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又要进手术室，做第12次手术。
服了药，护士要扶周恩来上手术床，周恩来却说：“等一等。请你先扶我到桌边。”
周恩来坐在桌边，拿起笔，手直颤，竟然对不准纸上的横格。他定定心，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半个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周恩来仍没写完。
负责手术的专家有些急了：“邓大姐，总理还在写什么？您去请他手术吧，按理吃了药后半小时就必须上手术台的。”
邓颖超让张佐良去看看。周恩来知道有人进来，但并不理会，继续在写。一小时十分钟，周恩来终于停了下来，招呼张佐良：“佐良，我准备好了，可以送我上手术室了！”
周恩来究竟在写什么？有什么事比延长生命更重要？后来人们才知道，此事跟江青有关。
1932年2月中旬，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等相继刊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示》。伍豪是周恩来在白区工作时的一个化名。其实，周恩来早在两个多月前就已秘密离开上海，到达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了。此文见报后，当时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迅速采取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诬蔑。在陈云等同志组织下，在上海散发了《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并利用与《申报》的关系，用曲折的笔法在同月的《申报》上登出辟谣的启事。与此同时，毛泽东也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声明：“事实上伍豪等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件已有结论的往事，又被天津的红卫兵翻了出来，并把那些旧报的抄件送江青手里。江青立即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分别写了内容相同的信，抄录了伪造的启事。信中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某某），要求同我面谈。”她企图以此“拿住”周恩来。周恩来在两天后即做出反应，给江青回了信：“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恩来还让秘书调来了当时上海的旧报，再次核对，并给毛泽东写了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在我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是记错了。
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的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日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周恩来5月19日夜
毛泽东阅信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1967年年底北京一个学生写信给毛泽东，又提到了“伍豪等启事”。毛泽东在第二年的1月16日明确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这一年的5月8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专门提到：“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他让周恩来在适当场合给大家讲一讲，录个音，存入档案，免得老有人拨弄是非。康生、陈云都证明此事纯系伪造。周恩来对此事极为认真。1968年1月10日，他通知江青，已将所有有关材料和信件拍照存档，附信说明：“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习（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周恩来专门在录音两字下面加了着重点。
林彪“爆炸”以后，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讲了，并录了音。陈云也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这次动手术，周恩来自觉来日无多。所以在进手术室之前，他让秘书要来了1972年6月23日所作报告的记录，吃力地抬起颤抖的手，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九、二十。”而后仰起苍老的脸，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周恩来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
在外地的毛泽东眼睛不能看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认真地听着秘书在读，还记得这是周恩来第几次动手术了。知道周恩来的病情又加重了，他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样了。”
这一年的国庆节，周恩来再也没有力气参加了。躺在病床上，脑子却不能平静。他想把所有身后的事安排得有条不紊。他甚至想起了严复，这是中国最早的改革者之一，生于1854年，死于1921年。严复对赫胥黎、孟德斯鸠和穆勒等人著作的出色翻译，曾激励了周这一代人。周恩来口授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嘱咐，要他确保严复的文件得到安全保存。他又想起1931年去世的杨度。杨度早年曾是个极端保守分子，于1927年成为共产党和周恩来领导下的一名地下工作者。那时他通过剧作家夏衍与周联系。杨度曾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朋友，由此上海的一些共产党组织才有了安全的房子，避开了在租界里巡逻的英国、法国和其他警察……周恩来要求承认杨度是位优秀党员。他对曾经忠实地为自己工作过的潘汉年尚未恢复名誉而感到不满（潘汉年是1982年才被恢复名誉的）。
最后一次手术后，邓颖超给他带来了毛泽东新发表的诗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1976年1月2日凌晨5点多钟，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诗词。”值班医生猜想可能是想听毛泽东的两首词，便从周恩来枕边拿起载有这两首词的《诗刊》杂志，问是否念给他听听？周恩来点了下头。当朗读到《鸟儿问答》最后两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周恩来的嘴角轻轻弯了一下，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次笑声。
有一天，当邓颖超又来看望他时，他以微弱的声音，在她的耳边说：“小超，有好多好多的事我没有告诉你，现在太晚了……”
邓颖超眼里噙着泪，喉头哽咽着：“恩来，我也有好多事一直没有告诉你……”
1月7日，周恩来的气息十分微弱，全天处于昏迷状态，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深夜11点，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周恩来说完这最后几句话，又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1月8日9时57分，一颗博大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中央领导接到周恩来去世的消息，都急匆匆地赶来了。李先念是第一个走进病房的，他弯下腰，双手紧握着周恩来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住了。工作人员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直望着总理的遗容，无力地抽泣着。
邓小平、叶剑英也来了，他们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
11时30分左右，江青来了。她走进病房，高声喊着要见邓颖超：“小超在哪里，我要见小超。”她没有靠近病床，没有看静卧在床上的周恩来，而是一边喊着“小超”，一边退出了病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