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尽管毛泽东经常沉思，动作比先前迟缓，开始显老了，但他为“大跃进”所振奋，他的情绪对全中国都富有感染力，并且波及异国他乡的大使馆。
印尼使馆也放了一颗“卫星”；大战十昼夜！这十昼夜大家几乎没有睡觉，要求都把脑子里的材料统统写出来，大使带头，一下写出100多万字，送回国内展览。
后来又听说国内农村经过深翻土地，稻子亩产可达万斤。黄镇开始半信半疑。正好华侨送给大使馆一座房子，院内有二亩空地。那天黄镇换上布衣布鞋，扛把锄头，带着一帮人去劳动。黄镇干得极认真，挖一阵垄沟，掏出皮尺量一量，要求深翻一米半。朱霖挥舞着铁锨，干得满脸是汗，她拢一把汗湿的头发，笑吟吟地对黄镇说：“要能种出万斤稻，就请苏加诺总统来看看。”
“对，印尼不是正好缺大米吗，他们要都这么种，准能够吃。”黄镇应和着，看看自己挖的深沟快到一米，信心十足。
一个小伙子兴致勃勃来报告：“大使，我们已经挖到一米半了！”正说着，另一名馆员惊叫起来：“不好啦，地下水出来啦！”
黄镇急忙跑过去看，地沟里已经涌出了半坑水。小伙子还不死心，往沟里扔了几颗稻种。稻种像死虫子浮在水面。小伙子又捋着袖子把稻种往水底下揿，一抬手，稻种又浮了上来。
“别费劲了，这沟里能跑船了。”黄镇穿上外衣，汗津津的背心顿时一阵凉。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拖着铁锹，看了一眼在水里打转的稻种，挥挥手：“回吧。”
1958年冬天，新任驻印尼政务参赞的柳雨峰赴任前，听一个部党委委员说道：驻印尼使馆在执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有偏差。对驻在国当权人物的团结、友好支援工作做得过分，使馆设置大使官邸是铺张浪费……柳雨峰早在1940年一二九师军事研究班学习时就认识黄镇，以后在参加师运动大会时又了解了黄镇，知道他一贯作风稳健，怎么会出现这么多偏差呢？兴许黄大使久居国外贪大求洋了？随着开往广州的火车的颠簸，他愈发疑惑起来。到了广州，他要求有关部门安排他去一趟从化温泉，向正在那里疗养的陈毅外长请教。
陈毅、张茜请柳雨峰和夫人王燕春入座，摆好茶。陈毅拿起茶杯沾了沾嘴唇，顿了顿便讲了起来：
“黄镇同志正确执行了党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他对驻在国朝野人士的工作做得很好，很出色，尤其是同苏加诺总统的交往是成功的，促进了中国印尼两国的团结友好工作。”
他的目光投向疗养院的出口处，仿佛看到黄镇的那片管辖之地：“一个驻外大使不做驻在国的上层工作，怎么完成任务？他对形势的估量是正确的，有远见，有外交才能。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印尼派船来我国接援助物资，国内怕台湾拦截。黄镇电称：根据当时印尼台湾关系，台湾不会拦截。事实果然如此，这说明黄镇同志估计是正确的。印尼人民经过长期斗争才摆脱了荷兰殖民主义的统治，取得民族独立，它又是亚非会议的东道国，对亚非会议有贡献，应很好地做团结友好工作，支持他们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
“对大使官邸应该怎么看呢？”柳雨峰问道。
陈毅微笑着，使劲动了动手指，说道：“使馆设官邸是工作需要。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和代表团活动频繁，没有活动场所怎么开展工作？”陈毅沉默了一下，声音突然大起来，“有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是片面的。”他有一种敏锐的直觉力，他不希望1958年“大跃进”和“大放卫星”的形势牵涉对外政策。
“这些话我去使馆是不是可以传达呢？”柳雨峰问。
“可以传达。”陈毅又补充说，“黄镇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有军事斗争经验，也有政治斗争经验。我们中央是信任的，你们要好好在他领导下做好工作，搞好团结，向他学习。”
张茜切了一个西瓜，端上来。陈毅拿起一块递给柳雨峰，说道：“在北方可要守着火炉吃西瓜了。快吃，等一下饭好了，在这儿吃饭。”
柳雨峰精神振作，接过西瓜，笑了起来：“陈老总，听了你的话，没吃西瓜我心里就清爽了。”
陈毅却敛起笑容：“印尼近来局势不好，你走马上任要格外当心！”
1959年，印尼少数政界人士掀起一股排斥华侨的浪潮，到处在关押驱赶华人，封闭华人商店，一时乌云弥漫，中国印尼关系受到严重威胁。大使馆处于紧急状态，黄镇日夜焦虑不安。他知道，印尼华侨的先辈，不少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荷兰殖民当局开发东印度群岛时从中国招募的劳工。这些炎黄子孙背井离乡，和当地居民一起流血流汗，靠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逐步站稳了脚跟，成为印尼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在反对荷兰殖民统治和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华侨也总是站在前列。但他们对祖国和祖先仍然是一往情深。他曾和朱霖到他们家去做客，一进门看到的就是一个祖宗牌位，放在中国式的供桌上，桌上还放着锡器或铜器的香炉、蜡烛台，桌前系着中国式的桌围。有些侨生已不认识中国字，只会说印尼话，但仍保留着中国姓名，还会用中文书写。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欢欣鼓舞，不少侨领把子女送回国学习和工作。在动荡时刻，许多华侨在暗地里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举办大型招待会，侨领的太太们和华侨学生都赶来帮忙。最近被封闭的一些华侨小商店，大多是在村镇的一些小杂货铺、夫妻店。当地的穷苦人买不起一块肥皂，就切开卖半块；买油盐手头一时没钱，可以赊账；半夜敲门也照样能买东西。所以当地老百姓都不同意把他们赶走。这几天，使馆人员已全部投入反对排华的斗争，一方面找印尼政府和友好人士交涉，一方面向华侨进行工作，以免事态扩大。晚上大家回馆后，总是在一起交流情况，及时研究对策。黄镇一再提醒大家，斗争中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印尼终归还是一个友好国家，破坏中印尼友好的只是极少数，斗争是为了团结……
黄镇因疲劳和讲话太多，喉咙严重发炎，已经说不出话来。他用毛笔给苏加诺总统写了一封信，附上译文，要求他干预这件事。
苏加诺约见黄镇。把政府即将颁布的第十号规定给黄镇看。其中有试图削弱华侨在乡间零售贸易中所占优势的内容。
“这是总统的意见吗？”黄镇问了一遍。
“正相反，这项规定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愿望。但作为总统……”
黄镇默不做声，忧郁地看了看苏加诺，说：“这股逆流绝不是印尼有识之士所愿看到的，更不是广大印尼人民的愿望。我希望总统能本着对中国睦邻友好的方针和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的精神，平息骚乱。”
苏加诺站在房间中央，局促不安地扶住椅子的把手，他领带上的金黄色花纹好似也黯然失色了。
“是的，这个我懂。”苏加诺勉强表示同意说，“指导这场革命，就像骑一匹脱了缰的马，你无法很好地控制它，你无法知道它会把你带到哪里。要紧的只是尽可能稳稳地骑在上面任它带着跑……”
“中国古话说：马上可得之，岂可以治之？我想总统有能力勒马于悬崖。”
“当然。你知道我始终梦想着所有民族间融洽相处，包括混血儿和外国人的后裔，无论是阿拉伯人、欧洲人、中国人、印度人……问题在于如何来培养这种融洽相处的精神！”
苏加诺把黄镇送到总统府门口。外面已聚集了许多记者，对准了照相机镜头。苏加诺面带笑容，亲热地抓住黄镇的臂膀，小声说道：“兄弟，你笑笑。”
黄镇在暗暗思索：“他想第二天登个报，做个中国同意十号规定的姿态，我就不笑！”他已经觉出苏加诺在拉他的衣服，示意他笑一下。他脑袋一摆，嘴角一撇，脸上呈现一副雕塑般僵硬的神色，眼睛瞪着，就好像根本没看见旁边这伙人似的，大模大样，一直走过去。
苏加诺重重地叹了口气。
黄镇回到大使馆，立即要求使馆各单位研究对策：“不能造成中国同意印尼排华法令的假相！”他决意在第二天一早，在印尼十号规定公布的同时，发出使馆公报，向新闻界和驻在国各有关方面表明态度。无疑这一重大的对外交涉，必先请示国内后再执行，但时间已到了半夜凌晨，请示怎么来得及？可明天一早，十号规定将见诸报端，印尼国人与华侨都在拭目以待……
他走出房间，迈步向使馆庭院暗处走去。的确，大使馆的这个小庭院是人们消除沉重心情的去处。天气像是暴雨前的闷热，那些棕榈、芭蕉、椰子树白天晒狠了，到了夜间都在喷吐着热气。人在台阶上走，浑身给热气熏得麻酥酥地淌汗。他手中的扇子不停地扇着，步子不停地走着，他绞尽脑汁，寻思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永远忘不了祖国的尊严和华侨们期待的目光，怎么能让他们怨恨失望呢，他横了心，拿定主意，立即发出公报。可公报写好了，他拿来看了三次，又停住脚步。周恩来那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这就是说，大使在外，绝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恰恰相反，大使独立行使职权的范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外事纪律——严格的，无情的，铁一样的纪律！连陈毅外长也把这8个字奉为座右铭，他黄镇岂敢破这个例？他闭上眼睛，寂静的院落顿时充满海潮的拍岸声和人群的嘈杂声。他收起扇子，匆匆返回房间，第三次把党委委员们叫起来。
“要请示是来不及了。”黄镇抑制住自己的内心不安，“可明天一登报，华侨斗争就垮了。”
“黄大使，你就定了吧。”文化参赞司马文森打了个哈欠说，“我们服从你的。”
给国内拟了电报稿的政务参赞柳雨峰也说：“算是咱们的集体意见，过去咱们打仗也有边请示边执行的嘛，再等就晚了。”
黄镇用扇杆拍了一下大腿，朝大家看看：“好，就按咱们过去打仗、军队的办法干，马上把公报发出去！”他又从柳雨峰手中取过电报稿，仔细看了几遍，用钢笔郑重地加了一行字：
“绝对、绝对没有忽视请示报告制度”
黄镇抬腕看看表，签上：凌晨3时。
这漫长的一夜终于熬过去了。
黄镇的决定得到国内肯定。
1961年5月，黄镇奉调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他和朱霖要离开工作7年的印度尼西亚。他轻轻哼唱着那支美丽的印度尼西亚民歌《梭罗河之歌》，心中百感交集：
“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
你的光荣历史，我永远记在心上……”
7年，就像这梭罗河的流水，潺潺地流过去了。7年，河水有过萎缩，也有过暴涨。他记得那清澈细小的流水，也记得雨季的疯狂，记得西天深红色的云彩、蓝黑色的墨拉比火山和墨巴布山。但不管怎样，时光留给两岸的毕竟是碧绿的松林、参天的棕榈和椰林，河上也架起了铁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