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香港三联版《孙绍振如是说》自序
孙绍振
还是在1989年夏天，我突然接到香港《新晚报》吴淮青先生的来信，说是请我“加盟”每周为他们写专栏书评。我写惯了长文章，一下子不知如何在1500字左右的篇幅中施展。好在淮青曾经是我的学生，他给了我一个简洁明了的提示：文章是理论性的，但要有相当的“感情色彩”。
这以后，我就循着在感性与理性的夹缝中前进的路子，一写就是4年。这期间包括我1990年在德国特里尔大学和1992年在美国南俄勒冈大学的时光。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小块文章”居然受到香港读者的喜爱，从编者和读者那里不断传来溢美的赞词，使我深受鼓舞。不知从何时起，淮青把书评专栏变成了“孙绍振如是说”，题头上还画一个乌纱帽、八字胡、戴一副眼镜的书生。起初，淮青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的时候，还小心地把这幅小漫画裁去。也许，他以为这种漫画会引起我的不悦吧。其实，我从张诗剑先生寄来的剪报上早已看到了，并且十分欣赏那一脸的天真。在西方，给总统、大名流作漫画肖像乃至漫画塑像被视为时髦。我自然不能贵如总统，但也十分欣赏那老气而又天真的戏谑色彩；那乌纱帽掩不住天性的自由和自在，和我是息息相通的。可惜作漫画的那位先生不认得我，也没有见过我的照片，因而那幅漫画和我只限于神似，毫无形似之痕迹。
我写作这些文章时的心态，正如这幅漫画的风格所示，是比较自由，同时又是比较认真的。虽然篇幅限制很大，但我力求做到感性、理性兼顾。香港读者甚为忙碌，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读书，因而我的分析都力求有充分的，至少是必要的细节为基础。这样，对于已读过该书的，是一种回忆的提示；对于未读过该书的，也可以就事论事，获得思考的资料。
至于论述，我比较着重证明和证伪的结合，对于报界流行的那种例证法，即一个观点加两个例子的模式，我避之犹恐不及。我年轻时受过黑格尔哲学，尤其是他的正反和思维模式的熏陶，成年以后又沉醉于波普尔的“证伪说”之中数年，故我从来不满足于正面论证而力求作正反合证。因而我的观点常常能层层递进，螺旋上升。近10年来我在康德的哲学和价值美学中获得启示，深知审美情感价值与科学价值及实用价值之不同。在我的美学著作《美的结构〉中，我得出了真善美并非统一而是互相错位的结论。于为文为诗之时，我深感情感的美在逻辑上、价值上必须超越于真和善。而在评析艺术形象时则相反，我自觉地从超越中还原。我称这种方法为“还原法”，从感知还原、逻辑还原，直到价值还原。而在还原时，我又习惯于把逻辑的微观分析和历史的宏观概括相结合。
4年来，我把做学术论文的方法尽可：能缩微地运用在1500字左右的短文之中。这本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跳舞，可喜的是我越跳越感到自由，越来越能想像出在一颗米粒上雕出数百字的艺人为什么感到幸福。愿读者和我分享这种幸福。
1993年7月14日
2.《孙绍振如是说》出版前后
吴淮青
1993年底，舒非告诉我，因本版中的《孙绍振如是说》专栏深受读者的欢迎，三联书店打算选择其中的部分文章结集成册。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感动兴奋莫名。毕竟这证明孙老师4年来的辛勤写作功夫未曾白费，《开卷》版还是取得了一丝成绩的。对此，作为编者，我虽不敢自满，但喜悦却是难以掩饰的。
孙绍振在这本，《孙绍振如是说》的自序中说是我曾对他的文章写作给予提示，这是客气话。事实上，作为他的学生我只能有荣幸的份儿。如果说提示，那不过是因为我邀其写稿，需要什么样的稿，自然要告诉人家而已。
记得4年前，《开卷》版需要一位权威性的书评家压阵。尽管孙绍振以前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的权威，不过，写书评却是少有的事，但我对自己的老师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我深信他能将书评写得和其文学评论文章一样好。当时担心的只是他未必肯写，好在孙绍振接到我的信后，便爽然答应“一试”。出乎意料的是，这“一试”竟然“试”出一些成就来。以其书评写作的水平、写作的成果来说，我觉得，除了文学理论家、文学评论家、文学美学研究家等众多头衔之外，还应加上一个“书评家”，才能完全说明孙绍振的身份及价值。这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加封”，只要看到孙绍振的书评文章的人，都会承认深受吸引，获益匪浅，拍案叫绝。试问有此功力者在芸芸书评写作者之中有几个？在我看来，给予他“书评家”的美誉一点也不过分。
孙绍振曾对我说，他写作书评喜欢用“剥竹笋”的方式去写作，即首先细心阅读，吃透书中的内容，然后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推敲、思考、分析。下笔时则采用层层递进剖析的手法，引导读者逐步地随着文章去对作品加以回味、鉴赏。他最反对常见的那种举例说明自己的观点的书评写作方式。他认为，这样做将会导致偏颇、论证牵强的情况出现，而且说服力亦不够，所以，他反对这种“传统的方式”。事实上，他的“反传统”是深受欢迎的。虽然是“反传统”，但审美观点、评析准则的基础却是十分“正道”的。只是在他的雄辩、客观、使人信服的推证下，读者读其文章更有新鲜感，更有所得，影响力当然亦就更非同凡响了。
由此可见，孙绍振的成功在于其态度的严谨，修养的深厚，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邃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东西为其文章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才能在其潇洒随意的幽默之中，一针见血，准确无误地指出书中的利弊。这在他评论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顾城的死因等文章中，都为我们作出优秀书评的范例。他的“大家”气派亦因此在书评文章——“带着镣铐的跳舞”——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其魅力亦因此醉煞了读者的心田。
在此，我除了要再次代表孙绍振对三联书店表示感谢外，亦想作一个说明。孙绍振在《开卷》版写作4年共约有180余篇书评，三联书店在选择时，当然不可能做到有文必录，不过，仍有一些较为早期、亦较精彩的文章未收入此书中。因为孙绍振的书评一周发表一篇，在搜集方面的确有许多不便及困难，这当然不能责怪编者。不过，这在我来看，始终是件美中不足、令人遗憾的事。
3.评《孙绍振如是说》
卫建民
孙绍振的名字是和《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连在一起的。
书柜里有一本孙先生的美学专著《美的结构》，他的著名的论点是“真善美的错位”。可这本专著没有像他的那篇诗评一样，引起热烈的反响。这并非专著的学术水平不高，而是时势发生了变化：人们普遍感到缺乏的是钱而不是什么“诗”。连诗都不需要的社会，还读什么诗评和美学专著呢？——所以，近年孙绍振的名字出现的频率低了。
但是，他并没有搁笔。
六年前，应香港《新晚报》之约，他每周写一篇以理论为体、抒情为表的书评，立即引起内行的注意。他这些别具一格的千字文，偶尔也反馈到内地，给沉寂的文坛带来一丝鲜活的气息。如今，这批篇幅虽小、分量不轻的书评，已选辑为一册，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书的名字就是专栏的名字《孙绍振如是说》。
与过去相比，内地发表书评的园地在逐渐扩张；专门的书评报刊、日报的读书版，甚至广播电视里，都生产着成批的书评。但严格说来，许多书评只是书讯——甚至是误导性的书讯，有如商店门口的“托儿”。越是来路不正、不值一读的书，书讯就越多。认真读，又认真写的书评作者呢？由于缺乏基本的理论素养，总是写老一套的文章——好心办坏事，把好书评歪，产生负面效应。在书评的小圈子里，间或也有“研讨会”，吃几顿，玩几天，发布些大而无当、永远正确的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