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有神经病，仿佛见诸于很多人的描述。他的学生中，鲁迅和曹聚仁都写到过。
章太炎自幼患了羊癫疯，长到中年，还会偶犯，所以，他自称“神经病”。他有许多笑话在民间流传，比如他曾经在课余的时间半玩笑地册封自己的弟子为王，完全模仿太平天国的建制，戏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逖先为西王，吴承仕为北王，钱玄同为翼王。他的大弟子黄侃是如何拜他为师的呢，传说是这样的：有一天，在日本的章太炎在楼下的走廊外读书，而这个时候，突然从楼上泼下一小瀑布，差些就湿了章太炎的书籍，这让他很是恼火，于是对着楼上的人的破口大骂。而楼上的小厮竟然不知悔改，和章太炎兵来将挡地对骂起来。二人于是展开了激烈的对攻，舌战良久。楼上的青年突然从楼梯间跑下来，章太炎以为对方要和他打架，做好了准备。哪知道，这个不讲卫生的家伙竟然是下来拜师的。青年便是黄侃，他骂着骂着觉得不对，他从对方骂人中觉此人学识渊博，于是忘记了争吵，下来倒头便拜。
章太炎1903年因为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而获罪，被清政府羁押了三年，1906年6月出狱后便被营救到日本，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编辑。
然而，到了日本后不久，章太炎便发现同盟会内讧得厉害，尤其是《民报》，常常面临着经费的紧张。因为听闻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的支持，章太炎认为孙中山出卖了《民报》，将挂在报社的孙中山的照片撕下来，吐了口水还不解恨，又批上字，寄给了孙中山。
章太炎不会挣钱，《民报》眼看着便要关张。给孙中山写信，发电报，均泥牛入海。看来，情谊已经没有了。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章太炎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做一些讲座，挣些个散碎银子。这才有后来他诸多的徒弟。
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文里写到鲁迅和他是如何到章太炎那里听课的：“其二是在1908年约同几个人，到民报社去听章太炎先生讲文字学，其时章先生给留学生举办‘国学讲习会’，借用大成中学的讲堂，开讲‘说文’，这回是特别请他在星期日上午单给少数的人另开一班。《说文解字》已经讲完，民报社被封，章先生搬了家，这特别班也就无形解散了，时间大概也只是半年多吧，可是这对于鲁迅却有很大的影响。”
鲁迅在听章太炎的课之前，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想要创办《新生》杂志，但因为经费的原因而流产了。二则是和许寿裳一起在1907年的夏天一个俄文学校学习了半年的俄文。可是，因为学费太贵，也只是学了半年，便散了伙。
然而，鲁迅学习俄文，并喜欢俄国文学，章太炎还是知道，所以，一直到多年以后，有学生聚会的场合，他还专门问鲁迅的情况，有学生答鲁迅在上海，很是“左”倾。他便笑着说：可能是因为他喜欢研究俄国文学，才被这样看的。
据许寿裳的回忆，章太炎的民报小国学班，一共有八个人。周氏兄弟、许寿裳之外，还有五人，分别是早已经在大成中学班听课的钱玄同，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后来成为教育部鲁迅的同事的钱家治，后来成为许广平老师并和鲁迅在北京女师大同事的朱希祖，以及朱蓬仙。
然而，这些人中，后来，鲁迅和钱玄同疏远，和周作人闹翻，和其他均也淡陌，只有许寿裳终生情谊深厚如兄弟。
同样，鲁迅对章太炎的感情，也始终如一地尊重。他落魄的时候，前去探监，送些好吃的与衣服。许广平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文里写到过此事，当时章太炎被袁世凯关在北京的监狱里，章太炎性情直爽粗暴，受不了如此折磨，绝食。所有学生都没有法子，最后还是推选鲁迅前去，才说动了先生吃饭。
到了1925年，章太炎突然得势，成为了军阀孙传芳的“王者之师”，周作人站起来批评自己的老师：“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这个时候鲁迅却又保持着克制，并没有说任何不利于章太炎的话。直到后来和曹聚仁通信时，说到共同的老师章太炎，才说：“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
鲁迅的禀性耿直，不造作，对人热情，嫉恶如仇，所有这些性格均和章太炎十分相像。但是，鲁迅对比章太炎，更多了一份独立的人格，不盲目跟从。在章太炎威望如日中天，诸多弟子都消费“著名学者章太炎弟子”这一颇有利息的称呼时，鲁迅从来都是远远地观望，从不沾染一点点好处。
然而，到了章太炎死后，拖着一身的病，一直到临死前两天还写文章纪念的，是鲁迅。
那一片深情厚意，岂是一句赞美和反对可以梳理得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