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拂晓，从北京饭店开出几辆小汽车，驰过寂静的长安街直奔西郊机场。坐在车内的彭德怀睡着了，高岗也昏昏欲睡。昨夜，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反复研究了入朝作战的方案，几乎彻夜未眠。汽车到达机场，彭德怀才猛然醒来，伸了一下懒腰：“哎呀，这辆车可帮了我的大忙！”
高岗直晃脑袋：“我净听你打呼噜了。”
10月19日黄昏，在秋风飒飒的鸭绿江边，三路大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静悄悄地出发了。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民志愿军踏响了入朝作战的序曲。
出兵后，毛泽东又是几天几夜不能上床睡觉。有一天上午八九点钟，毛泽东服过药，刚躺下，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来汇报情况。他在东屋办公室等候，卫士长李银桥就去主席卧室察看。毛泽东仍没睡着，在不停地翻身。李银桥进去小声报告：“主席，聂荣臻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着汇报。”
毛泽东闻声坐起：“我起来吧。”他两脚一着地，就朝东屋走。半小时后，聂荣臻走了，毛泽东重又回屋，嘴里喃喃：“志愿军已经过江了，我睡觉吧。”这下他睡着了。随着入朝作战的深入，来毛泽东处汇报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有一次毛泽东发了脾气，因为有几个电报内容，聂荣臻怕打搅主席太多，就以代总参谋长的身份处理了。毛泽东知道后声色俱厉：“以后把电报统统拿给我看！”这一来，聂荣臻来得更勤了，毛泽东的觉自然就更少了。
领袖们经常半夜半夜地开会，一开十来个小时是常事。会议大多在菊香书屋毛主席卧室举行，有时也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走出菊香书屋的西门，就是颐年堂的东门。颐年堂由中央一个大厅，东西两个小厅组成，均以紫檀木雕刻装饰。大厅约70平方米，正面是一个镏金的大屏风，中间摆着足够二三十人开会的大长桌，铺着深绿色的呢绒。整个布置朴素大方。前几天，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讨论会，就在这里召开。西边的小厅一般是书记处会议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方，那里有12张沙发围成一圈。东边的小厅一般是毛泽东请客人吃饭的地方。
在毛泽东卧室开会时，毛泽东经常是穿着睡衣，靠在床头，半躺在床上，这种姿势延续了20多年，似乎这种姿势特别能触发毛泽东的灵感。其他中央领导在床前围成半圆形。时间一长，自然而然有了固定的座位：靠近床头右边茶几坐的是邓小平，他耳朵有点背，靠近便于听主席说话；然后依次彭真、刘少奇，正对面便是周恩来；最左边一般是列席的人坐的，有个小书桌，可以记录；朱德一般不参加，他年纪大，始终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而会议多在晚间进行；陈云主持经济工作，一般也不参加；林彪请病假的时间长，也很少参加会议。
周恩来是到主席那里开会最多的人，还要主持国务会议，经常是下午3点开，开到六七点，吃饭，吃完饭接着开，有时开到半夜一两点。一般情况都是别人先讲，等大家充分讲完，他再做询问，定出方针。他是总理，还兼外交部长，还是军委副主席，党政军民工农商学没有他不管的。
许多电报、文稿都由周恩来亲自草拟，定稿后再送毛泽东、刘少奇审阅，同意后发出，那时往往都已到凌晨。秘书们常常劝周恩来，稿子已送主席处了，赶快休息一会儿，等电报发出再看批示也不晚。但周恩来不听，一定要等主席批定后送来看了再休息。一般总理定稿后，主席那里改动都不大。那时往往是稿子送主席处后，周恩来就看参考资料，等主席那边退回来后，看主席是怎么改的，哪些地方改了，为什么要这样改。有时看了毛泽东的改动，认为还值得斟酌，他就马上拿起电话和毛泽东通话，直到改合适了，电报发出后才休息。那时已是东方发白。回到卧室，邓颖超因身体不好，一般都是早睡早起，往往是她刚起床，周恩来刚下班，两人见一面，周恩来上床睡觉，邓颖超上自己的办公室上班。
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军事的日常工作都由周恩来抓，后方的物资供应和其他保障工作很重。当时彭德怀为后方的供应有时跟不上很是恼火，周恩来在后方只有再加班加点。聂荣臻有时去丰泽园等主席，有时又要在西花厅秘书办公室里等总理，好几次等得很晚，就在秘书室的沙发上瞌睡过去了。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原先只有雷英夫一人，朝战爆发后，军事工作增多了，又调来了郭英会任军事秘书。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都是由周恩来一个人来定。一般是走了一个军事秘书，就得新来一个。新选一个时，由军委干部部门提出一个名单，把简历附上，送到周恩来那里，由周恩来来定。周恩来的军事秘书一般是由作战部出人，因为总理对这些常与他打交道的参谋人员比较了解，也就好用一点。历任总理军事秘书的雷英夫、郭英会、周家鼎、王亚志、张作文等，都是作战部的人。
周恩来大都是早上六七点钟才睡，下午二三点就起来了，每天就睡六七个小时，忙起来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干到下半夜二三点，他也觉疲倦，就让秘书陪他出去，在中南海的水边散10—20分钟的步。有时兴致来了，还在后半夜登上小船，在海里划一会儿。
一天夜里，雷英夫陪周恩来出门散散步，聊聊天，换换空气。门外月明星稀，寒风拂面，周恩来顿时精神焕发，一边走一边问：“雷英夫，你最近在干什么？”
雷英夫回答：“前方正利用麦克阿瑟骄傲自大的特点，故意示弱，主动后撤30公里，诱敌深入，准备聚歼敌人的主力。但不知麦克阿瑟肯不肯上钩？”
周恩来挥手打断了雷英夫的话：“我是问你在工作之外干些什么？至于诱敌深入的事，必会成功的。”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紧张进行，军事秘书们日夜轮班，注视战局的发展变化。雷英夫特别担心敌人在辽东半岛登陆，所以在工作之余读一本苏联小说《旅顺口》，这是本获斯大林奖的小说。雷英夫马上报告：“我在看《旅顺口》。”
周恩来颇感惊奇：“你在看《旅顺口》，看了多久了？看过了吗？”
“看了半个多月了还没看完，看得很慢。”
“为什么慢？”
“好多地名在地图上找不到，有时为一个地名要猜半天。”
周恩来听完哈哈一笑：“对着地图看小说，军人作风，典型的军人作风嘛。你这样当然要花好多时间了，怪不得慢嘛。但是，小说中好多地方是虚构的，你怎能找到呢？你看到哪一段啦？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不像外边吹得那样好。”雷英夫说完，又直通通地问，“总理，你看过这本书吗？”
“我看过，是今年1月在去莫斯科途中的火车上看的。”周恩来回想着告诉雷英夫，他对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归结起来，大约是：第一，这本书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的那一套；第二，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后，列宁有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的战争；第三，书中极尽丑化中国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样，实在令人气愤；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俄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顶的将军们稍微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
这一段话给雷英夫留下深刻的记忆（见《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雷英夫：《音容宛在恩诲犹蒙》）。因为那时中国正执行着“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苏关系密切，很多人对苏联的东西崇拜到了盲目的地步，而周恩来难得流露出自己独特的观点……
秘书们十分敬佩的是，周总理常常一会儿是电话，一会儿是汇报请示，一会儿又是接见、讲话，一会儿又回到案边去批示，但是他总是一条一条分得清清楚楚，从不紊乱。仅就请示而言，常常是前面一个人请示的是打仗问题，后面一个人又请示民主人士问题，话题一会儿一换，风马牛不相及，但周恩来马上就能做出明确而具体的指示，从不搞混。如果别人搞混，他是不客气的。
还是那年冬天，为了支援前方，要做非常精确的军费年终决算和次年预算。事前三天，周恩来即通知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张令彬、总后财务部长汤平做好准备。这几位都是军队的老后勤，有名的算盘专家。他们知道总理严格细致、精打细算的作风，所以特为此突击了三天，把成千上万的数据整理成了报表。开会时，周恩来让杨立三把报表发给与会者，并让他逐项讲解。讲着讲着，周恩来突然叫停：“停停，这个数据不对。”杨立三他们不信：“不会吧，这些数据我们都反复算过了，没有错呀！”周恩来很有把握地说：“不对，你们再算一下。”并让雷英夫也算。结果，还真是报表搞错了。杨立三对着两位同伴直摇头，感慨万分：“哎呀，怎么得了，我们带着一伙人干了三天，还不如总理一瞬间边听边算的准确！”
因为朝鲜战场形势一直比较紧张，遇到不负责任的领导，周恩来也要发脾气，对政务院的部长们也不客气。有时当着秘书的面，对一个部长说：“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并把文件摔给他，“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周恩来稍一平息，他又将文件拿回，指着上面说，“这句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有说清楚嘛。”所以，直到后来的国务院，没有部长敢马虎，谁都怕在总理面前挨训。
周恩来处理事务向来果断快捷，尤其是要向毛泽东汇报或通气的事，他一般都是不过夜。但有一件事，却使他不禁踌躇起来，而且拖延了数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