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夏天张小军大学毕业工作后，妹妹张小叶在广东继续干了一年多。2003年初，经介绍，并经张天凤的同意，张小叶嫁给了邻村的比她大一岁的青年张西进。张天凤并没有要多少彩礼。张天凤对张小叶说：
“供你哥念书你打了四五年的工。现在你结婚了，今后挣钱你就给你和西进的家用，不用再给娘家用了。”
两人结婚后，张西进反对张小叶再去广东。张西进说，结婚了，两口子应当生活在一起。从那时起，两人就在西安发展。张西进有驾驶技术，开车稳当，张小叶从事服装批发销售。过了几年，小两口在西安东郊唐都医院附近买了八十多平的房子，算是在西安城有了家。2004年夏天，张小叶的儿子张波出生。这个三口之间从此开始了在西安东郊的奋斗之路。
生活总是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2004年年初，经过慎重考虑，张小军向法院提出辞职申请，当然他没有告诉领导自己家庭的巨大压力。辞职之后，他只身前往上海。在他去上海之前，赵燕已经安排同学接站，并帮张小军租赁了宿舍，和大学宿舍的一样，一个月房租一百二十块钱。到上海住下后，张小军开始在万体馆和中山西路上海人才市场去面试。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找到了一家机械行业，做涂料生产设备的企业，老板是安徽人，叫甘龙。甘龙身材很矮小，人很精干，很瘦，但两个眼睛炯炯有神。
“你薪资待遇期望是多少？”甘龙问张小军。
“2500，刚来上海，够生活就行。”张小军回答。
2004年的上海，对一个外地刚来上海的二十五六岁的青年来说，这还说的过去。甘龙给张小军的职务是总经理助理，人事上只管一个前台，营销上协助甘龙做品牌。甘龙是给另外一家企业做销售总监起家的，做到一定程度，就另起炉灶，自己单干了。这中间涉及的还是经济收益的分配问题。2004年刚认识甘龙的时候，甘龙刚刚卖了一辆别克君威轿车，原来甘龙开的奇瑞轿车，让给了二老板王云虎使用。二老板是和甘龙一起，在原单位从事销售辅助负责客户资料管理工作，后来一起跳槽出来，带着原来单位的客户资源。原单位找律师起诉他们，说劳动合同中签署有保密协议。但后来法院判决原单位败诉。原单位败诉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保密费用必须在员工离职之后支付，而不可以约定说员工每月的工资中有离职后的保密费用。
仅仅依靠两千五百块的工资生活是不够的。并且，自己辞去公司到上海，肩负着给父亲治疗癌症和后续化疗的经济来源的职责。张小军开始在报纸和网络上寻找兼职的机会。很快找到了一些培训机构开发培训教材的兼职工作。每月能有一千多块钱的兼职收入，这对张小军来说，这些钱来的踏实，也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离开徐州之前，张小军决算了在电脑公司的股份，因为急着变现，按两折兑现，大概一万出头，他全部打给了张天凤，让这些钱给张木胜手术。
赵燕毕业后，放弃了父母在苏州安排的事业单位的岗位。赵燕直接来到上海，找了一份物业公司前台的工作，一个月工资一千五百块钱。赵燕安排父母见了张小军，赵燕的母亲杨萍一直反对，赵燕的父亲则尊重女儿的选择。杨萍对赵燕说，你想好，这样的家庭后面负担重得不得了。赵燕说，想好了。赵燕的父亲赵勇则说，关键对方本人品行各方面好就行，幸福可以奋斗，基础方面好或者弱的，问题不大。
赵燕工作落实后，就着手考虑两件事。一件是和张小军领取结婚证，二是买房。赵燕是独生子女，要在上海买房，就和父母说了情况。父母同意，但赵燕的母亲杨萍让赵燕问张小军家，能不能买房也拿出一点钱来。张小军说，拿不出来钱。赵燕说没关系。2004年十一月，赵燕的父母在上海购买了一百五十平的房子，位置坐落在上海七宝。2004年的房价5000块钱每平方。买这么大，是赵燕的父亲赵勇的主意。赵勇说，一个女儿，后面退休肯定一起帮女儿带小孩的，买的小了，不够用。买好后，因为赵燕父母还都没有退休，赵燕和张小军就退掉了出租的房，住到赵燕父母买的房子里来。
房子买好没过几天，赵燕对张小军说，自己的户籍是上海户籍，因为当年爷爷是从上海到苏州的，有回沪的户籍政策，就给赵燕了。之前一直挂在亲戚家，现在房子买了，就迁到自己房子里。
2005年元月，赵燕对张小军说：
“我们去先把结婚证领了吧。”
张小军没说什么，两人去闵行民政局大厅领取了结婚证。
领取结婚证后不到两周，赵燕的爷爷赵占先从苏州赶到上海，见了张小军，对张小军说：
“燕燕的奶奶去世早，从小很疼燕燕。现在你们领证登记了，她父母也买了房子了，我送给你们一台冰箱，一台空调。”几天后，一台大的立式伊莱克斯空调和一台2P的格力空调被送来安装好。
张木胜的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张天凤前后照料，张小军负责筹钱，进行经济供应。在当时的情况下，看病就是看钱。从2004年手术到2017年年底张木胜去世，整整十四年时间，张小军承担着持续治疗的费用。从2008年开始，国家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户进行看病报销，这极大地减轻了张小军和赵燕的经济压力。
其实从2013年开始，陕西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报销制度就已经很规范了。到了2015年夏天，大概七月份中旬的一天，张天凤拿着单据去党木医院给张木胜报销，办事窗口的医院职员蒋巧丽对张天凤说：
“姨，你不可不敢骗医保！犯法哩！”
张天凤一头雾水，说道：
“看这娃说的，我可不敢。”
蒋巧丽说话口无遮拦，继续对张天凤说：
“我听医院的朱大夫说，我叔癌症开刀都十几年了，还没死？姨你可不敢骗保。”
“看这娃，”张天凤无奈地说，“是这，不说了，我现在把电摩骑回去，一会开个电三轮把你叔拉来！”
说完张天凤就回去了。党木医院到孝通街，骑上电动摩托也就是单程十来分钟的时间。大概四十多分钟后，张天凤开个电动三轮车，把张木胜拉到医院办事窗口，给蒋巧丽说：
“你叔拉来了，你看看是真的是假的。”
和蒋巧丽同时在办事窗口工作的老职工董顺利看到张天凤用电动三轮拉着张天凤，就热情地打招呼说：“姨，天这么热你咋把我叔拉来了？办手续你一个来不就行了么？”
张天凤说：“刚你不在，这窗口新来这娃，说姨骗医保哩，担心你叔死了，姨拿着材料骗医保。”
“娃刚来，”董顺利对张天凤说，然后对三轮车上的张木胜打招呼，张木胜也回了话。
等张天凤交好材料，开着电动三轮拉张木胜离开后，董顺利就跟蒋巧丽说：
“巧丽，以后说话可不敢这样说！这是诅咒人死哩！碰上年纪轻脾气差的，人家都能用砖头把咱医院的玻璃砸了！”
“哦，”蒋巧丽说，“我是看着胃癌都十几年了，还在报销医保，担心骗保，就提醒了下。这个病人，确实是胃癌手术后都十几年吗？”
“对着哩，”董顺利说，“老汉现在还能自己骑电摩到处转呢。”
“这得多少钱养这病？一般人不就是三五年就死了吗，许多人是看不起病买不起维持的药。这家人家是干啥的呢？这合作医疗才几年，从2004年开到到合作医疗之前这些年，可都是全自费。”蒋巧丽说道。
“这家人之前也穷的叮当响。刚你看三轮车上这个老汉木胜叔，一辈子下苦当土工的，啥手艺都学不会，但儿子上了大学，先是在江苏的法院当法官，后来说是去了上海，主要是这个儿子拿钱供的，”董顺利回答道，“木胜叔的儿子和咱们医院焦副院长还是同学哩。”
“知道了，以后我说话注意。”蒋巧丽无奈地说道。
蒋巧丽刚刚医科中专毕业，刚刚参加工作，她只是好心提醒张天凤，并没有要诅咒谁死的意思。这语言是一门应用的艺术，说的人是一个意思，听的人理解的未必就是说话的人的意思，这种事情很多。“还没死”这话，在关中方言中，常常被理解为希望人家死掉。一旦被理解为这种意思，双方就立刻从意识形态上产生了对立和直接的敌意，后面的沟通就可想而知了。但张天凤已经六十多岁的人了，她没有和这个刚刚工作还不到二十岁的女子计较，她的社会经验告诉她，这女子不是坏心，就是刚刚学校出来，说话不太会说，特别是对农村乡镇的这些乡土人情和沟通交往的方式方法缺乏经验。
在这过程中，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环境也越来越好。
2005年年底，因为巨大的经济压力，张小军春节没回老家，但电话中，张天凤说：
“国家政策现在越来越好。大队通知了，说从2006年元月一号开始，农业税免除了。几千年农民交皇粮的事现在不用缴纳了。这是好政策，对农民好。”
“好事么，”张小军说，“这个月的钱已经打到党木邮局了，这两天你去党木的时候取下。”从2004年开始，每个月要设法邮局一千五百块钱回去，不然治疗和生活维持就不能继续。2004年刚来上海的时候，张小军就两千多块钱的工资，若不是每月兼职的一千多块，他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他凭着兼职和工资还是完成了，还干净地完成了。若继续在法院工作，清正廉洁地公干的话，每个月起码有七八百块的缺口，对完全靠自费支付治疗费用的农民来说，每月七八百块的净支出意味着什么，这只有穷过的人，被大病折磨得贫苦过的人，才有深刻体会。
刚到上海的工作说波动的，生活是辛苦的。但张小军从来没有让张天凤感受到他奋斗的辛苦。生活的巨大压力迫使他日夜勤奋，在合法守法的框架下，在既有资源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艰难维持。这种艰难起码经过在上海三年的适应，方才慢慢地有了一定的基础。张天凤以为上海挣钱很容易，其实只是张小军没有让她感受到这种压力罢了。在张木胜去世后的一年多，张天凤来到上海，和赵燕的父母一起帮赵燕和张小军带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张小强的时候，张天凤曾多次向亲家母杨萍抱怨说：
“他达病了十几年，小军总共回去就看过两三回！”
杨萍听不下去了，就反驳张天凤说：
“你是不知道你儿子在上海挣钱多辛苦。他一天不上班，就没有钱寄回老家给他父亲看病。要是没有钱，就是他天天坐在他父亲身边，能看病么？医院给治疗么？你儿子只是不让你知道他的辛苦，作为家长，你应当理解理解儿子，我们都是做父母的人，不能这样。”
张天凤便不再做声。
“你这次带孙子，也一年多了，你看看你儿子天天早出晚归，辛苦不辛苦。”杨萍继续对张天凤说道。
“她年轻，就该苦干。”张天凤理直气壮地说道。
“你儿子已经四十几岁了，血糖那么高，经常眼睛痛，作为家长，你关心过没有？”
杨萍直接问张天凤。
“我把他供到大学毕业就完成任务了。”张天凤理直气壮地回答说道。
“人家有儿子的人多了去了，人家儿子大学毕业了，父母还要考虑给儿子买房子呢。”
杨萍说道。
“买房子是他自己的事，”张天凤说，“我没这能力。”
“你想小军父亲这些年一病就是十三四年，年年吃药，月月花钱，小军月月邮寄钱，他拿什么钱买房子啊？这个当家长的应当为子女考虑的。你看你儿子都四十多岁了，还住在岳父母家里，你做家长的，看不到么。”杨萍说道。
“不是小军和赵燕在市中心徐汇区买了一套房子出租么？”张天凤反驳道。
“买那套六十平的小房子，首付一百万全部是我和赵燕他爸的积蓄借给他们的，不然他们那里来的钱支付首付啊，你儿子现在还打的欠条在我们这呢，一年一年慢慢地还帐呢。”
杨萍对张天凤这种“责任只到大学毕业即可”的态度和认识，不能认同。
“你们就一个女儿，一个女婿，最后还不都是他们的？”张天凤对杨萍说道。
“两回事，”杨萍说，“我们百年之后，该怎样就怎样，我们现在在世，经济问题还是清楚地好。他们两个养大儿子张大强的时候，小军父亲有病，你要照顾，他们的大儿子是我一手带大的。我们做父母的，能帮到子女多少，就帮到多少。”
杨萍最初是坚决反对女儿赵燕找一个农村出来的凤凰男结婚。并且，还是西部落后地区的农村。但是在女儿坚决坚持之后，杨萍也接受了这个事实，杨萍对女儿说：
“你自己选的，你自己承受。这就是命。”
赵燕在结婚的前十年，从来都是维护张小军的。从2014年之后，赵燕的态度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张天凤凡事都想着问儿子要钱。赵燕对张小军说：
“你们老家，无论什么事情，都要问我们要钱，每年平均连治病带日常的理由要钱，都要五六万。我们自己也要生活。我们徐汇的房子首付还欠我爸妈八十万，也要还。现在你们老家也有住院报销，为什么每次你还是全款打回去？”
事实上，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2008年开始，陕西农村试点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乡镇医院看病住院，报销95%，在县城医院住院看病，报销75%，在渭南西安大医院看病，报销55%，如果使用医保外的进口药品，或住进ICU病房的话，实际扣除后报销额在30%左右。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大大解决了农民一病返贫的问题，以保险制度的方式，解决了许多家庭的负担。比如在2008年之前，张木胜的所有治疗，都全自费，都是全部依靠张小军的打款。2009年之后，如果到党木医院住院，比如先垫付缴费3000元，住院符合规定的，可以报销95%。这种医疗保险制度，大大减轻了张小军的经济压力，也缓解了张小军喝赵燕的夫妻矛盾，关键就是一方的父母不断照顾和帮助这个小两口，另一方的家长，除了要钱，就是要钱。这是两个阶层的冲突，更核心的意识冲突。对赵燕这样城市干部家庭出身的姑娘来说，她们的父母们，都是这样照顾子女的，大学毕业后帮子女买房，再帮子女带小孩，所有人都这样做。相反，在农村，农民阶级的特性决定了大家都把养儿和要求子女回报作为天经地义的事。村里的陈香草经常给张天凤说：
“你壮的很！木胜哥病了十几年，癌症手术后快十五年了，要不是儿子有钱，早埋到地里了！反正有事就找儿子要钱，啥事情都解决了。”
现在经过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阶层的新秩序基本稳定下来，类似二十年前这种凤凰男、凤凰女的婚姻冲突和婚姻架构，在今后将会作为一个特定阶段的婚姻家庭形式渐渐消亡。过去我们批判了很久的“门当户对”，经过社会实践和残酷的家庭冲突，经济分配斗争，夫妻干架，亲戚争吵之后，发现仍然是正确的。
2010年开始，我国农村逐渐普及了60周岁以上农民的养老金制度。张木胜从2010年之后，每月能从国家领取的养老金，从60块钱逐渐上涨到80块钱，这是每个月的金额。到2019年的时候，张天凤的养老金每月已经能够领取130块钱了。不仅如此，合作医疗的报销制度，已经成为固定的制度，极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减轻了从这种家庭走出的凤凰男、凤凰女以及他们各自的小家庭的负担，减轻了小家庭夫妻的冲突，增加了家庭和谐，有利于社会稳定。
因此，2014年之后，赵燕的主要不满在于，既然国家的制度好了，农民有了合作医疗报销了，也每月有了养老金了，那么张天凤每月要钱是否应当可以考虑考虑张小军的家庭了。有时张天凤坚持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杨萍就会对张天凤说：
“你有没有考虑你儿子来到上海，为什么2004年来的，直到2011年才要小孩？他妹妹2004年就养小孩了，他为什么到2011年才养？你替儿子考虑过吗？”
这种情况下，张天凤便说：“那是他的事。我供他念完大学任务就完成了。”
杨萍和赵勇经常讨论，说天下难得见这样的家长，对儿子的具体困难不管，只知道要钱。赵勇说，这不是个案，这是整个国家特殊时期一个阶层的共性。赵勇对杨萍说：
“你想想看，人家一个儿子，辛辛苦苦供完大学，留在城里，和我们生活了。人家生病或有困难的，儿子这么远，人家心里怎么想。人家要点钱，是能理解的。”
赵勇毕竟是机关单位担任处级领导干部退下来的，见识和思维还是有一定的高度的，是能从辩证法的角度去分析和看待具体问题的。
是的，从年轻时的相爱，到十四五年的相伴，婚姻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是两个家族的资源结合，不是两个年轻人的事。赵燕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但她十多年后能理解母亲当初的反对是为了让自己少吃苦。好比杨萍早年就说过的，碰上这样的家庭，简直就是碰上了一个拖油瓶，碰上了一个无底洞。但赵燕活活扛了过来。从2004年结婚，到2017年公公张木胜去世，每月的打钱、加上病情突然严重一两周几万块钱的供应，也就这么过来了。
没有什么了不起。赵燕对自己说道。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赵燕看中的是张小军。张小军除了家庭出身和这种落后家庭固有的一些生活习惯之外，没有什么不好。顾家，一心一意工作，十多年来平均每天都是早上五六点出门，晚上八九点回来，收入水平也从一个月两千多块逐步上升到每年六七十万到一两百多万的水平，确实也不容易。张小军烟酒不沾，也没有不良爱好，成天脑子想的，就是如何给后代两个儿子创造更好的环境，因为他穷怕了。过日子就这么回事情，没病没灾的，就蛮好。赵燕自己也从物业前台一路做到知名物业集团的管理总监，年收入也二三十万到三四十万之间，工作也相对稳定。赵燕感觉可以了。
过日子嘛，那有像电视里和电影里，天天血雨腥风，天天惊心动魄的。生活就像白开水，时间长了，平淡才是真。
“国家是越来越好了，”张小军经常对赵燕说，“想想，从我父亲癌症开刀的2004年开始，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到2008年开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报销，道2010年开始60周岁以上农民每月能领到60块钱养老金，到2019年我母亲的养老金每月能拿到130块钱，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这是多么伟大的进步。要不是国家制度的帮助，我们这个家庭不知道要多吵架多少次，不知道要为给我老家给钱的事多闹事多少回。感谢这个时代。”
“是的，”赵燕同意张小军的观点，“这是客观进步。不过今后，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结构，恐怕不会再出现了，现在因为新的具体情况，新的秩序正在形成，像二三十年前特殊的社会改革时期特殊的婚姻结合现象，会渐渐消亡。今后会有新的门当户对。”
