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地域辽阔，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七分之一，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地理形势毗邻苏联、蒙古和朝鲜半岛，又相对自成一体，扼东亚冲要，控东方门户；兼以资源丰富，尤其是矿产和森林资源位居中国前列，可耕地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东北地处边疆，开发较晚，但进入近代以后渐次开发，后来居上，现代工业交通事业的发展尤其突出，重工业和矿业居全国之首，铁路通车长度占全国之半，外贸则为全国唯一出超地区。正因为如此，自日本在近代东亚成功转型，发展为军事经济强国之后，积极对外扩张，地广人稀、物产丰富的东北便成为地狭人稠、资源有限的日本对外扩张的重要目标。由于中国国势的衰颓，当政者的失误，东北权益不断沦落到日本之手，并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强占，以“独立”的名义，而成为日本实际的殖民地。
东北沦陷于日本，虽然是在地方军阀奉系首领张学良当政时期，但作为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亦随之受辱，难免其责，并成为其难以言说的隐痛。如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自言：“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1]东北沦陷，不仅使中国失去广大的地域、人口、资源、物产，不利于当政的国民党，更由于其后国民党面对日本步步侵略扩张的妥协退让政策，东北沦陷又成为反对国民党的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国民党最大的政治对手中共随时敲打国民党的政治动员主张，使国民党平添难堪。这也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开始提出收复东北，并在战后力求收复东北、恢复主权的政治及心理背景。事实上，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在“九一八”之后虽然一时并未明确提出恢复东北主权的问题，但也从未接受过日本侵占东北的既成事实，而将恢复东北主权作为未来的长远规划予以保留。“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曾经在日记中明确表示，“对日外交不能放弃东三省为标准”，并“预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中秋节恢复东三省，解放朝鲜，收回台湾、琉球”[2]。也就是说，在蒋介石心目中，希望以十年为期，收复东北。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捐弃前嫌，携手抗日，国民党和蒋介石对于解决东北问题的主张，更须适应战争的需要。在1938年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虽然蒋介石对于东北问题如何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的内涵似未明确定义，但他同时又明确表示，“东北问题之不能解决，完全是由于日本军阀不讲信义，日本政府不能负责”[3]所致。可以说，对于解决东北问题，在中日全面战争的背景下，除了提出收归中国，国民党已经不可能再有其他任何根本的让步，其对经由这场战争而收复东北的立场也越来越坚定。到了1941年苏德战争，尤其是当年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苏联和美国先后加入反法西斯阵营，成为中国的同盟国，为中国经由战争胜利而收复东北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完全收复东北已经成为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这场战争并因此而继续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基本政治目标之一。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蒋介石手拟与罗斯福和丘吉尔会谈“应注重于最大之问题”，即为“东北与台湾应归还我国”[4]。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会议共同宣言》，明确声明，此次战争之目的，“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5]。在1944年召开的联合国筹备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也提出，日本“应将1937年前夺取之一切中国领土完全交还”，为与会各国所同意。[6]至此，中国在战后收复东北得到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一致支持。
可以说，在开罗会议之后，战后由中国收复东北已成定局，此时国民党所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收复东北，而是如何收复东北。而即便是在国共二次合作的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政治分野仍然客观存在，国共两大党之间，对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考量又显有分别，随着抗日战争的接近胜利，国共双方对战后东北问题的考虑也开始浮上台面，毕竟，东北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是国共双方都不会忽略的。所以，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谈判中，尽管苏联提出的条件大大出乎国民党的意外，最后谈成的条约实为在抗战时期中国经过艰辛奋斗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后出现的新的含有不平等条文内容的条约，但国民党仍忍辱负重而最终签约，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其希望得到苏联支持，达成战后收复东北的目标。[7]
从抗战中期开始，蒋介石就不断在其日记中记载研究东北军事、政治、干部等问题的设想与感想。开罗会议前后，蒋介石又集中研究了战后东北接收的计划和人才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很早就考虑到“共党向东北发展之利害”问题以及“中共企图东北之心理”，并有了对“中共附俄割据东北或新疆之准备”[8]。显见在其东北战略的考虑中，如何因应中共未来在东北可能发展的意识自始即有强烈的体现。唯其如此，我们方可理解，国共战后在东北的争夺实为其来有自，非为突兀。只是在美国对日扔下原子弹及苏联出兵导致日本迅速败亡前，蒋介石对战争进程的判断认为“只少尚有一年之时间，在此一年之中，国际之变化与人事之转移，以及其生死成败不可测度之自然变迁，谁亦不能预知也”[9]。故其对中共在东北动向的把握仍停留在纸面，他考虑更多的还是国民党如何主导在战后恢复东北主权。
在东北沦陷于日本期间，东北各省省政府的名义和架构仍然存在，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活动也一直都在进行，但因为历史的渊源，国民党从未在东北真正建立过有效的统治。1928年东北易帜后，虽然名义上处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但实际上国民党在东北的活动和影响都很有限，东北仍是奉系张学良掌管的独立王国。“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国民党势力在东北更难立足。[10]故就总体而言，国民党对战后接收东北的考虑首在确立其统治地位，而对于从前东北的人事关系并不在意，甚而至于蒋介石认为，“即使倭寇能撤退东北交还我国，如果以原有东北人再治理东北，则东北仍难保全，此种卑劣愚贱之人，焉能使强者不起侵略之心耶”[11]。因此，在考虑战后接收东北的班底时，蒋介石特别注重其与国民党和他个人的关系，反复考虑“东北主持人选与运用之方针”[12]。前东北军政领导人士，如军界的张学良、马占山、万福麟、于学忠[13]，政界的莫德惠、朱霁青、刘哲、刘尚清等，无论其与国民党的旧有关系如何，均未能在蒋介石的接收考虑中占据主要地位，至多是被赋予某些闲职而已，从战后的接收过程看，其实这并不利于国民党争取东北人心，稳定东北政局。
1945年6月9日，蒋介石召见中央设计局局长熊式辉，指示对战后接收工作早为准备，并提出由熊负责上海，张群负责东北。张群与熊式辉同为所谓政学系，此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他们结合一体，围绕蒋之左右，力图在战后政治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其谋划是由张群在中央运作，操控政局，熊式辉由设计局的闲职出任一方大员职务，但上海情势复杂，为各方争夺之重镇，熊无意趟这个浑水。因此，熊对蒋言，东北接收“中央宜定大员综合党政军之指导”，建议由俞鸿钧（财政部部长）或吴铁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去上海，暗示自己希望另有出处。其后，蒋又多次提议熊去上海或东南，但熊“均谢之”，表示“殊非所愿，亦不相宜”。张群亦不主其去东南。[14]蒋介石素来欣赏张群参赞中枢的能力，可能确实也离不了张群在中枢的谋划，故其一面提议熊去上海，一面也在考虑熊任职东北的可能性，将熊与吴鼎昌（国民政府文官长兼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列为“东北总机构与人选之决定”[15]的考虑人选。
随着中苏条约谈判即将开始，蒋介石考虑“东北随俄军进入行政主管与组织亦应速决也”[16]。7月24日，蒋约熊式辉谈“东北主管人选问题”，提出熊“往东北如何”。熊“力荐”沈鸿烈，“保其可以胜任愉快，只须信任之”[17]。其实，这不过是熊以退为进的手腕而已，熊对蒋如何表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熊希望接手东北政务的心愿已经通过种种途径传达给蒋。7月29日，蒋介石基本决定东北军政主管人选。30日，蒋介石召见熊式辉，令其在战后前往东北“任军事代表兼行政长官”。尽管熊仍故作姿态，但“答应加以考虑”[18]。而在实际上，战后东北接收由熊式辉负责至此已经基本定局，熊也因而得以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轮中苏条约谈判，以熟悉未来东北接收的情况。[19]何况苏联方面也希望事先得知东北主管人选为何人，以解消其可能“反苏”的隐患。负责中苏谈判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即建议蒋介石，“关于派赴东三省军民长官人选……究应如何决定，仍乞钧裁电示，当即遵照通知苏方也”[20]。
在决定战后东北接收人事的同时，国民党对战后东北接收的政策措施方面考虑不多。1945年3月，中央设计局局长熊式辉向蒋介石建议，东北与内地情形不同，复员工作宜有专人负责，早为准备，并推沈鸿烈任其事。[21]4月，中央设计局组建东北设计委员会，研究战后东北接收问题，由沈鸿烈主持，7月7日正式成立。研究结论是：改组后方东北各省政府，做好接收准备；训练接收干部；处理好对苏对共关系。[22]与此同时，张群、熊式辉、吴铁城等人也曾多次讨论战后东北接收问题。据吴铁城的亲信、立法委员张潜华回忆，他们认为，美国为了对日作战的胜利，一定会要求苏联参战，而苏联进入东北必然对中共有利，为了确保国民党稳固接收东北，他们提出了几点意见：1.为了便于复员并考虑到东北的具体情况，将东北划为九省；2.以三民主义为东北总的施政方针，保障人民自由，成立地方民意机构，实行民选，限制私人资本，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3.以一部分国民党军长驻东北，作为军事基础，同时改编伪满军队，作为辅助；4.将日本在东北的公私企业收归国有，同时对东北进行有计划的开发，作为全国经济的基地；5.人事上避免一党专政色彩，争取中间派的合作。[23]以上建议考虑到东北未曾由国民党实际统治的过往历史和苏联军队进入东北后对国民党的不利因素，提议以国民党在东北施政方针的温和中立色彩，换取苏联的支持，稳住国民党在东北的阵脚，确保国民党对东北的控制。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的建议或有可取之处，但其是否以及如何向蒋介石提出，蒋又如何反应，目前尚无史料佐证，至少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并未见到相关记载。
8月16日，面对日本宣布投降、苏军已经进入东北的形势，军政部部长陈诚上呈蒋介石，提出他对东北接收的系统意见：1.对东北问题处理，应对各省分别予以指示，不必混为一谈，以防止其仍旧保留封建集团积习；2.中央对于东北接收宜由各主管部门分别办理，不必另外成一单独系统，以杜流弊；3.在东北开始接收时，可设接收整理委员会，隶属行政院，负责综合指导，一年后即行裁撤；4.东北人民对中央不无隔膜，收复以后必须宽大，不可以战胜者姿态对待；5.东北建设应一面宽筹费用移民实边，一面善为开放利用盟国；6.东北人事不必仍旧以耆宿或资历是尚，必特别注意其能力声誉及操守。陈诚还拟出根据上述原则订定的《接收东北计划》呈蒋介石，被蒋批交熊式辉参考。[24]陈诚意见的中心在打散战前东北的旧有格局，消解东北地方势力的影响，以此确立国民党对东北的统治根基，反映出当时国民党内对战后东北决策的主流看法。不过，蒋介石对东北接收的关注重点此时集中在“主权”问题，至于具体做法，他似并无一定之见。蒋曾指示，“将来一切法令以及设施，也必然要在全国一致的前提下，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认为东北接收“重要问题应着手改革者：东北缩小省区，勿改组织”[25]。蒋的看法说明当时他对东北接收的思考仍然局限在技术性的层面，还没有意识到未来东北接收的真正难题所在，也反映出国民党在宏观战略层面思考格局的有限性。
注释：
[1]《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0日，藏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USA。
[2]《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16日。
[3]蒋介石：《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1938年4月1日，见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200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4]《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18日。
[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3编第3册，547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据称，在开罗会议期间，英国方面对中国要求收回东北的主张“不表赞同，谓此与苏联有关，应与苏联共同协商”；“丘吉尔初犹以苏借口而欲不承认。但斯大林事后向罗斯福表示赞同”（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395、429~430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1月30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谈时，斯大林表示支持在战后安排中将东北归还中国，但也表示出苏联对在远东获得不冻港的兴趣，从而为其后雅尔塔会议交涉预留地步。（参见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德语专业1971届工农兵学员译，97~99页，北京，三联书店，1978）
[6]参见《战后国际和平机构及其他有关问题》，见Victor Chi-tsai Hoo Papers（以下简称“胡世泽档”），Box2，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USA。
[7]1945年的中苏条约谈判及随之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于战后东北问题和国民党的东北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唯关于中苏条约的谈判过程和内容及其对国民党政权的意义，作者和学界都已有不少研究，请参阅相关论著。为不使本研究的枝蔓过多，此处亦不再赘述其谈判和条文内容的具体方面，而只在必要时有相关论述。
[8]《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3日，1940年7月3日，1943年1月12日。
[9]《蒋介石日记》，1945年4月20日。
[10]据国民党东北地下组织的统计，1945年国民党在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长春、哈尔滨二市共有地下党员3万人。（参见罗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筹备会编：《山高水长——罗大愚先生纪念集·东北各省市党务专员办事处工作总结报告》，731页，台北，1983）如果结合国民党在东北的历史沿革和现实状况，此数显为过分夸张。
[11]《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2日。
[12]《蒋介石日记》，1945年5月25日。
[13]东北人士有重新起用张学良的建议，但为蒋介石所不屑。（参见《王卓然致宋子文函》，1945年9月29日、10月1日，见T.V.Soong Papers（以下简称“宋子文档”），Box5，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USA）
[14]参见《熊式辉日记》，1945年6月9日、15日、20日，7月13日，见Hsiung Shih-hui Collection（以下简称“熊式辉档”），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USA。
[15]《蒋介石日记》，1945年6月23日。
[16]《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19日。
[17]《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24日；《熊式辉日记》，1945年7月24日。沈鸿烈出身海军，但在1920年以后即在东北任职，曾任东北海军总司令，与东北地方军政人士有较多联系。1931年以后曾任青岛市市长、山东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农林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18]《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29日；《熊式辉日记》，1945年7月30日。
[19]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当时亦希望任职东北，在熊式辉赴苏谈判期间，曾经有所活动，故一度有张去东北熊改任西北，或张、熊共去东北，熊负责政治，张负责军事之议，令熊大为紧张。唯蒋介石最后决断，熊仍往东北，张去西北，才使熊松了口气。（参见《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23日）张因此对熊“颇为不快，以熊卖友求荣”，认为其“三十年交情不意不愿合作”，料熊“独往不易成功”。（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538页；《熊式辉日记》，1945年8月27日）王子壮认为，熊之任命表明“显然政学系深得蒋先生之宠信，与党有关之同志均拜下风。……政学系之目的在作官，故在此时预为布置，能应蒋先生之需要”（《王子壮日记》第10册，122页，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1）。
[20]《宋子文致蒋介石》，1945年8月13日，见宋子文档，Box58。
[21]参见《海桑集》，486页，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
[22]参见《熊式辉日记》，1945年6月5日。
[23]参见张潜华：《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1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孙科也曾提出：苏联必在东方参战，东北将为苏军力所及，如我内政上无良好措置，凡苏联兵力所及，可能将政治交与中共，中共将于其间大扩张武力，黄河以北全入掌握，以后大局可以推想而知。（参见《黄炎培日记》第8卷，1944年5月17日，北京，中华书局，2008）
[24]参见陈诚：《东北接收计划》，见熊式辉档。
[25]《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工作报告》，1947年3月，见熊式辉档；《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