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原先的东北接收计划，是建立在依靠苏联协助基础之上的，并且希望军队一到，“一切可迎刃而解”。然而，苏联虽然从来都表示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却又不提供任何实质性支持，东北行营到长春后，在实质接收方面几一无所成，苏军且“限制行营一人不能外出，一兵不能招编”，“共党已公开活动，到处张贴标语，反抗中央。俄方则以不干涉我内政为辞，熟视无睹，揆其真义，只欲藉此理由以为推诿责任之法宝”。自5日的会谈后，“俄方负责人员又避不会面，则交涉已成空谈矣”[1]。熊式辉感觉事态严重，非其在东北交涉所能解决，因此在11月5日与马氏会见结束后报告蒋介石，建议或由外交部与苏方交涉，“请苏方对于东北措施，重行考虑，加以改善”；或由蒋介石致电斯大林，“告以东北现状，有不能贯彻《中苏友好条约》精神之顾虑，请其主持改善”[2]。与此同时，在行营内部讨论接收对策时，熊式辉曾经主张，“共党力量犹未长成，我久放任，则其活动更易，力量滋长更速，应不必定待国军到达始往各地接收”[3]。但在苏联不支持的情况下，不说国民党军队无法进入东北，即便国民党接收官员前往东北各地的交通工具都无法解决，何谈接收，故此纸上谈兵的计划，当然为张嘉璈和蒋经国所反对，蒋经国提出，“吾人应不怕危险，但不可乱步骤也”，认为“此时中央应从外交、内政作整个之筹划，而在东北方面，仍应竭力布置，尽心交涉，以解决接收及运兵诸大问题也”[4]。
事实上，熊式辉自到东北任职后，除了与马氏的几次会谈外，似乎并未在东北接收方面有太多的决策与具体的作为，“行营本应积极展开工作，但工作人员多而且闲，X个人又无把握，故仍无所事事”；“行营本身不健全，转而影响环境之恶化者，亦复有之”[5]。在东北交涉的关键时刻，他还以汇报工作的名义回渝一周，以至“苏方非正式表示，对于熊主任在重要问题尚未商妥之前突然离长，甚为惊奇”[6]。苏军当局对熊式辉“并不满意，认为政学系领袖之一，且熊带往东三省多系日本留学生，尤使苏方怀疑”[7]。而且，熊其人多谋而少断，可以算是政客而非政治家，难以应付东北接收的复杂局面。熊自认“与东北关系素浅，更无准备”；自承其弱点为“事每中废，不为贯彻”，“统驭不甚致力，因此组织松懈”，“忽略把握现实，因此每陷于空想空谈与浮动”；总结自己的从政经历为，“小局面余不能做大，大局面余亦不知以力保持其大，可惜自误！……行营之地位非不可以有为也，乃做成无可为无所为之状况，短于气，短于才者耶？”[8]由熊自己的认识亦可知，他并非战后主管接收东北的恰当人选，他之力争东北行营主任之位，多半考虑的是派系和个人利益，可以多安排些身边人，但对东北接收的复杂局面却缺乏因应之道与应有的担当，而将熊式辉放在如此重要的东北行营主任之位，表明蒋介石所选非人。其他东北接收官员，如张嘉璈、蒋经国、杜聿明等，对熊式辉的行为做派都颇为不满，小蒋认为熊式辉“怕负责任，怕有责任，对大问题又皆无决断”，“对接收已无把握”，甚至“以长春万一有变则将如何自处为念”[9]。
由于苏联明为支持实则拒绝的态度以及中共军队大举出关的现实，国民党原先计划的接收东北方案已经无法实行，必须对其东北决策作出调整，当时实际可能的抉择有如下数端：
1.继续外交交涉，以进一步妥协的姿态求得苏联的谅解与协助。张嘉璈、蒋经国等主张采用这个方案，作“忍耐为有限度之妥协”[10]。蒋经国认为，“目前解决东北问题，仅有二途：一为中央接收人员全部撤回，并作严正之表示。二为空运少数部队控制长春，行营继续存在，派主席至各处接事，编练地方团队，扩大政治影响，务使先有对付共党之力量存于东北，然后逐步增强政府力量，使东北进入正轨。以上二途，应以后者为宜，因大问题之处理，既不可意气用事，亦不可专讲面子，而必须走一步是一步，争一点是一点也”[11]。东北元老莫德惠也认为，“必须先即速表示不再运送军队来，以安苏联之心，然后再由经济政治上求转机”[12]。如果沿袭当初中苏条约谈判时的思路，确定根本目的先在接收东北，再论其他，对苏继续妥协或许于国民党不失为可行方案。但前一阶段中苏交涉的实际，使国民党不复当初的乐观，更关键的是，苏联对东北有其利益要求，但国民党难以把握如何在国家利益与党派利益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妥协到什么程度可以解决问题而又不至于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民党的公众形象，国民党似乎心中无数。主持中央外交政策的宋子文与王世杰本来就担心因中苏交涉而背上骂名，如今更拒绝对苏再作让步的可能。此一方案遂不行。
2.中断中苏交涉，将东北问题公诸国际，寻求国际公断。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持此主张。他们认为此案“其害在失经济与人心，其利则不分关内兵力”[13]，即可集中兵力于关内，首先解决华北问题。但是，在苏联大军占据东北的情况下，对苏决裂不仅将使接收东北更遥遥无期，而且苏联一旦放手支持中共，“数月之内，东三省内将有以日本武装为装备之中共军数十万出现与我作战”。此种前景足以使国民党担忧不已。何况所谓公诸国际，说穿了只能是求助美国，而美国是否会冒与苏联公开对抗的风险施以援手则大成疑问。因此从中央主管的宋子文、王世杰，到东北现地的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都反对此案，而主张“为顾及接收东北之重要，非尽最后之努力，决不可轻易放弃”[14]。
3.立即以军事力量强力打进东北。东北前方军事将领主张此案。国民党军队虽因苏联反对而无法在东北各港登陆，但在美国舰船运输的支持下，11月间改在秦皇岛登陆成功，控制了陆路出关的前沿阵地。杜聿明力主乘中共军队立足未稳，先解决东北问题。此案与前案的分歧源于军事战略的不同考虑，即先关内还是先关外，但实行此案的困难在于，国民党运送到东北的兵力仍有限，增援需时[15]，而在苏军未撤的情况下，增加兵力尤其是进入东北，又必须得到苏联的谅解，否则有发生摩擦乃至冲突的可能性，这又回到第一案的出发点，需要以外交妥协为代价。如此双重困难，使此案未被采纳。
既然上述方案都不可行，余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外交上作适当表示，但保持交涉渠道，同时进行军事进兵的准备。用王世杰的话说，就是“一面坚持条约的立场”，“一面继续交涉继续准备接收”[16]。国民党决策层于无奈中选择了这一方案，尽管从过后的历史演进观察，或许这对国民党是最不利的选择。
东北接收交涉不利的报告不断传来后，蒋介石似乎便无意作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而开始将重心置于军事接收，一再要求东北行营“作陆运为主之准备……积极恢复北宁路为首要工作”；“第一要务还在使国军如何进入东北，故修复北宁路必须竭尽一切方法，期其完成也”[17]。同时指令何应钦、陈诚、杜聿明等筹备东北武力接防事宜。[18]自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蒋介石不断考虑东北问题的应对之策，立足点逐渐倾向于重定接收方略。据蒋自记，10月27日接蒋经国电，“俄向其正式声明，因长春各地皆发生武装反俄情事，故俄军当局不准行营再派人员赴各地视察，又长春警局变派共党之员接收云。是可知俄必将藉故不肯撤兵矣，应重加考虑东北问题之方针”。28日，“接美军通报，其海军旗舰到葫芦岛时，被岸上匪军射击，匪部后有派员对其道歉，表示其对美军无恶意，而仅阻国军登陆也，因之美运舰不愿国军在葫芦岛登陆，恐被牵入内战漩涡也。余乃决心改变葫芦岛登陆计划，而移在天津集中，视察形势，如不能即入东北，则先着手于关内清剿或为计之得也。但一面仍催促俄军负责掩护我军在葫芦岛登陆，表示不因匪部阻碍而停止也”。29日，“为东北运兵与登陆问题煞费考虑，内外情势时刻变化，不能自决为苦也”[19]。同日致函蒋经国，谈到“万一我军不能在葫芦岛登陆，则决心在秦皇岛与天津登陆，由山海关入东北”[20]。11月1日又致函蒋经国，表示“此时只可以尽我人事之力，至于成败利钝，惟有听诸天命。但公义正道之努力，决无失败之理，此可深信，故不必以经过之艰危曲折为意也”[21]。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东北登陆之计划今已尽我心力，不能再有其他道路可循，无论成败利钝，至此惟有托付于上帝，静待其慈命之启导而已。”6日，蒋介石接报，苏军声明“葫芦岛与营口皆为中共占领”，同日接见自营口回渝报告的杜聿明，“乃知该地登陆无望”，遂“考虑对俄共与东北今后应取之方针”，“另定东北计划，向俄正式抗议与重新交涉矣”[22]。他决定暂时搁置东北问题，撤回行营，先解决关内问题，同时加速运兵至天津、秦皇岛两地，循机由陆路进入东北。
11月7日，蒋介石重订东北接收计划，他在日记中写道：“俄国之毒辣，其扼着吾人之咽喉不使稍有呼吸之间隙，其事未到着手之时则悦耳动听，其言甜蜜，既到其时则一概不认其所有约言，始则大连，继则葫芦岛，最后则营口，先诺而后皆违约，藉口有中共部队到达，彼乃临时撤退，不能保证安全接防。今既于东北各海口不能登陆，只能由山海关陆路前进之一途，此后对东北只可如俗语所谓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已，必须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也。……其对我东北之不愿交还我国自可断言，彼必使我将陷于进退维谷之境地，名义上仍将交还于长春行营，而不使我军进入东北境内，或造成东北扰乱之局，使我无法收拾，而彼在形式上仍不违协定交还于我，免除其责任也。不能不深加考虑，重定决心也。”[23]
11月8日，蒋介石召集宋子文、张群、王世杰、白崇禧、吴鼎昌、陈布雷等讨论东北局势，蒋提出“一面再与俄国交涉，示以如其不能负责交代，则我不能不撤退长春行营，使其不能推诿责任也，但决不能表示放弃东北，使彼藉口制造其纯粹中共傀儡之第二伪满也”。众人未表异议。不过，东北的重要性及其接收成败所致的国际国内观瞻，即便是对习惯于个人独断的蒋介石而言，也并非轻易可下决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审察俄共与东北形势以及国际大局，再三考虑，未得和平妥协之道。”“此时对东北重定方针应注重之点：甲、不可使俄藉口以为我自动撤退行营，放弃东北。乙、必使俄国无所藉口，且使其不能不负其违反协定之责。丙、万不可使之安全制造共产东北之第二伪满国。丁、彼既不能使我完全收复东北，使我立于被动地位，今我决心亦使之不能安定东北，处于主动地位。戊、空运以前必须俄有安全之保证，否则正式声明撤退行营，由我政府自行收复东北也。”[24]由此反映出蒋介石决策时的踌躇与两难之境。
11月12日，熊式辉应召到重庆汇报，蒋介石认为，“东北局势已无挽回之望”，“除将东北行营撤回山海关外，别无适当办法”[25]。13日和14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陈诚、白崇禧、何应钦、王世杰、张群、熊式辉等连续讨论东北局势。其间，张嘉璈和蒋经国自长春来函，“对东北今后之方针望与俄国觅取妥协，坚忍与进取精神可嘉也”。13日的会议至晚“十时半尚未有结果，皆知对共匪无论如何忍让，其贪欲总无止境为苦也”。此事如何决策，颇令蒋介石为之犹豫不定，思虑良久。据蒋自记，14日“三时醒后不能安眠，辗转三小时，深虑东北应取之策略与对共对俄如何了解，求得一和平建设之机会。……俄与共狡诈凶险，内外挟攻，几使我遍体鳞伤……因之艰险困厄，不知所止。如此煎熬锻炼，极尽人世之悲惨，或为古人所未有。如其有之，乃为大辟乎。若非上帝保佑领导，人力岂能胜此乎”[26]。
11月14日，蒋介石于“九时召集军政干部研讨东北问题，最后仍照余之原则实施”。当天还传出令蒋颇为紧张的插曲，“接京电，乃知孙科已被俄共诱惑，将往东北组织伪政府矣。彼对人明言，两周后俄在东北必有所表示云。下午又得长春共匪已占飞机场，不胜疑虑，及得经儿覆电，知为误传，此心乃安也”[27]。之后，蒋介石致函在长春的蒋经国，详告决策经过及内容，谓“照目前局势以及根本之计，只有将东北行营迁移于山海关，决由山海关循铁道进入东北之一途，而对苏联仍与之继续周旋，不取决裂形势，不过明示其我政府在事实上已无法接收东北，行使主权，故不得不迁移行营地点，暗示其责任在彼而不在我也”[28]。蒋的策略是，以退为进，反守为攻，借助国际干涉及舆论迫使苏联让步。他在日记中将此喻为“无异于十七年五三以后之五五决心暂离济南，而与日始终周旋乎”[29]。
11月13日，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告以中国将对东北接收问题重新考虑，为撤退东北行营预留地步。15日，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鉴于现在东三省尚有甚多日本投降之军队及伪满军警需待处置，地方秩序必须维持，拟于派员接收东三省时，随派军队若干前往。兹因运兵至东三省事，遭遇诸种阻碍……以致东北行营及其随行赴东北接收各项行政之人员，不能达成其任务，故中国政府决定：
1.东北行营职员及偕行营赴东北之军事、行政、外交人员全体四百余人，迁移至山海关。
2.迁移时间决定为11月17日至23日，每日将用运输飞机一架至六架往长春接运。
3.国民政府依照中苏协定，并派定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为军事代表，带同助理人员数名派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之总司令部所在地，随同进止，以资联系。[30]
至此，东北行营滞留长春一月有余，未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不得不撤回关内，国民党企图依靠苏联协助接收东北的计划受挫。蒋介石将东北行营撤退视为“对俄外交成败最大之关键，实为安危和战所系”。但他也明白，“仅有决心与行动，如非运用之得当，则亦不能收预定之效果”。他认为，“此举结果乃得收效，且间接使俄国表示迁就谦和，前以《中俄同盟条约》延缓不交者，最后且亦约期交换矣。此乃对俄外交精神上一大胜利，使其知我国不可欺侮与玩弄也。此实为转危为安之机乎”[31]。从过后历史演进的事实看，“精神上一大胜利”倒是对东北行营撤退的恰当评价，对国民党而言，这确实是“精神胜利”而非实际所得。
注释：
[1]蒋经国：《五百零四小时》，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05、111页。
[2]《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报告五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详情函》，1945年11月5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43页。
[3]《熊式辉日记》，1945年11月1日。
[4]《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告共军占据营口葫芦岛苏方藉口内政问题不予干涉电》，1945年11月5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38、141~142、104、109页。
[5]蒋经国：《五百零四小时》，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05、107页。蒋经国此著出版时，可能是考虑到赞否人物可能引起的问题，故在提及熊式辉和张嘉璈的人名时以X代替，但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多数情况下，仍可辨析其所指为何人，如此处当指熊式辉。
[6]《蒋经国呈蒋介石函》，1945年10月21日，见《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接收东北与对苏交涉）》上（一）第一册，127页。
[7]《傅秉常日记》，1945年12月31日，傅秉常家属藏。
[8]《海桑集》，487~488页；《熊式辉日记》，1946年3月18日，4月25日。
[9]蒋经国：《五百零四小时》，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04、108页。
[10]《张嘉璈主任委员呈蒋主席告苏联不容强力政权存在并扶植中共立足关外函》，1945年11月9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561~562页。
[11]蒋经国：《五百零四小时》，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11页。
[12]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4日。
[13]《徐永昌日记》，1945年11月19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
[14]《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14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877页。
[15]国民党原定运送5个军去东北，但由陆路运送的30、40两个军因平汉路不通而被阻于豫北，94军则被北平行营留用于冀东、热河方面，直到次年3月，运到东北的部队只有13、52军。
[16]《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27日。
[17]《蒋介石致熊式辉、张嘉璈函》，1945年10月16日、25日，见张嘉璈档，Box26。
[18]参见《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20日。
[19]《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27日、28日、29日。
[20]《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告决心在秦皇岛天津登陆出关接防函》，1945年10月29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30页。
[21]《蒋介石致蒋经国函》，1945年11月1日，见《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接收东北与对苏交涉）》上（一）第一册，156页。
[22]《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5日、6日。
[23]《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7日。
[24]《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8日、9日、11日。
[25]《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12日；《熊式辉日记》，1945年11月12日。
[26]《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13日、14日。
[27]《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14日。
[28]《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指示解决东北问题途径函》，1945年11月14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46页。
[29]《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15日。
[30]参见《外交部为迁移东北行营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5年11月15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47页。
[31]《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