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与清政府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将其侵略势力逐步深入到中国内地,加紧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宁夏石嘴山因其地北连内蒙,扼水陆交通之要冲,处农牧富庶之地域,蒙汉交错,贸易频繁。帝国主义对宁夏经济的掠夺,即始于石嘴山洋行的建立。
石嘴山设洋行,约在光绪六年(1880年),最后撤走是在民国15年(1926年),前后40多年。当时,天津是帝国主义在北方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光绪五年(1879年),天津英商雇佣了一个名叫“葛秃子”的人,只身潜入西北。他到石嘴山后,住在许存荣开的旅店里。一天,他看到当地居民将好端端的羊毛与土掺和在一起,甚是奇怪,便问其所以。居民回答说“:沤粪上庄稼。”葛又问“:为什么不用羊毛卖钱呢?”居民说“:羊毛除了做毛毡,别无他用,也无销路,只有沤粪。”葛秃子回到旅店后,仔细一想,觉得发财的机会来了,他想低价收购羊毛,但苦于没有本钱,于是便请旅店掌柜许存荣为他出面担保,赊购居民手中的羊毛,条件是给许存荣以优厚的报酬。不到一个月,就收毛2万公斤,作价每50公斤羊毛换银2两,下一年付款。葛秃子雇了两只船,装上羊毛,由黄河顺流而下,到包头上岸,再由陆路转运天津。经英商倒手后,以每50公斤羊毛换20两白银出手,获利巨大,葛秃子由此发了一笔横财。
葛秃子有了资本,便正式与天津英商签订合同,在石嘴山设洋行,收购羊毛。光绪六年,他携带现银第二次前往西北。在途径内蒙蒲肐臂湾时,从旅店主人口中得知,此处有一个名叫张三的人,经常在后套一带拦路劫财,路上不很安宁。葛秃子既想发财,又不愿路上出事,便请店主人派人给张三送礼,愿出1000两“买路钱”。店主人一看葛秃子很识相,当然乐于牵线,遂派伙计王万银给张三送信。张三收下“买路钱”后,又和葛秃子见了面,并交了朋友,还亲自“保镖”送葛秃子到石嘴山。葛秃子让张三留下当帮手。葛秃子回到石嘴山后,首先偿还去年赊购羊毛的欠款,取得当地毛户的信任。接着租房开业,在石嘴山挂牌成立“高林洋行”,开始用现款收购羊毛、羊皮。后来听说青海西宁的羊毛比宁夏的还好,葛秃子与张三商议,将内蒙蒲肐臂湾旅店的伙计王万银约来,由葛秃子买枪买马,张三和王万银保镖,又到西宁收购皮毛。葛秃子一行从西宁回来后,即将所收皮毛运往天津。葛秃子第三次到石嘴山时,还带来一批广东人,扩大组织和收购范围,开始在牧区设立外庄(即商号)。
高林洋行收购羊毛羊皮,获利丰厚,引起外商的注意。不久天津英商仁记洋行跟踪而来,并带来一批天津人,资本和规模气派都超过了葛秃子。仁记洋行一面用钱收买张三和王万银作为向导,一面拉拢地方头面人物作为引线,展开了与高林洋行的竞争,此后又有8家洋行先后在石嘴山设立。它们是:英商新泰兴洋行、英商天长仁洋行、英商平和洋行、英商聚立洋行、英商隆茂洋行、英商明义洋行、德商瑞记洋行、德商兴隆洋行。包括高林、仁记在内的10家洋行中,资本比较雄厚的有仁记洋行、新泰兴洋行、天长仁洋行、平和洋行、瑞记洋行、兴隆洋行共6家,时称“六大洋行”。各洋行的主子,大部分居住在天津英租界,常住石嘴山洋行的负责人,是外国资本家的“买办”,都是天津人。各洋行均设有经理及副手数人,具体负责洋行业务。各行在临近牧区的城镇设“庄”,负责联络收购。在产毛区设“外庄”,专司放款、订毛、收毛之责。
石嘴山各商行虽然都是中国人经营的,但是它的资本都是由外国洋行提供的。石嘴山资本最雄厚的六大洋行,通过中国买办,利用和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逃避厘税,并与封建官府和豪绅勾结,垄断我国西北地区的皮毛业。从六大洋行在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陕西等地设立的“外庄”地址和范围看,几乎囊括了全部西北产毛区。每到收毛季节,买办商人以最低的价格从牧民手中收购皮毛。他们每年收购的羊毛约为1000万公斤,羊皮约为百万张。羊毛有宁(夏)毛、青(海)毛之分。宁毛因一年剪两次,纤维较短,故价格低,早期每50公斤羊毛换3~5两银子,晚期增至7~10两银子;洋行运至天津,每50公斤为25~30两银子,最高达35两。青毛因一年剪1次,纤维较长,故价格较宁毛高,平均每50公斤羊毛换15~20两银子;洋行运至天津,每50公斤为30~40两银子,最高达到50两以上,洋行最少也有1倍以上的利润。以40年时间来计算,帝国主义从我国西北掠夺去的羊毛约4亿公斤、羊皮约4000万张,洋行从中大发其财,资本积累也迅速增长。
洋行进行盘剥和掠夺,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欺行霸市。由于当时宁夏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根本不了解内地羊毛、皮革的市场价格,洋行便乘机施展欺骗手段,垄断皮毛价格,大肆掠夺牧民财富。二是谎骗讹诈。以所谓“行情不好”、“质量成色太差”为由,压质压价。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石嘴山各洋行联合起来,借口“山西闹义和团,北路不通”,停止收毛,致使牧民将羊毛运到石嘴山后,洋行故意不开盘,有行无市。牧民无处销售,又不能运回,洋行便乘机杀价,或指示下面人,酌情给点米、面、布、茶、糖等物换取羊毛,毛户无法,只好忍痛接受。三是残酷掠夺。这是带有普遍性的一种手段。每年年初,洋行即派小老板到牧区跟牧民签订所谓“贷银订毛”合同。这个季节正是牧民急需资金买草买料的最困难时期,洋行以压价预购的方式贷款给牧民,条件是牧民必须在秋季将羊毛交给洋行。如不能抵偿预购之数,只好挂账,如此年复一年,牧民就被牢牢地拴在洋行的合同上,任其剥削。
帝国主义洋行在宁夏地区的巧取豪夺,不仅垄断了西北地区的皮毛生意,同时也严重地桎梏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随着洋行的建立,外国的毛织品、布匹、火柴、烟、酒、糖等商品,涌入宁夏并占据市场,致使甘、宁等地的经济发展更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