社会。在一个理想社会中，人不是单纯的物质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个性丰满和富有创造精神的创造者。这样的社会被他称为“双向度的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则被他称为“双向度的人”。
“双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的人”有着根本区别。“双向度的人”生活在“双向度的社会”中，他们既具有能够认同和适应现实社会的外在向度，又具有能够对社会进行批评和否定的内在向度。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具有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而且具有能够进行批判和否定的意识和无意识。“双向度的人”具有将他们自己与外部现实区别开来甚至敌对于外部现实的能力。他们敢于批判外部现实，敢于否定外部现实，因为他们具有人之为人应有的理性批判能力，他们是全面发展的人，他们的存在有助于实现新旧社会的更替。“双向度的人”具有两个向度，即内在向度和外在向度。
在一个单向度的社会里，人的价值不可能得到充分实现，人的尊严得不到正常维护，人的生活意义和价值不可能得到全面保持，社会发展与进步更是无从谈起。“单向度的社会”造就的是单向度的文化，这种文化模式充满着价值失范、道德沦丧、精神颓废等内容。如果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模式里，他的最终命运只能是走向毁灭，即只能是变成“单向度的人”。不过，“双向度的人”必须由“单向度的人”转化而来，“双向度的社会”也必须由“单向度的社会”转化而来。“单向度的人”是不健全的人，“单向度的社会”也不是健全的社会。只有“双向度的人”才是健全的人，也只有“双向度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
马尔库塞所构想的人类理想社会是由双向度的人构成的社会，这种社会必须在社会拥有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前提下才能建立，它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在这种社会模式中，人的本能欲望、精神自主性和创造力得到了彻底解放；或者说，人的爱欲得到了彻底解放。在这样的社会模式里，人所遭受的各种压抑得以消除，奴役不复存在，每个人都能够享有充分的幸福，尤其是人不再沦为物的奴隶，人不再是一种工具，而成为他们自己的目的。在这种社会模式中，物质性的东西和科学技术不再是限制人自我发展的因素，而是帮助人进行自我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这种社会模式中，社会控制是适当的，因为它不再以妨碍人的自由为目的，而是以满足人的真实需要和实现人的意志自由为根本目的。这种社会模式类似于康德所说的“目的王国”。
马尔库塞强调，“双向度的人”必须具有充分的意志自由，必须成为自身的目的，必须使他们的爱欲得到解放。具体地说，这是指：
第一，“双向度的人”是具有意志自由的人。马尔库塞猛烈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给人造成的不自由状况，强调资产阶级随意操纵意识和阉割自由的做法不仅会导致人的主观能动性严重消退，而且会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极不健全的社会。他认为，“意志自由”是一个“双向度的人”应有的重要标志。
“意志自由”是一个意义宽泛的概念。伦理学对意志自由的考察往往是从自由的主体即人的角度来展开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实践的人，具有双重性，即人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存在着，是二者的统一体。因此，对主体意志自由的理解也应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主体首先是一种客观上的存在物，它同一般的自然存在物一样，必须以适应外部环境为前提，而这种外部环境对主体来说表现为客体的客观必然性，因此主体的意志自由必须以把握客体的客观必然性为前提。然而，主体毕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存在物，它不仅仅遵循客观必然性，所以不能把意志自由简单地归结为人对必然性的认识。另外，对意志自由的考察还要从主体的内在本性进行。主体的内在本性是指主体有能动地利用自己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创造理想客体，并为自己服务的需要。从这个角度而言，主体意志自由就是以主体自身内在本性与需要为内容的表达和行动。可见，意志自由是人在认识和把握客观必然性的前提下，对其内在本性需要进行的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表达和行动。意志自由既是一种思想意识活动，也是一种现实行为或行动。一个人只有有了意志自由，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双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没有对此作过多的阐述，但他的观点是明确的，即他认为人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后，不应再受精神上的控制，因为只有这样，人的外在向度和内在向度才能完美统一起来。马尔库塞还进一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不自由状态作了深刻的揭露和剖析，通过这种剖析，马尔库塞展现了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双向度的社会）对待人的意志自由与人的双向度性的态度。马尔库塞的“剖析”是沿着如下思路展开的：
首先，不能自主和自治妨碍人的意志自由，也阻碍人成为双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处于不能自治的状态，因此他们既不能决定他们自己要做什么，也不能决定他们自己需要什么。他们只能接受社会强加给他们的需要——哪怕是虚假的需要。尽管他们看起来好像很“乐意”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按照自己的真实意图行事。一个不能实现精神自治的人，根本谈不上意志自由，更不用说成为双向度的人了。
其次，控制人的意志自由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了资产阶级统治者控制人的一种新形式。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控制变得天衣无缝和非常有效，以至于它不再表现为对自由的简单直接地否定和限制；相反，它表现为一种通过提供大量的商品和良好的服务设施给人们以更多、更大范围的自由。然而，能够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内容和实际选择的内容。也就是说，如果商品和服务设施是为了维护社会控制，那么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自由选择就不是真正的自由，它只是一个假象，具有虚伪的特征。“这些自由是垄断价格中的自由竞争，审查制度下的自由出版，以及商品和圈套之间的自由选择。”[60]不仅如此，马尔库塞还对自由作了更进一步的剖析。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自由概念与传统的自由概念已相去甚远，因为它不意味着人可以做什么，而意味着人需要摆脱什么。在这里，意志自由意味着一种摆脱，它已经不能用肯定的方式来加以诠释，而只能以否定的方式来予以表达。因此，在抑制性总体的统治下，自由不代表个性的解放；相反，它是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工具，成为了统治者的帮凶。这种自由的存在用一种新的方式证明资产阶级统治者控制人的有效性。马尔库塞认为，要想拥有真正的意志自由，人不仅必须完全从资本主义社会的严密控制中摆脱出来，而且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自由状态中摆脱出来。这种意义上的意志自由意味着摆脱。只有从虚假的自由中摆脱出来，才有可能向双向度的人迈进。那么，这种摆脱有可能吗？如果它是可能的，希望又在哪里呢？
马尔库塞认为人应该拥有意志自由，而且这种拥有是有可能实现的。他把这种希望寄托在科学技术上。一方面，他对当代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观进行了猛烈批判，认为它们被严重意识形态化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科学技术是保证人拥有意志自由的一个重要条件。
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与人的自由息息相关。在前技术时代，人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不断地参加劳动，以获取生活资料，那个时候的人是没有自由可言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不再需要花大量时间来解决生存问题，他们被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并因此能够享受到充分的自由。这个时候，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本应发挥积极的作用，即这意味着科学技术应该发挥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作用，应该发挥优化社会结构的作用，应该发挥帮助人获得全面自由的作用，应该发挥帮助人拥有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作用，应该发挥推动人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作用。不过，虽然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改善了物质生活，但是它不可能使人受奴役的状况以及人的不自由状况得到根本好转；相反，在技术时代，人反而陷入了一个全面受到压抑的深渊，技术成了扼杀人之自由的元凶。马尔库塞说：“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61]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已完全异化，并成为统治阶级控制和奴役人民的最有效和最方便的工具，科学技术也就意识形态化了。科学技术创造出一个崇尚极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且成为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合理性辩护的工具。
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批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技术观。他的科学技术观强调，科学技术不再是统治人的工具，而是人获得解放的手段和基础，科学技术与自由是并行不悖的。他认为科学技术的这种改变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他说：“技术转变同时就是政治转变，但政治变化只是到了将改变技术进步方向即发展一种新技术时，才会转化为社会的质的变化。因为已确立的技术已经变成破坏性政治的工具。”[62]技术理性一旦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被推向极端，它就达到了限度的极限。如果要进一步拓展的话，它要么必须发生裂变，要么必须走向自己的反面，以一种本质上全新的科学技术形式出现。这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
科学技术能够发生这种转变吗？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实现裂变的关键在于理性。他同时指出，理性的本质在于“否定”：“否定作为事物统一体内自我存在和为它存在间的差异出现。……事物的规定包含着它的内在潜能，内在潜能‘和仍未融于事物本身的外在条件相对立’。”[63]这种矛盾表现为一种张力，但正是它为科学技术实现裂变提供了可能。理性就是这样一种力量。另外，马尔库塞把理性的否定精神与人的自由、潜能等的实现联系了起来，认为真正的理性蕴含着为自由和合理生活秩序顽强抗争的力量。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有着巨大的解放潜能，技术理性最终会为人类自由而献身，因此确立一种新的科学技术是可能的。一旦新的技术与科学成为可能，它们就将打破植根于现存技术中的统治逻辑；而一旦这种转变成为现实，意志自由就将不再是彼岸遥远的灯塔，而是人类共同的生活方式。
第二，“双向度的人”是人之为人的目的性价值得到凸显的人。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工业社会中的人肯定是无法实现自我的，因为他们被一种新的极权控制着。不过，当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成为现实，人类社会就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人也会迈入自我实现的康庄大道。那时的人不再是受人摆布的木偶，人的工具性价值就会淡化，人的目的性价值将得到充分的凸显。因此，凡是与这个目标不相符的东西都要受到批判否定，批判性和否定性可以说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保证，这意味着人只有将自身作为目的才能排除外界的干扰，才能客观地批判现实，才能不断地超越自身、超越现实。人具有成为“双向度的人”的内在需要。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通过严密而巧妙的控制使人不能思想，以至最终使人没有了思想，并把人变成了物。尽管这个被降为物的人可以享受舒适的物质生活，但他的生活只是一种动物生活而已。他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64]虽然工人的劳动强度有所降低，但是他们和工厂的依存关系更加紧密。不过，工人总是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是完全异化了的人，他们的劳动也是一种痛苦的异化劳动。劳动者除了在肉体上受到折磨，还在精神上受到摧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自己的肉体与精神的能力是能够控制和反对其自身的强大力量。劳动者只有在体现其自然属性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的，而从社会属性而言，他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而已。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劳动只不过是一些“单调而无聊的”、“翻来覆去的劳动”，劳动者既不能决定劳动过程，也无法改变劳动的强度。他们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这庞大生产机器上的零件而已，因此，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消极地、被动地与大机器相协调。对他们来说，劳动是获得生活资料的唯一手段，而不是目的。另外，劳动的结果是必然会导致“劳动者自身的丧失”；也就是说，劳动变成了一种控制人自身的活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主要指劳动者）都是不健全的人，造成这种状态的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不以促进人自身的发展为目的，不以实现人自身的目的为目的，而旨在摧残人和贬低人，其最终目的在于使人成为实现外在于自身目的的工具。然而，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人的需求的满足、人的劳动都只为一个目的即人的自我实现而展开，而不能受制于别的目的，否则人的自由解放就只能是一种幻想。
那么，作为一个以自我为目的的人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呢？一个单向度的人是没有批判性可言的，因此他不可能超越自我和解放自我。要以自我为目的，人就必须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他们能够借助理性来表现其批判能力与超越能力。马尔库塞认为，现实的并不都是合理的；只有那些形式上与理性原则相一致的才是真正现实的，其他的则都是必须被否定和超越的东西；于是，理性便具有了“否定”的本质，具备了怀疑一切和超越现实的精神。在强调理性的实践性、批判性的同时，马尔库塞没有忽视人的存在，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关注人的潜能与自由。他强调，理性不仅是哲学与人类命运联系的方式，而且代表着人和生存的最高潜能；批判性和超越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在马尔库塞的眼里，只有具有这种特征的人才能够突破现有制度的羁绊，对不合理的现实发起挑战，从而不断超越自我、实现自我，最后达成人的终极目标——爱欲的解放。
第三，“双向度的人”是人的爱欲得到解放的人。人的爱欲的解放是马尔库塞追求的一个理想，也是他人本主义伦理思想的最后归宿。他强调的是，人的解放实质上就是人的本质的解放，就是人的爱欲的解放。在他看来，只有爱欲得到解放的人才是完满的人，才是双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不仅将人的爱欲的解放归结为人的本质的解放，而且最后将它归结为劳动的解放。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是异化的劳动，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劳动的异化现状，人才能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才能找回自我。那么，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工业社会，爱欲的解放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吗？马尔库塞认为，如果人的本能的压抑得不到消除，文明将止步不前，只有爱欲得到解放，文明才能发展到更高的自由阶段。与弗洛伊德不同，马尔库塞认为爱欲与文明并不天然就是相互对立的；相反，它们不仅可以和平共处，而且文明还可以为人实现爱欲的解放创造条件。他说：“在最适当的条件下，成熟文明中优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将使人的需要得到无痛苦的满足，而统治再也不能按部就班地阻止这样的满足了。”[65]然而，这种对压制的破坏不会破坏必要劳动和进行这样的劳动的社会组织，它摧毁的只是为维护特定的统治利益而形成的社会组织的合法性。这样的一种文明就是马尔库塞所谓的非压抑性文明。这种文明产生之时，就是人的爱欲得到解放之时。进一步说，人的爱欲的解放意味着一种新的持久的工作关系得到了确立，人将不再受到压抑。此时，人的激情得到全面而自由的释放，人的尊严得到应有的尊重，一个全新的丰满的人的形象从此宣告诞生。按照马尔库塞的看法，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双向度的人。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也是人生活的依托。有双向度的人也必有一个双向度的社会。那么，双向度的社会又是怎样的呢？首先，双向度的社会在社会运行体系的设置上，制度成为人自我发展的保障，而不是扮演严密控制的角色；科学技术的正面作用将得到充分体现，它不再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生产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功能将发生质的变化。马尔库塞对这种社会的基本状况作了充满激情的设想和建构。他说：“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工艺程序可能使个人的精力释放到一个未知的、超越需要的自由领域。人类生存的结构本身就会改变；个人将从劳动世界强加给他的那些异己的需要和异己的可能性中解放出来。这时，个人将会自由地支配他自己的生活。如果生产机构能够组织起来，并致力于满足生命攸关的需要，那么，它的控制还是充分地集中起来为好；这种控制并不妨碍个人的意志自由，反而会使它成为可能。”[66]也就是说，在一个双向度的社会里，不是机器和机构控制人，而是人掌握着机器和机构的运行，一切制度和组织的设置都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条件。其次，双向度的社会在政治领域是开放的，它允许不同的政治派别存在，各政治派别既对立又合作，共同推动社会从量变到质变，促进社会不断地发展与进步，革命将在社会进步中发挥关键作用。整个社会将呈现多元化趋势，并始终保持一种向前的张力。最后，在文化领域，高尚文化与大众文化并行不悖，并且与现实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高尚文化维护着真、善、美，成为一种超越现实的强大力量。由此可知，双向度的社会应是一个充满活力、崇尚自由、超越现实的社会。
马尔库塞认为，人类应该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不合理性，致力于使人回到正常的状态，即回到双向度的状态。除此之外，人类应该使资本主义社会摆脱病态的单向度状态，转而成为双向度的社会。这种转变可以使人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人是其自身的目的，并且仅仅受到这种目的的支配，“快乐原则”成为引导人类生存的原则，人的本能得以保存和恢复，人的爱欲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显而易见，马尔库塞完全站在维护人的尊严的立场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他也基于人的尊严来考虑理想社会的建构问题。他渴望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希望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单向度性，同时希望把人类引向双向度的社会，希望人类能够在拥有双向度性的条件下具有人之为人的幸福。马尔库塞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他希望人类能够在“双向度的社会”张扬自己的本性。
三、“现代乌托邦革命”与“爱欲解放”
阿伦特说过：“战争与革命决定了20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过是在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67]在20世纪，“革命”无疑是一个全球性政治议题，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都是依靠某种形式的革命实现的。
革命有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之分。前者是一种通过武装夺取政权或实现政权更替的革命形式，它的开展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武装暴力。后者是一种通过社会变革来达到政治目的的革命形式。非暴力革命的倡导者往往不主张诉诸武装暴力，但非暴力革命有时也会伴随有尖锐的暴力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进入了众所周知的“冷战时期”。为了赢得“冷战”的胜利，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大量社会变革，尤其是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式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这种社会现实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人不再从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含义上来理解“革命”这一概念。具体地说，很多人从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角度来认识、理解和解释革命的必要性问题，并得出了崇尚非暴力革命的结论。
非暴力革命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和平示威游行、社会变革之类的形式，它还表现为一种观念革命。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很多思想家都倡导这种形式的革命。马尔库塞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马尔库塞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非常不满。他不满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逻辑，不满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统治地位而千方百计地对工人阶级实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控制，不满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人们生活的支配性影响，不满越来越多的人沉浸于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不满现代西方人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大自然的疯狂算计、盘剥和掠夺。由于有很多的不满，他希望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与其他思想家一样，马尔库塞在进行自己的求索。他试图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单向度的社会”存在的事实，同时希望将资本主义社会变成“双向度的社会”。他呼吁人们实现从“单向度的人”到“双向度的人”或从“单向度的社会”到“双向度的社会”的转变，并认为这种转变应该通过“革命”的途径来实现。他所说的革命是“现代乌托邦革命”。
身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尔库塞坚信，从“单向度的人”到“双向度的人”或从“单向度的社会”到“双向度的社会”的转变具有历史必然性，但他并没有认为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实现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他看来，这种革命性转变是一个解放过程，它旨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从单向度到双向度的转型，并将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单向度的人”解放出来，使之变成“双向度的人”。不过，这种解放不可能一帆风顺，其中必然充满各种障碍。为了实现这种解放，需要借助强大的现实力量。在马尔库塞看来，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其不仅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而且会千方百计地阻碍资本主义社会发生质的变化。相比之下，只有那些处于受压迫、受剥削和受奴役地位的人才会试图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犹如生活在牢笼中，他们渴望冲破现有的牢笼，以获得解放。如果说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革命的可能，那么革命力量只能源自这些人。马尔库塞认为，“革命”是推动人们从单向度的人到双向度的人的转变的必要手段。
马尔库塞看到了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阶级基础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实，同时认为社会革命的动因和条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马尔库塞看来，要想改变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人们必须发明新的革命理论，并诉诸新的革命形式。马尔库塞建构了一种“现代乌托邦革命”理论，并呼吁人们走“现代乌托邦革命”道路。在对“现代乌托邦革命”进行理论运思的过程中，他对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体、革命动因等进行了重新解释。他所说的“现代乌托邦革命”是一种“总体革命”。
马尔库塞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爱欲受到压抑，人的本质已经异化，这正是革命发生的动因。他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与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已大不相同。他认为马克思把社会革命的动因归结为由无产阶级的贫困而产生的剧烈的阶级对抗，而这种动因在现有条件下已不复存在，所以马克思说的革命将不会发生。他指出，宗主国的工人阶级从超额利润、新殖民主义的剥削以及军火和政府的巨额津贴中分享了一些好处，他们缺乏革命的动力。技术进步和高档商品的大量涌入产生了一个不费力的、快乐的、舒适的世界图像，这一世界看来已不再是权贵独享的特权，而是大多数人都能达到的。虽然马尔库塞宣称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已经不合时宜，但是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发生革命的动因，只是所谓的动因与以前革命的动因变得不同而已。他认为这种革命的新动因是由憎恶产生的。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强迫性消费方式和没有人性的生活方式让生活于其中的人普遍产生了憎恶感，这不仅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而且说明人的爱欲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压抑，并且在人们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感。当这种反感或憎恶感膨胀到一定的程度，社会革命爆发就在所难免。不过，马尔库塞所说的革命实际上就是从精神领域反对资本主义异化和心理压抑的革命，是一种“本能革命”和“意识革命”。在他眼里，革命的动力源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人的本能结构的改变。虽然马尔库塞所讲的革命与马克思的革命不同，但是它仍然是有阶级基础的，它仍然是阶级对抗的产物。这种对抗主要来自扩大了的工人阶级与极少数统治阶级的对抗。马尔库塞认为，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来说，资本产生的社会问题主要不是物质上的贫困，而是人的物质需要受控制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智慧和感觉都沦为了管理对象，人处于全面被奴役的状态，人之为人的尊严荡然无存。他强调，革命的动因就是爱欲的压抑和人性的异化，只有消除它们，才会产生一个全新的社会，人才会过上一种全新的生活。
那么，谁能够充当“现代乌托邦革命”的主体呢？在马尔库塞看来，只有无产者能够担当此重任。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无法消除的不合理性，变革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他对这种变革的主体问题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认识状态。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造反学生，都曾成为他心中的主体候选人，但他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无产者，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新左派成员和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身上。马尔库塞认为，他们总体上一无所有且很难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革命性在他们身上有最明显的表现。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职业分层确实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工人阶级中出现了大量“白领”工人，他们甚至取代“蓝领”工人而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否定性和批判性，不再相信自己与资产阶级统治者之间存在你死我活的矛盾，因此丧失了革命的意识和愿望。在这种现实背景中，工人阶级必然不再将自身视为资产阶级的“反对者”，而是将自身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已全面崩溃，成为了物质的俘虏，其中有些人甚至与资产阶级站在同一个战壕。这种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同化、一体化的工人阶级已无法担当资产阶级掘墓人的重任，失去了在未来社会变革中充当革命主体的资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方面，依靠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出了比以往任何社会多得多的消费品，并且极大地满足了工人的需要和愿望。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极大改善的工人阶级在思想观念方面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68]，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变得模糊不清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出现了逐渐同化的趋势。阶级的“平等”显示出它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工人阶级轻易地被资产阶级征服和控制，并最终丧失了革命的对象和目标。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劳动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工人的劳动条件也得到极大改善，这使得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不仅摆脱了先前匮乏条件下的劳动艰辛，而且进入了被管理的技术共同体，享受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技术的面纱将不平等和奴役的再生产掩盖得严严实实，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根源也被隐藏在客观合理性的背后。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失去了目标，尖锐的阶级矛盾得到缓解甚至消失。于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冲动便消失殆尽了。
既然工人阶级被排除在革命主体之外，那么由谁来担此重任呢？马尔库塞认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体应该由两种人构成，即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左派。前一种人受到本国统治阶级的盘剥，生活上穷困潦倒，政治上毫无地位和自由，他们只有起来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才能获得解放。事实上，他们还受到来自国际的压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会利用自己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有利地位，在世界范围内推销自己的商品和制度。最可怕的是，它们会将各种危机转嫁给第三世界的人民，使得他们本来贫困落后的境况雪上加霜。宗主国在收获剥削利润的同时，往往也会遭到第三世界被压迫者的仇恨。马尔库塞说，“世界上最富强先进的国家把它的技术优势所具有的破坏力施加到世界上最贫弱可怜的国家的身上”时，“那些道德家可以公开夸耀犯罪是‘我们民族史上最伟大的事业’，而不受到众人的嘲笑”[69]。这一切使得他们具有革命的双重因素，从而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宗主国的根本力量。
马尔库塞所谓的新左派也由两部分人组成，即“幸运儿”和“不幸者”。其中的“不幸者”又可以区分为两种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受排挤的“少数民族”（主要是黑人），他们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真正威胁者；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由嬉皮士、“垮掉的一代”、流浪汉、失业者等人群构成。第二种人社会地位低下，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机会较少，他们也最容易站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马尔库塞认为“不幸者”最容易成为革命者。他所说的“不幸者”是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于水深火热中的流浪者、受到种族歧视和压迫的人、失业群体等。这些人生活在民主社会中，但并不能真正享受民主生活。他们处于社会的最不利地位，所能拥有的生活条件极差。他们不一定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意识，但容易产生革命的意愿。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反抗。他们似乎是外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者，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蚀，因而能够从外部打击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是一股不容忽视的“革命力量”。所谓的“幸运儿”也分为两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上等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些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成要素而存在，地位重要，是革命力量的核心部分。然而，由于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好处多，这部分人往往很容易受到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旦受到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的革命性也会打折扣。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马尔库塞将这部分人视为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力量。在马尔库塞看来，青年知识分子兼有“不幸者”和“幸运儿”的优秀品质与革命特性。一方面，他们与资本主义制度较少联系，未被同化，还保留着一种否定性和批判性，他们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人性遭受摧残的处境，并能无私无畏地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具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能“看破技术统治的面纱”，能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且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化群众。马尔库塞说：“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占主要地位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70]他甚至宣称，新左派运动本质上就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由于知识分子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也不高，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最为不满，所以最具有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
马尔库塞给那些处于社会边缘且毫无组织性的少数人赋予了革命主体的地位，而将占大多数且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排除在外，这显然是舍本求末。他看到了生活上穷困和政治上遭受压迫的人具有革命的倾向，却忽视了革命不仅仅是经济斗争而应还有更高目标的事实。事实上，革命主体应被赋予更大的责任，他们也应该达到更高的条件要求。显然，马尔库塞寄予希望的革命主体并不一定能够担当革命的重任。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会诊，马尔库塞找出了它日益腐败和衰落的病因。他开出的处方是什么？即他主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完成和实现革命的终极目标？在革命的道路问题上，他主张走一条非暴力的革命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大拒绝”或“总体革命”。他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但是它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破坏和浪费，因此他号召人们憎恶和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不过，他认为改良和暴力革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第一，暴力革命道路不现实。在马尔库塞看来，在资产阶级占有强大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试图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求得自身解放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甚至是痴心妄想，其结果只能是革命者血肉之躯的彻底毁灭。他甚至认为，暴力革命会造成人们连合法的抗议权利都会被剥夺。他说：“如果抗议触到了统治集团的痛处，并受到统治集团的拒绝和压制，那么这一抗议不是会遭到蔑视，就是会遭到继续受到人民支持的官府的问心无愧的惩罚。”[71]
第二，改良主义和议会斗争同样走不通。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是虚假的，这种虚假的自由民主不但不能解放人，反而会腐蚀人的斗志和制造骗人的假象。人们不但不能利用资本主义的民主管理形式进行合法的斗争，而且还应该破坏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法规体系。工人阶级需要做的事情是暴露资本主义自由和民主的伪善性，迫使资产阶级对工人使用武力，以暴露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本性。马尔库塞反对议会内开展斗争的形式，他呼吁的是“议会外”的斗争形式。
既然改良主义和议会斗争的道路走不通，暴力革命又不行，那么剩下的就只有非暴力革命这一条路可走了。马尔库塞的“非暴力革命”实际上是指“大拒绝”。马尔库塞主张应当通过“大拒绝”的方式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大拒绝”不是从根本上拒绝接受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拒绝从事一切艰苦的劳动和拒绝充当统治阶级控制广大人民的帮凶。他说：“在其最发达阶段，统治的作用即管理，在大众消费过度发达的地区，被管理的生活就成为全体人的好生活，为了保卫这种生活，对立面联合了起来。这就是纯粹的统治形式。反之，它的否定则表现为纯粹的否定形式。全部内容似乎归结为一个结束统治的抽象要求——唯一真正革命的迫切要求，和使工业文明的成就有效的结局。面对已确立的制度的有效拒斥，这种否定表现在‘绝对拒绝’这一软弱无力的政治形式中——这种拒绝愈是荒唐，已确立的制度就愈是发展其生产力、减轻生活的负担。”[72]
马尔库塞称“大拒绝”为“总体革命”。在他看来，“大拒绝”是一种总体的、全面的革命，它能够涵盖政权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人的本能结构上的革命等所有革命形式。马尔库塞重视所有这些革命形式，但他最看中的是人的本能结构上的革命。他称之为人的本质的革命，并且将其视为所有革命的最终目标。他相信，只有把人的本能结构的革命作为“总体革命”的中心，并配合以其他的革命形式，革命才能达成最终目的，才能使人们重新获得个性解放，才能使人重新获得理性的批判能力，也才能使其他社会问题迎刃而解。
很显然，马尔库塞所主张的“大拒绝”、“总体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经过长期的抗争和持续不断的行动。他号召人们在现有资本主义社会机构工作的过程中开展反对这些机构的革命工作，以从“内部”来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机器。马尔库塞这一思想的根本特点就是把人的本质的解放作为根本目的，而不是以解放生产力为目的。革命的具体形式是拒绝服从任何形式的统治，全体社会成员都应成为革命者，与当代工业社会相联系的现存物都应成为革命的对象，直到人的本质得以解放，直到一种新的人伦关系出现。
从马尔库塞对革命道路的阐述中可以看到，他既不主张进行暴力革命，又不主张通过改良达成目的，而是主张通过改变人的思想意识来完成革命。他所说的这种革命就是一种内在本能结构的革命。所谓内在本能结构的革命，是指从改造人的心理入手，使人的本能结构发生改变，让人们认识到自己处于受奴役的地位，从而从心灵深处唤醒人们的革命意识。在马尔库塞的眼里，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就像一个患病的“贵妇人”，她非常富有却疾病缠身而不自知，因而拒不接受任何治疗。他认为要想使这个“贵妇人”获得新生，关键是她的思想意识要发生转变。要想治好这个社会的病，并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必须实行本能结构的革命。
马尔库塞的“乌托邦革命”理论闪耀着人本主义的光芒。他从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与尊严、人的本质等各个方面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并将人的本质的解放作为终极目标，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具有积极意义。他强调意识革命的思想和“总体革命”的理论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他在谈到社会革命时强调，如果只有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而没有文化革命，即使革命暂时成功了，它还会因为人内心深处的心理意识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发生历史的倒退，甚至使革命前功尽弃。马尔库塞重视革命的主观条件，强调革命主观条件的重要性。
马尔库塞的“乌托邦革命”理论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他的革命理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他的浪漫理想——“乌托邦革命”必然会在现实的墙壁上碰得粉身碎骨。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运动使马尔库塞倡导的本能革命变成了强调本能放纵的革命，革命的具体行动演变成不受限制的无政府主义行为，革命人士的拒绝策略也蜕变为一种非常不严肃的“嬉皮士”游戏。所有这些事实都令马尔库塞革命理论的缺陷和不足暴露无遗。
马尔库塞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最直接、最深刻的了解，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具有相当的针对性与合理性。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技术时代”之后的现实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马尔库塞提出了自己的人本主义伦理思想。他关心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尤其关心那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的命运，并呼吁其保持革命的热情和勇气。虽然他提出的革命理论具有显而易见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是他借此表现出来的反资本主义立场是鲜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