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邓小平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被历史推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面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重任在肩的邓小平心中并不轻松。早在江西被监督劳动期间，他对“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就有深切的感受。回京以后的一年多，从反映各地情况的材料和汇报中，他进一步感到了中国这艘航船已经搁浅了，再不往时代的潮流里推一推，恐怕就要陷进淤泥里，越陷越深了。人们往常看到的那个乐观开朗自信的邓小平似乎也变了。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他的眉头常常紧锁着，手中的香烟一支接一支抽个不停。笑容总在他的面颊上稍显即逝。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不能不忧虑。1975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如不能扭转国内局势，不仅势必影响五年计划的完成，而且还会给实现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在20世纪内完成四个现代化的宏图带来隐患。国家已到了不整顿就无法正常运转的地步。经过一年来的思考，他决定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在他的脑海里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意见，这些意见的核心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办法就是整顿，各行各业包括军队都要整顿，要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散”、“懒”。
首先抓的是铁路。
接着解放大量老干部。
这与“四人帮”那一套正好对着。于是他们就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把“老干部”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解放后，只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3月21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说：“10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
对于类似情况，江青总要拔高一筹，她在4月4日给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电话中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这种时候，邓小平不能置之不理。不说话就会被人理解成默认。他在4月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就江青等人所说的“经验主义”问题，以请教方式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于4月23日在新华社呈送的经姚文元审阅修改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要求将“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4月2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人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公开进行了抵制。
5月3日，在外地休养了10个月后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周恩来抱病出席。会议开始前，周恩来握着毛泽东的手说：“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大家想念主席。”
毛泽东关切地问：“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回答：“开了3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报告了。”
毛泽东随后与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在京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接下来，毛泽东开始了他那段著名的批“四人帮”的谈话。
像往常一样，这次会议仍是由毛泽东漫谈，其他人认真聆听。毛泽东主要强调“三要三不要”原则，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严厉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
“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
他转向江青，面色愠怒：“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江青低下头。毛泽东继续说：“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不要以我的名义。”
毛泽东再次重申“三要三不要”。他最后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
5月2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邓小平就针对江青等人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反经验主义”三件事，提出质问和批评。
邓小平说：“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
江青面对邓小平的质问，哪里肯服，马上反驳说这是围攻她，搞“突然袭击”。
邓小平也不相让，拍着桌子，严词驳斥：“这是根据主席批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主席问我们讨论得怎样，有没有结果。要我们好好讨论。主席强调‘三要三不要’，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要首先做到。有的同志认为我4月27日的讲话过头了，是突然袭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和过头。”
李先念接着发言说：“我认为4月27日会议没有过分，没有越轨。主席谈到‘四人帮’不要搞，但有人还要搞。”
叶剑英也批评了江青。
6月3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会议空气有些紧张，一开始，大家长时间沉默。叶剑英最后打破僵局，作了长篇发言，讲了“要学马列、不要分裂、要严守纪律”3个问题，他认为：今后凡重大问题，都要交政治局讨论，过去的错误，要引起严重注意，不要干扰主席。
会上，王洪文被迫作了检讨，他说江青与邓小平的争论，他偏听了一方，没有听小平的意见。错误主要是他的。但他还是坚持：1973年11月批总理的会，不能因为批评江青就否定会议的大方向。
江青也不得不检讨一下。但敷衍的成分居多。她说她在4月27日会议上自我批评不够，又有些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要加强认识。上次会议，自己有体会。“我还要看些材料，消化一下，再作进一步检讨。”
尽管这些人的检讨既不深刻也不情愿，但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唯一的一次。结果是，它保证了邓小平全面整顿的继续进行，也加重了“四人帮”报复邓小平的心理准备。
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的汇报后，肯定地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小平还是有些忧虑：“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泽东分析说：“他们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
“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邓小平接着说。
“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毛泽东满意地说，“大家清楚就行了。”
毛泽东的结论是：“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表示：“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会有，一定会有。”
毛泽东笑笑：“那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6月3日会议后，江青慑于毛泽东的批评，无可奈何地提交了书面检查。检查中承认：“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上是从不让步的。”
这样一来，通过毛泽东的支持，由邓小平主持进行的全面整顿，在1975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国民经济停滞、下降的形势得到扭转，经济回升。全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