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和省委书记们》（李约翰、镡德山、王春明著，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书记载：毛泽东过完生日的第二天，就乘专列到达杭州，住进刘庄。
刘庄原为晚清刘学询的私人别墅，名为“水竹居”，刘庄是它的俗称。小小山庄坐落在西湖丁家山前隐秀桥西，背山濒水，环境清幽雅致，园内馆阁楼台、小桥水榭错落有致，是一座典型的东方园林。毛泽东来住之前，已由浙江省委精心改建过。毛泽东住定后，心情很好，他难得想娱乐一下，于是对罗瑞卿挥挥手：“长子，把江华喊来，咱们打几圈麻将吧。”
罗瑞卿立即拨通了电话，对着话筒说：“江华你是怎么搞的，主席来了好几天你怎么连个影子也不露？”
江华很吃惊：“啊，主席来了？我怎不知道？”
“你是省委书记，主席来了不告诉你告诉谁？”
“我不知道，就是没有人告诉我！”
“行了，先不管这些。你赶快来刘庄，主席等你打麻将呢！”
江华放下电话，发了一会儿愣。他也好生奇怪。别说他现在是省委书记，就是论个人关系来说，他不仅是毛泽东的老乡，也是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少数干部之一。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时常想起这个老乡，有时把他叫来，天冷时两个人可以各围一条被子，坐在床上聊个通宵，海阔天空，连家庭婚姻私事在内，常常聊得开怀大笑。就连江华与吴仲廉的结婚报告，还是毛泽东亲手批的呢。他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们俩是老同学，老战友了，可以结婚。”1938年，江华要离开陕北去山东军区，毛泽东很舍不得他走，但江华去意坚决，毛泽东只好顺从他。可要出发了，江华坐在毛泽东窑洞里，又磨磨蹭蹭不肯走。毛泽东也觉奇怪，问：“还需要我帮你什么忙？”江华憨憨一笑：“主席，我，我想借你的望远镜带到山东去。”毛泽东哈哈大笑：“我说你为啥在这磨蹭，原来想要我的望远镜！这个现在可不能给你，我还准备在陕北打游击时派用场哪。我给你两盒烟吧。”想必敢向主席要东西的人不多，要不是熟到家的话。可是现在主席到了杭州，竟然没有人通知他这个省委书记？
江华来到刘庄。客厅中，罗瑞卿等人已围在一张方桌前，桌上摊着一副骨牌。三缺一，就等江华入座了。毛泽东笑着嗔怪：“江华，当了省委书记架子大起来了啦，还要八抬大轿抬你不成？”
江华赔笑着：“主席，我哪是那种人？我刚跟罗部长说了，确实没人通知我。”
“你回去查查，是谁捣的鬼。”毛泽东向罗瑞卿布置完，又叫着，“快，发牌。”
没等罗瑞卿回京，他已查明，原来是高岗搞的鬼。高岗说江华1945年到1949年在东北工作期间反对过林彪。于是，他们串通一气对江华实行了封锁。高岗吩咐有关人员：凡是毛、刘、周、朱等中央领导人到杭州，一律不要通知江华！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对高岗一伙更加恼火。
不久，毛泽东接到高岗写来的信，信中说，他愿意在将要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请求让他到杭州来，他要与毛主席面谈。毛泽东拒绝了高岗的要求，回信让他有事找刘少奇商量，同时又给刘少奇发了信，要他与高岗谈他“要商量的事情，可与周恩来一道谈，也可加上邓小平”。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约上周恩来和邓小平，分别找高岗谈了两次，找饶漱石谈了一次，均无所获。
刘少奇、周恩来分别与杭州的毛泽东通了电话，报告了高、饶的态度。
毛泽东回电，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予以公开揭露。在这之前，高、饶事件仍是党内机密。有时，周恩来正在办公室听秘书们汇报工作，桌上的红电话机响了，这是保密电话。周恩来一听电话内容，知道是有关高、饶的处理问题，他就挥挥手，让秘书们回避。为了防止万一，周恩来布置他信赖的两位中央委员、长期共事的老搭档陈赓与宋任穷，身上带上“家伙”。陈赓和宋任穷在陈赓灵境胡同的家中商议着。手枪可是好长时间没有用过了，不知能不能打响。城里又没有靶场，到哪验枪？还是陈赓点子多，他想到壁炉冲天的烟囱，就将手枪伸到里面，对着烟道开了一枪，“还行！”他高兴地笑了。虽然“保密”，枪声还是惊动了院子里的儿子：“爸爸要干什么？是不是要去打猎……”实际上并没发生什么意外。
1954年2月6日，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做报告，针对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着重强调了增强党的团结。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位同志作了重要发言，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高岗和饶漱石分别做了一般性的检讨。
2月10日，周恩来做了《增强团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长篇发言。在理论分析之后，他结合高、饶的问题，再次诚恳地说：
“我现在先对犯了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严重错误的同志提一些意见。他们的初步检讨是值得欢迎的，但应该指出：还不完全，还不深刻。我们希望他们能诚恳坦率地继续反省，来满足大家对他们迅速彻底改正错误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以为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端正自己检讨错误的态度。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首先，应该依靠党。要相信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不仅能发觉我们的错误，而且更能指导我们如何认识和改正错误。”讲到后来，他仍是苦口婆心地开导：“自己做错的事，自己总是知道的。有些话，有些事，一时想不起来，多回忆几次，重要的总会记起来的，同志们也可以帮助对出来的。”他的话近乎自责：“拿我来说，我过去对于犯这种不利于党的团结的错误的同志也是很尊重的，而且把他们估计高了，一旦发现这样的人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我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也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因此，就要更加努力批判和帮助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要求他们改正错误，来补救这个损失……”
可是好心的人们再讲，当事者也听不进去。
四中全会以后，受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于2月中旬分别举行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饶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周恩来主持了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做了总结发言。他深刻揭露了高岗分裂党和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种种罪恶事实及阴谋手法，分析了高岗堕落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教育全党从中吸取政治教训。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主持了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并根据座谈会所揭发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对饶漱石勾结高岗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事实、伪君子的特点和历史上的问题作了揭露，提出应吸取的教训。
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4月至8月又先后召开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华东局扩大会议，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和上海市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高、饶的问题。在事实面前，高岗不但没有低头认罪，反而对党更加仇恨，先是在寓所开枪自杀，被抢救过来，后又在东交民巷8号他的住所吞吃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饶漱石在座谈会上作了初步检查，但对自己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仍是避重就轻，实行抵赖。
毛泽东一直记着财经会议的事。
1954年6月3日，毛泽东通知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到他的住处参加书记处会议。薄一波一进门，还没坐下，毛泽东就当着众人的面说：“财经会议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现在这些误会解除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停了片刻，他又说：“如果高、饶问题没有揭露，这些误会可能还难以解除。”
薄一波当即表示：“我确有错误，今后还会犯错误。”
毛泽东说：“错误都会犯，改正了就好；以后再犯，当然还是要批评的。”
至此，薄一波的问题算是完全解决了。
这年夏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要薄一波再主持一次全国的增产节约运动。薄一波心有余悸：“我犯错误不久，恐怕担负不起这个责任。”
周恩来说：“1952年你领导增产节约运动很有成绩嘛！至于财经会议对你的批评，毛主席已经同你谈过了，文件（指《结论》）就不必收回了。”
这年9月，中央在西楼会议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通知薄一波主持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即重工业口）的工作。第二年5月，毛泽东托周恩来转告薄一波，指定他组织一个有各主要工业部部长参加的大型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工业方面的一个大会，回国后，薄一波被任命为国家建委主任，后又调任经委主任。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薄一波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