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胡风的文章连连升级时，周恩来曾约胡风谈过一次话，一谈谈了5个小时。
事隔多年，93岁高龄的梁漱溟回忆起与毛泽东的争论时，还不无感慨：“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那该多好呢！”
胡风原名张光人，他的笔名胡风从母姓而来。他父母结婚的第一天就向邻居借米。胡风就出生在父母赖以为生的豆腐房里。泥土中的童年，目睹了中国黑暗社会农民的悲惨生活，饱尝了贫困儿童遭受的一切苦难，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抗争与发奋的火种，养成了刚毅和倔强的性格。他11岁才上村学，出乎大人意料的是，他的成绩特别拔尖。6年私塾后，他考入县城公立小学，后来又考入湖北省城武昌启黄中学，受《新青年》和《晨报副刊》上鲁迅作品的影响，他开始新诗和小说创作。反映“二七惨案”的小说《两个分工会的代表》，投寄上海《民国日报》后发表于该报副刊《觉悟》上，这是胡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中学时代的胡风已初露其文学才华。由于得不到精神和求知的满足，他先后转过多所学校，并从武昌到南京，又从南京到北京，而且从北京大学转入清华大学英语系，但仅入学数月又退学了。后来，他应邀回到了处于北伐胜利浪潮之中的故乡——蕲春县。
胡风，中国作协常委，人大代表，1954年7月因写《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首要成员而被捕入狱。蕲春的政权很快落入右派手中，使苦于追求的胡风又陷入困境。1927年，胡风到武昌任国民党省党部宣传干事，参加编辑邓初民主办的《武汉评论》。因刊物倾向进步，仅出两期即被停刊。后在当地参加了国民党第三十一军，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因不肯去军部宣讲蒋介石的那套“三民主义”，而被怀疑是共产党，上任仅28天即被军长撤职了。接着他又在江西省党部的《民国日报》编副刊《野火》，后因受恐吓而改名《长天》。不久，因他经常在刊物上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又被怀疑为共产党而两次遭拘捕。幸得政治部主任周壁光保释，才免于受难。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诗集《野花与箭》。在南昌无立足之地，他决意东渡日本。在东京，胡风集体加入日本共产党。1933年，胡风回到上海。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左联女青年梅志，由此相爱并结成终身伴侣。他先在左联任宣传部长，但时间不长，有人散布说他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办事；又有人造谣攻击他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他只好离开中山文化馆，并辞去左联行政书记的职务，过起了专业作家的生活。在此期间，他与鲁迅的交往日深，经常出入鲁迅寓所，以中央特科机要通讯员的身份，保持和鲁迅的联系。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胡风参加了13人的治丧委员会，并成为16位抬棺者的青年作家之一。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他撰写了大量纪念和研究鲁迅的文章，成为勇敢的鲁迅捍卫者。抗战八年，是胡风一生中最辉煌、最绚丽的时期，也是他文学上贡献最突出的时期。他所编的35期《七月》，培养了一大批后来闻名于世的诗人和作家，如贺敬之、萧军、萧红、田间、艾青、路翎等。这些新人，都是来自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和地区，形成了一股与时代洪流共进的“新生的时代”。
在抗战中，胡风作为进步人士，被周恩来安排离开重庆去香港，在香港艰难度日。后来受党的指示回到重庆，胡风多次参加周恩来召集的文艺座谈会。胡风对周恩来的风度和学问非常敬佩。周恩来也很看重胡风提倡革命文学的勇气和才能，所以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专为胡风重新登记刊物《七月》出资3万法币作保证金。1945年重庆谈判，胡风赶到红岩去迎接毛泽东。而后，重庆“八办”的徐冰专门带着胡风和冯雪峰，一起去见了毛泽东。在毛泽东下榻的桂园，周恩来将前来的胡风介绍给毛泽东，互相畅谈起来。
抗战结束后，胡风一家准备返回上海。临行前，周恩来设了晚宴为他们送行。周恩来举起酒杯，向胡风和梅志祝酒：“希望在重庆或延安，听到你们胜利的消息。”
胡风频频点头：“一定，一定！”他们回到上海后，继续在自己办的刊物《希望》上发表进步的文艺作品，并到大学中去讲演，因而胡风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这时国共两党分裂，中共在上海的办事处撤退，党员转入地下。周恩来派人通知胡风，让他去香港。胡风于1948年11月秘密赴港，然后转到东北解放区，终于来到了自己盼望已久的晴朗天空下。
建国后，胡风在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并被选入主席团。9月，他以文艺界代表的资格，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再次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会后，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激情，写下了“献给中国共产党”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抗美援朝一开始，胡风以满腔热情创作了《为了朝鲜，为了人类》鼓动长诗。但胡风的这种炽热的创作热情很快被挫伤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