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6日午后，鲁迅乘舢板抵厦门港“苏州”号海轮，在海上飘浮了两天，于18日午后，抵黄埔港。鲁迅先生和三个粉丝（从厦门大学准备转学到中大的广东籍学生）一道转乘小船到长堤，在旅馆住了一宿。19日下午，在孙伏园、许广平等的帮助下，迁入中山大学，住进校园前排中心的大钟楼上。
因为报纸早就宣传了出去，鲁迅要到中山大学任教，所以，刚到广州不久，便惹来许多文学青年的拜访。自然，除了扮一扮名人之外，还有许多校务和编务要办理。比如，刚到广州，便接到学生李小峰的电报，想和他商议要不要在广州设一个北新书屋，代售上海亲新书局的一些出版物。于是鲁迅便写信给北京的韦素园，告诉他《莽原》在广州的销量，以及要筹备北新书屋的事情。
自然，还有学校的杂务要办，既然谋了一个教务处主任的差事，他第一件想到的便是要帮助许寿裳谋个饭碗。1月19日，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里写道：“现校中只缺预科教授，大家俱愿以此微职相屈，望兄不弃，束装即来，所教何事，今尚未定，总之都甚容易，又须兼教本科二三小时，月薪为二百四十，合大洋约二百上下，以到校之月起算，甚望于二月间到校。可以玩数天，开学则三月二日也。”
在《两地书》中，鲁迅曾引孙伏园的信告知许广平，说是中山大学所聘请的人中，只有鲁迅一人为正教授。鲁迅当时的工资是500元，后来被傅斯年请来的顾颉刚则是400元，再后来到的章廷谦则要少许多。鲁迅在开学前夕的2月25日给章廷谦的信里写道：“兄事，我曾商之骝先（即校长朱家骅），校中只有教务助理员位置了，月薪小洋百，半现半库券（买卖起来，大概八折），兄及夫人如此来，只足苦苦地维持生活。我曾向骝先说，请兄先就此席；骝先且允当为别觅地方。兄如可以，望即函知。且于三月间此。”
在这封信里，鲁迅向章廷谦诉苦：“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我不想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
鲁迅先生在给朋友的书信里，常常会回到一个好玩的真诚的有着自己体温的朋友，哪怕是他当时已经是众多青年的偶像，然而，回到章廷谦这里，却依然是一副调皮的样子：玩玩还行，没想到职业当起名人了，便累着了。
然而，优厚的薪水拿着，可以出风头的名人当着，这一切仿佛都挺舒适的，然而，刚开学一个月的时间，鲁迅却突然提出辞职不做了。而后从钟楼里搬出来住，直到退了三次辞职信，便与中山大学再无瓜葛了。
中山大学厚遇鲁迅，鲁迅为何激烈辞职呢。建国以后的鲁迅传记的作者，挖空心思地将鲁迅先生辞职的理由往广州四一五事件上扯，其实，鲁迅真实辞职的原因，并不在于此，而是因为顾颉刚。
鲁迅和顾颉刚的矛盾颇久了，大概是在女师大时候，陈源和鲁迅吵得正欢的时候，顾颉刚在旁边贡献了一个绝对恶毒的攻击点：说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部书稿抄袭日本盐谷温的。这件事情造成了两个结果，其一是，鲁迅和盐谷温成为好朋友，其二是，顾颉刚成为鲁迅彻底痛恨的一个人，无论他如何修复，鲁迅死死不给他任何机会。
早在鲁迅在厦门大学期间，有一次听说，顾颉刚在林语堂面前说章廷谦不适合厦门大学。哪知，过了不久，章廷谦给鲁迅写信，说顾颉刚给他写信说，说章廷谦的在厦门大学的事已经办妥了。
鲁迅收到章廷谦的信以后，简直呆住了。给给川岛的信中说：“我实在熬不住了。你给我的第一信，不是说某君（指顾颉刚）首先报告你事已弄妥了吗？这实在使我很吃惊于某君之手段。据我所知，他是竭力反对玉堂邀你到这里来的。你瞧，陈源之徒！”
顾颉刚在1927年4月28日致胡适的信里，的确说到他曾劝说林语堂不要聘请章廷谦的话：“这四个月中，我的生活不安定极了。去年初到厦门时，曾劝语堂不要聘川岛，孰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死冤家。川岛到厦之后，千方百计替我造谣，说我和张亮丞先生抢做主任哪，说我向林文庆暗送秋波哪，说我单独欢迎蔡先生哪，说我阴谋倒戈，赞成开除学生哪，想不到像我这样瘦弱无才的人骤然添了这许多排挤谄媚的本领。语堂先生信其谗言，骎骎疏远，后来竟不见面了。我为保全国学院机关计，直至林校长由南洋归来，声明不能招回辞退之教职员而后辞职，自问此心甚为坦白。辞退之后，孟真见招，因拟到粤。鲁迅在粤任中大教务主任，宣言谓顾某若来，周某即去。适厦门邮局罢工十天，孟真来书未能接到，我就单身到粤观看情形。孟真告鲁迅后，鲁迅立即辞职，其党徒粘贴匿名揭帖，诬我为研究系，孟真亦辞职。纷乱一星期，尚未解决。幸鲁迅党徒不多，中大学生开会结果，主张三人皆留。大约鲁迅是不会回来的，但绍原因系川岛介绍，连带辞职，甚为可惜。”
顾颉刚的这封信，写得可谓清楚之至，一则是承认在厦门大学期间，劝慰林语堂不要聘用章廷谦，可是，那又为何和章廷谦通信呢。顾颉刚的这一举动，总让我想起刚回国不久的徐志摩，当时的徐志摩为了融入到中国的诗歌界，听说郭沫若是诗歌领袖，便写信给郭沫若的下属冯乃超，赞美郭沫若，可是过不了不久，又在报纸上写评论嘲笑郭沫若的诗写得臭。如此两面三刀，自然惹人厌倦。
1927年4月18日，顾颉刚来到广州。傅斯年连忙去找鲁迅解释，说是他的确写信通知顾颉刚暂时不要来了，结果，厦门的邮局罢了工，顾颉刚没有收到信，便自己做主来了。
傅斯年在鲁迅的钟楼上被鲁迅训斥的场景，曾经被何思源看到，他当时是中山大学法学院主任，他在回忆鲁迅的文字里写道：“我曾见过傅斯年在鲁迅住处，鲁迅坐在沙发上，傅斯年站着，鲁迅批评傅斯年。后来，傅斯年到朱家骅家里痛哭流涕。”在何思源的回忆文字里，鲁迅的辞职仿佛和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五清党运动有关。
鲁迅的确参与营救了进步学生，但没有成功，这让鲁迅很是沮丧。然而，关于鲁迅的辞职，却的确和政治无关。看一下鲁迅在辞职前后给李霁野和章廷谦的信，便可以明白了。
辞职前一天，也就是1927年4月20日，在致李霁野的信中，鲁迅写道：“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不料其中之一，终于在那里也站不住，已经钻到此地来做教授。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我在此的教务，功课，已经够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闲气。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
辞职后的5月15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写道：“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宣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
可是章廷谦在外面听到的传言却是鲁迅因为营救学生未遂，奋而辞职。于是，鲁迅在5月30日，给章廷谦的信里，又写到此事：“不过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势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史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
写到这里，事情已经明确得厉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