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18日至21日，马鸿逵召开第一次省政会议。会议议定了宁夏省的施政方针和中心任务。中心任务是编查户口、整顿保甲和清丈土地。
保甲制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社会基层管理制度，发端于暴秦，推行于宋代，明清时期得到较大发展。1931年夏，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曾在江西43县实行保甲制。1932年8月，鄂豫皖三省剿总司令部正式颁发《鄂豫皖三省施行保甲训令》和《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强行将所辖鄂豫皖各县划为若干区域，限期实行保甲。保甲组织贯彻“管教养卫”的原则。所谓“管”即清查户口，监视居民；“教”即进行党化教育，对少数人则“教以管理能力”“；养”即摊派苛捐杂税“；卫”即抽选壮丁、编练民团、修筑工事、搜查缉捕等。后来，随着反革命“围剿”不断加剧，保甲制扩大至福建、湖南、湖北等省。1934年11月7日，国民政府通令将保甲制推行全国。蒋介石在全国乡村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命令，立即得到马鸿逵的积极响应。
1934年11月，马鸿逵在平罗县实行保甲组织试点，根据马鸿逵主持编撰的《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等资料记载，保甲制的内容是按户口分布，居民10户为1甲，10甲为1保，5保或少于5保，编成联保，若干联保组成1乡，地域相近的乡合为1区。保甲编制完成后，选出保甲长和联保主任，保和联保都设有保丁。凡是征兵、征粮以及田赋税收、民间纠纷的调解均由保长负责。1935年2月，平罗县的保甲编制工作结束后，马鸿逵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保甲制度。为了监督和加速推行编制保甲的工作，每县又派军队1营，每区1连，强行推行保甲制。到1935年7月，全省编制保甲工作始告完成。据省方公布，全省共编了642个保，8471个甲，统辖123715户。全省人口共为1002876人，其中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壮丁为292762人。同年11月，设立保长训练所，召集全省各县保长到省城集中接受为期40天的训练。省方拟定了《宁夏省各县保甲人员服务规程》，规定保甲职责和联保切结，同保同甲各户必须共具切结、互相连保、互相监视，遵守切结各项禁章，如有违犯，他方应立即密报，有瞻前顾后徇私隐匿者，连保各方实行连坐。1936年，又明确规定“：于本保辖境内出入要道，设卡盘查行人，并设哨守望，派人侦谍。”1937年，又将全省划分为3个保甲指导区，以宁夏、宁朔、平罗为第一区，金积、灵武为第二区，中宁、中卫为第三区，各区委派保甲指导员，专办保甲工作。并对保甲户籍册不断整理完善，还特别绘制了一种“户籍图”，即利用宁夏地政局印制的五百万分之一的地图，加以缩制，各乡各村按序号注明户号，用来控制流动人口和人口外逃，巩固兵源。
推行保甲制度，是马鸿逵对地方基层建制的强力整合。学者们多以为此举“为马家军阀保证了最大限度的兵源”，如实行保甲制前，马鸿逵仅有“不足一师的兵力，到1949年已有步兵3个军、骑兵1个师，加之地方保安部队和马鸿宾军队，总数在10万以上。而宁夏总人口只有75万人左右，平均每三个（男）人中即有两人为兵”。当然，推行保甲制的真正目的，正如《民国青海日报》1943年7月23日登载的蒋介石致马步芳和青海省政府的电文中所云：是“为阻止赤化蔓延，应急严密组织民众，提高军事效能，予共产党活动以有效抵制，使无人能阑入（擅自进入）省境。”因此，宁夏推行保甲制后，马鸿逵要求保甲长及国民兵沿途设岗，逐一盘查过往行人。有一次，一个逃兵通过永宁望远桥、望洪堡等地甲长岗哨，一直逃到中卫，结果被中卫某地甲长捉获。马鸿逵得知此事后，亲自追问逃兵逃走经过的路线，最后将望远桥、望洪堡两个放哨的甲长枪毙了。整编保甲，马鸿逵仍感到不够严密。1940年，又下令在清查户口的基础上，制发国民身份证、客籍入境居留证和通行证，以防范所谓“奸党”、“间谍”，并公布检查办法，进一步强化对人民的控制。规定凡年满16岁以上的男子，均须领取身份证，规避不领者，16岁以上40岁以下的罚兵役，40岁以上的罚劳役。行路住店，均须带证，查无证者，即送警察局扣押惩治。不论旅店、居民，凡容留无证人员住宿者，以包庇“奸宄（ɡuǐ，犯法作乱的人）”治罪。宁夏商号“天成西”来了一个山西老乡，没有带证，当天也没有申报，便留住了下来。谁知这件事被马鸿逵知道了，他坚持要枪毙天成西的经理。天成西是当时宁夏八大商行之一，是由山西交城县郭姓商人创办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与马鸿逵的军政各界和地方士绅都有交往。马鸿逵要枪毙天成西经理，地方士绅和厅处长们都为经理求情，马鸿逵认为这是抗拒他的“政令”，为此还闹了半个月的脾气不办公。从此，马鸿逵就如在全省撒下了天罗地网，没有身份证和通行证，便寸步难行。
金积县谭家桥有个青年叫吴生祯，父早亡，10岁后同哥哥一起为本村地主扛长工。因受不了地主的虐待和折磨，19岁时逃到陕北定边、安边一带谋生。1948年秋，因思念老母、哥嫂，便悄悄回家探望。因他没有身份证，害怕被查出按“逃丁”法办，所以不敢贸然回家，便暂住在本县七乡阎家闸五里坡丁生福店中，请丁生福设法帮助。丁生福27岁，父死母嫁，有妻子儿女，因无法生活，便租了地主数间破旧土房，开店为生。丁生福为人忠厚，对吴生祯有家难归的处境十分同情，便建议吴卖身当兵，既免“逃丁”之罪，又能得到一些钱，可乘机回家探亲。吴生祯为了能见到10年未见的老母，就同意了。于是由丁生福出面去找本乡户籍员杨伯良设法帮忙。杨伯良也是个20多岁的青年，高小毕业，为人心地善良，谭家桥人，是吴生祯的邻居。出于同情，便给吴发了身份证，并得到保长的同意，带吴去验兵入伍。吴生祯入伍后，看到马部军官对士兵随便打骂侮辱，很不满意，于是在与同营士兵闲谈时，经常抨击这些军官的野蛮行为，并讲一些陕北解放区的情况。时间久了，被军官发觉，密报马鸿逵，当即被总司令部军法处逮捕。马鸿逵命令金积县长白剑虹将吴生祯和店家丁生福、户籍员杨伯良3人判处死刑，说是“为宁夏70万人立法”。白剑虹不忍3个无辜青年冤死，再说县政府也没有这个权力，所以没有立即去办，而是想等马鸿逵怒气消了以后，再设法求情。谁知马鸿逵再三追问这件事，并破口大骂白剑虹：“你怕得罪共产党，怕得罪地方人，与我作对，我偏要你定案杀人！”在逼迫无奈的情况下，白剑虹只好按照马鸿逵的旨意，把吴生祯、丁生福、杨伯良3人判处死刑。吴生祯等3人被绑缚金积县城西门外处决时，其家属鸣冤叫屈，哭声震天，非常凄惨。成百上千的群众阻塞了道路，莫不含泪鸣不平。
苛暴的保甲制度，再加上实行的身份证、居留证、通行证等一系列严密的控制措施，马鸿逵统治集团把宁夏人民推向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