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被隔离前后，陈伯达就从种种迹象中预感到自己已经开始在政治顶峰上走下坡路了。
王力、关锋被隔离后，虽然一有机会陈伯达就要表白，力图撇清自己，可他总不能抹杀事实上的联系。再加上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江青不断的训斥，使他的日子不好过。
而他最大的输棋要数前文提到的，由争夺“九大”政治报告起草权引起的。
要由林彪出面宣读的“九大”政治报告，开始由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陈伯达跟张、姚早已不和，也不希望三人平分这份荣誉，不愿和他俩合作，而他俩也想看陈写砸。陈伯达想写得非常严密，别人插不进东西。而他定的主题是“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中心思想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要掀起经济建设高潮。他把提纲和已经写好的三部分拿出来讨论。在讨论中，张春桥、姚文元攻击此稿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不能用。
陈伯达便直接找毛泽东支持。毛泽东看了他的初稿，谈了许多重要意见。比如毛泽东不同意陈稿中的“刘邓路线”一词，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中不要提他。”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陈伯达只向周恩来说过。
后来，江青得知毛泽东曾跟陈伯达谈及起草政治报告的意见，而陈伯达并未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传达，她气坏了。于是，就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声音”的罪名，还召开了斗争会。这让局外人很难理解：当时的陈伯达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竟然能开他的斗争会！
陈伯达斗不过江青。她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撑腰，让毛泽东多次跟他们谈话，撇开了陈伯达，对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采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
陈伯达将抓紧完成的政治报告，装入牛皮纸口袋，密封，写上“即呈毛主席”。可是，这牛皮纸口袋很快从毛泽东那里退回来，上面有毛泽东“退伯达同志。毛泽东”的字样。陈伯达细细一看，那牛皮纸口袋竟未拆过！
陈伯达大哭一场，因为毛泽东对他的稿子连看都不看，就原封不动退回来了。这在以往多年的与毛泽东的交往中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采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作为党内的“大秀才”、“马列主义理论家”，陈伯达自觉威风扫地。但毛泽东并没一下抛弃他，仍将他安排在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交椅上。可陈伯达的情绪一落千丈。他对人说：“我虽然是政治局常委，却像大观园里的林黛玉，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
他畏惧的不是别人，正是在名义上居他之下的“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
不过经过这一番争斗，陈伯达算是跟江青以及张、姚闹翻了，破裂了。
对党史有所研究的人大都认为：陈伯达是一个有野心而无原则的人。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而总是依附于别人。他所擅长的，是手中的那支笔，却缺乏组织能力。“中央文革”既然吵翻了，散伙了，他不能不另找新的伙伴。林彪正野心勃勃，雄踞于中国政坛。陈伯达改换门庭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呢，手下尽是“武将”，正缺乏“大秀才”。双方的政治利益，决定了陈伯达倒向林彪——虽说在历史上，陈伯达跟林彪并没有什么渊源。
而作为“武将”头目的林彪，对陈伯达的文才一直很欣赏。他要他的秘书学习陈伯达写文章的方法。他在制订文件、撰写文章方面有了困难，也要请教陈伯达，陈伯达也总是乐于相助。1967年，拟成“军委八条”以后，叶群以为上面没有谈路线，怕别人挑刺，就打电话和陈伯达商量。他建议在命令开头加一句“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林彪、叶群愉快地接受了。叶群当场赞扬说：“真不愧是老夫子！”1967年7月，由林彪授意，出思想，组织人帮助林立果起草了一篇文章，叶群请陈伯达等人修改，然后在《解放军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发表，正文用四号楷字，同时还配有一篇评论《推荐一篇好文章》。陈伯达为林立果捞取政治资本效了力。
叶群嫌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头衔太小，就觍着脸向陈伯达要官，并想通过陈伯达这条线，了解“中央文革”的情况。陈伯达对她说：“做中央文革正式成员，需要通过主席、总理和中央常委，恐怕有些困难。这样吧，你可以作为林彪同志的联络员，列席中央文革的一切会议。”叶群说：“那可太感激老夫子了！”不久，她接到通知可作为林彪的联络员列席“中央文革”的会议。
陈伯达对来自林彪方面的事情，总是格外上心。他知道当时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分量。在陆定一的事情上，他表现得十分充分。当江青把陆定一专案推给陈伯达妻子刘淑宴时，刘淑宴怕搞不了，不想接，而陈伯达求之不得，接管了陆案。他把负责陆定一专案的组长叫到办公室，没等这位组长汇报完审查情况，就一挥手说：“就算大海捞针，掘地三尺，也要把陆定一的罪行调查清楚。这个人是亡命徒，他丧心病狂地陷害林副主席一家。他老婆严慰冰也是个坏家伙……审讯时，必须要厉害点，只要能挤出口供，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他用严厉的目光盯着专案组长：“你们绝不能手软！”
1966年9月30日，陈伯达一声令下，将陆定一逮捕。从此，陆定一由软禁正式入狱。接着陈伯达又亲自下令：一、要降低陆定一的生活标准，伙食不准超过12元。屋里的家具一律搬走。他已经是犯人，只能以犯人对待；二、要他逐日写思想汇报；三、考虑交给红卫兵审判。
他下达完指示，立刻拨通了叶群的电话，将对陆定一处理的情况，告诉了叶群。
“伯达同志，谢谢你！”听筒那边传来叶群兴奋的声音，“陆定一夫妻是我们家的大仇人啊！他们害得我们好苦啊！尤其是他那个臭老婆，像魔鬼一样，死死地跟了我好多年，弄得我坐卧不安。好了！恶人自有恶报。现在把这两个人交给你了！我和林副主席都感激你对我们的支持！”
“我理解你和林副主席的心情，今后有什么事，吩咐一声，我一定照办。”陈伯达说得有些不自然，“我很愿意帮你和林副主席办点事情。”
第二年的3月，经陈伯达同叶群商议后，他又以“中央文革”组长的名义下达指示，对陆定一夫妇使用了重刑……
所以，在毛家湾对外联系中，有两条热线：一条是叶群与江青；另一条是陈伯达与叶群；前一条有一点叶群巴结江青的味道，后一边则是陈伯达有意借叶群之手靠拢林彪。
叶群对此并不隐晦，还常常自炫其能，在工作人员面前说：“我去老夫子那里，有时正赶上他午睡，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闯他的卧室，叫醒他，就坐在床边同他说话，随便着哪。他是我延安时期的老师，我们无话不谈，从来不感到拘束。”
所以，作为叶群的福建同乡加延安时的老师，作为林彪欣赏的笔杆子，陈伯达在毛家湾是有一席之地的。当陈伯达日渐感觉到政治前景江河日下和苦闷情绪不断袭来之时，他时常要向毛家湾叙说一二。而林彪在不触怒江青的前提下，通过叶群也时常向陈伯达略表同情。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有一次陈伯达给叶群打电话，叶群故意重复陈伯达的话，以便让张云生作记录。在电话中，陈伯达诉说了他的心情和向往，叶群代表林彪表示了对陈伯达的关心和支持。叶群说：“你好，老夫子。几天没见了，真有些想你……啊？你想来毛家湾，还有点怕。你怕什么呢？啊，你说不是怕林彪同志，你对林彪同志还是完全信任的。啊……你说你怕的是你周围的环境……你的心情一直很不舒畅，甚至有时候一个人在暗地里哭过……怎么搞的？那几个小的（大概指王、关、戚）过去对你不好，不是都已经处理了吗……啊，你说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嗯，你说主席对你是好的，林彪同志对你是好的，可是还有人对你不好。谁呢……总理吗……那又是谁呢？你不好说……江不是对你很好吗……嗯，江不像过去了……她批评你政治上不成才……你说心里难过，总想哭……你想到毛家湾来，又不敢来……你暂时不来也好。你放心，林彪同志是关心你的，支持你的……一组那里对你的看法也还好，你别伤心。你要注意保重……你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绝不会。再见！”
叶群放下电话后，立刻把张云生的电话记录收了去。她站起来说：“对你们当秘书的，保不了密。你知道就行了，但不准对别人说。老夫子现在处境很难，总想找我帮助，可是我能帮什么呢？我得找首长去！”
以后，陈伯达给毛家湾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多。本来几个秘书就怕接他的电话，因为常常听不懂。但听熟了，也就能听懂一些。而陈伯达也极力放慢说话的速度，好让对方听懂。秘书们也发现，陈伯达在钓鱼台失意后，已经明显地转向了毛家湾。
“老夫子最近来电话多一些，我本不愿意接，但不接又不好。”叶群怕秘书们对她与陈伯达的关系起疑心，解释着，“他的家庭生活不幸，心情不大愉快，总希望我能给他一些安慰。”叶群又说，“老夫子想吃鲜螃蟹，老郭能想办法帮助弄点吗？”
“现在不是吃螃蟹的季节。”郭连凯说，“要吃河螃蟹，还可以想想办法。”
“老夫子不要河螃蟹。”叶群说，“你最好给他弄点海螃蟹。”
“现在是海螃蟹的淡季，产量很少。即或弄到，运到北京，已经很难吃上活的了。可是吃死螃蟹，容易中毒。”郭连凯讲了一大堆困难。
“再困难，你也得想办法弄。而且必须弄活的来，不能叫老夫子吃了螃蟹中毒。”叶群清楚郭连凯的办事能力，刚才还是商量，现在变成了“命令”。
“实在困难，主任。”郭连凯笑着向叶群叫苦，“弄是能弄到，只是运到北京，万一吃了……”
“这你愁什么？”叶群显然已经不耐烦了，把脸一沉，“怕运输误时间，你可以找空军帮忙嘛。用飞机带，当天就送到了，还怕吃不上活螃蟹吗？如果还不行，就让他们一次多弄点，总不能都在途中死了吧？你们不懂，老夫子不是一般人。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很爱脸面；他不轻易开口，开口了，我就不好拒绝。这只是吃螃蟹吗？螃蟹中有政治！”
叶群一下把这项“任务”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把郭连凯的嘴也堵上了，只好去办。但叶群一走，他就发开了牢骚：“还是得有权哪！反正不用自己出钱出力，吃吧！”
不过两天，螃蟹就运来北京。那时的毛家湾说话也算是一言九鼎，只消一个电话打到空军，事情就有了着落。
“螃蟹已经运来。”郭连凯向叶群报告说，“但还没弄出机场，一筐螃蟹中活的还不到一半了，怎么办？是先运回毛家湾吗？”
“怎么死得这样快？”叶群有些扫兴，“别运回毛家湾了，再耽误，就更没几个活的了。现在活着的还有多少？”
“大概还有一二十个。”
“足够了！”叶群说，“就把活着的送给老夫子，他也吃不了。快，快去办吧！”
郭连凯刚想走，叶群又叫住他：“你回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去东郊机场，亲自把螃蟹取回，给老夫子送去。”
“那不行！你打个电话，叫老夫子的王秘书跟你一起去。这批螃蟹不能经毛家湾的人之手，不然老夫子万一中了毒，我们还犯嫌疑呢！叫王秘书当面取回，我们就没责任了！”
秘书们对叶群的精明算计之处不得不佩服，对谁都“留了一手”。这些螃蟹岂止是“政治”，简直成了“赌注”。叶群要让陈伯达吃在嘴上，记在心里。陈伯达也终于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特别是在江青的“打”和林彪、叶群的“拉”之下，由脚踩两只船，变成一边倒了，最终投向林彪。最后也跟着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一起翻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